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难题解决了，千万个难题涌出来。上海有个象征，那就是城隍庙。上海人把它叫做“老庙”，外地人把它视为上海的标志之一。不到长城非好汉，不逛老庙枉来沪。城隍庙发股票了，对股票不甚了了的内地人，来上海还钟情于“五香豆”；可海外来客则希望能买上一股老庙，做个纪念。外国人不能买中国的股票，知难而退吧。可台湾、香港、澳门的同胞们怎么能算外国人呢？“我们也是中国人，怎么不能买？”香港同胞道。“1988年国务院7号文件鼓励台湾同胞投资大陆股票和债券。”台湾人振振有词。这可让店头交易的当家人黄贵显头疼不已。遇到一般的港台客，苦口婆心地解释：目前买卖股票仅限内地。遇到死缠烂打的，只好向上级请示，得到同意后，每人限买一股，留做纪念。但这个难题不是小小的店头交易能解决的，一直到发行B股，才得以真正解决。
不过进入20世纪90年代的某一天，营业部门外出现了不少深圳人，他们开始大量买进老庙，城隍庙在1989年10月登记的股东人数，只有2266人，老庙股票的数量实在太少，远远不能满足深圳人的胃口，他们转而大量买进当时数量最多的电真空。这情景让一度担着“如今有谁堪摘”之忧的营业部工作人员心喜，但同时也意识到深圳股份制改革的步伐超越了老金融城市上海。
“老虎、老虎”要出笼
那时说起改革开放后的新生事物，或多或少和中国海岸线南端的深圳有联系。1979年在通往香港的罗湖口岸边的一个小村庄，迎来了200多万极具冒险精神的内地青年移民，一个现代化的移民城市拔地而起。深圳以经济特区的身份迅速形成一个与香港对峙的新兴城市。到这里来开拓事业的冒险者，以领先的经济头脑和敢为天下先的勇气，为全国探索着一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他们提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益就是生命”的口号，在当时发聋振聩。他们吸引外资的速度和力度，令内地惊奇，“深圳效率”成为快节奏的现代生活的代名词。
不过这些市场经济的先驱者，在向一水之隔的香港学习借鉴时，不会看不到股市在这个自由港的巨大作用。工商业的筹资渠道，企业风险的社会化，吸引社会闲散资金和国际金融资本，以及调节经济的手段等，这些股市的重要经济功能，他们不可能视而不见，而最令他们羡慕的，恐怕还是股份制企业的生机与活力。
1983年7月，深圳农村，一家被称为“稻田里的都市”的企业--宝安县联合投资公司诞生了。名称听起来与股份制并没有什么瓜葛，但它或许是深圳第一个以股份合作的形式出现的公司。公司从工业到商业，从房地产到酒店和服务业，样样经营，它的注册资金除了国有资产外，大部分来自于宝安县村民们的个人投资，按股份多少分享税后利润。直到1991年上市时，公司才启用一个名副其实的名字--“宝安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安”）。不能说宝安公司是国内最早的股份公司，但从其影响以及对深圳的股份制改革来说，无疑吹响了冲锋号。深圳占据股份制改革排头兵的地位并非在于宝安为天下之先，而在于其数量之多，到1986年，据不完全统计，深圳特区的股份制企业至少在80家以上，而全国至1986年底，各种类型的股份合作企业也已发展到7000多家，通过股票集资达到60亿元。面对这种迅猛发展的势头，1986年，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把深圳正式确定为股份制改革试点城市。
股份制改革的重要性，我们可以从1988年6月21日在上海召开的“股份制理论与实践研讨会”上窥见一斑。来自理论界、经济界的专家们进行了激烈的思想碰撞。他们提出一个命题：产权空位。全民所有制的财产既属于全体人民，大家都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谁都是所有者，也就谁都不是所有者，即不属于每个具体的个人，全民所有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已，所以没有具体的个人会替这种产权负责，公有制实质成了无人负责制，这就是“产权空位”。产权空位导致的结果是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国有法人形同虚设。企业股份化不仅使产权明晰，而且使企业具有社会化的透明度，整个社会将参与对企业的监督，股份制改革无疑是当时解决产权空位的最有效方法。
