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深受张学良敬重的中共特工
蒋介石气急败坏，一连发几封电报催给张学良，要他枪毙潘东周。潘东周是个什么人，为什么蒋介石要杀他而且亲自督办？对蒋介石的命令，张学良一拖再拖，他还把潘东周保护起来。潘东周到底是个什么人，为什么张学良要“抗命不遵”保护他？原来，才华横溢的他，是潜伏在张学良身边的一个红色特工。
天赋超人 追求进步
潘东周原名潘文郁，亦名问友、成文、文育，号冬舟，1906年4月4日生于湖北襄阳县东津湾小镇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地处汉江边上的襄阳，自古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养育了一代名相诸葛亮，唐代大诗人孟浩然、张继、皮日休，北宋著名书画家米芾等历史文化名人。受家乡环境的浸润和滋养，潘文郁幼年好学善思，他曾就读于私塾，从小受到民族传统文化的熏陶，养成了爱学习、善思辨的习惯。9岁时他就显示出超人的天赋，700字的文章竟能一气呵成。受五四新文化、新思潮的影响，1922年16岁的潘文郁考入湖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学习，在这里，他第一次接触了马克思主义，从此翻开了他人生历程的重要一页。
湖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在湖北襄阳，当时这里也是早期共产党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阵地之一。潘文郁进校后，认识了在这里任教的襄阳第一个马列主义传播者萧楚女。萧楚女1893年4月出生于湖北省汉阳县，幼年丧父，家贫无以为生，十二岁在一家木材行当学徒，不久流浪外乡，做过轮船杂工、街头报童、酱园徒工、排字工人等，参加过湖北新军。1919年参加五四爱国运动，1920年9月萧楚女到襄阳湖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任教员，1922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年轻的潘文郁思想进步，好学刻苦，深得萧楚女的赏识。
萧楚女是在恽代英的引导下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的，而他又成为潘文郁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启蒙者。一经接触，马克思主义就深深植入潘文郁的头脑，他积极投身萧楚女在湖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领导的学潮运动。但潘文郁和萧楚女在湖北第二师范学校没相处多久，萧楚女经恽代英和林育南介绍，前往四川，先后在泸县川南师范、重庆联合中学、万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重庆女子第二师范学校任教，并在学生中传播革命思想，组织读书会，秘密建立了万县地区最早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心中崇敬的先生要离开学校，潘文郁有点依依不舍。萧楚女对潘文郁说：“等那边的事办得差不多了，我还会回来的。”萧楚女于1924年再度回到第二师范任教，而在此前一年（1923年），潘文郁已转入由陈潭秋、钱亦石等人创办的武汉共进中学读书。该校在学生中灌输先进思想，培养了不少革命人才，当时影响也很大，在这所学校潘文郁再次受到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洗礼。
1925年5月30日，上海学生两千余人在租界内散发传单，发表演说，抗议日本纱厂资本家镇压工人大罢工、打死工人顾正红。学生们声援工人，并号召收回租界，被英国巡捕逮捕100余人。下午万余群众聚集在英租界南京路老闸巡捕房门首，要求释放被捕学生，他们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惩办凶手”等口号。英国巡捕竟开枪射击，当场打死11人，被捕者、受伤者无数，造成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湖北，激起了包括潘文郁在内的众多湖北学生的极大愤慨。潘文郁被共进中学推选为湖北省学联代表，参与领导武汉学生界的反帝爱国运动。由于潘文郁表现突出，1925年7月1日被吸收为共青团团员，8月转为中共党员。
此时的潘文郁，已成长为学联骨干。作为湖北学联代表，潘文郁回到曾经就读的第二师范学校，开展学生运动。当时正是国共第一次合作期间，基于国民革命的共同目标，共产党员可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与其他共产党员一样，潘文郁也跨党加入了国民党。
萧楚女在第二师范学校曾经启动了建立党组织的准备工作，为了发展更多的进步青年加入共产党，以便尽快在第二师范成立党组织，潘文郁也做了大量工作。经过认真考察，潘文郁把在第二师范学校学潮中和声援“五卅”运动中表现突出的方复生、孙承孝、高如松等人吸收为国民党党员，建立了鄂北第一个国民党小组。接着，这批国民党员又加入共产党，成为鄂西北共产党的基础。在此之后，潘文郁受中共武汉地委书记、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常委董必武派遣，回到家乡襄阳从事党务工作，身份是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特派员。
