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范仲淹戍边御夏之所以竭力主守，是他善于运用《孙子兵法》的结果，是根据宋王朝军事制度而考虑的，是他的民本思想与民族和解观点的具体实施。
关键词：范仲淹戍边采用守策及其原因
范仲淹临危受命，来到宋夏边界，担负起了抗御西夏入侵的重任。当时，宋王朝朝廷内的大臣针对西夏入侵所采取的策略，可划分为两派：一派主攻，一派主守。在这两派中，主攻派占据了上风。在这种形势下，范仲淹站在了守派的一面，力主守策。他坚执守策，贯彻始终，不为各种干扰所动而有所放弃。在宋仁宗庆历元年（1041年）初春，朝廷经过多次讨论，决定由鄜延路和泾原路共同出兵，讨伐西夏赵元昊，以雪三川口惨败的奇耻大辱。但作为实际负责鄜延路的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兼延州知州的范仲淹拒不受命，多次上书朝廷，反对这次主动出击。朝廷和他的顶头上司——陕西经略安抚招讨使夏竦的多次催促，并有好友尹洙的劝说，都未能改变他的主张。
随后，他在环庆路经略安抚招讨使兼庆州知州的任上，撰写了《攻守议》、《再议攻守》二策，上奏朝廷，阐明了自己守边的总思想和总策略。这就是：对西夏的战争力主坚守，兼之以攻，但攻取只能就近有利，步步为营，稳扎稳打，反对长距离的奔袭；攻是守的需要，攻是为了更好的防守。他在《攻守议》中说：“臣谓国家用攻，则宜攻其近而兵势不危；用守，则必图其远而民力不匮。”他主张学习西汉大将赵充国、三国魏武曹操的军屯戍边的做法，“约古之义，酌今之宜，行于北陲。”他说：军屯“庶几守愈久而备愈充，虽戎狄时为边患，不能困我中国。”他还借汉文帝之口提出：“愿且坚边设候，结和通使，休宁北陲，为功多矣。”“坚边设候”，是守策的高度概括；“结和通使”，是在守策取得效果后所采取的进一步措施；“休宁边陲”，是守策的最终目的与结果。由此可以看出范仲淹选用守策的主导思想和决心。
一个泱泱大国对一个蕞尔小邦的战争，不用进攻而采用守策，这种主张不但一般人难以接受，就是与他同时代、同守边陲的同仁韩琦也无法理解。韩琦说：“屯二十万重兵，只守界壕，不敢与敌，中夏之弱，自古未有。又未闻臣僚坚执守议以为必胜之术者。”韩琦的这种说法，在当时代表了许多臣民的看法。但范仲淹不为所动，甚至干冒抗旨获罪的危险，坚执守策，最终赢得了胜利，取得了朝廷与大家的理解。
范仲淹何以固执己见、勇执守策呢？根据对现有资料研究，范仲淹之所以采用守策，是由以下四种思想作支撑的：
一、按照《孙子兵法》上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思想，认真分析了宋夏客观情况，使他认识到对西夏的战争只能采取守策。他在《攻守议》中说：“臣观西戎居绝漠之外，长河之北，依远而险，未易可取；建官置兵，不用禄食；每举众犯边，一毫之物，皆出其下；风集云散，未尝聚养。中国则不然，远戍之兵，久而不代，负星霜之苦，怀乡国之望，又日给廪食，月给库缗，春冬之衣银鞋，馈输满道，千里不绝，国用民力，日以屈乏，军情愁怨，务须姑息。此中原积兵之忧，异于夷狄者也。”这是从兵士征用、官吏设置、粮草供应等方面进行的对比，宋朝不如西夏来的简单、便捷。他认为西夏“兵马精劲”，是他们的长处；而且居住在“绝漠之外，长河之北，依远而险，未易可取”，这是他们地理环境的优越。他又在《再议攻守》中说：“臣谓攻远而害者，如诸路深入，则将无素谋，士无素勇，或风沙失道，或雨雪弥旬。进则困大河绝漠之限，退则有乘危扼险之忧。”这是从天时、地利方面的深思熟虑。他在《论西事札子》上说：“又闻边臣多请五路入讨，臣窃计之，恐未可以轻举也。太宗朝以宿将精兵，北伐西讨，艰难岁月，终未收复。缘大军之行，粮车甲乘，动弥百里，虏骑轻便，邀击前后，乘风扬沙，一日数出，进不可前，退不可息，水泉不得饮，沙漠无所获，此所以无功而有患也。况今承平岁久，中原无宿将精兵，一旦兴深入之谋，系难制之虏，臣以谓国之安危，未可知也。”这是看到的自身的弱点。又将太宗、仁宗两朝前后对比，看到现今将士已远不如从前，过去精兵宿将倘且不能取胜，现今将懦兵弱更难取得大的成果，如果搞得不好，还可能招致祸乱。这种祸乱，他又在《论西事札子》中讲得非常清楚。他说：“臣闻兵家之用，在先观虚实之势。实则避之，虚则攻之。今沿边城寨有五七分之备，而关中之备元三二分。