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中国在经历了魏晋南北朝的过渡期和阵痛期后，终于再次迎来了大一统的局面。在几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原大地上的各个民族相互冲击、血肉相搏，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古老的少数民族在山河激荡、金戈铁马中与北方汉族逐渐融合，北魏孝文帝更是以强制改革的手段加速了这一进程。中华民族在经历了这一次大换血之后，也将中国封建时代推入了鼎盛时期。
有人说，北魏孝文帝改革推进了鲜卑族的汉化进程，使北魏从半封建半游牧政权蜕变成了标准的封建王朝；也有人说，北魏孝文帝把都城从雁北之地平城迁到中原腹地洛阳，把皇族姓氏由拓跋改为元，让贵族习汉字、说汉话、循汉礼、尊汉制，就等于把鲜卑族——这匹纵横长嚎于阴山河套南北的草原狼的血性生生拔去。汉化、改革，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就是鲜卑自我消亡，被中原文明所同化的过程。
从客观上看，如果没有这一次大变革，以鲜卑为主的北方少数民族不会如此彻底而迅速地融入到全新的汉族中来。
中原汉族的概念，在南北朝时期已经与秦汉时期大不相同。南北朝之后的新一代汉族，是之前汉族和各个北方少数民族相互融合的产物。随后取代北周的杨隋政权和取代隋朝的李唐政权，都是由胡汉混血而来。
在隋唐统治者的身上，我们看到了文明与血勇两种不同的因子，正是在这两种因子的相互作用下，隋唐二朝才能以博大的胸襟和包容的姿态开创出中国封建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盛世。
壹 高句丽的合纵连横
在讲述隋代时期东北亚争霸之前，我们有必要回过头来，先来了解一下六世纪前后朝鲜半岛的政治格局，看一看高句丽这个打不死的老邻居是如何一步步重新强大起来的。
南北朝时期的高句丽已经是一个建国四五百年，疆域横跨长白山和鸭绿江两岸，西至辽水，东到日本海，南跨辽东半岛和朝鲜半岛北部广大区域的强国。高句丽的东北面，是居住在松花江流域的族和居住在嫩江、黑龙江上游的室韦族；西北面，是居住在鲜卑故土上的契丹、奚等游牧部族，再往西是启民可汗控制下的东突厥政权；而在朝鲜半岛南部，是以百济、新罗、伽耶、任那为主的众多小国。
由于中原地区在几个世纪内都处于分裂战乱的局面，根本无暇东顾，高句丽就利用这一机会，凭借其悠久的历史和相对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成为整个东北亚地区的霸主。
向文明靠近
当时的朝鲜半岛上主要有三个较为强大的国家，分别是北部的高句丽、西南的百济和东部的新罗。三个国家中，高句丽建国最早、疆域最大、受中原文化的影响最深，封建化程度也最高。吞并辽河以东后，高句丽吸纳了大量汉人、鲜卑人、契丹人、人，成为一个典型的多民族国家。
从地缘上看，高句丽所处的位置正好是当时东北亚的中心区域，东西临海，南北皆是强敌，一不小心就会陷入两线作战的不利境地。为了减轻北面陆上压力，高句丽主动与北朝通好；为了分化孤立在朝鲜半岛的最大对手百济，高句丽也没有忽视远隔重洋的南朝政权，经常象征性地去向南朝示好。
在东北亚，高句丽是大国；但与南北二朝相比，它又是小国——想称霸又不敢过于嚣张，想当大国又不得不奉行小国外交政策——这就是南北朝时期高句丽国策的一大特色。