年轻的潘文郁追求进步，以极高的热情投入到工作之中。
就读中大 扬名苏联
1925年还有一件事，对潘文郁一生影响很大，那就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创办。尽管该校成立前后历时只有5年（中山大学于国共合作失败后的1930年夏天宣布解散），但对于潘文郁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提高起了重大的作用，使他成为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的理论家。
国共合作期间，苏联曾派人在广州指导中国革命。1924年8月，冯玉祥在北京发动政变，组成国民军，脱离直系军阀，请求苏联帮助。苏联政府及时地把援助领域由广州扩大到北方的国民军。因人才匮乏，苏共中央无法给国民军派遣政治委员，人才问题已影响到革命进程的推进。有鉴于此，1925年，苏联共产党为帮助中国培养干部，推动世界革命，决定在莫斯科筹办中山大学（也叫“孙逸仙大学”），招收对象是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目的是要使学生直接学习列宁主义，学习俄共（布）政策，以便能直接有效地贯彻俄共（布）的意图，从而改变过去那种经过其驻华代表传授加工了的马列主义的做法。从1925年3月19日到9月17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分别在六次会议上讨论组建中山大学的问题，而且每次都有相应的决议。即组建中国劳动者大学、把校址设在莫斯科、确定拉狄克为校长、确定大学校名全称、拨款55万卢布及组成近20人的创办委员会等等。
1925年10月，莫斯科中山大学正式创办，苏联方面通知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选派骨干参加学习。中共中央决定选派党员、团员与进步青年前去学习。国民党成立了包括汪精卫在内的三人招生委员会，选派工作在广州、上海、北京、天津等大城市进行。消息一传开，上万名青年踊跃报考，考莫斯科中山大学一时成为革命的时髦象征。
考试在广东大学举行，考题仅是一篇题为“什么是国民革命？”的文章。
在苏联顾问鲍罗廷的参与下，国共双方挑选了310名学生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其中中共党员、共青团占了学员总数的80%以上。当时的中山大学实际上还是苏联共产党的一个党团组织，所以招收的共产党员要多于国民党员。1926年1月又有10名在德国学习军事的国民党学员转入莫斯科中山大学。不久，中共旅欧支部的20名党、团员在法国受到巴黎警察当局的迫害，根据党的指示，也转道来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这批学员中有邓小平、傅钟、李卓然等。
在中共众多学员中，有11人是从湖北选拔的，潘文郁是其中之一。他同胡伊默、伍修权等11名湖北选拔的学员，由上海乘苏联煤船于1925年11月上旬到达莫斯科，进入中山大学就读。莫斯科中山大学成立时，地点在莫斯科沃尔洪卡大街16号。校园里有一座三层楼的小别墅，还有花园、篮球场、排球场、溜冰场。这座古建筑是十月革命前一个俄国贵族的官邸，屋顶浮雕华美，室内吊灯堂皇，每一间房屋都高大敞亮，一个大厅已改成礼堂，整座宅院已改成具有一定规模的学校。
当年，为国共两党培养了大量干部的学校只有两所，一所是黄埔军校，另一所就是莫斯科中山大学。莫斯科中山大学的首批学员都是了不起的人物，就共产党方面而言，中山大学里走出了“28个半布尔什维克”，其中就有邓小平、乌兰夫、叶剑英、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何叔衡、杨之华、杨子烈、施静宜、赵一曼、左权等，他们都曾经是该大学的学生。比较通行的说法，“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其实是29个人，因为其中的徐以新当时只有十七八岁，是共青团员，加之观点比较动摇，所以称为半个。国民党方面的蒋介石之子蒋经国，冯玉祥之子冯洪国、女儿冯弗能、冯弗伐，邵力子之子邵志刚，叶楚伧之子叶楠，于右任之女于秀芝等也都是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的。
当时的莫斯科中大还处于秘密状态，不对外公开，也不挂牌子，每一个中大学生都起了个很好听的苏联名字，这主要考虑到中国学生回国以后的安全。
莫斯科中大学制二年，中国学生来到这里的重要任务是学习。学生首先要学习俄语。第一学年，俄语学习时间特别长，每天为4课时。
在莫斯科中大学习期间，由于学习勤奋，潘文郁不到半年就能阅读俄文书报。潘文郁学习勤奋，博闻强记，在班上成绩名列前茅，不久即被学校选拔为课堂翻译。为了理解原著，并让翻译的内容使同学们听得明了，他把需要翻译的课文，先行学好、吃透，然后根据同学们的接受能力深入浅出地翻译出来，受到教授和同学们的好评。他曾和张闻天、王稼祥等同学一起受到校方的表扬。
