（第一节）明代社会的两次转型
前书曾叙及自中唐以后，由于茶、瓷开禁通商，人流物转加剧，引发了“唐宋社会转型”。元代又在规模空前，横跨欧亚大帝国的背景下，将商业洪流推向汹涌澎湃的高峰。以致一部《马可波罗游记》的描述景象真伪，在欧洲被当作“神话传奇”，最终激发了“航海大冒险”，初始目的十有八九是希望寻觅这个“梦幻国度”，也从此改变了世界格局。晚明耶稣会士来华以后追寻马可波罗足迹，仍然不时发出“是耶非耶”是疑惑和争论，以致留下着名的“李约瑟难题”（the Question of Joseph Needham），至今困扰着中外学者，纷纭见解，不能统一。以其事涉繁杂，本书不能包容，故略。
将唐宋元三代形成的商业洪流，一手拽回循规蹈矩的乡里社会，完全出于出自朱元璋的个人爱憎，他还以《大诰》形式凝聚为法令律条，要求子孙世守。其中重要一环便是“崇本抑末”，在其《御制文集》中，紧接《即位诏》后的第一条诏书即为《农桑学校诏》：
“农桑，衣食之本；学校，道理之源。朕尝设置有司，颁降条章，使敦笃教化，务欲使民丰衣足食，理道畅焉。何有司不遵朕命，往往给由赴京者，皆无桑株数目，学校缘由，甚与朕意相违。特敕中书，令今有司今后敢有无农桑、学校者，论拟违制，杖降罚，历年后，注以吏事出身。民有不奉天时而负地利者，如律究焉。呜呼！彝伦不整，实君、师之过；坐享民供，亦岂职分之当为？斯言既出，臣民听行，永怀多福。故兹敕谕，想宜知悉。”
他还颁布了相当于国家职能部门官员职责规范的一系列诰词，其中《户部尚书诰（侍郎同）》中说：
“古称‘天子富有四海’。斯言既出，永世人云，可谓患骄愚之君臣。何哉？盖斯言似理而实阿，以其德隐而道微故也。言‘富有四海’，而为四海用，所以民为命而供君，君为民而集给，此所以道德也。其似理者何？以其尽海内以供之，岂不巨有者乎？此‘言富’之理也。实阿者何？所以奸人若至君之左右，使掌之，动以富为首言，则君悦富而妄费，不问民瘼之艰辛。若贤臣必欲致君知民瘼之艰辛，当敷奏府库之储集，乃曰‘民脂民膏’，若妄费则道德亏矣。若奏以艰难，谨以出纳，则府库仓廪有余，庶职禄备而军足食，民无横科，则国之常经定，大道张，君德美矣。”
鉴于朱元璋幼历极贫之境，长经贪贿之世，又惩于元廷忽视农桑，穷奢极欲，民不聊生，动乱频生，故特以此标明其新朝于元政之“反动”（笔者按：此取老子“反者道之动”之意，非“五四”以后之政治名词），这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国家基于民本之“言富”，非为个人一己之私欲，而应“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以求社会的整体发展，而非量入为出，斤斤计较之自然经济状态。从朱元璋两谕措词看来，显然出于理学词臣之手，把《孟子》“民本”理想塞进其中。朱元璋的设计，标志着唐朝中叶以来延续六百余年的“重商”社会，在此拐了一个“之”字形的大弯，中国的社会形态重新回到“重农”的轨道上来。
由于《洪武大诰》身兼祖宗家法和国家法律的双重身份，故延续百年，迄无大变。但是随着新航线开通，亚欧贸易的庞大需求凸显，经济法则无由抗拒，商品和市场的新因素也不断冒出，终于深入到宫禁。
正德即位后，曾摹仿坊市，设立“皇店”牟利：
“正德十一年冬，帝将置肆于京师西偏。（齐）之鸾上言曰：‘近者花酒铺之设，或谓朝廷将以临幸，或谓将收其息。陛下富有四海，何至竞锥刀之利，至于倡忧馆舍乎？’”
