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夫论》，自《隋书·经籍志》以降，至《郑常读书记补逸》诸书，仅《直斋书录解题》将其归入杂家，其余官、私经籍史志均将其列入子部儒家类，可见，古今学术界对其主要思想的判断。《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符书洞悉政体似《昌言》，而明切过之；辨别是非似《论衡》，而醇正过之，前史列入儒家，斯为不愧。”《潜夫论》主旨是探讨“治道”，即治国理政之道，全书大部分篇目的第一句均不离“治”。王符较全面地汲取前人治国理民的思想，兼采百家诸说精要，构建了其如何治国平天下的管理思想体系。
一、重农富民，发展工商
《潜夫论》认为要实现国家富强、社会稳定，根本途径就是要发展生产。《务本》云：“夫用天之道，分地之利，六畜生于时，百物聚于野，此富国之本也。”（东汉）王符著：《潜夫论》，第7页。认为只有农业、畜牧业和工商业都全面发展，提供丰厚的产品，国家才能富强。他认为富国兴邦的根本途径是发展经济，生产是“固国之本”，主张农、工、商协调发展。《务本》还云：“夫富民者，以农桑为本，以游业为末；百工者，以致用为本，以巧饰为末；商贾者，以通货为本，以鬻奇为末：三者守本离末则民富，离本守末则民贫，贫则阨而忘善，富则乐而可教。”（东汉）王符著：《潜夫论》，第6~7页。先秦以来，一般所谓重本轻末就是重农抑商，这一传统思想影响后世近2000年。重农抑商不仅是为了发展农村自然经济，也使农民附着于土地，更有利于稳固地主阶级专制的统治秩序，但不利于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经济。司马迁已认识到这一点，虽然他也采用本末之说，但《史记·货殖列传》重农而不抑商。《潜夫论》的本末说没有承袭重农抑商的传统思想，而是把农、工、商都视为治生正道，认为农业生产为国家提供赋税，增强国家财力；手工业为社会提供日常生活所需器物；商业则流通远近有无之货，促进各地物质和文化交流。农、工、商地位都重要，不存在孰本孰末。对于整体社会经济而言，农者要以农桑为本，手工业者要以致用为本，商人要以通货为本，以游业、巧饰、鬻奇皆为末；“三者守本离末则民富”，人民富裕则知礼节、守规范，这是国家兴盛、社会太平的基础。
出于对富民强国的思考，王符颇富独创性地将在农、工、商三者关系认识上的本末论引入了农、工、商内部，认为手工业者如果能提供民众生产生活的必需品，达到了“致用”的目的，就可以划入“本”的范畴，如果生产的是巧华不实的东西，那就属于“末”；商人如果能够实现商品流通，调剂余缺，也应归入“本”的范畴，如果囤积居奇牟取暴利，那只能算是“末”。以这个新本末论为基础，《潜夫论》还明确区分了富家与富国。《务本》云：“今民去农桑，赴游业，披采众利，聚之一门，虽于私家有富，然公计愈贫矣。百工者，所使备器也。器以便事为善，以胶固为上。今工好造雕琢之器，巧伪饬之，以欺民取贿，虽于奸工有利，而国界愈病矣。商贾者，所以通物也，物以任用为要，以坚牢为资。今商竞鬻无用之货、淫侈之币，以惑民取产，虽于淫商有得，然国计愈失矣。此三者，外虽有勤力富家之私名，然内有损民贫国之公实。故为政者，明督工商，勿使淫伪，困辱游业，勿使擅利，宽假本农，而宠遂学士，则民富国平矣。”（东汉）王符著：《潜夫论》，第7~8页。认为当时社会上许多手工业者巧饰取宠，许多商人鬻奇致富，从而导致民生凋敝，社会衰乱。因此，要实现国富民强和社会太平，必须务农、工、商三者之本，即在重农富民、农桑为本的同时，正确指导工商业的发展。《潜夫论》的本末论着眼于国计民生全局，基本上克服了传统本末论的不足，给工商业提供了一个较为正确的定位，更有利于实现民富国强和社会稳定。
