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些因沪市成交量太少买不到股票的股民来说，万国黄浦深圳股票的开通，真是久旱逢甘霖。他们才不管什么“股灾”，而且相对几百元、几千元一股的上海股票，深圳几元一股的股票令上海人欣喜若狂，大吃特吃。至于那些新入市的股民，甚至还分不清那时上海股票面值是100元和50元，而深圳全部拆细成了1元面值，他们只觉得深圳股票太便宜了，尤其是那只6月份才上市的深宝安，才3元多，此时不买更待何时？
所以万国黄浦开设3个月，门口人潮涌动，终日不绝。进入9月份，小小的营业厅已经无法承受狂潮般的股民，每天在门口排起的委托和交割两条长龙已越来越长，营业部不得不通过发号来限制股民进入交易大厅委托和交割，无号者一律拒之门外。为了拿到一个编号，人们不得不深夜起来排队，一直排到早晨。于是一支专门替人排队的“排队专业户”队伍诞生了，一个编号从几十元炒到了几百元。
“你认为这仅仅是排队吗？这可是抢人生的跑道哇。”当有些股民为“无奈长夜人不寐”，站在寒风中排队发牢骚时，曾经有一个股民说出了一句如此精辟的话。一年之后这句话被印证了，当时排队买入深圳股票的股民，都发了大财，不少人成为富有者，因为他们买入的是深圳指数在50点以下时的股票，价位比发行价还低。
面对“车如流水马如龙”的入市者，万国黄浦营业部不得不限制入市人数。一开始规定每笔委托购买起点数额，老户头为2手，新户头为5手（宝安股为10手），当时每手500股，5手就是2500股，以深发展15元来算，2500股就是37000多元。对20世纪90年代初并不富裕的上海人来说，要一下子拿出近4万元钱并非易事，这样就把普通的工薪阶层拒之门外了。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小散户们纷纷组成联合“舰队”跨过黄浦的这道门槛，驶向深市“股灾”的彼岸。为应付冲击这道门槛汹涌而来的散户“舰队”，黄浦营业部不得不一次次加高门槛，开户存入资金从5万上升到10万，后来又上升到20万。
散户们“恨无上天梯”，为跨越门槛到处凑钱，大户们则觉得行情信息太慢了，小黑板上的股价半小时擦改一次，简直无法操作。据说为此当时上海有些百万元大户联袂南下，到深圳去实地买卖。1991年8月中旬以后的数月里，通过深圳国际基金部，每天都有100万以上的上海资金流入深圳，这些大户在深圳联手操作，猛攻深圳的龙头股深发展。据当时深圳一位证券从业人员透露，国庆节后第一个开市日，有多位大户下大单买入深发展。而当宝安上市以后，上海的股民又把目标对准了这只最便宜的股票。据当时的报道，9月初的一天，上海的一个大户吃进40多万股宝安股票，金额多达100万元。
从当时的情形看，上海股民对深圳股市摆脱“股灾”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只可惜渠道不畅，整个上海只有万国黄浦营业部一条通道可以购买深圳股票，而南下深圳的大户，人数并不多，构不成一个“军团”，否则何需深圳市政府“风云奔走”地来“整顿乾坤事”了。
斩断“黑凤凰”的翅膀
深圳“股灾”给上海的证券管理层敲响了警钟，非理性的狂跌起源于非理性的狂炒，涨跌停板制度可以强行抑制股价的疯狂上涨，却对黑市的股价无能为力，黑市的存在是股价大起大落的原因之一，如果不能彻底取缔黑市交易，“股灾”的危险将永远存在。而要让黑市自己消亡，就得令股票供求失衡的局面结束，然而股份制改革还处于谨慎试点阶段，截至1991年年底，上海上市股票的总面额才2.76亿元，可流通的个人股仅仅只有7569万元，当时股票的发行量与上海居民的储蓄存款比例大概是1:27.6。股票发行得再快，也跟不上居民存款的增长，更跟不上居民求购股票的欲望。在供求失衡局面无法改变的情况下，取缔股票黑市的关键并不是出动大批警力到街头去扫荡“黄牛”（上海人对黑市倒卖者的称呼），而是实行无纸化交易。
上海管理层意识到这点，并拿在黑市上炒作最猖獗的浙江凤凰股票开刀。1991年8月1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通告，浙江凤凰股票的抛售，必须凭股票账户办理。这一通告的发布表明上海证券实行无纸化交易的开始，也表明上海证券管理层取缔股票黑市交易的决心。
通告一出，股票“黄牛”们顿时陷于恐慌。“打桩模子”们在证券公司门口“打桩”打不下去了，纷纷涌向浙江兰溪。因为他们手里的凤凰股票全是“黑凤凰”，拥有的只是记录这些凤凰股票的股东名卡，要把股东名卡换成股票账户，必须出示名卡上持有人的身份证，而“黑凤凰”的股东名卡上记录的却是原始股东的名字，如果找不到原始股东，不能让原始股东出面，股东名卡就无法转换成股票账户，“黑凤凰”也就无法转变成“白凤凰”，股东名卡上的股票将名存实亡。