在莫斯科中大，潘文郁等人还学习了其他课程，如第一年《政治经济学》、《历史》、《现代世界观》、《俄国革命理论与实践》、《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第二学年的课程为《中国革命运动史》、《世界通史》、《马克思主义哲学》、《列宁主义原理》、《经济地理》等。莫斯科中山大学还有一门重要课程就是军事训练，该课程每周一天，主要内容为步兵操典、射击、武器维修等。
斯大林在联共14次代表大会上发起的同托洛茨基分子的斗争，也在中山大学里上演，潘文郁坚定地站在联共中央路线这边，他的俄文水平也得以锻炼和提高。一年后（1926年），他受聘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担任俄文翻译，当时潘文郁的俄文翻译水平在莫斯科已小有名气。
正当潘文郁在苏联学习时，国内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开始反共，随着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暴发，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紧接着长沙又发生“马日事变”，国民党到处屠杀共产党和进步群众，国内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由于国内白色恐怖严重，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不得不选在苏联莫斯科召开。在代表大会正式开幕前，斯大林召集部分代表和五届中央委员谈话，6月14、15日，布哈林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召集“政治谈话会”。大会翻译科主任王明，推荐潘文郁担任周恩来的翻译。潘文郁先后为周恩来、瞿秋白、苏兆征、蔡和森、李立三、向忠发、项英等中共领导人作俄文翻译。
1928年6月18日，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近郊兹维尼果罗德镇的一个乡间别墅里秘密召开。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唯一一次在国外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六大”的142名代表中，有53名是被指定参加的代表。潘文郁是指定代表之一，他的代表证号码是91号。潘文郁既是会议代表，又兼做翻译，为大会笔译和整理了很多文件和资料。他的俄语水平和工作实绩等受到周恩来、李立三等人的赞赏，潘文郁由此留在莫斯科工作，担任“六大”期间在莫斯科成立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秘书长。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位于苏联境内的领导机构，是中共在共产国际设立的常驻代表团，共产国际通过该代表团指导中国革命。这次会议是潘文郁革命生涯的一个里程碑，他以非凡的才气和实干精神奠定了自己在党内的地位。
诟怨王明 被捕脱党
周恩来离苏前，曾建议潘文郁回国工作，潘文郁欣然应允。1928年8月，潘文郁辞别共产国际代表团，动身回国。9月底回到上海，找到党中央后被安排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负责主持中宣部日常工作。当时的部长是蔡和森，潘文郁继李实之后担任秘书。这时，潘文郁已成为具有坚强共产主义信念的知识分子。
中共“六大”后，潘文郁积极参与筹办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并参与领导《布尔什维克》等刊物的编辑出版发行工作。《红旗》由谢觉哉任主编，他任副主编。李立三兼任《布尔什维克》主编，他任副主编。从此，潘文郁开始了运用党的喉舌，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工作。
《红旗》自1928年11月20日创刊，到1930年8月20日停刊，共出版了126期，目前已发现潘文郁以“问友”的笔名为《红旗》撰写社论、评论、时事论文共64篇，在第一期和最后一期都发表有文章。他还在《布尔什维克》、《党的生活》等刊物上发表了很多文章，有些文章长达数万字，从中不难看出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和革命才华。特别是在李立三主持中央工作期间，潘文郁经常代李立三起草一些文件，成为李立三的得力助手。他不但是李立三的左膀右臂，后来向忠发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之后，潘文郁又做了向忠发的秘书，成了总书记向忠发的“文胆”。在担任向忠发的秘书阶段，他代向忠发起草了长达九千字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告全体同志书》。
潘文郁才华横溢，与朱镜我、王学文成为共产党左翼文化团体“新思潮派”的代表人物。正因为如此，在这期间，他还参与了筹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工作。
