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大方正集团的声明发表两天后，裕兴公司立即发表了《致北大方正集团公司及其董事长闵维方的公开信》。信中认为方正集团的声明包含多处错误陈述，并对北京裕兴和祝维沙先生进行了恶意攻击，致使其声誉、形象受到了严重损害，并逐条对方正集团的声明进行了反驳。信中尤其针对方正科技的股东大会争辩道，祝维沙先生作为股东代表先后两次发表讲话，第一次是在主席台下，祝维沙先生表明裕兴相信《关于实施2000年度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提案》能够获得通过，并希望方正科技第五届董事会依法将《关于增补推荐董事候选人和监事候选人的提案》提交股东大会表决；第二次是在主席台上，祝维沙先生对方正科技第五届董事会提出的不将《关于增补推荐董事候选人和监事候选人的提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四点理由提出了反对意见，并明确希望到会股东保持冷静，维持会场秩序。6月28日的方正科技股东大会出现混乱场面，完全是方正科技第五届董事会和方正集团的一系列不尊重股东权利的言行的直接结果，方正科技第五届董事会和方正集团应当对此承担全部责任。
口水仗打得没完没了，大家都想在锅子里多捞上一勺。
三无概念股在中国股市中可能永远是个问题，这次方正科技的举牌引导人们关注更突出的问题，那就是股东大会的不规范。指责中小股东的激烈情绪是无益的，因为他们始终是弱势群体，他们除了用脚投票外，别无选择。上市公司的管理层和大股东们对社会中小股东的不尊重与轻视，是股份制改革中的一个重要课题。中国的股份制企业大多数是从计划经济下的企业改制过来的，确立股东是企业主人的观念并非一朝一夕的事，而要确立上市公司为社会股东服务的观念更难，现在的“股东是企业的老板”这个观念还只是停留在股权之争和发言权之争上，并没有很好地体现在企业经营与管理的最高原则上，正因为这样，中国的股东大会出现许多令人看不懂的现象。比如伊煤B股的股东大会，只有一个股东参加，这位股东是上市公司的国有股股东伊煤集团，因为拥有伊煤总股本的近55%，只要这位股东一人投票，会议总表决票数就超过了出席会议股份总数的一半，“符合公司法与公司章程”，那还需要别的股东干什么呢？这样的“老大”当得也够寂寞的。当然还有第一大股东不出席的股东大会，像ST棱光，股东大会那天董事长兼第一大股东找不着了，事出有因，后来才知道第一大股东杨博被公安机关正式逮捕了。
只有当股权之争白热化时，人们才会想起还存在着中小股东。比如2000年3月30日，胜利股份股东大会创社会公众股股东参与程度最高纪录，据通百惠公司估计，约有3000名股东将表决权委托给通百惠，这显然是股权之争的结果。通百惠公司广泛征集投票权，是为了与第一大股东抗衡，有多少为中小股东服务的成分是很难说的。
种种现象让人意识到，中国的上市公司要真正建立起把社会股东作为老板的运作机制还有待时日，这也是那些从计划经济下的企业转变成股份制企业遗留下的一个比较严重的“历史问题”。
一级市场的困惑
一级市场对中小投资者来说一直是个不公平的市场，颇受非议。1999年，呼吁改革一级市场新股发行方式、实行“以老股配售新股”的文章，一再见于报端。这是股民对于基金以及所谓的战略投资者能够几乎无条件地参与新股配售的不满表现，尤其是占股市90%以上的散户，对不能参与新股配售，只能参与摇号中签的不满情绪的表现。
对于散户，“此去经年，新股良辰好景虚设。”市场呼吁新股发行公平之声不断。2000年2月13日，证监会主席周正庆离任前，证监会终于推出向二级市场投资者配售新股的政策，发布《关于向二级市场投资者配售新股有关问题的通知》，就此认购从上网定价到网上发行与向二级市场投资者配售相结合，即每持有上市流通证券市值1万元人民币可申购新股1000股，以此类推，并从5月起新股发行不再单独向证券投资基金配售。3月28日，天津水泥、沧州大化首次试点，配售时无须缴款，中签后才缴款。
2000年3月，新股的发行方式也发生了重大变革。新股发行由审批制改为核准制，为此管理层颁布了《股票发行核准程序》，这标志着股票发行核准制正式替代了行政审批制，取消了指标分配、行政推荐的办法。这种发行方式对防止股票发行中的腐败现象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2000年4月5日，中国证监会又对《关于进一步完善股票发行方式的通知》的有关规定作出修改，扩大了上网发行和对法人配售相结合方式的适用范围；8月22日，《法人配售发行方式指引》出台，首次明确提出发行价格必须由咨询价产生，发行量在8000万股以下的公司，原则上不使用法人配售，战略投资者的家数原则上不超过两家。为了提高股票发行的透明度，2000年10月26日管理层又发出《关于公司公告拟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有关事宜的通知》，要求发行股票的上市公司必须提前在当地报纸公告。