二、教化治国，法治为辅
首先，王符认为，“德化”（道德教化）是最理想的治国方略。他认为由德化培育良好的社会风气是法治所达不到的，《德化》云：“是故上圣不务治民事而务治民心，……导之以德，齐之以礼，务厚其情而明则务义，民亲爱则无相害伤之意，动思义则无奸邪之心。夫若此者，非法律之所使也，非威刑之所强也，此乃教化之所致也。”（东汉）王符著：《潜夫论》，第158页。因此，王符在其《德化》开篇即云：“人君之治，莫大于道，莫盛于德，莫美于教，莫神于化。道者所以持之也，德者所以苞之也，教者所以知之也，化者所以致之也。民有性，有情，有化，有俗。情性者，心也，本也。化俗者，行也，末也。末生于本，行起于心。是以上君抚世，先其本而后其末，顺其心而理其行。心精苟正，则奸匿无所生，邪意无所载矣。”（东汉）王符著：《潜夫论》，第156页。王符认为，道德教化承担着“化变民心”的重要任务，且这种道德教化是由人君来实施的，即由人君来“治”“民心”，“世之善否，俗之薄厚，皆在于君”（《德化》）；（东汉）王符著：《潜夫论》，第159~160页。由“心”“本”入手，教化扶“末”而“行”，管理通过化导“性情”，“顺其心而理其行”，达到“化俗”的目的，从而实现“德气流布而颂声作也”（《班禄》），（东汉）王符著：《潜夫论》，第70页。即实现国家的德化而治。当然，人君“化”“治”民众之前，须先“正己”，“五帝三王所以能画法像而民不违，正己德而世自化也”（《本训》）。（东汉）王符著：《潜夫论》，第156页。管理者品行的好坏，直接影响民德民风。王符继承了儒家的教化途径是自上而下的思想方法，认为管理者的言行是百姓的指南，君主应该率先垂范。王符还分几个层次说明了君主的表率作用：“是故世之善否，俗之薄厚，皆在于君。上圣和德气以化民心，正表仪以率群下，故能使民比屋可封，尧、舜是也。其次躬道德而敦慈爱，美教训而崇礼让，故能使民无争心而致刑错，文、武是也。其次明好恶而显法禁，平赏罚而无阿私，故能使民辟奸邪而趋公正，理弱乱以致治强，中兴是也。治天下，身处污而放情，怠民事而急酒乐，近顽童而远贤才，亲谄谀而疏正直，重赋税以赏无功，妄加喜怒以伤无辜，故能乱其政以败其民，弊其身以丧其国者，幽、厉是也。”（《德化》）（东汉）王符著：《潜夫论》，第159~160页。君主个人的道德修养与治国平天下之间是如此重要的因果关系，所以，作为国家最高管理者的君主要加强个人道德修养，以身作则地做好百官和民众的道德楷模，从而实现社会安定、百姓安乐的管理目标。
《潜夫论》认识到道德教化在巩固封建地主阶级政权中具有重要作用，并认为教化是实现国家有效管理的重要方法。《务本》云：“夫为国者，以富民为本，以正学为（基）。民富乃可教，学正乃得义；民贫则背善，学淫则诈伪；入学则不乱，得义则忠孝。故明君之法，务此两者，以为成太平之基，致休徵之祥。”（东汉）王符著：《潜夫论》，第6页。王符认为，民富才能有效进行教化，他们接受了正确的教化才能心中有“义”，即才能认同封建道德规范，才能做到尽孝尽忠；并在教化的内容上做了要求，就是封建礼教所规定的内容，知道该做的和不该做的，否则就是不入正道的“淫”学。因此，富民和教化是致太平的两块基石，如鸟之两翼，缺一不可腾飞。
