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中国概念”的崛起
“老外”靠不住
从1988年7月国务院发布《关于鼓励台湾同胞投资的规定》，到1990年8月发布《关于鼓励华侨和香港、澳门同胞投资的规定》，在一系列鼓励海外投资的文件中，都明确了海外投资者可以通过购买内地企业股票的形式来进行投资。与此同时，在1990年底，中央已批准上海作为股份制试点城市。由此可见，建立上海股市吸引外资的机制，只是时间问题了。
海外投资者，尤其是华侨、港澳同胞，想买中国内地股票的意愿由来已久。1988年的一天，中国驻英大使冀朝铸来到上海西康路的证券营业部，他是特意来告诉营业部经理黄贵显，在英国和欧洲，人们对中国内地发行和交易股票很感兴趣，尤其是华侨，很想投资中国内地的股票。华侨们很想报效祖国，即使没有投资回报，只要能还本，他们也愿意。这种情况黄贵显也接触了不少，很多港澳同胞来到营业部，要买股票，弄得营业部很为难。此外自营业部设立股票柜台交易以来，先后有18家国外机构向营业部提出购买股票的要求，甚至有国外券商提出要与营业部合作发行股票。1988年7月，一家叫洛希尔父子的英国公司，专门给上海市政府提交了一份“建议成立一个在香港上市的新公司”的备忘录，在这份备忘录中提到，英国霸林公司成立了一家中国与东方投资公司，并在伦敦上市，募集了2100万美元，可没办法直接投资中国，希望中国能发行面向海外投资者的股票。备忘录中还提到，英国怡富公司专门成立了一个投资中国的基金公司，募集了2300万英镑，也正在寻找投资中国的机会。对于国际投资资金来说，是没有什么国家概念的，哪儿机会多，就向哪儿渗透。
在这种情形之下，黄贵显和他的营业部开始筹划发行外资股。考虑到公司以后的分红派息问题，当时外汇控制得很严，计划内很难拨给一般企业外汇，所以必须选择有外汇的单位，最好是中外合资企业。找来找去，找到一家中美合资的企业施贵宝，这家公司正准备增产一种治疗高血压的新药，中方没钱，美方同意扩投，发行外资股是最好时机。英国霸林公司闻讯后非常积极，向上海市政府提出要求申购，不过在发行议案上有分歧。霸林公司希望发行后在香港上市，而中国认为应该在内地上市，后来确定香港和内地同时上市。议案确定后上报待批，这时发生了“六四”风波，美方一时对中国的政治表现出担忧，放弃了施贵宝的扩股计划，这次筹划无果而终。
吸取了这次失败的教训，黄贵显他们的营业部认为“老外”靠不住，应该找完全本土的企业。当时已发行A股的电真空，在1991年初要对玻壳生产线技术进行改造，解决上海彩管配套的玻壳生产问题，需要外汇来投资永新彩管项目。公司产生了发行B股（人民币特种股票）募集外资的念头，于是公司委托上海仪表电子经济事务所和上海申银证券公司展开可行性研究，先后拟定了《发行B股吸引外资，改制为中外合资股份有限公司的方案》、《上海真空电子器件股份有限公司（中外合资）章程》等文件，为B股的发行做好了准备。随后上海仪表局和营业部商量发行外资股。仪表局组织专门机构研究发行办法，落实措施；营业部负责找买家。1991年7月发行方案上报，11月得到批准。
1991年6月，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开始起草《上海市人民币特种股票管理办法》和《上海市人民币特种股票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在听取了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万国、申银、海通等证券公司和有关部门的意见后，经过14次修改，于1991年11月22日和25日正式定稿。此外，交通银行上海分行获准成为B股一级清算机构，负责上海证券交易所与3家证券公司（万国、申银、海通）之间B股的清算工作；美国大通银行上海分行作为B股的二级清算机构，负责上海3家证券公司与境外代理商和投资者之间的清算工作。至此，上海B股市场的建立一切就绪，只欠东风。
B股、H股：抢滩国际资本市场
1992年1月20日，电真空B股进入承销期。海外投资者对中国的B股热情高涨，很快电真空B股被境外投资者抢购一空。电真空B股采取溢价发行，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420元（面值100元），按当时的5.9262汇率折算成美元为70.8717美元一股，发行市盈率为17.44倍。到2月1日，外汇资金由主承销商全额划入上海电真空公司的账户，至此发行工作全部结束。
与此同时，上海证券交易所等有关机构，在1992年1月29～31日对B股上市交易进行了模拟试验，也获得了圆满成功。
