恰逢改革开放30周年。无论从国家的整体实力、城乡居民生活水平还是从文、教、体、卫等各方面来看，中国在过去30年中的发展成果举世瞩目。尤其是今年，中国在渡过了两次重大自然灾害之后，成功举办了第29届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中华民族以其自强不息的精神、兼容并蓄的气魄展现于世界舞台上。毫无疑问，没有30年前的改革开放抉择，就没有今天的骄人成绩。同时，就在这30年中，国际经济环境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提出了深刻的挑战。本书旨在从产业发展的角度来描述和分析中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在过去的30年中，从微观层面来看，世界经济结构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这些变化对于中国本土产业的发展又意味着什么？
外部发展环境的变化：全球商业革命
在过去的30年中，全球经济逐步走向一体化。世界贸易和投资壁垒不断瓦解，企业重组、兼并与收购风起云涌，跨国经营逐渐成为各行业领先企业全球竞争的先决条件。全球经济结构因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20世纪末的这场“全球商业革命”中，最为突出的是三个重要特征：产业集中、系统集成和瀑布效应。
在过去的30年中，全球高收入国家的企业之间掀起了汹涌的并购浪潮，并且愈演愈烈。到了2007年，全球兼并收购的总交易额达到了4.48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GDP的8.3%，相当于19世纪末美国垄断性大企业出现时的并购水平。从全球范围来看，产业集中成了各个行业中普遍的趋势。这种趋势的结果就是，在几乎每一个战略型行业，少数几家巨型跨国企业主导着全球价值链中最核心的技术、人才、销售渠道和品牌。20世纪末，全球最大的1000家全球性企业的产值占到全球产值的80%，而300家最大的企业控制着全球25%的经营性资产。这些大型企业主要来自于欧、美、日等高收入国家，在全球经济的发展和利益分配格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随着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产品和服务的复杂程度不断提高，以及价值链中协作关系的复杂化，系统集成作为一种新的管理模式出现在国际商业领域。领先的巨型跨国公司在各自的价值链中充当着“系统集成者”的角色，它们就好像是产业网络中的蜘蛛，编织、组合、管理着各个公司之间错综复杂的相互依存关系。因此，这些系统集成者在相互激烈竞争的同时，组织协调着其所领导的价值链中其他企业从研发、生产到服务的各项重要职能。它们根据自身的战略需求将全球价值链的效率提升到最高，并且在全球范围内选择能力最强、最优秀的上下游企业作为自己价值链中的合作伙伴。在越来越多的产业中，系统集成者已经开始通过产业计划的模式培育数量更少但能力更强的供应商来组成供应链。
来自强大系统集成者的压力迫使它们的一级供应商进行并购，以充分利用规模效应和范围经济来提高效率，以满足系统集成者在降低成本、产品创新以及增强服务能力等各方面越来越高的要求。然后，这些一级供应商通过同样的系统集成过程将这种强大的压力传递给其各自的供应商网络。于是，在全球范围内，给系统集成者提供商品和服务的诸多产业都出现了高速的产业集中过程。这就是20世纪末商业革命中的“瀑布效应”。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此次全球商业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全球经济活动的组织方式，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经济活动的形式。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来自低收入国家的企业逐渐发现自己不是在与跨国公司竞争就是在为其服务。面对竞争，大多数低收入国家的企业发现，由于在规模和能力方面的巨大差异，这个为许多经济学家称道的“全球竞技舞台”对它们来说并不是平等的。而瀑布效应意味着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挑战比表面看起来要严峻得多。直接与全球性巨型公司展开竞争不仅要求公司自身具备与之相当的能力，也意味着后来者必须面临来自目前控制着价值链每个重要环节的强大西方企业的挑战。瀑布效应不仅增加了低收入国家企业与系统集成者直接竞争的艰巨性，而且也大幅度提高了前者进入后者的价值链、为系统集成者“打工”的门槛。因为在瀑布效应的作用下，全球价值链的几乎每一个高附加值环节都已经被源自于高收入国家的强大企业所主导。这次全球商业革命似乎已经将低收入国家的公司从全球价值链的高附加值领域内排除出去了。
中国发展本土产业的目标及前景
第二次工业革命以后，西方国家的发展历程表明，大型企业在推动国家科技进步和促进经济发展方面起着核心作用。20世纪下半叶，日本和韩国先后培育和扶植了一批能够立足于世界强者之林的大型本土工业企业，并由此带动了经济的赶超步伐，创造了所谓的“亚洲发展模式”。为了在经济上赶超高收入国家，中国必须要有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本土企业，这已是一个不争的论断。21世纪初，我国政府已经明确提出要扶植30～50家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国有企业。在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中，政府通过一系列直接或间接的政策措施，在国家支柱型产业中挑选了一批有实力的大型国有企业进行重点培养，以推动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增长，提升中国经济的整体竞争力。本土企业的发展对我国经济的未来发展模式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与日本和韩国相比，中国在21世纪初所面临的国际政治和经济环境更为复杂。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的本土企业必须在一个更加开放的环境下迅速成长。2001年，我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下简称WTO】，为本土企业更好地走向国际市场打下了坚实的制度基础。从1999年到2007年，中国的外贸总额由3606亿美元增至21738亿美元，翻了6倍；外贸顺差由292亿美元增至2622亿美元，翻了9倍。然而，在打开国际市场的同时，WTO规则要求成员国全面削减关税、放开对金融投资和服务的限制并大幅减少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扶持。因此，许多对本土企业进行直接扶植以及限制外来竞争的日韩式产业政策已不再适用于中国。