那么，作为东北亚地区的强国，高句丽为什么不先拿较为弱小的百济、新罗开刀，统一朝鲜半岛，等没有了后顾之忧再北上与中原政权争夺辽东呢？除了南部各派势力错综复杂，相互牵扯的原因之外，更重要的是一个归属感的问题。
春秋战国时，诸侯混战，中原三晋的版图加起来都没有楚国大，但楚国偏偏不向更为广阔的南方腹地发展，而是一个劲地北上中原争夺天下霸权。其原因就在于，当时东方文明的中心在黄河流域，在楚国人看来，长江以南地区是南蛮杂居之地，只有在黄河流域称霸，才能算得上真正的大国。
这个道理于高句丽人同样适用——在高句丽人看来，中原就是文明和先进的代名词，只有占据辽东才能接触到真正的中原文明。因此，辽东要比落后、蛮荒的朝鲜半岛南部更有吸引力，更有归属感。这样，辽东就成了几百年来高句丽人做梦都想占领的地方。
不过，鱼与熊掌难以兼得。当高句丽把全部精力都用于向北扩张时，朝鲜半岛南部三个较大的部族群落——马韩、辰韩、弁韩（史称“三韩”），在中国东晋南北朝时期逐渐发展成了百济、新罗、任那三个国家。其中百济和新罗较为强大，百济还与海峡对岸的倭国结盟，多次与高句丽争夺半岛霸权；而倭国为了染指朝鲜半岛，一方面与百济结盟，一方面通过在任那设置“日本府”，直接在半岛南部扎下据点。
为了对抗强大的高句丽，百济和新罗也开始通过海路向中国学习先进的文化和制度，百济更是充分利用地处东海丝路（这里的东海，泛指台湾海峡以北的渤海、黄海、东海到日本列岛的广大海域）枢纽位置的便利条件，与倭国结成了政治、经济、军事上的广泛同盟。
东海丝路的一端是中国的东部沿海，中间是辽东半岛和朝鲜半岛，另一端则是日本列岛，它把东北亚范围内的各个国家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不仅在经济上推动了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的发展，在文化上和制度上也加速了海东诸国（泛指辽东以外、地处东北亚范围内的各个国家）的封建化进程，汉语和汉字更是成为当时整个东北亚地区的通用语言和通用文字。
平壤时代的到来
412年，高句丽年仅39岁的好太王去世，其子长寿王即位。好太王与北魏开国皇帝拓跋所处的是同一个时代，两人的经历和气质也极为相似。高句丽正是利用北魏与后燕、北燕开战的机会才乘虚而入夺取辽东。到长寿王当政时，北魏已经基本统一中国北方，拓跋族骑兵的骁勇善战也让长寿王清楚地意识到，再往辽西前进一步已无可能，而高句丽也急需时间来解决数十年扩张战争带来的一系列民族和社会矛盾。
于是，长寿王主动改变策略，在427年把都城从位于中国吉林境内的狭小险峻的丸都山城迁到了朝鲜半岛北部的平壤。这一举动，就等于把国家战略重心从北部山区转移到了朝鲜半岛的平原地带，它带来了三个显而易见的好处：
其一，让都城远离中原政权伸手可及的辽东山区，避免再出现魏国和后燕时都城被破、王陵被掘的窘境，确保了王权的安全；
其二，丸都山城地险狭小，是高句丽部族最初发展阶段的产物；平壤地势开阔，襟带南北，是步进入成熟封建王朝的客观需要；
其三，平壤离百济、新罗较近，有利于高句丽向南推进，打击百济、新罗两国，实现朝鲜半岛的统一。
从长寿王迁都平壤开始，高句丽就从丸都·国内时代（指定都于丸都山城、国内城）进入了平壤时代。