1992年2月21日上午9点30分，中国证券史上第一张拥有全世界24个国家和地区230名股东的上海电真空B种股票，终于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登场亮相。交易大厅的电子显示屏上清晰地显示出发行价每股70.8717美元，开盘为每股71美元，开市1分40秒，香港的一位投资者以72美元买进10股，成为中国B股市场上的第一笔交易。随后股价一路上扬，在10点46分出现当日最高价92.40美元，最后以88.50美元收盘，全日成交3430股，共39笔。
事隔一个星期，即1992年2月28日，南玻A、B股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时上市，上午9时，A股开市指导价挂出6.80元，但无人呼应，直到升至8元时，才有卖出盘，以8元成交了第一笔。这时人们的目光主要集中在深圳的新品种南玻B股上，它在9点钟以4.8港元开出的指导价也迟迟无人应声，直到10点05分时，才以5.75港元成交了第一笔。当时受南玻A、B股影响，当日深圳6只股票股价全面上升，而在当日交易中南玻B股一路叫高，升幅达6成。1992年12月30日，深圳管理层公布《深圳市人民币特种股票管理暂行办法》，并同时推出该办法的实施细则。
自此，沪深股市的B股市场双双建立，所不同的是沪市以美元交易，而深市以港币交易。
这些“中国概念”在香港和海外的走俏，打开了国内企业到国外去募集资金的想象空间。于是另一种吸收外资的方式也在悄无声息地诞生，这就是把股票发行到海外去，让国内的企业到香港以至欧美挂牌上市。这就形成了不同于A股、B股的H股。
H股，用的是“HongKong”的头一个字母。弄出这个H股，是内地与香港的证券界经过一番辛苦搏斗的结果。
内地“搏斗队”的领军人物是高西庆。证监会成立时，高西庆任首席律师兼发行部主任。后来高西庆带了十几个人，和香港方面过来的人住到深圳的银湖宾馆，进行理论“搏杀”，要搞出一个内地与香港的法律体系都可以通过的上市规则。“你们公司的管理中，最关键的是没有董事的诚信责任。”香港人提出他们最担心的问题。“有哇。”高西庆说，“你们好好看看1992年出台的《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其中第62条专门写了公司董事应该负有诚信责任。”“你们的诚信责任到底指的是什么？没有写清楚哇。”香港人看了以后困惑道。他们提出一定要把诚信责任明确体现在H股上市的机制里。
打了许多天的口水仗，终于弄出个200多条的章程，等到工商部门登记注册，将国有企业变成股份公司，工商局不认账：“对不起，你们的章程跟我们的标准不一样。”好说歹说，最后把工商局长请出来，证明这是国务院总理特批的，才算过关。为此高西庆有句经典之语：“在中国，不是应该是什么，而是怎么能够通过。”
1993年6月2日，最早有9家内地国有企业计划去香港上市。6月19日，中国证监会、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香港联合交易所、上海证交所和深圳证交所在北京共同签署了《中港证券市场监管合作备忘录》，这标志着内地企业赴港上市正式展开。1993年6月25日，由香港联交所上市委员会审批申请，上海石化、青岛啤酒和广州造船三家企业成为首批通过审批的企业。
除了香港联交所外，有的企业把目光投向了欧美资金市场。1993年12月22日，上海二纺机公司在纽约证交所上市了0.875亿美元的美国存托凭证（ADR）。1994年1月27日，据《中国证券报》报道：桂林橡胶轮胎厂在加拿大多伦多发行了1550万股股票。同时上海石化与马钢为减轻香港资???市场压力，也采用托管凭证方式在美国配售，分别发行6.5亿和5亿H股的托管凭证，成功登陆美国资本市场。如此一来，本土企业家们大长了“霸图今已矣，驱马复归来”的自豪感。
基金们优美地亮相
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概念”基金在国外如火如荼时，国内的基金也纷纷登台亮相。早在1991年，国内经济、金融方面的专家们就纷纷提出解决股市过于动荡的方案。这些方案中，最多的就是建议设立共同基金。1992年6月，深圳市政府率先公布《深圳市投资信托基金管理暂行规定》，基金未设，法规先行。什么都让上海占先，这次深圳执意要搞出个“第一”。
实际上共同投资基金在民间早就兴起了。1990年以后，中国不仅有金融机构管理的共同基金，也存在一些非金融机构联合组建运作的共同基金。比如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与汇丰、渣打等集团的非金融机构发起成立的中国置业基金，集资3900万英镑投资于珠江三角洲，不过该基金虽然投资于内地，却挂牌于香港联交所。从1992年到1993年上半年，全国各地纷纷设立投资基金，1992年就有57家基金和40家基金类证券设立和发行。同时上市的投资基金数量也急剧增加，推动沪深股市节节攀升。3个月内，深圳股指涨幅达304%，股票供不应求。