若昊贼知我虚实，必先胁边城，不出战则深入，乘关中之虚，小城可破，大城可围，或东阻潼关，隔两川贡赋。沿边懦将不能坚守，则朝廷不得高枕矣！”从这些对比分析中，范仲淹始终保持了清醒的头脑。接着他认为：对西夏战争，不能搞什么五路进讨，而“为今之计，莫若且严边城，使之久可守；实关内，使无虚可乘。西则邠州、凤翔为环、庆、仪、渭之声援，北则同州、河中府扼鄜延之要害，东则陕府、华州据黄河、潼关之险，中则永兴为都会之府，各须屯兵三二万人。若寇至，使边城清野，不与大战，关中稍实，岂敢深入？复命五路修攻取之备，张其军声分彼贼势，使弓马之劲无所施，牛羊之货无所集，三二年间，彼自困弱，待其众心离叛，自有间隙，则行天讨，此朝廷之上策也。”
二、根据宋王朝的军事制度考虑，也只能采用守策。宋王朝在建国之初，吸取了唐、五代藩镇割据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对军事制度进行了改革，实施了强干弱枝的措施。这种制度可分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守卫京城的禁兵与遍及各地的厢兵数目基本相等，但禁兵的训练与各种待遇要优于厢兵。这说明朝廷对京城的保卫要重视于对边城的保卫；到后来禁兵养尊处优，极端腐化，何以能战？厢兵遭到歧视，心里不平，何况厢兵本来是作为苦役使用的，职权所限，不愿作战，这是制度所造成的严重后果。
（二）是天下兵分隶各将帅，但将帅有握兵之实却无发兵之权；全国用兵之权统于朝廷的枢密院，但枢密院有发兵之权而无握兵之实。二者相互牵制，互为制约，大大地束缚了将帅的手脚，使将帅难有大的作为。特别是当友军战败时，有些将帅出于责任心，发兵往救，反而受到朝臣的攻讦。如宋大将任福败绩于好水川，夏兵南侵刘瑶堡未退，陕西经略判官尹洙遣权环庆路都监刘政将锐卒数千出援，未至，夏军引去。陕西经略安抚招讨使夏竦劾奏尹洙擅自发兵，降职濠州通判。（《续资治通鉴》卷四十三）
（三）是将帅与兵士之间频繁调换，造成将不识兵，兵不认将的局面。兵将之间没有一种相互信赖、血肉相连的亲近关系，怎么能拧成一股绳、形成共同对敌的力量？
（四）宋军贯用阵图作战却敌，但这种阵图的制作多来之于朝廷，甚至是皇帝。宋王朝的历代皇帝都喜欢制定阵图，尤以宋太宗赵匡义制定的阵图最多。将帅指挥兵士作战，必须按阵图实施，而且在军中设有专门照图布阵的排阵使。将帅按照朝廷制定的阵图作战，虽败也不追究责任；如不按朝廷制定的阵图作战，虽胜也要受罚。阵图是事先在朝廷制定好的，而战争发生的地点、地形具有不确定性，所以阵图很难适应战争的需要，而将帅不能不执行，这只能招致失败。在宋夏战争中，就有关于摆阵图的记载。如宋夏二军在三川口战斗中，“戊寅，（黄）德和、（万俟）政、（郭）遵所将兵悉至，五将合步骑万余，结阵东行五里，（刘）平令诸军齐进，至三川口遇敌。时平地雪数寸，官军争奋，杀贼骑五七百人，乃退。”又如在宋夏好水川战斗中，“福等不知贼之诱也，悉力奔逐。癸己，至笼竿城北，遇贼大军循川行，出六盘山下，距羊牧隆城五里结阵以抗官军。诸将乃知堕贼计，势不可留因前接战。（桑）怿驰犯其锋，福阵未成列，贼纵铁骑冲突。自辰至午，阵动，众傅山，欲据胜地，贼发伏自山背下击，士卒多堕崖堑相复压。怿、（刘）肃战死。”（《续资治通鉴》卷四十二、四十三）宋神宗于熙宁八年（1075年）曾在朝堂上与大臣讨论宋辽战和问题时，大臣张方平说：“宋与契丹大小八十一战，唯张齐贤太原之战才一胜耳。（《长编》卷二五九注引陈师道《谈丛》）八十一战败了八十次，虽然有些夸大，但败多胜少却是事实。宋军失败的原因很多，其中就有皇帝主观制定阵图的原因。
（五）是重文轻武，就是在战争中重用文官，多以文官为统帅，以武将为先锋。文官出主意，武将去执行，战败重罚武将，轻责文官，致使武将积极性不高，怯于战斗。如在好水川战斗中，把失败的主要原因归罪于已战死的任福，只轻责了作为主帅的韩琦，有点不公。对于这一弊端，范仲淹在《上吕相公书》中说得明白：“前则刘平陷没，范资政（范雍）去官，次则韩琦与某贰于元帅，不能成绩，以罪失职。复以夏、陈分处二道，期于平定。近以师老罢去，而更张之。三委文帅，一无武功，得不为和门之笑且议耶？今归之四路，复皆用儒，彼谓相辅大臣朋奖文吏，他日四路之中一不任事，则岂止于笑，当尤而怒之。”他建议：“如鄜延、环庆二帅，一路以文，一路以武。泾原、秦凤二帅亦如之。使诸将帅高者得色，下者增气。如寡策略，则择俊彦为之参佐。”他说：“既文武参用，二路兼资，均其事任，同其休戚，足以息今日之谤议，平他时之骄怨，使文武之道协和为一，何忧乎边患矣？”