核准制出台、新股发行引入战略投资者、推行二级市场配售等措施，虽说都是有益的尝试，但并不成功。它们根本不能解决实现一级市场的公平问题，更不能解决一级与二级市场的巨大价格落差。人们看到一级市场驻留的资金越来越庞大，高达6000亿以上。而所谓的“战略投资者”却不能令人信服，他们只是一批拿到原始股后等待抛出的投资者。甚至在通海高科法人股配售中还出现了新的违规现象。
2000年6月22日至27日，吉林通海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采取对法人投资者配售和对一般投资者上网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以每股16.88元的价格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1亿股。其中对法人配售7500万股，申购缴款时间为2000年6月22～27日，上网定价发行2500万股，申购缴款时间为2000年7月3日。发行结束后，公司股票并没有于7月20日在深交所挂牌交易，据说有人向证监会举报这次发行过程中存在违规现象，证监会为此暂停了通海高科的上市计划，并派出调查组展开调查。
随后，股民们看到一个个发行的新股，越来越少向二级市场的普通投资者配售了，显然这一次尝试也在无声中流产。
在一级市场的公正性无法找到很好的方法解决时，另一种“新股”又悄然登场，那就是老公司增发的“新股”。1998年实施增发的公司有上海三毛、龙头股份、上海医药、申达股份、深惠中、太极实业和新钢钒7家上市公司。1999年7月以后，以上菱电器为首，上市公司又开始了第二轮增发。第一轮增发的规模为12000万股，筹资14亿元；第二轮增发到2000年5月22日，先后有深康佳、东大阿派、风华高科等10家上市公司采用市场化的发行机制完成增发，共筹集资金86亿元。
筹资窗口一旦被打开，上市公司一窝蜂地进行圈钱。1999年上市公司配股就达94家，筹资236亿万，再加上增发12家，筹资111.5亿，尤其是1999年下半年增发新股，成为上市公司趋之若鹜的潮流。2000年5月，证监会颁布了《上市公司向社会公开募集股份暂行办法》以及相关通知意见之后，提出增发方案的公司达20家之多。增发显示出了配股所无法比拟的筹资效率，也就是其定价更贴近市场，更高。12家公司平均增发价每股为14.57元，最高的是东大阿派，达30.50元，风华高科、托普软件的增发价都在28元以上。
增发为上市公司融资打开了前所未有的空间。可股民对这种政策的感觉自然是：“如今风雨西楼夜，不听清歌也泪垂。”如果人们认真反思一下就会发现，一家上市公司如果真的有潜力有能力成长的话，配股同样可以达到目的，只有那些没有股本扩张能力，利润不能支持扩张股本的公司才如此热衷于增发，也就是说，用市场的钱去救活一些改制不彻底、经营不理想的上市公司。圈走的钱看上去是一级市场的，实际上却是二级市场股民的钱，因为风险是在二级市场释放的。明眼人一看就知道，真正为中国股份制改造作出贡献的不是上市公司，也不是一级市场的认购者，而是二级市场广大的老百姓，他们的钱被一次次地圈走，而得不到相应对等的回报，每次风险统统落到他们头上。
新股增发再一次把一、二级市场的不公平拉大，如果我们的股市不能成为活水，让烂掉的公司退出市场，让优秀的企业进入市场的话，那么用股民血汗钱去拯救一些已丧失能力的上市公司，恐怕这种不公平永远无法补救，市场的“三公”原则也永远无法真正建立起来。
这又是一个令人困惑的历史遗留问题：怎么把亏损公司清除出市场。
第四、大市场 大暴跌
“股灾”：给新世纪一个下马威
2001蛇年新春后，遭到“中科系”和亿安科技雪崩重创的深、沪股市格外引人关注。自2月5日开盘以来，市场走势极度低迷，与2000年整体走强、迭创新高的牛市形成强烈反差。2月5日开市当日上海综合指数、深圳成分指数跌幅分别达到2.79%和2.25%，这是自1996年以来，股市第一次在春节后出现大幅下挫。2月6日，上证指数跌破2000点的重要心理关口，市场人气涣散，股价如“恋树湿花飞不起，愁无际”。
然而正当股市反弹企稳，上证指数重返2200点以上，人们遥望新一轮启动时，新世纪真正惨烈的暴跌开始了。