这一战略调整，使得高句丽和中原权政在南北朝的近两个世纪内再未爆发大规模的战争。不过，尽管高句丽“捡漏”当上了东北亚的霸主，可它依旧畏惧北朝，害怕北朝的胡族骑兵渡过辽河向本国发起进攻。据统计，高句丽曾先后90余次派使者前往北朝，几乎每年都要遣使进贡，有时甚至一年数次；通过海路向东晋和南朝派遣使团也达30余次。
在稳住了强大的南北朝政权后，高句丽便开始了统一朝鲜半岛的征伐，先是联合屡遭百济侵扰的新罗进攻百济。百济为了自保，便向倭国求援。而为了保住在朝鲜半岛的影响力，倭国很快就派兵渡海来援，并以任那国为据点，与百济组成联军，抵抗高句丽的入侵。
562年，在高句丽的支持下，新罗吞并任那，将倭国势力逐出朝鲜半岛。新罗担心高句丽势力过度膨胀，威胁本国，就有意疏远高句丽；高句丽自然不肯退出半岛南部，两国关系由此恶化。
高句丽统一半岛的战争也引起了南北朝政权的警觉。由于当时的中国尚处在分裂对峙状态，一个统一而强大的高句丽势必威胁到辽西和东部沿海地区的安全。因此，南北朝各个政权和半岛各国在辽海地区展开了一场错综复杂的合纵连横之战。
北朝政权为了稳定东北边疆，南朝政权为了牵制北朝，都对高句丽采取了较为友好的态度：
413年，晋安帝册封长寿王为乐浪郡公、高句丽王；
420年，刘宋武帝封长寿王为征东大将军；
422年，刘宋武帝加封长寿王为散骑常侍、都督平州诸军事；
435年，北魏世祖册封长寿王为都督辽海诸军事、征东将军、领护东夷中郎将、辽东郡开国公、高句丽王；
463年，刘宋孝武帝册封长寿王为使持节散骑常侍、督平营二州诸军事、征东大将军、高句丽王、乐浪公；
479年，齐高帝册封长寿王为骠骑大将军；
491年，北魏孝文帝册封长寿王为车骑大将军、太傅、辽东郡开国公、高句丽王；
492年，长寿王去世后，北魏孝文帝册封即位的文咨王为使持节都督辽海诸军事、征东将军、领护东夷中郎将、辽东郡开国公、高句丽王；
494年，南齐郁林王（齐废帝）册封文咨王为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营平二州诸军事、征东大将军、高句丽王、乐浪公；
496年，齐明帝册封文咨王为车骑将军；
502年，梁武帝萧衍册封文咨王为车骑大将车；
508年，梁武帝加封文咨王为抚东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518年，文咨王去世后，北魏孝明帝册封即位的安藏王为安东将军、领护东夷校尉、辽东郡开国公、高句丽王；
520年，梁武帝册封安藏王为宁东将军、高句丽王；
526年，梁武帝允许安藏王之子安原王沿袭父爵，并册封其为宁东将军高句丽王；
545年，阳原王嗣位，梁武帝允其袭父爵；
550年，北齐文宣帝册封阳原王为使持节侍中、骠骑大将军、领护东夷校尉、宁东将军、高句丽王；
559年，陈文帝册封平原王为宁东将军；
559年，北周高祖册封平原王为开府仪同三司大将军、辽东郡开国公、高句丽王；
560年，北齐废帝册封平原王使持节领护东夷校尉、辽东郡公、高句丽王；
562年，陈文帝册封平原王为宁东将军。
……
从总体上看，南朝属于汉族政权，在制度和文化上要优于北朝。百济、新罗和倭国为了缩小与高句丽的差距，同时也因为海路更近，更多的是向南朝派遣使者；而高句丽由于与北朝接壤，所以与北朝的关系更为紧密。
不过，半岛各国与南北朝的外交联系并不是单向的：高句丽曾阻止百济与北朝通使，百济因此请求北魏攻打高句丽，遭到拒绝；北魏也多次在海上截获高句丽派往南朝的官船使者，却未能阻止高句丽与南朝的联系；南朝曾多次派使者回访半岛各国，用以牵制北朝……