早在1928年初，文艺界就掀起了一场“革命文学”运动，创造社和太阳社等进步文艺社团大力倡导革命文学。为了加强党对文艺的领导，团结广大的进步作家，1929年秋中国共产党指示原创造社和太阳社的成员与鲁迅等进步作家联合起来，成立革命作家的统一组织，并具体指派冯乃超、沈端先、冯雪峰、潘文郁等人筹备这一工作。1930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在上海成立。在“左联”成立大会上，鲁迅、夏衍、冯乃超、田汉等七人当选为常务委员，鲁迅在会上作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重要讲话。
随着在党内及文艺界的影响越来越大，潘文郁在党内的地位在不断上升。1930年7月中共中央决定合并党中央、团中央、全国总工会领导机关，成立“中央总行动委员会”。在新成立的中共中央总行动委员会中，年轻的潘文郁当选为14名委员之一。9月24日潘文郁在上海参加了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理想追求和人生价值都达到了高峰。
然而，一场党内政治斗争使潘文郁的人生开始从巅峰跌入低谷。
潘文郁的人生发生重大转折，与王明有很大关系。1929年王明从莫斯科回到上海，此时的王明虽无官职，但却和共产国际某些人有着特别好的关系。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时候，就是共产国际领导人米夫眼里的大红人。从一些小事上，可以看出他的特殊地位。例如王明回国途中的待遇，就与众不同。米夫还作了特意的安排，火车上坐的是头等包厢，两人一个小包间，享受的是政治局委员的待遇。海参崴换轮船的时候，王明坐的是二等舱，其他的留学生大都坐三等舱。早在1927年4月，米夫在他任莫斯科中山大学副校长期间，就携带中大他最宠爱的学生王明到武汉，代表共产国际参加了中共五大，从而为王明在中共党内树起了一定的形象。而刚从苏联回国时，王明只是《红旗》杂志的一名普通编辑，在潘文郁的领导之下。王明对马列主义的教条背得滚瓜烂熟，这也正是他深得米夫器重的地方。
同是莫斯科中大的学员，潘文郁成为中共主要领导人的得力助手，王明却只是个普通编辑，他对潘文郁既羡慕又嫉妒。正巧不久又发生了王明被拘禁事件，王明对潘文郁产生了更大怨气。那是1930年1月的一天，王明参加上海工会联合会，被巡捕当做普通违法分子拘禁。有报道说，当时王明买通了一个印度巡捕，巡捕说“你找人拿钱我就放人”，王明违反地下工作纪律直接给潘文郁写了个条子，送信给潘文郁，请求营救，并询问有关同志的地址。这在事实上造成了泄密，严重违反了党的保密原则。为了不让党组织遭受更大损失，潘文郁迅速向中央作了汇报。中共中央随即采取紧急措施，及时转移王明知道的机关。此后，王明被共产国际的米夫保释出狱，受到了党内警告处分，并被调到总工会宣传部当了一名编辑。受到纪律处分后，王明迁怒于潘文郁，对潘文郁没有及时保释自己，一直耿耿于怀。
1930年底，莫斯科中山大学关门后，米夫又代表共产国际到上海来参加中共六届四中全会。1931年1月7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举行。向忠发主持会议，并作了《中央政治局报告》。会上充满了激烈的斗争，王明在会上概述了他根据国际文件写成的名为《两条路线的斗争》的小册子中的观点。在米夫的一手操纵下，会议选举了新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结果，李立三、瞿秋白等人落选，而原来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王明，一跃进入政治局成为委员，并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名义上向忠发继任总书记，实际上由王明独揽大权。王明一步登天后，随即以消除“立三路线”为名，对原来中央各部门的负责人和工作人员实行打击，重新分配他们的工作。潘文郁是李立三的得力助手，王明对他有意打压，潘文郁被解除中央宣传部秘书的职务。一个月后，中共顺直省委遭到破坏，北方形势严峻，于是潘文郁从上海被派到北平，担任中共顺直省委一般的宣传干事，人生开始走向低谷。
1931年的6月22日，原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私自外出，被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逮捕，写下自首书后的第三天被处死。尽管潜伏在敌人内部的中共地下党员“龙潭三杰”之一的钱壮飞及时传出情报，避免了由此可能带来的重大损失，但给中共带来的危害依然是巨大的。随即，中央军委干部胡章原投敌，导致中央宣传部负责人罗绮同和中央监察委员杨匏安等16人被捕。罗绮同自首叛变，杨匏安被杀害。
紧接着，中央北方局（后改称中共顺直省委）军委书记廖化平在天津被捕，也向敌人自首，致使包括北平在内的河北省委所属的许多机关遭到破坏。此时，潘文郁在河北省委负责地下联络工作。7月21日，他奉命到北平西交民巷附近的文宣公寓秘密接头，因不知地下机关已经被廖化平出卖而落入国民党北平特务机关手上。
张学良的私人秘书黎天才闻讯赶来，力劝潘文郁自首，政治上失意的潘文郁经不住黎天才的劝说，与中共划清了界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