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庆联谊石化股份有限公司的前身是1985年7月建立的大庆联谊石油化工总厂。1996年下半年，大庆市体改委向黑龙江省体改委请示成立大庆联谊公司，将请示时间倒签为1993年9月20日，整整提前了3年；黑龙江省体改委同样把1997年3月20日批复同意的时间，倒签为1993年10月8日，也提前了3年；大庆市工商局把领发营业执照的时间1997年1月修改成1993年12月20日。提前3年很重要，因为申请上市必须有3年的赢利记录。接下来就是虚构3年连影子都没有的利润了。在这一环节，黑龙江证券登记有限公司大显身手，他们向中国证监会提供的材料表明，大庆联谊1994～1996年企业利润1.6亿元，当然少不了无中生有，以小充大，比如将大庆国税局一张400余万元的缓交税款批准书涂改为4400余万元。此外要上市还少不了证明推荐等环节，于是哈尔滨会计师事务所、万邦律师事务所和大庆联谊主承销商申银万国证券公司等，均投身于这起巨大的骗局之中。
红光是指鹿为马，以小为大，化亏损为赢利。大庆联谊更绝，指无为有，以虚为实，化空气为金钱。让股民们感到恐怖的是，从南方的四川到北方的大庆，这种以“贿”通关的道上，居然没有出现一个“正义之士”。
终于，大庆联谊的股票“闪亮”登场，为了感谢各方贪官的鼎力相助，大庆联谊当时的董事长张大生决定从500万职工股中拿出200万股外送，来个各路兄弟大分赃。大庆联谊股票发行价是每股9.87元，上市后每股平均价位在23元左右，送股票自然比送钱更让人心醉神迷。“胆小”的抛掉股票后，把本金还回大庆联谊公司，算是认购；欲壑难填的连本金一起塞入自己的腰包。1997年11月大庆联谊的董事长张大生突然病故--不知道他到冥府会不会来个一路行贿。继任董事长薛永林并没有改变公司行贿的路线，继续以送股票作为公司的王牌。
心术用于行贿受贿的公司管理层，自然无心于公司的经营。大庆联谊1997年上市时募集资金4.81亿元，投向齐齐哈尔油田等四个项目。1997年，公司还宣称这些项目进展顺利；但在1998年报告中，这些项目有的被取消，有的被改建，有的交给了大股东却并未按计划投入。到1999年年报，在“投资”一栏中，再也没了募资项目的踪影，公司坦言，“前次募集资金被控股股东挪为他用。”与此同时，大庆联谊的其他应收款项目也由上市之初的1000多万元增至1999年的6.66亿元之巨，应收款占其总资产比例已高达52.5%，也就是说，公司一半资产都被大股东占用了，6亿多资金何时能还，天知道。最绝的是大股东拿了大庆联谊的钱公然去炒股。
2000年3月18日，大庆联谊的财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了保留意见。会计师保留意见共三项。一是巨额欠款问题，公司第一大股东--联谊石油化工总公司欠公司应收账款2429万元，其他应收款更高达5.96亿元，会计师声称无法确定其真实性，对于巨额欠款能否回收，也提出了质疑。二是公司从“材料成本差异账户”和“待处理财产损益账户”分别转入其他应收款账户各2000多万元，会计师称无法确认其真实性和准确性。部分资产或下属公司实际上归总厂管理，所以相关资产形成的损失在公司与总厂进行“三分开”时，转由总厂承担，即转为对总厂的其他应收款。三是由于有关部门调查认定富拉尔基油田实为总厂投资，并非大庆联谊的投资项目，所以大庆联谊对联谊油田开发公司6840万元股权投资转为对总厂的债权。对这一财务处理，会计师亦表示无法确认其合法性。
从财务报告中可以看出大庆联谊和大股东“不分你我，称兄道弟”，仿佛不是在经营，而是在玩钱，大股东可以肆意挪用公司的资金，数额之巨令人吃惊。
大庆联谊案的结果只能是这样：公司不择手段，弄虚作假，欺骗上市，违规使用募集资金。公司董事长薛永林等人擅自将部分公司职工股票送给某些单位和个人，共送出94.15万股和1900多万元溢价款。以薛永林为首的公司有关领导和经办人，大肆进行贪污、侵占、挪用等违法犯罪活动。最终薛永林被开除党籍，撤销大庆市人大副主任职务，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公司监事会主席薛玉贵被开除党籍，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公司副总经理王加富被开除党籍，判处有期徒刑7年。公司驻北京办事处主任李跃年、办事处副主任黄国生两人受到开除公职、开除党籍处分，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和7年。
