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里菲、汉弗莱和斯特金【2003】提出了另一种价值链类型学。他们认为完全基于“一臂之距”市场关系的价值链【market-based relationships】和垂直整合型企业【vertically integrated firms】是两种极端的价值链模式，而“网络关系”【network-based relationships】则是一种价值链治理的中间模式。杰里菲、汉弗莱和斯特金进一步把“网络关系”价值链模式扩展为3种不同的类型：在模块型价值链【modular value chains】中，一揽子承包供应商根据客户规格生产产品或零部件；在关系型价值链【relational value chains】中，买方和卖方之间互动的复杂性必然带来双方的相互依存和高度的资产专用性；在制约型价值链【captive value chains】中，小型供应商依赖于规模比自身大得多的买家，由后者对其关键的生产活动进行密切的管理和监控。他们认为价值链治理模式取决于3个关键因素的互动：【1】交易复杂程度；【2】信息可编码程度；【3】供应商能力。他们提出，随着技术标准的推广、信息技术的进步和供应商能力的提高，许多全球价值链的结构似乎都在远离垂直整合型企业和制约型网络，向关系型、模块型和市场型转变。
关于全球价值链的实证研究
对于全球产业链结构的近期变化及其对低收入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学界只进行了有限的实证研究。迪肯【Dicken，2003】总结了对纺织、汽车、半导体、金融服务和分销行业全球价值链的各种研究结果。案例研究中的一些共性是值得注意的。首先，每个产业中都存在整合和集中的趋势。即便是在传统上进入壁垒较低、竞争较为分散的纺织业内，大型企业都变得越来越重要，因为大型企业不仅有能力投资于新技术，也有能力利用大众广告建立全球品牌形象。此外，全球纺织业生产的组织工作日益集中到“无工厂”的大型跨国企业手中，如主要的国际零售企业等。其次，在市场上占据领导地位企业的总部大多数位于高收入国家，它们的战略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价值链结构，其中包括产地和企业间的协作模式等。再次，集中度的增加似乎并没有降低全球产业的竞争程度。事实上，随着全球化开启新的市场、带来更廉价的生产要素，领先企业之间的竞争似乎有加剧的迹象。最终迪肯得出结论，全球化为低收入国家的产业发展创造了一个不平等的竞争舞台：“开放”是这场博弈的名称。但只有当竞争舞台相对平等的时候才能算是一场真正公平的博弈——显然现在的情况并非如此。而且，双方应当得到同样的机会，这一点显然也做不到……换句话说，【发展中国家】面临不利的局面……只让发展中国家单边地进行对外开放几乎肯定会导致更大的灾难。危险在于，本地企业在全球经济中取得一席之地前就可能已经被外来的高效竞争摧毁了【2003，第575页】。另一项重要的实证研究是由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进行的，研究的对象是几家主要跨国制造商的国际生产体系。研究报告认为，很多行业中的主要跨国公司都开始退出制造业，它们更倾向于把制造活动分包给提供一揽子解决方案的供应商。跨国公司已把其活动重心转向知识密集度较高、附加值更高的价值链职能，比如生产规划、产品研发、管理服务、市场营销和品牌管理等。对这些关键职能的控制使处于领先地位的跨国公司拥有了对整个价值链的控制权。报告还指出，跨国公司向外转包制造业务的活动在促进发展中国家出口竞争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最后，报告认为跨国公司已变得真正“无国界”【borderless】：“这类公司越来越把全球市场视为一个无国界的整体，进行有关商业活动地点的决策时考虑的主要是经济和战略因素，而不是国别”【UNCTAD，2002，第14页】。不过报告还观测到，跨国公司的研发活动在母国的集中度非常高，这与前面的论断就自相矛盾了。鲁伊格罗克和范·塔尔德对全球100家最大跨国公司的所有权和控制职能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这些公司中没有一家真正算得上是“无国界”的：除了极少数例外，这些大型跨国公司的高管层和管理风格依然具有“浓厚的国别特征”【Ruigrok和van Tulder，1995，第159页】。