在人性论上，王符继承了董仲舒的性三品说，将世人划分为上智、中庸和下愚三类。《德化》云：“上智与下愚之民少，而中庸之民多。中民之生世也，犹铄金之在炉也，从笃变化，惟冶所为，方圆薄厚，随镕制尔。”②（东汉）王符著：《潜夫论》，第159页。中庸之民即上至公卿下至庶民的绝大多数社会成员，中庸之民在社会上占绝大多数，是实施道德教化的主要对象，也是进行管理的主要对象。《德化》云：“故民有心也，犹为种之有园也。遭和气则秀茂而成实，遇水旱则枯槁而生孽。民蒙善化，则人有士君子之心；被恶政，则人有怀奸乱之虑。”②（东汉）王符著：《潜夫论》，第159页。认为要像培育园中之苗那样培养民众的优良品性。
其次，王符认为，法治具有道德教化不可取代的作用，在优先采用德化而治的前提下，也应该发挥法治的辅助作用。王符关注法治，这在《述赦》、《三式》、《断讼》、《衰制》诸篇有集中体现。另外，在《潜夫论》其他篇目里，也大多关涉法治这个论题。《三式》云：“法令赏罚者，诚治乱之枢机也，不可不严行也。”（东汉）王符著：《潜夫论》，第87页。《衰制》云：“明法禁而和海内者，三王也。行赏罚而齐万民者，治国也；君立法而下不行者，乱国也……义者君之政也，法者君之命也……夫法令者，人君之衔辔棰策也。”（东汉）王符著：《潜夫论》，第99~100页。王符在对法令与国家、君主、治乱多维关系的考察中，突出了其在戡理乱势方面能发挥德化不可取代的重要作用。
王符还论述了立法的目的。《断讼》云：“夫制法之意，若为藩篱沟堑以有防矣，择禽兽之尤可数犯者，而加深厚焉。今奸宄虽众，然其原少；君事虽繁，然其守约。知其原少奸易塞，见其守约政易持。塞其原则奸宄绝，施其术则远近治。” （东汉）王符著：《潜夫论》，第94页。认为：“立法之大要，必令善人劝其德而乐其政，邪人痛其祸而悔其行。”（《断讼》）（东汉）王符著：《潜夫论》，第98页。“是故凡立法者，非以司民短而诛过误，乃以防奸恶而救祸败，检淫邪而内正道尔。”（《德化》）（东汉）王符著：《潜夫论》，第158页。从这些关于树立法令宗旨目的的论述中，可知在王符的思想中，法令的出发点在于防恶和推行公平公正，在于让民众“劝其德乐其政”，在于为民除害，保障国泰民安。其中，“立法之大要，必令善人劝其德而乐其政，邪人痛其祸而悔其行”，表达了法令与德化有着不同适用范围及功能的思想，有助于全面把握王符管理思想中法令与德化关系的定位。
法令与国家治乱之间有着重要的联系。《衰制》云：“是故民之所以不乱者，上有吏；吏之所以无奸者，官有法；法之所以顺行者，国有君也；君之所以位尊者，身有义也。义者君之政也，法者君之命也。人君思正以出令，而贵贱贤愚莫得违也，则君位于上，而民氓治于下矣。人君出令而贵臣骄吏弗顺也，则君几于弒，而民几于乱矣。夫法令者，君之所以用其国也。君出令而不从，是与无君等。主令不从则臣令行，国危矣。夫法令者，人君之衔辔棰策也，而民者，君之舆马也。若使人臣废君法禁而施己政令，则是夺君之辔策，而己独御之也……是故妄违法之吏，妄造令之臣，不可不诛也。”（东汉）王符著：《潜夫论》，第99~101页。王符较为完整地论述了治乱与法令的关系，及法制规范与君臣民的关系。在这种关系定位中，法令对国家秩序的维护具有决定性意义，即“国无常治，又无常乱，法令行则国治，法令弛则国乱”（《述赦》）。③（东汉）王符著：《潜夫论》，第79页。