中国第一家被官方认可的民间基金要属山东淄博基金，这家基金是1991年中国农村发展信托公司私募建立的，最初私募了5000万元用于投资山东淄博市的乡镇企业，故名为“淄博基金”。
1992年11月11日，“先斩后奏”的淄博基金得到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成为国内第一家名正言顺的私募基金，批准后的该基金扩资到3亿元人民币，并于1992年12月15日发行基金证券1亿元，期限8年。1993年8月20日，淄博基金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亮相了，这是中国股市中的又一只“螃蟹”。
继淄博基金上市之后，1993年9月14日，经中国人民银行证管办36号文批准，上海又发行总额为3亿元人民币的共同基金，同时经上海市人民政府同意，该共同基金只向上海全市普教系统定向公募。此次发行该共同基金的名称为“建业基金”、“金龙基金”和“宝鼎基金”，各为人民币1亿元，单位面值均为1元。
此后各类基金抢跑似的登场，有的无法在沪深交易所上市，就另找别的出路。如1994年1月，由珠海市人民政府投资开办的珠海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发起的珠海基金，就跑到武汉证券交易中心去挂牌。南通市信托投资公司证券基金也在武汉证券交易中心挂牌，规模为5000万元。武汉证券交易中心挂牌的基金达到了8种。建设银行江苏省信托投资公司发行的浮动利率信托投资基金受益债券，则于1994年1月在天津交易中心上市，规模为3022万元。截至1994年1月，中国先后冒出各种共同基金60多家，总规模超过百亿元。
国内基金一哄而上的局面，又助长了海外中国基金的组建集资势头，由中国内地企业自己组建的基金也大规模进军海外。1993年，机构设在香港的中国成长基金规模达2亿美元。上海太平洋投资基金是上海向海外募集的第一只基金，上海发展基金规模为1.5亿美元，中国航空基金也在欧洲挂牌。1993年9月9日，由美林证券有限公司担任承销的中国环球基金在纽约交易所挂牌交易，这是迄今为止全球最大的中国基金。1994年5月，在香港组合了70多家公司，共同组成ING北京投资有限公司，经香港联交所批准，历时9个月共融资5.4亿港币。ING北京投资基金是首家以中方为主发起筹建并批准上市的基金上市公司，采用当时国际金融界盛行的融资方式投资北京。
基金的登场，不仅是中国股市又一创举，更重要的是中国的经济走向国际的第一步。中国的企业走向世界，最早就是以“中国概念”走向世界的资本市场，吸引外资。概念是虚的，只不过摆出一个优美的亮相动作而已，可募集到的钱却是实实在在的。
第二、放开股价的日子
“盖子”下的白板
在深圳以分红契机纷纷放开股票的涨跌幅限制，演绎出深发展股价半小时狂泻41.6%后，上海的管理层一直没敢取消涨跌幅。但不掀“盖子”（上海股民对涨跌停板的称呼）并不意味着股票不涨，在僧多粥少的情况下，“盖子”自然就成了持股者的保护伞，每天向涨停板飘然而去，久而久之，每天成交几股封杀涨停，似乎已成了天经地义的走势。持股者除了算算账面赢利外，不作他想，无股者求购的欲望被每天的涨停催逼得几近疯狂，而持续不断的涨停使股价越走越高，严重脱离其自身的价值。
以爱使为例，从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到1991年12月6日，共247个交易日，累计成交2439股，平均每个交易日成交不到10股。但涨幅却惊人，在拆细（50元拆成10元）前7个月内涨幅达138%，拆细后不到6个月，到1992年2月份，又上涨了235.9%。连步履最沉重的龙头股电真空，到1992年2月中旬，也已升至935元，让人觉得其跨过千元大关指日可待。如果以面值来计算的话，到1992年2月28日，豫园股价为面值的39倍，延中为28倍，凤凰为24倍，飞乐音响为21倍，飞乐股份为20倍，申华是16倍，爱使15倍，电真空9倍，兴业8倍。
如此涨停的“慢牛”使得股价与上市公司的业绩严重脱离，市盈率高得可以让世界上的炒家都大跌眼镜。到1992年2月底，股价达2022元的飞乐股份，市盈率高达1199.50元，延中排名第二，469.48，爱使第三，为325.32元，其余依次为浙江凤凰166，飞乐音响145，申华102，电真空80，兴业49。市盈率最低的是豫园，虽然价位高达3958.2元，因其业绩优良，市盈率只有41.01倍。
而在1992年2月，股票均已拆细为1元面值的深圳股市，深发展稳定在30元以上，但市盈率仅为29.36倍，市盈率最高的安达，也只有75.48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