齐氏劝诫之言，正是出自《洪武大诰》。但是我们在晚明时期看到的，偏偏是不但两京大兴“倡优馆舍”，而且连皇帝都撇开中央财政，派出亲信太监作为“矿使”，“钦察”，在全国范围与民“竞锥刀之利”了。这无疑是又一次带有历史意味的社会转折。可惜其势还未延伸尽至，就遇到满人入关，从游牧渔猎社会一跃而至成熟的农业社会，故乐于“清承明制”。且由于反清复明组织与海外联系的政治原因，清廷不但重申明初“海禁”，一度还下令沿海居民内撤三十里，其后亦废除隋唐以来的海外贸易“市舶”制度，专以“广州十三行”为惟一口岸，经办官式贸易。从此中国经济模式又开始了一番新的轮回，直到“鸦片战争”西方用强力打破这一限制。
朱元璋的社会设计在中明以后遭遇严重挑战，无论从中国史还是世界史的视野来看，大明帝国面临的内外问题，实际上都植根于中明。从制度层次到实践层次上，都涌现出前朝从未出现的结构性挑战。比如正德短短十六年间，就先后发生宦官擅权、理学大臣与皇权的严重对立、皇帝自称喇嘛教“大庆法王”、朱寘鐇、朱宸濠的两次“藩镇之乱”、刘六、刘七“流寇”问题，以及葡萄牙人进入中国海域，要求“通商”。又比如嘉靖嗣位引发“议大礼”造成理学大臣的分裂、崇道设醮、海疆“倭乱”、继之而来的是万历“三大征”（宁夏哱、刘之乱、西南“苗乱”，以及随之而至的壬辰“抗倭援朝”），等等等等。恰巧碰上正德、嘉靖这两位堂兄弟还都是久荒朝政，行事怪异的“另类皇帝”。相对前明的波澜不惊，中明可谓“多事之秋”。过去形容好的文章应当是“凤头，猪肚，豹尾”，其实研究热门明史，亦当作如是观。如对中明历史没有透彻的概括，就永远理不清晚明那些夹缠故事的来龙去脉。
中明的思想界和经济界也是最为活跃的。王阳明援佛入儒，创立“新学”，搅动了程朱理学的一统天下，并直接影响到晚明小说戏曲的繁荣，而嘉靖又是历史上最着名之崇奉道教的皇帝之一。加之葡萄牙人进入澳门，欧人东顾，沿海骚乱，实开近代中外交通、外交历史的新篇章，头绪更繁。而关公信仰又恰巧是在中明时期超越朱元璋钦定的国祀神格，扶摇直上，并且普及城乡，达于斯极的。这究竟是历史的偶然，还是必然？也是一个引动人们兴味的问题。
晚明商业勃兴，史家早有定评。这实际上是一次社会的“再转型”，重新回复到“商品繁盛，人流物转”的轨道上来。但由于海上主动权的丧失，已经由宋元拓海，主动输出，一变而为客商登岸，被动供给的局面了。延至清代，则指定以广州为国家专卖场所，开放窗口更加逼窄。
自从署为毛泽东着《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第一章《中国社会》中，提出“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的着名论断之后，史学界考辨注释者众，其中“商品”、“市民”和“资本主义萌芽”成为其中的三大主题词语。这是踵继上世纪20年代中日史家对于中国史分期的争论而来，只是“资本主义”及其“萌芽”定义甚难，且纷争极多，故本文仍以“社会再转型”代替之。
需要说明的是，以下几章对于关公信仰普及和扩散的论述，就是在这个“之”字形的社会经济大背景下展开的。
（第二节）军队神
宋金元军队都以关公为护佑战神，已见前文。明朝军队秉承宋元遗风，非常尊崇关羽，也一直流传着关羽“显神助阵”的神话。较早的是明太祖梦关羽邀“陛下鄱阳之战，臣举阴兵十万为助”。以后又有永乐北征本雅失里，关公为之助阵的传说。但都是夸饰帝王武功神佑之言，难以为据。洪武年间建立卫所制度，已把中原奉祀关羽习俗带至驻地，比较有代表性的记述有兰茂撰之成化昆明《关王庙碑记》：