7月对中国股民来说是个漆黑一片的月份，仅一个月时间，股价市值蒸发7000亿。以上证指数为例，6月底还逗留在2200之上，到了7月底，狂泻至1900点一线，共跌去近300点，跌幅近14%，这是中国股市在执行“T＋1”交易制度以来最大的单月跌幅。尤其是7月30日可谓“黑色星期一”，当日沪市下跌108点，轻松击穿2000点的心理关口，这是两年来单日下跌之最。一天下跌一百多点的惨痛场面是自“5·19”以来的第二次。
6月底沪深两市的总市值为5.36万亿元，跌去14%意味着缩水7000亿元。这个以总股本来计算的数字可能有点夸张，若以流通股计算，6月底沪深两市的流通市值大约为1.9万亿元，跌去14%意味着2660亿元的损失。这2660亿元中的每1元钱可都有一个实实在在受损失的人，他们承受了股市下跌的悲剧。
8月份A、B股继续联动下挫，市场已失去了抵抗的希望，股民们已“相见无杂言，但道跌势急”。尤其是B股在下挫时还伴有大成交量的出现，难以重现其前期对A股的拉动作用，对市场人气有较大的影响。上证指数不仅1900点无声而破，连1800点都毫无阻挡地被击穿，深圳成指更是从5000点上方被打到3800点。市场一片“萧萧北风劲，抚事煎百虑”的悲观恐惧气氛。每个股民都在问：1999年“5·19”行情以来长达近3年之久的大牛市是否走到了尽头？
市场分析人士按各自的理解纷纷为这次暴跌号脉。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可这种暴跌却找不到来自经济方面的“噩耗”，相反，关于中国经济的利好消息频传：北京成功申办2008年奥运会，这是长期拉动中国经济的利好；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显示，上半年我国GDP增长达7.9%，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已基本完成，我国有望在今年年底加入WTO。从宏观经济来说，找不到构成暴跌的理由。那么十年股市难道还是一个非理性的市场？显然也不容易解释。据海通证券研究所近期的一份研究报告表明，近两年来中国证券市场的换手率迅速下降，一些成熟市场的特征开始出现。统计资料显示，1996年沪深两市的换手率分别达到了760.05%和949.68%，创下了历史上的峰值。此后两地市场的换手率基本呈现逐年下降的走势，2000年这一趋势更为明显，当年沪深股市的涨幅均超过了50%，但换手率却较4年前下降幅度超过50%，分别为369.93%和387.22%。2001年上半年，沪深两地市场的换手率则更低，各为136.31%和131.99%，如果剔除B股市场上涨的因素，沪深股市的换手率分别为126.37%和112.2%。从换手率这项指标来看，可以证实中国股市十年是朝着成熟的方向迈进的，而不是越来越非理性。也就是说，我们无法把2001年7～9月份的暴跌看做是非理性的，肯定有其深层的合理性。
不少专家把暴挫归咎于政策面，尤其是国有股减持，如财政部专家、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王朝才公开表示：“尽管目前中国股市低迷，但国有股减持的政策将不会停止；主要的问题不是国有股减持本身，而是价格和方式。”
的确，国有股“捆绑”减持的价格令人难以接受。6月12日证监会公布《减持国有股筹集社会保障资金管理暂行办法》，但该办法对用什么价格减持国有股并没有非常明确的说法，市场对国有股减持定价问题猜测种种。但没人料到会用社会公众股的发行价来确定国有股的价格，这是所有市场猜测中最高的一种，也是市场最不愿意看到的一种。这种方法使得国有股减持价格高得离谱，例如从已实施的国有股减持的情况看，烽火通讯国有股存量向社会公众发行800万股，52.37倍市盈率，每股发行价21元，从投资者手中圈走资金1.68亿元；北生制药国有股存量发行412万股，46.24倍市盈率，每股发行价9.6元，圈走资金3955万元；江气股份国有股存量发行800万股，25.8倍市盈率，每股发行价9.9元，圈走资金7920万元；华纺股份国有股存量发行850万股，41.36倍市盈率，每股发行价5.92元，圈走资金5032万元。仅这4家公司就圈走接近3.4亿元。
而且国有股的存量未见减少，反而在增加，它不是解决什么历史遗留问题，而是永远产生的“问题”。例如以新上市的贵州茅台为例，10%国有股减持后的股本结构是：总股本25000万，其中国有股17700万股，法人股15万股，流通股7150万股。国有股仍是一股独大，占71%。更重要的是对股市来说还新增17700万股国有股，增量远远大于减持的量。更令市场恐惧的是这种国有股占绝对大头的公司还在源源不断地上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