诺兰【2001】结合了对全球价值链的研究与对中国企业的制度分析，通过对全球各个行业【包括航空、发电设备、钢铁、采矿、汽车、饮料、石油石化和金融服务等】的一系列案例研究，将中国大企业的规模和能力与顶尖跨国公司进行了比较。诺兰的研究揭示了中国大企业与顶尖跨国公司之间规模和能力的巨大差距。以此推断，在当前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甚至对于规模最大的中国企业来说，“赶超”的可能性都相当渺茫。然而，诺兰对全球价值链中“瀑布效应”的分析结果显示，低收入国家的企业还面临着更大的挑战：
这种“瀑布效应”对竞争的性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意味着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挑战比表面看起来要严峻得多。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企业不仅面临着赶超系统集成商的巨大困难【这只是看得见的“冰山”一角】，要赶超控制着供应链中每个层面的强势企业也同样举步维艰【这就是“冰山”隐藏在水面下的、看不见的部分】【Nolan和Zhang，2004，第20页】。
在一份关于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力的报告中，2003年，麦肯锡公司对汽车和消费类电子产品行业中的跨国公司与中国、印度、墨西哥和巴西本土企业之间的相互作用进行了一系列案例研究。其结论是“跨国公司投资对发展中经济体的整体影响一直是非常积极的”，因为它显著增加了消费者利益【更低的价格、更高的产品质量和更多的选择】，大幅提高了本土产业的生产力及产量，并导致资本、技术和技能向其他行业溢出。在这一分析中，当地企业受益的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跨国公司的战略。研究还发现，东道国政府的进口壁垒及与贸易相关的投资政策【比如与本土企业合资的要求】没有明显的积极影响。该研究中的两个重要事实值得注意。第一，到2002年，外国品牌的汽车【通过与国内企业合资】已经完全主宰了中国国内市场，拥有97%的市场份额。第二，作为本土合作方的中国国有汽车企业似乎并没有通过合资培养出强大、独立的汽车制造能力。这些国有企业在获得合资企业所创造的巨额利润的同时，并未将先进的技术和能力从合资业务向非合资业务转移。这项研究似乎在暗示，与寻租的国有企业相比，跨国公司能够更好地促进本地经济的发展。
价值链分析的重要性
本章探讨了有关跨国公司与本地经济发展关系的主要学术理论和分析框架。由于分析侧重点的差异，对于跨国公司在低收入国家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各种理论往往会根据不同假设得出不同结论。得出积极结论的两种分析【即新古典主义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主要关注的是国际市场上资源配置的效率。这两种分析有一个共同的假设，那就是跨国公司在低收入国家的直接投资在效率方面优于其他投资【Jenkins，1987，第23页】。市场的种种缺陷被假设为不存在【新古典主义理论】或外生的【交易成本理论】。这两种分析在政策上建议低收入国家彻底清除针对外国直接投资的一切障碍，从而完全融入全球经济。相反，列宁主义学说认为，跨国大企业创造了垄断型市场结构，是市场缺陷的一个重要来源。跨国公司对低收入国家的影响要么是摧毁当地资本，要么是使低收入国家企业完全附属于国际帝国主义体系。在该体系中，低收入国家的剩余价值被压榨出来，流向高收入国家的垄断资本。列宁主义学说在政策上的建议往往与新古典主义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背道而驰。
价值链分析框架不同于前述理论之处在于，它不对跨国公司配置资源的效率作任何预判。它和管理学文献一样密切关注企业层面竞争优势的来源，侧重研究这些优势对全球价值链结构和企业间动态联系的影响。价值链框架是一种极为有效的分析工具，它可以使我们很好地理解企业，尤其是低收入国家的本土企业，是如何参与全球经济活动的。全球价值链结构在过去30年间经历了一场巨大的变化，而学界只对此进行了数量有限的实证研究。至关研究工作甚至更少。本书的研究正是希望在这方面能够有所补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