“圣朝洪武壬戌，平定云南，凡将帅之臣，介胄之士，咸慕公之神灵异，以扬威武之助。所在军卫，必建祠以祀之。”
不惟云南，其他卫所也大抵如是。如海南琼台、湖南茶陵、广西钦州、广东雷州、浙江严州、贵州新添卫关王庙、云南大理等。重要关隘明军皆建有关庙，甚至不止一座。如明代着名的“九边”无不建有关庙，例如雍正《畿辅通志》记载：
“永平府关帝庙：山海关者七，惟石门寨称最盛。”
永平府即辖山海关，其中石门寨为其要冲之一。笔者三十余年前曾在此地柳江煤矿曹山井口作过井下掘进工，惜其关庙已经荡然无存。又乾隆《钦定盛京通志》载“宁远州关帝庙：有十六。”这是袁崇焕“宁远大捷”获得重要胜利所在，几乎每个卫所和重要哨所都建有关庙。据徐渭（1521-1593）记叙，早在嘉靖年间守备参将就开始捐俸修建关庙了。此外锦州亦为明清之际的边关重镇，而“锦州府关帝庙：有十六。”也成为辽东镇上的突出景观。且大多沿袭到清末。余外蓟州、宣化镇、大同镇、太原镇，榆林镇、宁夏镇、固原镇、甘肃镇嘉峪关瓮城内都建有关庙。庙宇多筑于险隘之间，为边关凭添了一道壮丽的风景线。
海防重镇亦然。浙江嘉兴乍浦镇就是一例，顾炎武曾有诗咏“南营乍浦北营沙，终古堤封在天涯。万里风烟通日本，一军旗鼓向天涯。”是东南沿海的海防重镇，先后建有六座关庙。其中部分庙宇是清朝改建或创设的，这是因为康熙郑成功复明及两次鸦片战争、杭嘉湖平原面临海上威胁，可知这个习俗也为清军延续下来。后文再论。
吴晗《明代的军兵》和郭汝瑰《中国军事史·历代兵制》都介绍了明代军队的组成及战斗力积弱的原因，枝蔓不叙。事实上自明军精锐在“土木之变”（1449年）中丧没几尽，“时京师劲甲精骑皆没，所余疲卒不足十万，人心恐慌，上下无固志。”幸有于谦鼓舞，处置得当，终于坚守京师城池不破，但是格于制度及腐败，士气一直不高。故提高斗志也须“神道设教”，“关公显圣”的传说因之频繁出现在地方志中，如《嘉靖延平府志》所载：
“义勇武安王行祠：在城普通岭，神姓关，名羽，字云长。蒲州人。宋端平中建祠，郡人事之甚谨。相传正统十四年沙、尤寇叛，攻郡城，遥望城中皆赤面神兵，心慑丧，遂退。王师从而扑灭之。盖神阴佑之功也。”
正德间刘六、刘七之乱，关羽崇拜也曾鼓舞过明军士气。如隆庆《仪真县志》言：
“正德间刘贼过江上，我军列阵守江，贼遂西去。后闻贼见阵中有巨人红袍若王者，乃不敢登岸。”
甚至连朱宸濠在谋反起事时，也忘不了祭奠关王庙。可知奉关公为克敌制胜之神的传统，自宋代以来始终在军队里延续。晚明关羽崇拜之风大兴，明军中的督、监更视关羽为护佑之神。朱国桢言：
“蹇理庵达，严事云长，每事必告。居皖，梦侯语之为‘我公祖已守平阳，解在部中。’后起总督蓟辽。税珰高淮张甚，祷更力，阴得济其请，内帑亦然。累世信卜，叩之奇验。尝与联和至百韵，后为一小令来赠，末云：‘再挥戈蓟北，重整江山。’果验。”
除了护卫一方的保佑神功外，关公得到军人崇信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关怀远征戍军的疾苦。山西解州常平关帝祖庙侧，至今尚有“于保祠”一楹。其人为何，不见经传，当地乡人亦不知所以。现存的几种记叙，也因旨趣不同而显有差异，值得拈出一说。褚人获《坚瓠续集》卷四转述明人王同轨《耳谭》“关圣免军”故事云：
