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国又一次加快了改革步伐。1990～1991年，中国经济出现滑坡，改革因此遭到了抨击。为了支持改革，邓小平开始了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南巡”。在经济特区视察时，邓小平显示出了对于更大变化的热情，每到一处，他都会强调让经济富起来与党和国家的目标是一致的。在后来很快成为拥有数百万人口的大都市和珠江三角洲工业繁荣支柱的深圳的发展表明，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之间并没有内在的冲突。邓小平有能力同时接纳两种思想，他对中国社会有着比其他人更好的解读。他愿意接受可控的挑战，他的“南巡”标志着中国将大胆地走市场经济的道路。
20世纪80年代，外国企业迈出了在中国投资建厂的试探性脚步。对于这些企业来说，到环太平洋地区寻找商业和制造业的发展机会并不是一件完全陌生的事情，因为它们在中国的台湾和香港投资建厂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了。但是，20世纪80年代，在正处于改革中的中国，即使对外国企业在经济特区投资建厂给予了政策优惠，但对于外国企业来说，在中国做生意还是很难的。私有财产缺乏清晰的法律保护，外国公司不能在中国建立独资企业，只能与中国企业建立合资企业。外国企业可以在华投资，但在从中国转出资金时会面临一些问题。
20世纪90年代，中国解除了对外国企业和本国企业的很多限制。在这些限制解除之前，中国人如果想要合法开办一家规模超出家庭手工作坊的工厂，就必须要办理复杂的手续。银行不能贷款给私营企业，私营企业也只能用少量员工。尽管小企业的数量已经达到了几万家，但有限的企业规模还是制约了发展。一些党员建立起了实体经济，他们开办的公司会不会因为“资本主义”性质而面临关门呢？当时，“资本主义”还是令人厌恶的字眼。20世纪90年代初，即使中国政府积极支持改革，还是不允许人们成为“资本家”的，尽管当时对“资本家”并没有严格的界定。界限是模糊的，而跨越界限则是危险的。
1992年，美国即将进入网络革命时代，欧盟也在庆祝自成立以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而中国即使经历了过去10多年的改革，经济发展水平仍然不高。曾经辉煌的东北老工业基地已经衰落。钢铁、水泥、枪炮、铝罐、自行车和中国人生活需要的其他日用品都产自这里的大型国有企业。这些企业拥有数千万名员工，在生产过程中基本不用考虑市场需求，生产定额参考党中央制定的“五年计划”。20世纪90年代初，在中国这样一个拥有10多亿人口的大国，汽车还是稀罕物，全中国汽车还不到900万辆。公路和铁路运输能力不足，各地之间的交通运输费用高昂且费时费力。与现在一样，当时的能源也主要是靠煤来供给。曾经为中国的石油消费与出口提供了充足保障的大庆油田的储量也迅速下降。
邓小平1992年的“南巡”又一次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可能没有人预想到在未来的15年里中国社会将发生全新的变化。在邓小平的所到之处，摩天大楼拔地而起，公路、工厂、轮船、机场大量新建，现代化的世界呈现在人们面前。然而城市化、环境污染和社会问题也随之而来。
统计数据详细展示了中国经济的巨大发展。铜、铁矿石、水泥、钢铁及铝等金属和原材料的消费惊人，大型电站、公路、机场大量新建，新城市不断涌现，手机用户达到4亿，互联网用户达到10亿。种种数据让人们感到兴奋，兴奋过后是习以为常。中国所发生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发生的速度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这话听上去可能有些夸张，但事实就是如此，在中国的巨大变化面前，语言显得苍白无力。岁月的老照片虽然不能带给我们鲜活的体验，但它或许能够向我们提供更好的诠释。
以与上海老城区一江之隔的浦东为例。20世纪80年代末，在设立浦东新区以前，浦东规划布局散乱，只有一些简陋的厂房和居民楼。而今天的浦东已经成为人们常常提起的标志性符号。东方明珠电视塔拔地而起，不远处就是摩天大楼金茂大厦，高技术企业在浦东大量聚集。每到夜晚，东方明珠散发的光芒映射在外滩的建筑上，闪烁的液晶广告牌不禁会让人产生幻觉，想起经典的科幻电影《银翼杀手》（Blade Runner）中悬挂在2014年洛杉矶街头摩天大楼上那不断变换着影像的巨大屏幕。
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
中国要想实现决定性的伟大跨越，就必须完成两件事：一是人口的城镇化，二是国有企业改革。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国有企业在中国经济中一直居于主导地位，其工业产值在整个国家工业产值中的比重超过了3/4。这是计划经济中重要生产企业全部归属国有的体现。这些企业通常规模庞大，背负着几十万员工的住房、吃饭、教育、医疗和养老。