同时，如前所述，本土企业发展的外部环境也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大型跨国公司正日益成为全球经济体系的主导力量。在我国加入WTO之前，跨国公司就已经成为我国国民经济中的一股重要力量。1990～2000年间，跨国公司在我国制造业销售中所占份额从2.3%迅速上升至31.3%。截至2001年，跨国公司的出口和就业人数占我国出口的50%【制造业出口的44%】和全国城市就业人数的9.5%【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以下简称“UNCTAD”，2002，第154页】。与此同时，跨国公司的产品和服务在我国许多行业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如汽车、民用飞机、高端信息技术【IT】硬件和软件、高端消费品、品牌食品和饮料等行业。由于入世大幅降低了我国的贸易和投资门槛，跨国公司在我国经济中的重要性在短期内很可能会上升。
中国日益融入全球经济体系，这对我国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本土企业这一目标会产生什么影响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更深入地了解全球商业结构及当代跨国公司的运作模式。对于跨国公司与本土企业发展之间的关系，学术界的看法向来是不完全一致的。其中，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观点最为乐观。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在2001年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中声称，大多数跨国公司对低收入国家的本土企业发展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跨国公司可以通过与本土供应商建立采购关系，建立重要的“后向联系”【backward linkages】，向后者转移知识和技能。这种密集的后向联系网络可以“促进相关公司的生产效率、生产力增长、技术和管理能力以及市场的多元化”【UNCTAD，2001，第xxi页】。这些联系的带动效应能够帮助低收入国家扶植起富有活力的本土企业。
另一派观点则认为，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化，强大的全球寡头公司【moligopoly】之间的激烈斗争将成为国际竞争的主要特征，低收入国家的大多数本土企业将在国际竞争中被摧毁。能够幸存下来的多数不是跨国公司的子公司就是分包商，都只能按照全球寡头公司拟订的生产计划来运营，而这些跨国公司的总部都设在高收入国家。这些子公司只能从事劳动密集型的低技术工作，或者为跨国公司的全球产业链提供必要的物质资源，而大部分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的过程将主要发生在高收入国家。在这种情形下，中国将始终处于全球经济体系的边缘，成为以接受海外订单为主的“世界加工厂”【workshop for the world】，而非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工厂”【workshop of the world】。这种发展前景是不容乐观的。
在另一种观点中，诺兰【Nolan，2001】提出了全球商业体系“中国化”【sinification】的可能性，即中国本土企业通过不断升级，逐渐形成跨国公司全球价值链中一个份额不断扩大的环节。在跨国公司内部，经理人、科学家和工程师中的中国人所占比例也会越来越高。全球商业体系的性质和特征因此可能从内部发生演变【Nolan，2001，第918页】。
在中国这个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这些不同的发展情景将对消除贫困和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带来截然不同的后果。跨国公司并不是一个新生事物。但自从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资本主义企业在经济生产的组织形式方面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尽管经济全球化的内涵和意义在学术界已不再是一个全新的研究主题，但主流经济学还不能很好地解释跨国公司作为经济全球化主要载体的存在和运作模式，也没有弄清楚跨国公司与价值链上其他企业关系的性质。同时，当前的主流文献也没有重视20世纪末全球商业结构变化的性质及其对低收入国家的影响。正因为如此，作为全球化主导力量的大型跨国公司至今在大多数人心目中仍然是个谜。人们知道的是那些家喻户晓的品牌，却不知道这些国际品牌背后的经济组织是如何运作的，以及它们的战略和经营行为对本土产业的发展意味着什么。
“世界加工厂”和“世界工厂”之间的区别最先由剑桥大学彼得·诺兰教授于2003年在美国国会证词中提出。
本书的研究
本书旨在通过对大型跨国公司战略和价值链结构的案例研究，进一步理解全球商业结构的近期变化、跨国公司的组织模式和行为特征以及对中国本土企业发展的影响。
分析框架
本研究在两个层面上进行。首先是在全球层面，调查跨国公司的战略、其全球价值链结构的变化以及全球价值链变化对低收入国家本土企业的影响。其次是在本土层面，重点调查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发展战略和价值链结构，及其对当地经济的影响，尤其是对本土企业的影响。本研究将特别关注跨国公司与本土价值链参与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以便更深入地理解跨国公司对本地企业商业能力的直接影响。综合全球和本土两个层面进行研究，可以更清楚地了解全球经济一体化对低收入国家本土企业发展的影响【图1.1】。
研究方法
本书的主要研究方法是案例研究。案例研究使我们得以深入了解全球经济体系在企业层面的变化，更好地研究跨国公司及其价值链上的合作伙伴之间的相互作用。这些中观和微观方面的观察结果从其他研究方法中是极难获得的【Lall，1980】。我们可以通过对企业的访谈直接了解企业行为的原因、模式和影响，而不必依靠统计数据的推论。这种直接观察提供了详尽的细节和清晰的事件逻辑，在分析跨国公司行为时具有更高的准确性和可信度。案例研究方法的主要局限性是，根据对少数几家企业的分析很难得出一般性的结论【Yin，2003】。有限的样本是否可以反映更广泛的趋势，这必须在研究设计中加以仔细考虑。为了应对这种局限性，研究人员对案例研究证据进行归纳时必须谨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