“黑凤凰”在上海滩出现是在1990年的下半年，神通广大的“黄牛”们不知从哪儿得到的消息，浙江凤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于是他们涌向偏远的凤凰公司所在地浙江兰溪，连哄带骗地收购浙江凤凰。一时间，小小兰溪的宁静生活被打破了。浙江兰溪持有凤凰股票的股东大都为凤凰公司的职工和他们的亲戚朋友，当时发行时，很少有人对它感兴趣，厂方只好到处上门推销，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动员职工和职工的亲戚家属认购。这些人因为消息的闭塞和对股票的无知，在上海“黄牛”们巧舌如簧的鼓动下，以一倍甚至更低的价格把记录自己凤凰股票的股东名卡出让了，“黄牛”们拿着这些“黑凤凰”到上海再以翻倍的价格倒卖。
浙江凤凰能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浙江证券公司是功不可没的。1991年3月，浙江证券公司经理李训“胆大妄为”地耗资50万，并以每年支付8万元的费用为条件，开通了跨省市专线线路，首先实现了与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远程同步证券行情报价和交易电脑网络系统。作为第一家加盟沪深交易所的异地券商，他们想让浙江凤凰在1990年12月19日上海证交所开业那天在上海挂牌，实现中国异地股在沪深交易所上市零的突破。在19日天亮前，他们派人从浙江兰溪用麻袋把股票扛到上海证券交易所门口，为此浙江凤凰股票才得以进入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当时的开盘价为300元，不过此时场外的黑市价炒到多高，谁也说不清。浙江凤凰在场内开盘后，由于成交稀少，基本上没有过什么回荡，每天上涨，到1991年8月上海证券管理层决定斩断“黑凤凰”翅膀时，场内的“白凤凰”挂牌价已是2457元了。
由于场内“有行无市”，不少人就从“黄牛”手里高价买“黑凤凰”。上海证交所取消股东名卡制度一出台，他们也不得不奔向浙江兰溪，怀里揣着“黑凤凰”到兰溪寻找原始股东，但倒卖了不知多少次的“黑凤凰”，要找到其原始股东可不容易，最直接的方法当然是找凤凰公司厂方。越来越多的外来者拿着买来的“黑凤凰”股东名卡，以“未老莫还乡”的劲头缠住厂方不放，不告诉原股东的地址绝不离开凤凰公司。当时浙江凤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抱怨，到兰溪把原始股东抬到上海去的人络绎不绝，已经严重影响了工厂的正常开工，厂方不得不三令五申做出规定，禁止本公司职工到场外出售股票。
那些找到原始股东的上海人，当然百般讨好，替他们买好车票，开好旅馆，哀求他们去上海办理手续，并专程陪他们到上海游玩，费用全包，不管原始股东开出什么条件，总是一口答应，只要他们能跟自己到上海证券交易所跑一趟。兰溪的原始股东纵然后悔出手，但毕竟股票已是他人之物，在上海“老乡”的穷求猛乞下，只好跟着来上海。
上海的“黄牛”们可能是世界上最无孔不入的，他们此时又开始倒卖“黑凤凰”原始股东的身份证和股东名卡，并且把蟋蟀市场的名词搬入股票黑市，把身份证和股东名卡齐全的“黑凤凰”叫“双枪双须”；而只有股东名卡的叫“单枪单须”；那些只有股票，股东名卡和股东身份证都没有的，就成了“无枪无须”了。同时根据“枪”、“须”的多少，决定价格的高低。个别神通广大的“黄牛”还专门做起了替手持“黑凤凰”的人办理无证过户的生意，这些“过户专业户”买通管理部门的某些工作人员，看“黑凤凰”股票“枪须”的多少，不同程度地收取过户的费用。“黄牛”们把当时上海的股票黑市炒得天翻地覆，其中不乏欺骗敲诈之例。买进容易抛时难，上当受骗的自然是那些中小散户。
1990年11月25日，即浙江凤凰上市之前，上海市公安局、工商局和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联合发出坚决取缔场外股票交易的公告，11月26日，上海市人民政府还公布了《上海市证券交易管理办法》，其第三章第27条即为“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在证券主管机关批准的证券交易市场外买卖证券。”但这些“警告”对“黄牛”来说，不过是过耳之风，有惊无险。既然股票可以放在口袋里掏进掏出，政府也就奈何“黄牛”不得。要彻底杜绝黑市，就必须实行无纸化交易，而无纸化交易取决于证交所电脑系统的自动过户。
于是从1991年4月下旬起，上海证交所开始解决电脑过户问题。在经过一番建设和测试之后，1991年7月8日，上海股票市场电脑自动过户系统正式启用，这样首先就将“无枪无须”的黑股票判了死刑。7月27日，上海证交所取缔黑市的第二步开始了，即结合整个清算交割系统的改进，将老股东的股东名卡全面调换成股票账户，老股东必须凭身份证和股票亲自到交易所去办理，过户时股东名册中的名字与身份证不符者，一律不予办理。过户最后期限为9月16日，届时原来的股东名卡将停止使用。