股份制改革，到20世纪80年代末，已是十分紧迫的事了。1989年下半年，中国国民经济突如其来地受到强烈冲击。在城市，市场疲软，产品恶性积压，资金奇缺，生产急剧滑坡；在农村，一些农民们交售完指令性计划内的农产品后，拿到的不是现金，而是一张张赊账的白条。当时的国务委员兼财政部长王丙乾向全国人大报告，1989年财政支出3014.55亿元，财政收入2810亿元，国家财政赤字运行。而20世纪90年代又是还债高峰期，400亿美元的外债，800多亿元人民币的内债都将到期……
一方面，因为产权空位，企业的效益低下，产品积压，企业纷纷陷入困境，各方要求增加贷款的呼声日益高涨；另一方面是财政赤字，政府不得不紧缩银根。然而启动市场和生产需要加大投入资金，资金从哪里来？即便有资金，政府是否敢于投入这些效益低下的企业？
同时，另一种比市场疲软更大的危险正在走近，1988年夏季全国刮起了一股抢购风潮，老百姓一夜之间扑进银行，纷纷提取现金，疯狂采购日用品，仿佛“黑云压城城欲摧”，世界大战即将到来。通货膨胀由此加剧，给市场造成极大的破坏，为此专家们注意到老百姓手里的巨大购买力。1989年，据有关方面统计，全国城乡居民的银行储蓄存款与手持现金，其结余购买力是7500亿元，这个购买力的20%就能把当时的市场扫荡一空。如果没有投资渠道，一旦这些钱涌进消费领域，后果难以设想。专家们忧心忡忡地把老百姓手里的这笔钱看做是关在一只虚拟笼子里的“老虎”，一旦风吹草动产生银行挤兑，“老虎”势必出笼。
在这种形势下，给企业开辟新的融资渠道，给“老虎”建立一只新笼子，就成了紧迫的任务。政府没钱贷给喘息维艰中的企业，不等于老百姓没钱，要让老百姓的钱投入企业，就得让老百姓成为企业的“老板”，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只有对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革。可见中国的改革已被“逼”到了股份制的门槛上了。
深圳作为全国股份制改革试点城市，面对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的股份制企业，建立股票市场就成为迫在眉睫的事。然而这个市民平均年龄只有26岁的城市，除了少数专家外，大多数市民对“股票”一词闻所未闻。没有市民的理解和参与，怎么发行股票？当时全国流行着“深圳速度”这样一句口头禅，可这次作为股份制的试点城市，只好眼睁睁地看着中国的第一片“梧桐叶”飘落在上海滩头。
深圳的第一片“梧桐叶”是由6家银行信用社通过股份化改造组建成的深圳发展银行（以下简称“深发展”）。其首期向社会发售人民币普通股79.5万股。或许是为了急切地追赶上海，深圳再也没有耐心等待市民们了解股票为何物，再也没有耐心等待梧桐树长出叶子，自行飘落。他们拿出“做了再说”的深圳式勇气，画了一片“梧桐叶子”，让她飘在股份制改革的前沿阵地上：深圳发展银行连股票还没印出来，就开始发行股票了，他们给股东们发放的是“收款收据”--一张虚拟的“梧桐叶”。
这张虚拟的“梧桐叶”悄然飘落时，已是1987年5月了，比上海整整晚了两年半。10个月以后，即1988年3月，股东们才用“收款收据”换到真正的“梧桐叶”。
学习万科好榜样
1988年12月28日，深圳街头出现一帧巨大的横幅：“移植香港经验，隆重推出万科股票。”市民们对此并不兴奋，而只是好奇。更好奇的是前一天，即12月27日，深圳的党报《深圳特区报》以整版的篇幅刊登了深圳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科”）的《招股通函》。为什么党报对万科股票的发行如此大张旗鼓地支持？这引起了部分市民的关注，有人甚至投信报社，提出各种各样的责问，最严厉的责问恐怕就是“党报怎么能整版刊登‘商业广告’？”大有兴师问罪之意。为此报社刊登了一位女读者的来信《对“万科”发售股票提几个问题》，同时在1989年1月11日，让万科股份制筹委会在报上公开答复读者提问。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端倪，深圳发行股票不得不依靠政治影响力。
我们知道，深圳发展银行并不是中国首家股份制银行，1986年7月，经国务院批准成立的交通银行，才真正是第一家股份制银行。交通银行是全国性的银行，其资本金由国家控股50%，另外50%公开向社会各界认购，每股500元，个人最多认购20股。然而毕竟交通银行在20世纪与股市不沾边，所以从中国股市的角度无法与深发展相比。深发展这家以后在深圳股市举足轻重的股份制银行，其诞生可说是新中国金融史上的创举，???不仅是首家上市的金融股份公司，而且还是首家拥有外汇优先股的中国银行。
与深发展相比，万科的重要性更为突出，其意义并不在于它是深圳第二只发行并上市的股票，而在于它是国内第一家完全按照国际规范改造成的股份制企业，在于它是国内第一家具有外资股的股份制工商企业，同时它还是新中国第一家严格按上市公司标准规范运作上市的公司。从公司情况、财务报表到股本结构、利润预测，全部向社会公布，完全以透明的方式出现在投资人面前。万科不想当“民兵”，它代表着股市“正规军”的出现，代表着深圳乃至全国的股份制改革上了一个新台阶。