在法令与君主的关系上，一方面，“法无常行，法无常弛。君敬法则法行，君慢法则法弛”（《述赦》）。③（东汉）王符著：《潜夫论》，第79页。“法以君为主，君信法则法顺行，君欺法则法委弃。”（《本政》）（东汉）王符著：《潜夫论》，第36页。“法之奉与不奉，其秉皆在于君，非臣下之所能为也。”（《明忠》）（东汉）王符著：《潜夫论》，第152页。由于在封建地主阶级官僚体制中，君主具有绝对的权威，因此，王符认为法令对君主具有依赖性，君主对国家法令的实行具有决定性影响。另一方面，“法者君之命”（《衰制》），法令对于君主也极为重要。《明忠》云：“法禁所以为治也，不奉必乱……凡为人上，法术明而赏罚必者，虽无言语而势自治……法术不明而赏罚不必者，虽日号令，然势自乱。乱势一成，君自不能治也，况臣下乎？是故势治者，虽委之不乱；势乱者，虽懃之不治也。”认为君主在乱势管理社会秩序时，尤其需要法令的辅助作用。乱势中，“人君出令而贵臣骄吏弗顺也，则君几于弒，而民几于乱矣”（《衰制》），这样，“人臣废君法禁而施己政令”，“夫法令者，君之所以用其国也。君出令而不从，是与无君等。主令不从则臣令行，国危矣”（《衰制》）。（东汉）王符著：《潜夫论》，第100页。这是为国之君必须铭记的。
但是，在中国古代封建地主阶级官僚政体之下，法治往往是人治的附属物。一方面，在理论上是以民为本，“权原”在民，管理之道就是民本之道；另一方面，在现实政治中却是以君为本，“权原”在君，管理之道亦即君臣之道。这种二律悖反体现在君主与法治的关系上也是这样，一方面，在理论上探讨法令的重要性及赏罚的重要意义，并认为法令应该处于主导地位；另一方面，在现实中却强调君主的重要性，并认为君主应该处于支配地位。王符的管理思想中，在探讨法令与君主的对立倾向时，认为“君之所以位尊者，身有义也。义者君之政也”（《衰制》），把“义”看作君主管理国家的首要德行，并告诫君主：“自古于今，上以天子，下至庶人，蔑有好利而不亡者，好义而不彰者也。”（《遏利》)（东汉）王符著：《潜夫论》，第11页。认为只有君主践行了“义”，才能够“思正以出令”，秉持公义管理国家，实现国泰民安。
三、选用贤能
王符认为人才是国家的栋梁，重用贤才国家才会兴盛。《实贡》开篇即云：“国以贤兴，以谄衰。”（东汉）王符著：《潜夫论》，第63页。《潜夫论》有《思贤》、《贤难》、《考绩》专论人才问题，另有近10篇涉及人才问题。可见，作为各级政府部门管理者的官吏及其任用的重要性。《思贤》云：“何以知国之将乱也？以其不嗜贤也……乱国之官，非无贤人也，其君弗之能任，故遂于亡也……尊贤任能，信忠纳谏，所以为安也。”（东汉）王符著：《潜夫论》，第31~32页。明确提出管理必须“尊贤任能，信忠纳谏”，国家才能安定。