国有企业改革是邓小平发起的改革重点之一。如果国有企业不改革，即使私营企业发展得再好，中国经济也不可能实现重大发展。长期以来，国有企业的运行已经习惯了与政府挂钩。企业的生产目标和生产配额，当然还有产品的定价，都是在政府的计划下制定的。国有企业基本上不能脱离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就形成的管理体制，这涉及大量既得利益，已经成为惯性，并且还有数十万人要依靠这些企业生存。
我们必须认识到非常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尽管中国在过去几十年中发生了令人瞩目的变化，但自19世纪末以来，中国社会一直处于持续的动荡之中，难得享受平静、和平与安全。19世纪40年代，中国遭到西方列强的入侵，从此内忧外患不断，数百万人因此丧生，大清王朝在20世纪初灭亡。此后，动乱持续了数年，又夺去了几百万人的生命。20世纪20～30年代，上海与欧洲一样繁华，而中国其他地区则陷入军阀混战。后来，日本入侵中国，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又在美国的支持下同共产党打起了内战。战争中精确的死亡人数我们可能永远都无从知晓，但这个数字肯定达到了数千万。
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如果经历了一场中国的抗日战争，局面肯定失控了。而在打败日本人之后，国民党又挑起了中国的内战。史迪威（Stilwell）将军率领的美国远征军从中国狼狈而退。当然，战争的最终结果是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成立。新中国成立后先后经历了农业体制改革、多年饥荒、国家主导的工业化和“文化大革命”、数百万城市青年上山下乡……
想要给国有企业注入新的活力是一回事，而要做到这一点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国有企业改革既要设定新的目标，又要让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和党的地方领导干部对目标的实现负责，还要给企业的负责人以更为广阔的空间，让他们来决定实现目标的最佳方式。从理论上来讲，这些措施都是好的，但是在实践当中，却没有收到什么成效。很多国有企业都是钢铁或电力行业的工业巨头。国家的主要金融机构，特别是四大国有银行及其成千上万的分支机构，也都是国有企业。这就意味着即使国有企业的目标完不成，利润率实现不了，没有足够的收入来支付员工工资或购买新的原材料，这些企业仍旧可以向国有银行寻求帮助。结果就是银行向企业发放贷款，更多资金被注入企业当中，而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没了下文。
温州模式
1992年后，中国政府采取了更为积极的举措，限制银行向不良企业发放贷款，同时进一步鼓励城市企业和创新型乡镇企业的发展。一些优秀地区因此而发展成了制造业中心，温州及其管辖的桥头镇就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代表。桥头镇迅速主导了全球纽扣生产市场，20世纪90年代末，全世界60%以上的纽扣都是在这里生产出来的。同时，温州还垄断了全球打火机市场，数千家小企业生产的打火机数量占全球销售的打火机总量的近3/4。
从温州再往南，珠江三角洲的很多工厂也都是从乡镇企业开始做起来的。它们身上没有什么包袱，不像某些国有企业那样经营不善，也不需要支付大量的员工工资。随着乡镇企业数量的迅速增多，国有企业在经济活动中的影响有所下降。
1992年邓小平“南巡”的时候，已是88岁高龄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已经不可能再事事亲历亲为。邓小平本人能力卓著，这一点毋庸置疑。他的继任者江泽民和朱镕基不仅坚持了他所开创的事业，而且还实现了对邓小平改革路线的扩展与完善。
江泽民与朱镕基的新政策
江泽民的政治生涯始于上海。新中国成立前，上海一直是中国的商业中心，中国和西方商业利益的交汇地。20世纪80年代，上海开始出现发展机会。作为中共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在上海作为一座新型工业城市的复兴和浦东新区的诞生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对经济现代化的支持和对共产党的忠诚是他能够在20世纪90年代初成为邓小平接班人的重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