万科的前身是深圳现代企业有限公司，这是一家成立于1984年，性质属于全民所有制的企业，在股份制改造前具备了一定的规模，下属有15家全资、合资、直管企业，在北京、广州等地都设有分公司。这样一家规模不算小的企业，在“稳”字当头的国有企业里，日子过得算是有滋有味，完全可以“泛泛楼船，摇摇歌吹”地混日子。可深圳新城的崛起，就是为了给其他城市做个改革的榜样。1986年深圳市政府向国营集团公司系统下发红头文件，要求进行股份制试点工作。“我看到这个文件很兴奋。”万科的总经理王石说。
王石何许人也？为什么兴奋？作为企业家去登珠峰，也就在业界登上了名声的高峰。因为王石，目前在地产界流行起这样一句口碑：“学习万科好榜样。”这样一个在中年还具有巨大勇气和冒险精神的人，在年轻时对改革怎会不兴奋？况且万科当时与上级部门，即深圳特发集团，有诸多矛盾。利润留成、人力和资金调配，万科对集团公司都有意见。“不行！”深圳特发集团断然否决王石的试点要求。理由或许很简单：你王石本来就不太听总部的使唤，再一改制，就更无视上级了。
红头文件下发了，愿意试点的请举手。只有万科、金田和原野。他们的上级统统反对。深圳体改办很无奈。改革需要勇气，而既得利益者往往缺乏这种勇气。只有三家举手，当然得好好保护。当时的市委书记兼市长李灏特意安排他的秘书唐火照，避开三家的总公司和政府有关部门，约见三家公司的总经理，给他们鼓励打气，像搞地下工作似的。不过“地下”工作的保密性不够，当市政府准备同意万科股改方案时，深圳特发集团抢先一步，派出一个请愿小组，到市政府办公厅，强烈要求市政府撤回股改文件。“你们市政府怎么可以越权干涉企业内部的正常管理？”质问的理由响当当。市政府很无奈，只好把万科搁在一边。总公司和万科的矛盾公开化了，王石的日子很难过，亲自去市委书记办公室讨说法。“改革是非常不容易的事，你们年轻人不要急躁，要沉得住气，困难越大，就越是要注意工作方法和策略。”李灏在办公室里，一边拿着毛笔练着书法，一边不急不慢地安慰道，大有“少年负胆气，好勇复知机”的意思。这是王石第一次与市委书记面对面谈话。“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事后王石感慨地说。
李灏的话是有道理的。能派出请愿小组到市政府“示威”，能没有背景吗？得疏通北京的关系，得耐心地做工作。最后是市委副书记秦文俊亲自到深圳特发集团去做其老总的工作。“那就让他试试吧。”老总勉为其难地同意了。得到放行，不仅王石兴奋，万科公司里一批二三十岁的年轻知识分子都很兴奋。小伙子们提出“要干就干出一个符合国际规范的样本来”。总经理王石想得更远，他决定在股本结构中设外资股，于是公司安排小伙子们赴美国、德国、英国、法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对先进的股份公司进行学习考察，并请来了当时作为深圳市政府金融、证券顾问公司的香港新鸿基公司主席冯永祥先生，进行现场指导。但在那个年代，要符合“国际惯例”可不容易，比如设外资股，遇到分红派息，就牵涉调汇问题，人民币可不是世界通用货币。深圳外管局有些犯难，国家对直接投资的调汇有规定，对股票投资还没想到进行规定，为支持改革，深圳外管局没通过北京就给万科开了绿灯。
在制定公司章程时，万科公司担心不能得到外商的认可，所以广泛征求外商意见，坦诚地承认目前国内有关立法、制度不健全，然后共商如何使其章程既能符合国际惯例，又能弥补法制方面的不足。经深圳蛇口会计师事务所核定，确定国有资产的价值，设置国家股的份额后，最后在通过产权重新界定的基础上，实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彻底分离。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股份公司就这样诞生了。
很显然，万科的股票发行不能像深圳发展银行那样，向股东们开“收款收据”，必须完全正规化，按香港规范上市操作的标准，发行时必须在当地报纸上公开刊登《招股通函》。可当时不要说深圳，就是全国都没有一份证券方面的专业报刊。深圳最大的报纸是《深圳特区报》，但这是党的机关报，能在党报上大版面地登商业通函吗？万科公司心里没底，他们找市委负责同志汇报情况，这次又是市委副书记秦文俊出面解决：全力支持，不仅整版刊登，而且免费。当《深圳特区报》上出现万科公司的大幅《招股通函》时，市民们感到惊愕，港澳地区的观察家们则赞叹不已，由此猜测党和政府大力支持内地股票发行的坚定决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