公告一出，“黄牛”慌了，纷纷大逃亡。可还有一些老“黄牛”知道大限的日期是9月16日，所以更加变本加厉地倒卖“黑凤凰”，想在“寿终正寝”之前疯狂捞上一笔。1991年8月26日，上海证交所突然发出公告，从即日起，凤凰股票的买卖提前凭账户进行。这一公告是出乎“黄牛”意料的重拳，把“黄牛”们打蒙在地。“我们知道会有黑股票大逃亡。”当时上海证交所掌门人尉文渊得意地说，“当时想对所有8种上市股票采取统一措施，但适逢有些股票增股，很多人要凭股东名卡去办理，暂不能办理股票账户，停止使用股东名卡会使这些人陷入既不能办股票账户，又无法交易的境地，但‘黑凤凰’显得特别猖獗，因而再三考虑，最终选择了它。”
“黑凤凰”长的毕竟不是天使的翅膀，最终未能逃过正义的一击，翅膀还是被斩断了。
1991年9月16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取消股东名卡，规定投资者委托买卖股票必须使用股票账户，同时规定事先未办理“全额存入”（即把股票全部存放于证交所）的不能再进行交易。至此，上海股市无纸化交易全面完成。
两个月后，即1991年11月18日，深圳股市开盘后大户恐慌性抛售，出现自“股灾”结束后少见的狂泻，虽然深交所以技术处理进行托市，但收市时仍较上一交易日下跌32.7点。大户夺路奔逃的原因，是从深圳交易所传出停止专户电话委托交易的消息，当时深圳约有200多个专户（10万～50万元）分别在5家证券部试办了3个月的电话委托大宗交易。那时各证券公司还没有什么大户室、中户室，电话委托也刚刚开通，限量“供应”，必须10万元以上才能申请，这就成为大户跑道顺畅的便利条件。实际上，此次深圳证券交易所暂停专户交易，纯粹是技术上的原因，为了把股票从分散管理过渡到集中管理。这无疑透露出这样一个信息：深圳股票的无纸化交易马上就要实施了。
果然，1991年12月8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登记公司发布《股票集中托管方案实施细则》，并以宝安股票为试点，开始实行股票全面集中托管运行。到1992年3月19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对股票进行全面托管，真正实现了无纸化交易。
随着无纸化交易的实现，中国股市股票像钞票一样从口袋里掏进掏出的时代结束了。在股票可以摆地摊的时代，到底谁笑到了最后，只有那时的股民知道。而1992年3月19日以后入市的股民再也看不到股票是什么样子了。中国股票的黑市交易，在这一天真正画上了句号。
第三、认购证啊认购证
认购大潮汹涌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成立时，张鸿义副市长关于年内将有十几家新股登场的话，并不是一句空话。虽然股市刚刚从“股灾”里挣扎出来，已元气大伤，可新股的不断推出是雷打不动的，这是股市发展的必然。虽说一级市场与二级市场唇齿相依，可两个市场从来不是友好关系，而是横眉冷对的矛盾关系。
1991年10月31日和11月1日，深圳物业发展股份公司（以下简称“物业”）和中国南方玻璃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南玻”）两只新股分别登出招股说明书。同时11家新股年内上市的消息不胫而走，致使一些在心理上尚未摆脱“股灾”阴影的深圳股民产生了恐慌，纷纷抛出股票。在11月5日和6日两天，一部分股民误解了政府发行新股的抽签方法，认为11只新股将同时登台，这进一步加剧了人们的恐慌，沽压大量涌出，好不容易国庆节前后在100点盘稳的深圳指数，重回100点以下，下跌幅度达13%。
11月8日，11只新股发行方法公布，新股将采取预先统一派发申请表，集中抽签，中签后在上市公司正式获得批准发行股票时，再分别办理交款认购手续的办法。这次将派发申请表300??万份，按11家新股发行总额（面值）2亿元，以每份中签申请表只能认购2000股计算，中签率为3.6%左右。这11家公司简称分别是：物业、南玻、康佳、中华、深宝、中厨、华源、华发、石化、鸿华、中冠，并定于1991年11月10日、11日两天，在全市291家银行、保险及证券营业网点同时发放认购申请表。
公布的这个消息对深圳股民是个鼓舞，但每份认购申请表只能购买2000股，而且中签率只有3.6%，这使一些股民又把资金投回到二级市场，一时间深圳股指重上百点，收在了109.5226点。只有少数股民怀疑300多万份申请表是不是发得掉，但这种怀疑两天后被彻底粉碎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