“万历间，解州俞保补戍腾越，妻王氏将粒米作信香，日夜恳祷关圣祠。岁余，保在伍，梦关圣呼曰：‘尔妇为汝虔祷，故来视尔。尔欲归乎？’保伏地愿归，已不觉随其马驰行。猎猎猛风，吹送有声。已落平沙林中，识是解州城外。因抵家叩门。王氏始疑，保具道所以，才启户，相抱痛哭，随诣庙谢。明日复诣州言状。移文腾越察之，称保离伍仅一日，而军籍复有‘关圣勾免’四字。保遂得免。王氏有诗曰：‘信香一粒米，客路万重山。一香一点泪，流恨入萧关。’”
西安碑林正德《义勇武安王神像》即言：
“然于保脱军于万里，萘生冱魂于九泉，事神之验，类多如此。”
这个故事至迟在中明已经开始传播，实有极深厚的历史内涵，不独止于闺怨思乡之常情，以及虔祷佛门，而如其愿望之果报也。吴晗《明代的军兵》谈及明前期“军士缺伍，勾捉正身者谓之跟捕，勾捕家丁者谓之勾捕。”最为民害。万历三年徐贞明尝疏言：
“今数千里勾军，离其骨肉，军壮出于户丁，帮解出于里甲，每军不下百金。而军非土着，志不久安，辄赂卫官求归。卫官利其赂，且可以冒饷也，因而纵之。”
以此观之，于保还乡也可能属于戌卒思乡，卫官贿纵的老故事，不过假借“关公显圣”作为幌子，以搪塞上司追究罢了。清人仍之。《古今图书集成·博物汇编》卷三十八《关圣帝君部纪事》转述此事，又将时代远移至明洪武时，地点亦南挪至广东。乾隆《解梁关帝志》中亦载此事，特别强调“至今黄童皓叟，皆能言之，而汪、于两家尚有人焉。”以期坐实了俞（于）保故事，是以常平关公祖庙之中，至今犹存其祠。逃军正是洪武《大诰》重惩对象。《续诰·纵囚越关》条言：
“洪武十九年四月，苏州府管下七县地方，捉拿黥面、文身、髡发在逃囚徒一十三名、无黥刺一十九名，逃吏二十五名、逃军六名。”
《三编》第五条规定：民敢有身藏空引，偷逃军、逃囚而去者，“枭令于乡闾，籍没其家，成丁家口迁于化外。”无异于视逃军与逃囚同为犯人，全国为牢狱，关隘守将为牢头。此类记载在《洪武大诰》中曾多次出现。中后期虽然有所松弛，但征人思乡主题不能磨灭。
福建漳州东山铜陵镇亦为明初海疆铜山卫所，在台湾和海外华人中着名的铜陵关庙，本来是基于边防护佑修筑的。弘治四年的《八闽通志》，其各州府县之“祠庙”横亘了卷五十八至六十共一百二十一叶，所记多为唐宋元的当地神祗，卫所供奉亦只有城隍、旗纛，惟有莆田、福宁有关庙记载。万历元年《漳州府志》亦无关庙记录。推想或者明朝镇守边远的世袭指挥、千户等多不通文墨，故不像文人儒士善于自留碑版铭刻，以致早期关庙湮没不彰者众。其驻防原为军籍，也属“戌人远征”之列。万历元年刊《漳州府志》卷三十三记载：
“铜山千户所：原额旗军一千二百二十名，充发在外。见（现）在军三百七十四名（差操一百七十名，出海二百四名）。事故军八百二十名。新选余丁五百三十名……田及围共一十六顷八十四亩七分三厘，该纳本色米三百五十四石……西门澳额调官军一千八百六十七员，名官快哨船二十只。内镇海卫轮班把卫总指挥一员，千户以下官军一千一百一十三名。”
在镇海卫及陆螯、铜山、玄锺四所中，铜山所的陆地兵员仅属中等，而以水军为最多，现代兵制约略相当于团级单位。明末黄道周即为铜山所军籍，自幼就在东山关庙之侧读书，曾为关庙联云：
“数定三分，扶炎汉，平吴削魏，辛苦倍常，未了一生事业；志存一统，佐熙明，降魔伏虏，感灵丕振，只完当月精忠。”
明清之际郑成功军队曾长期占据东山岛，作为反攻复明的基地。据说清军克服后，一度把东山作为弃地，当地百姓也被视为“弃民”。大约水军多由漕运船民而来，离乡背井多年，没有祖籍可以归里。于是东山岛民仿效诏安明军遗户“共尊关圣帝君为宜，请置户名曰‘关世贤’”，编入民籍，公众议决集体以“关永茂”名字为户主，注籍成功。并仿效桃园结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