但是，到了东汉中期，外戚与宦官交替当权，纲政废弛，国家管理十分混乱。《贤难》篇云：“世之所以不治者，由贤难也。所谓贤难者，非直体聪明服德义之谓也。此则求贤之难得尔，非贤者之所难也。故所谓贤难者，乃将言乎循善则见妒，行贤则见嫉，而必遇患难者也。”（东汉）王符著：《潜夫论》，第17页。当时不仅“循善则见妒，行贤则见嫉”，遇贤患难，而且朝廷任用官吏“以族举德，以位命贤”（《论荣》）。⑤⑥（东汉）王符著：《潜夫论》，第14页。《思贤》还云：“自春秋之后，战国之制，将相权臣，必以亲家。皇后兄弟，主婿外孙，年虽童妙，未脱桎梏，由借此官职，功不加民，泽不被下而取侯，多受茅土，又不得治民效能以报百姓，虚食重禄，素餐尸位，而但事淫侈，坐作骄奢，破败而不及传世者也。”（东汉）王符著：《潜夫论》，第34~35页。自春秋战国以来，任人唯亲，不仅英明如武帝者如此，黑暗腐败的东汉中期更甚，贤才不遇在当时成了一种普遍的现实。王符本人因为“独耿介不同于俗，以此遂不得升进”（《王符传》），（南朝·宋）范晔撰：《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630页。使他以冷静目光审视现实，提出不同世俗的见解。
如何发现贤人君子呢？《论荣》云：“所谓贤人君子者，非必高位厚禄富贵荣华之谓也，此则君子之所宜有，而非其所以为君子者也。所谓小人者，非必贫贱冻馁辱阨穷之谓也，此则小人之所宜处，而非其所以为小人者也。”（东汉）王符著：《潜夫论》，第13~14页。王符认为荣华富贵和贫贱冻馁不能作为评判贤人君子与小人的标准，贤人君子与小人的真正区别在于“志行”，而不是财富和地位，“奚以明之哉？夫桀、纣者，夏殷之君王也，崇侯、恶来，天子之三公也，而犹不免于小人者，以其心行恶也。伯夷、叔齐，饿夫也，傅说胥靡，而井伯虞虏也，然世犹以为君子者，以为志节美也”（《论荣》）。⑤（东汉）王符著：《潜夫论》，第14页。“志节美”与“心行恶”，才是贤人君子与小人的根本区别。他因此说：“君子未必富贵，小人未必贫贱。”（《论荣》）⑥（东汉）王符著：《潜夫论》，第14页。“苟得其人，不患贫贱；苟得其材，不嫌名迹。”（《本政》）（东汉）王符著：《潜夫论》，第38页。可见，王符坚决认为要不拘一格地选人、用人。
王符认为管理者识得真贤的办法是考核。《考绩》云：“凡南面之务，莫急于知贤；知贤之近途，莫急于考功。功诚考则治乱暴而明，善恶信则直贤不得障蔽，使佞巧不得窜其奸矣。”（东汉）王符著：《潜夫论》，第26页。君主管理国家必须依靠一套有能力的管理班子，各级官吏政绩如何，是否尽职，关系到民众的生计乃至国家的稳定，王符称为“南面之务”。“南面之务”最急切的是知贤，知贤的最佳途径是考核各级官吏；考核的内容首先是“利民”和“进贤”，“君子任职则思利民，达上则思进贤”（《忠贵》）。（东汉）王符著：《潜夫论》，第45页。如白起、蒙恬、息夫、董贤之辈，未“利民”“进贤”，“虽见贵于时君，然上不顺天心，下不得民意，故卒泣血号咷，以辱终也”（《忠贵》）。（东汉）王符著：《潜夫论》，第46页。其次要看官吏是否忠于职守，是否做到“各居其职，以责其效”（《考绩》）。④（东汉）王符著：《潜夫论》，第30页。即看他们是否履行自身职责，是否尽心尽职管理各项事务。这一点比较重要，“是故世主不循考功而思太平，此犹欲舍规矩而为方圆，无舟楫而欲济大水，虽或云纵，然不知循其虑度之易且速也”（《考绩》）。④（东汉）王符著：《潜夫论》，第30页。再次，要设立奖惩制度，表彰绩效好的官吏，惩处奸佞无为之徒。对于“好德”、“尚贤”、“有功”者，“则加之赏”；对没有作为的奸佞之徒，则“黜爵”、“黜地”、“爵土”，“附下罔上者死，附上罔下者刑，与闻国政而无益于民者斥，在上位而不能进贤者逐”（《考绩》）。⑥（东汉）王符著：《潜夫论》，第29页。在此基础上，“别贤愚而获多士，成教化而安民氓”（《考绩》），⑥（东汉）王符著：《潜夫论》，第29页。