大庆联谊的“贪官联谊会”结束之后，到2004年12月，黑龙江省高级法院对其所涉及的456起案件全部作出了终审判决，大庆联谊被判赔偿股民883.7万元。案件出了以后，大庆联谊连年亏损，到2006年末已连续3年亏损，2007年12月5日被上海证交所通知自2007年12月13日起终止上市。可大庆联谊却不服，说自己2006年年报是赢利的，以此向上交所提出复核申请，直到2008年4月1日，经过复核审议之后，上交所作出终局决定，维持2007年12月5日对大庆联谊终止上市的决定。自此大庆联谊永远在股民的眼里消失了。
贪官们的“联谊会”曲终人散之后，最让股民们无法忍受的是，大庆联谊从案发到摘牌，有将近8年时间，8年里作为道德沦丧的象征，每天嘲笑着大家：我活得好好的，还在亏着你们的钱！
康赛：慷慨地塞黑钱
1999年4月27日，湖北黄石康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童施建，党委书记、总经理张建萍涉嫌经济犯罪，双双被逮捕。随即康赛集团1999年中报引发“地雷”，到1999年年报出台时，“地雷”全面炸响。公司全年亏损6203.55万元，每股收益摊薄为亏损-0.51元，净资产收益率为-28.7%；2000年中报，康赛集团继续亏损。一个绩优股神话破灭得如此出人意料。
康赛股票是1996上市的，上市当年每股收益达0.803元，中国纺织总会等部门公布1996年针织行业销售收入、利税总额、出口创汇、人均利税四项指标前50名排行榜，康赛集团利税总额、人均利税两项指标高居排行榜第二位。1997年、1998年，康赛集团每股票收益分别达到0.55元和0.31元。公司为此被誉为“中国T恤之花”和“纺织行业的明星”。一段时期，康赛集团大规模扩张，连续注册了多家公司，“康字头”企业撒遍全国，像康博、康吉、康贸、康达、康鑫、康利、康泉等公司，有的属于康赛集团的分公司，有的则属于“不存在控制的关联方”。
在股市中，提起康赛，股民们总是不由得竖起大拇指，这样的神话一旦被揭穿，其对股市的震动是PT红光和大庆联谊无法相比的。那么康赛神话是如何炮制出来的呢？毫无疑问，炮制这类神话离不开贪官污吏。在康赛神话的编造中，上百名国家干部落水。
康赛集团的前身是创建于1952年的黄石服装厂，可谓半个世纪的老企业了。1989年童施建成为该厂领??，于20世纪90年代初对企业进行了股份制改造。1996年8月28日，康赛集团作为历史遗留问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把一个一两百人的小厂“盘”成近4000名员工的上市公司，童施建真可以说是企业界的“精英”了。
这位“精英”的确为康赛的上市费了不少心血。1993年12月，当时担任国家经贸委副主任的徐鹏航应康赛集团党委书记张建萍的要求，出面为康赛公司股票上市一事做工作，使康赛公司被批准为规范化股份制试点单位，具有股票优先上市资格。徐鹏航为此得到康赛股票12.1万股。1996年康赛上市后，徐鹏航要求张建萍把属于自己持有的股票全部抛出，康赛公司即以每股10元的价格将这些股票收购，徐鹏航共得股票溢价款113万元。
公司被定为规范试点企业后，按照当时股票上市的审批规则，康赛要想上市，还必须列入“额度、计划”。为此，1996年3月上旬，童施建找到当时的中国纺织总会会长吴文英，请求帮助康赛公司上市。吴文英签发了中国纺织总会向中国证监会推荐本不是中国纺织总会直属企业的康赛公司股票上市的文件。当然“帮助”与“利益”是直接挂钩的，当年3月底，康赛集团为吴文英的儿子吕某办理了购买10万股康赛内部职工股的手续。股票上市后，吕某将股票陆续抛出，共获利89万多元。
就这样，康赛股票在钱权交易后顺利上市。但童施建志不在此，他要把康赛搞大，搞出名气。这样公司的运作自然需要各方面，尤其是银行的“支持”。在走关系上，康赛是名副其实的“慷慨塞钱”。1996年，童施建邀请当时建设银行黄石分行行长王建华到澳大利亚“考察”，“考察”的最后一天晚上，童施建把一份康赛公司在黄石各家银行的贷款情况表放在王建华面前，其中建设银行有3000万短期流动资金贷款。童施建提出对这些贷款进行延期，要求减少或降低罚息，另外要求再追加贷款。当然附有一个让贪官心动的条件：建设银行黄石分行每增加一笔贷款，将以新增贷款金额的1%给王建华个人。