如此制度，严重地束缚了前线将帅的手脚，使他们很难有大的作用。采用攻策，难能取胜，还不如安心防守呢。
三、范仲淹的民本思想，使他只能采用守和之策。儒家的思想在范仲淹头脑中占有主导地位，他时时处处以民众的安危着想，尽量减少战争带给民众的苦难，这就使我们对范仲淹在戍边时竭力采用守策的做法毫不感到奇怪了。他一到延州前线，就给赵元昊去信，劝解他放弃帝号，与宋王朝言归于好。他认为：“国家以仁获之，以仁守之，百世。”“乐杀人者，不可如志于天下。”从表面上看，他是站在对方的立场上为赵元昊着想，实际是为了以和代战，免除战争给黎民百姓带来的苦难。他在《答赵元昊书》中最后说明：“某今之言，非独利于大王，盖以奉君亲之训，救生民之患，合天地之仁而已乎！”“君亲之训”是什么？就是在他来延州之前，宋仁宗嘱咐他的三句话。即“有征无战，不杀非辜，王者之兵也！”
在《攻守议》《再议攻守》二策中他说，前汉初期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而甘心与匈奴和亲，是为了“先民之故，屈以含容，不为动之。”认为“愿且坚边设候，结和通使，休宁北陲，为功多矣。”汉文帝说：“且无议兵，故百姓无内外之徭，得息肩于田亩，天下富实，鸡鸣犬吠，烟火万里，可谓和乐者乎！”范仲淹极力赞赏汉文帝的这种“和乐之德”，对穷兵黩武的汉武帝感到哀痛。他又在《再议攻守》一文中说：“且兵马精劲，西戎之所长；金帛丰富，中国之所有也。礼仪不可化，干戈不可取。则当任其所有，胜其所长，此霸王之道也。臣前知越州，每岁纳税绢十二万和买捐二十万，一郡之人凡三十万，倘以啖戎，是费一郡之人而息天下之弊也。”不仅如此，范仲淹还写了一篇《铸剑戟为农器赋》，阐明了“天下无事，兵器销偃”的意愿。他说：“兵者凶器，食惟民天。出剑戟而铸矣，为稼穑之用焉。我武不施，当四海和平之后；公田尽辟，启兆民富庶之先。”从范仲淹这些主张中，我们深切地感受到他为天下民众安危着想的深情厚意，令人确实感动。
四、范仲淹民族和解的观念，使他只能采取守策。西夏的主体是羌人，羌人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自古以来，羌人大部分时间处于中央政府管辖之下，只是到了宋代，才自立为国，与宋王朝相抗衡。羌民与汉民有着血浓于水的亲情关系；宋王朝与西夏之间的战争，是中华民族内部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民族战争。范仲淹竭力提倡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是立足于天下，对包括羌民在内的广大民众的关怀。他在《答赵元昊书》）中说：宋夏“二年以来，疆事纷起，耕者废耒，织者废杼，边界萧然，使战守之人，日夜豺虎，竟为吞噬，死伤相枕，哭泣相闻。仁人为之流涕，智士为之扼腕。”他还说：“且蕃兵战死，非有辜也，忠于主耳；汉兵战死，非有罪也，忠于天子耳。”由于宋夏高层之间的争斗，使无辜的汉羌兵民同时遭殃，他感到十分哀痛。所以，虽然他身处战争的漩涡，仍对羌民存有关爱之心。首先，他反对对西夏主动进攻；其次，他在边疆上修建城寨，收纳投诚和因战争而流离失所的羌民居住，并下发牛犋、籽种、口粮，帮助他们度过灾年，发展生产。他写《答赵元昊书》，本身就是为了求得汉羌民族和解。他针对宋夏战争，明确地指出：“朝廷以王者无外，有生之民，皆为赤子，何蕃汉之限哉？何胜负之言哉？”（《答赵元昊书》）存有这种思想，他还能主动进攻、杀戮那些无辜的羌民吗？他采用守策，是在劝说赵元昊罢兵言和失败后，所采取的一种权宜之计。
范仲淹力主守策，既符合宋夏客观实际情况，又适应于宋王朝时既定政策，所以他最终能取得对西夏战争的胜利，是毫不奇怪的。更重要的是他这种做法，在战争中充分实践了自己一贯的仁爱天下民众的心愿，对后世发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是他长期深受人民爱戴、今天人们还在研究、继承他的光辉思想的根本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