选拔出贤能之士，委以重任，协助国君管理民众。最后，王符还认为对于官吏要做到“各以所宜，量材授任”（《实贡》），（东汉）王符著：《潜夫论》，第67页。“是故选贤贡士，必考核其清素，据实而言，其有小疵，勿强衣饰，以壮虚声。一能之士，各贡所长，出处默语，勿强相兼。”（《实贡》）（东汉）王符著：《潜夫论》，第66~67页。要知人善任，根据不同人才的特点优长，把他们安排在合适的岗位上，做到“智者弃其所短而采其所长，以致其功，明君用士亦犹是也。物有所宜，不废其材，况于人乎？”（《实贡》）（东汉）王符著：《潜夫论》，第66页。这些主张，实际是挑战任人唯亲、官吏世袭的用人制度。
四、边疆管理
东汉时期，汉羌之间时有战事，双方延续冲突长达五六十年。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复杂交错的情况下，面对长驱直入的入侵者，东汉中期的最高管理当局表现得软弱无能、举棋不定、束手无策。安帝永初四年（公元110年），“羌胡反乱，残破并、凉，大将军邓骘以军役方费，事不相赡，欲弃凉州，并力北边”（《虞诩传》），（南朝·宋）范晔撰：《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186页。邓骘提出放弃凉州，于是，“（永初四年）三月，南单于降。先零羌寇褒中，汉中太守郑勤战殁。徙金城郡都襄武”（《安帝纪》）。（南朝·宋）范晔撰：《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15页。第二年，“二月丁卯，诏省减郡国贡献太官口食，先零羌寇河东，遂至河内。诏陇西徙襄武，安定徙美阳，北地徙池阳，上郡徙衙”。如此频繁地强迫边郡民众弃边内迁的妥协政策，不仅助长了入侵者的猖狂肆虐，也给民众带来了极大痛苦。
王符身居安定郡临泾（今甘肃镇原），亲身经历了羌族叛乱，耳闻目睹羌族奴隶主贵族的侵略和汉族大地主弃边掳掠，也曾数度被迫背井离乡迁入内地。因此，他对统治者弃边内迁，致使羌族奴隶主贵族长驱直入，掳劫边地，祸及中原的民众感受深切。他根据当时实际情况，在《潜夫论》中的《劝将》、《救边》、《边议》、《实边》诸篇，提出了一系列救边、实边及边疆管理的意见和具体措施。
首先，面对羌族军队的不断侵扰掠夺，王符认为应当选用善战之将，积极防御。《边议》云：“自古有战，非乃今也。”（东汉）王符著：《潜夫论》，第114页。《劝将》亦云：“兵之设也久矣。涉历五代，以迄于今，国未尝不以德昌而以兵强也。”（东汉）王符著：《潜夫论》，第102页。但是，东汉中期，将帅腐败无能。《劝将》云：“今兵巧之械，盈乎府库，孙、吴之言，聒乎将耳，然诸将用之，进战则兵败，退守则城亡。是何也哉？曰：彼此之情，不闻乎主上，胜负之数，不明乎将心，士卒进无利而自退无畏，此所以然也。”（东汉）王符著：《潜夫论》，第102~103页。“历察其败，无他故焉，皆将不明于变势，而士不劝于死敌也。”（《劝将》）（东汉）王符著：《潜夫论》，第104页。因此，《劝将》接着云：“诸有寇之郡，太守令长不可以不晓兵……夫世有非常之人，然后定非常之事，必道非常之失，然后见。是故选诸有兵之长吏，宜踔跞豪厚，越取幽奇，材明权变，任将帅者。”（东汉）王符著：《潜夫论》，第105~107页。不仅如此，要积极防御。《救边》云：“今苟以己无惨怛冤痛，故端坐相仍，又不明修守御之备，陶陶闲澹，卧委天职……不一命大将以扫丑虏，而州稍稍兴役，连连不已。若排帘障风，探沙拥河，无所能御，徒自尽尔。今数州屯兵十余万人，皆廪食县官，岁数百万斛，又有月直。但此人耗，不可胜供，而反惮暂出之费，甚非计也。”（东汉）王符著：《潜夫论》，第110~112页。