由此童施建启动了康赛与建设银行黄石分行的“银企合作”。1996年，建设银行黄石分行胜阳港支行上报“关于康赛公司实现1997年计划，请示对康赛2500万元流动资金申请延期的报告”，王建华大笔一挥：同意延期，原利率不变。童施建言必行，行必果，当年11月，他提了一个包来到王建华的办公室，里面装的是那1%的25万元。1998年，建设银行黄石分行的人到康赛说那笔资金续借只有一年，已到期，不能再续。第二天，童施建又提了个袋子走进王建华的办公室……就这样，到1999年10月王建华被拘捕前，建设银行黄石分行共给康赛贷款1.06亿元。
关系是多方面的，康赛的贿赂几乎在湖北黄石满天飞，大大小小的贪官纷纷栽进康赛黑洞里，甚至包括当时黄石市的“父母官”，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家杰（正厅级）。陈家杰除收受贿赂外，还违规购买康赛原始股票5万股，获利35万元，违规购买万德莱公司股票40万股。
在方方面面的关系都畅通之后，康赛自然包装成了绩优公司，完成了其神话的制作过程。
“T恤妖花”的谢落
然而正当康赛走向“辉煌”时，康赛的内部发生了斗争。作为董事长的童施建与总经理张建萍反目成仇。两人自小是同学，在康赛又是多年的合作伙伴，可谓一条黑道上的战友，一起掉进粪坑的知己。两人之间的裂痕出现于康赛集团与港商的合作过程中。
在尚未上市的1996年年初，康赛就开始了与港商的合作，成立了一个中外合资企业--康赛有限公司。合资方是香港海裕和香港基利，港方以现金出资，中方以投资到康赛股份的股权出资。但在当年看到上市希望的童施建觉得，如果把康赛集团持有的康赛股份股权转让给中外合资的康赛有限公司，会影响上市。于是提出港商投入康赛有限公司的2000多万元人民币，作为康赛集团向港方的借款；港方对这种出尔反尔的做法非常反感，要求将其投入的资本加利息还给他们，并强硬声明“将采取一切可能的行动捍卫自身的权益”。
“有钱能使鬼推磨”这一招不灵了。
在双方僵持的当儿，童施建与香港的恒洋公司建立了关系，双方一拍即合，恒洋公司答应把香港海裕和基利公司的盘子接下来，由他们替康赛还钱并与康赛合作。在恒洋公司偿还了海裕一部分钱并支付了400万退休工人基金后，恒洋公司提出与康赛一起收购一家香港上市公司，要求拿出康赛集团6000多万法人股作质押。童施建口头承诺同意，内心并不愿意，于是推说银行不同意，双方在法人股质押一事上展开了拉锯式的谈判。
与此同时，童施建要求香港恒洋公司在二级市场把康赛股票炒高，以保证康赛1998年可以高价成功配股。为保证足够的炒作资金，童施建建议香港恒洋暂缓支付用于购买海裕控股在康赛有限公司股权的资金，把这笔资金投入炒作。香港恒洋同意为童施建提供炒作资金，可恰逢股市下跌，炒作资金悉数被套。不过1998年，康赛集团仍以每股12.8元成功实施了配股，也就是说，圈到了钱。
正是在与港商一轮轮的“合作”及谈判中，生性狐疑的童施建觉得对方总是能把自己的底牌摸得很清楚，他认定康赛内部出了问题，而怀疑的对象就是张建萍。而这时的张建萍除了任康赛的党委书记外，还兼任康赛集团经营公司的总经理。1997～1998年，康赛集团投资经营公司1亿多，而回收款还不到4000万，经营公司管理的重庆、上海、武汉、北京等分公司全面亏损。可张建萍是康赛的党委书记，童施建觉得不好处理她，于是来了个迂回战术，想把她调回总公司，把总经理的位置让给她，自己只做董事长。然而早就不满童施建蛮横专行作风的张建萍不肯回总公司，双方经过一阵激烈对抗后，张建萍提出了辞职。
康赛集团的头号与二号人物一闹，康赛的内部心人浮动，一批在康赛工作多年的骨干纷纷离开康赛，康赛内部不透风的黑幕出现了裂缝……就此一朵“T恤王国”里的妖花凋谢了。
1999年4月27日夜晚，闹得不可开交的童施建与张建萍被逮捕。中纪委公布的结果显示，从部委到地方，先后有数十官员栽倒在康赛的案子上，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2000年10月，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连续发出公报。原中国纺织总会会长、第九届全国政协常委吴文英，中央候补委员、原国家科工委副主任徐鹏航因利用职权帮助康赛公司股票上市，并支持、参与亲属购买该公司内部职工股，获利数额巨大。康赛公司内部贪污现象也非常严重，比如当时的公司监事、副总经理陆梅玲在1996年3～10月期间，先后利用职务之便伙同他人共同侵吞本单位股票，非法获利高达490余万元。此时随着调查的深入，涉及康赛案的干部已超过百人，其中省部一级的干部就有数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