对南北朝而言，通过外交手段让朝鲜半岛长久维持三足鼎立的局面，是避免统一的高句丽威胁中原安全的有效手段；对半岛三国而言，一旦中国统一，中原政权必定会腾出手来向外扩张，因此它们也乐得两头朝贡两头摇摆，最好能借此引发南北朝战争，让本国能够全力应对朝鲜半岛上的对手。
因此，南北朝时期中原与朝鲜半岛各国之间，基本上就是你咬我一口，我打你一拳，你告我的黑状，我在背后阴你一把的状况，闹得不亦热乎。
贰 大隋帝国的心腹大患
一个强大的王朝，必然有宏大的战略为支撑；一个宏大的战略，必将以征服四夷为首要任务。如果把中国历史作一个纵向的比较，我们就会发现，隋唐几乎就是秦汉的翻版——秦隋一统天下，采取了许多惊天动地的大举措，却因横征暴敛致使社会矛盾激化，“二世而亡”；汉唐继往开来，有了秦隋这两个试验品的前车之鉴，它们才开创出汉唐盛世，把中国封建时代推向新的高峰。
强劲对手
当中原大地发生翻天覆地的巨变，进行大换血的同时，周边的少数民族政权也在更替：突厥取代鲜卑，吐蕃取代羌人，契丹取代东胡。只有高句丽，这个古老而顽强的民族，在长达数个世纪的动荡和变乱中奇迹般地延续了下来。
中原在洗牌，东北亚也在洗牌。洗牌的结果，就是重新统一强大起来的中原王朝与东北亚新兴势力开始了新一轮角力。焦点，就在辽东。
581年，北周重臣杨坚接受周静帝的禅让，成为隋朝的开国皇帝。
攻灭北齐后，隋朝便接管了原属北齐的辽西地区。这里的辽西，泛指辽水以西包括辽西走廊在内的山海关以外的地区（当时尚未有山海关，为了便于理解，仍然引用关外这一说法）。隋朝接管辽西后，便与占领辽东的高句丽直接接壤，打破了东北亚地区几个世纪来相互制衡、相互牵制的均势格局。
这一变化引发了一连串的连锁反应，契丹、奚、室韦等游牧民族纷纷依附更为强大的东突厥，并主动向隋朝进贡称臣。高句丽曾几次派兵征讨，却被击败，为了维持在东北亚的宗主国地位，高句丽在隋文帝开皇初年便多次派使者前往长安示好。由于当时南陈还没有被灭掉，高句丽和百济依旧遵循旧例，同时向隋朝和南陈派遣使者，通过外交往来刺探中原情报，继续实施合纵连横的策略。当时隋朝最主要的对手是北方的突厥和江南的南陈，对辽东各族主要采取安抚绥靖政策，并没有大规模用兵。
589年，隋文帝杨坚派自己的次子、年仅20岁的晋王杨广率50万隋军挥师南下，消灭了南朝最后一个政权——陈，在时隔369年后（从220年曹魏代汉算起）重新统一了华夏大地，建立起一个庞大而统一的帝国。
南陈灭亡后，高句丽上下突然紧张起来。高句丽人的紧张并非杞人忧天，这意味着中原王朝会像当年的汉朝一样，把战争的矛头指向边疆地区，塞外大草原和遥远的西域分别为东突厥和西突厥所占据，一时难以撼动，况且这两片区域也非传统意义上的“汉土”，而辽东，则是高句丽从汉人手中生生抢走的，自古都是汉家领土！
高句丽预感到隋朝迟早会派兵进攻辽东，所以很早就开始行动：一方面减少与隋朝的外交往来，一方面在辽东及沿海地区整军备战，严防隋军进犯。
隋文帝惊讶地发现，高句丽，这个坚韧而顽强的国家，竟然成了东北亚地区的老大，大有与隋朝一较高下的意思；而在隋朝所控制的辽西北部，还盘踞着两个新兴的少数民族部落——契丹和奚；在更远的东北，高句丽的侧后方，生活在松嫩平原和三江平原的和室韦部落也在慢慢壮大。
隋朝、高句丽、奚、契丹、室韦、百济、新罗、倭国、任那、伽耶……如此众多的势力，全部聚结在了东北亚范围内。小小的辽西，各派势力犬牙交错，相互博弈，各自寻找着各自的战略伙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