其次， 实边垦荒，建设边防。王符认为应该迁移内地民众至边郡开垦荒地，发展生产。一是因为羌敌来犯，政府强令边郡民众迁入内地，但他们不愿内徙：“且夫士重迁，恋慕坟墓，贤不肖之所同也。民之于徙，甚于伏法。伏法不过家一人死尔。诸亡失财货，夺土远移，不习风俗，不便水土，类多灭门，少能还者。代马望北，狐死首丘，边民谨顿，尤恶内留。虽知祸大，犹愿守其绪业，死其本处，诚不欲去之极。”（《实边》）⑤（东汉）王符著：《潜夫论》，第118~119页。二是因为边境人稀地广，许多土地没有垦殖；而中原人口稠密，地不足耕，实边垦荒可以解决这一问题：“夫土地者，民之本也，诚不可久荒以开敌心……今边郡千里，地各有两县，户财置数百，而太守周回万里，空无人民，美田弃而莫垦发；中州内郡，规地拓境，不能半边，而口户百万，田亩一全，人众地荒，无所容足，此亦偏枯躄痱之类也。”（《实边》）（东汉）王符著：《潜夫论》，第119~120页。
但不是边郡人口越多越好，有一个最优化的限度，即“土地人民必相称也”（《实边》）。（东汉）王符著：《潜夫论》，第120页。这一思想极具卓见。东汉中期以后，随着地主豪族势力的扩大，土地进一步向豪门地主手中集中，许多民众被迫离开自己耕种的土地，有的沦为奴仆，有的转化为手工业者，有的变为流民，而受外患侵夺的边郡民众更加悲惨，他们“亡失财货，夺土远移，不习风俗，不便水土，类多灭门，少能还者……民既夺土失业，又遭蝗旱饥匮，逐道东走，流离分散，幽、冀、兖、豫，荆、扬、蜀、汉，饥饿死亡，复失太半。边地遂以丘荒，至今无人”（《实边》）。⑤（东汉）王符著：《潜夫论》，第118~119页。这使王符认识到，实边垦荒如果不限制大地主官僚和世家豪门的土地兼并掠夺，那么充实边疆、发展生产、保境安民等仍会落空。“土地人民必相称也”，王符将土地、人民两个社会生产的基本要素相提并论，提出二者必须“相称”的思想，即他认识到耕者必须有其田，劳动者必须和土地紧密结合起来，才更有利于发展生产和稳定社会。这一思想影响深远。
最后，与实边相应的配套措施。实边之后，就是要有效治理边疆，对此，王符提出了一整套配套的措施。一是随着农业人口迁徙实边的要有相应的手工业者和各种生产资料，“百工制器，咸填其边，散之兼倍，岂有私哉？乃所以固其内尔”（《实边》）。（东汉）王符著：《潜夫论》，第121页。二是在边郡实行选举之法，选拔官吏进行有效管理，“今诚宜权时令边郡举孝一人，廉吏世举一人，益置明经百石一人，内郡人将妻子来占着，五岁以上，与居民同均，皆得选举”（《实边》）。③（东汉）王符著：《潜夫论》，第122页。三是对于“耕边入谷”者应当拜爵赐禄，奖励对实边有贡献者，“又募运民耕边入谷，远郡千斛，近郡二千斛，拜爵五大夫。可不欲爵者，使食倍贾于内郡”。这样，“君子小人各有所利，则虽欲令无往，弗能止也。此均苦乐，平傜役，充边境，安中国之要术也”（《实边》）。③（东汉）王符著：《潜夫论》，第12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