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前后持续了近半个世纪，直到90年代初，其中的一方，即前苏联和东欧发生了重大的政治变革，从而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实现了所谓“不战而胜”的目的，冷战也完全退出历史舞台。
冷战的结束，并非是东西方在战场上拼杀的结果，这中间经历了一个缓慢的准备过程，严格意义上也很难说是一方打败了另一方。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的结束，从1972年开始的东西方缓和等，都属于它的准备过程之列。80年代末90年代初，前苏联、东欧发生了政治剧变，最终促成了冷战的结束。造成柏林墙倒塌、前苏联解体的因素主要来源于其内部，诚如美国前国务卿黑格所说：“美国的军事集结和强硬外交促成了前苏联的崩溃。但是崩溃的主要原因在莫斯科。一个以陈旧的意识形态武装起来的多民族军事帝国渐渐地为其内部矛盾、低效率和腐败所窒息。”就此而言，美国的对外政策只是加速了前苏联走向崩溃的进程。
正是在冷战结束之时，美国政府对于因特网的资助政策发生了转变。在因特网的历史当中，20世纪90年代也被称之为它的另一个发展时期。此时的因特网不仅是美国国内的计算机网络，还是一个贯通全球的在线系统，而美国仍然发挥着引领方向的作用。对于美国来说，从90年代开始，“国家科学基金会开始减少它对区域性网络的资助并促使因特网向私有化和商业化发展。私有化意味着政府将不再直接资助网络服务和连接。商业化意味着对网络通信限制的降低以及开放除教育与研究以外的网络使用。网络的私人化和商业化在网络领域内引起了广泛的争论。”此后，在一般性的政策方面，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对网络的管理采取了“放任”的态度。这样的态度来自于对网络发展阶段定位的判断，即认为在总体上，因特网仍然处于发展的早期阶段，发展与普及是其面临的主要问题，因此特别需要一个市场竞争的氛围。“联邦通信委员会早期所进行的一系列放松管制政策，为数据通信业务的发展创造了一个宽松的环境。特别是进入80年代之后，联邦通信委员会将增值服务（信息服务）商作为电信服务的最终用户来看待，不承担普遍服务义务、不交纳接入收费。从政策上支持因特网的起飞。”直到20世纪末，在处理与因特网的服务有关的问题时，联邦通信委员会仍然在大的方向上坚持这样的政策。
与这一政策的改变相呼应，大批私营企业涌入因特网领域。当90年代初阿帕网关闭之后，由国家科学基金会运作的NSFNE T接替它成为因特网的骨干网络。然而，来自商业需求和私人企业网络成长的压力，导致了这一个最后由政府运作的网络骨干也于90年代中期关闭，并制定了一个对重要的节点继续资助的过渡性计划，从而开启了因特网的私有化阶段。到90年代中期，因特网已有好些高效能的信息服务公司，包括A＆T公司、MCI公司和斯普林特公司（Sprint）以及UU-Net（UU网）和PFI（PFI网）等等，它们构成了美国因特网的中枢。其中有些公司就是从国家科学基金会的区域网络衍生出来的商业公司，而位于斯坦福和圣何赛的硅谷也一跃而起，拥抱这项新的产业，使之成为居于主导地位的因特网设备公司、软件公司、门户网站等机构的创业起点。
也正是从90年代初开始，美国“国防部预算的研究部分被提议削减10亿美元”，自冷战开始以来便进入斯坦福、麻省理工学院、卡内基等大学的“国防”课题面临转向，处理人机界面关系的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逐渐走出军事的轨道。因为人们认为，“阿帕和大学必须‘缩水’，应当像国家的公司那样‘有经济效益’。”也就是说，随着前苏联威胁的消失，经济成功和文化影响越来越具有重要性；即便是国家安全，也从单纯地强调军事安全而转向兼顾军事安全和经济安全。如果说，冷战在70年代的趋缓，客观上为因特网等新技术走向民用创造了条件，那么犹如一场政治大地震的冷战之结束，则成为90年代中期因特网之所以能够突飞猛进的重要的时代背景。
就组织结构来说，取代阿帕网成为互联网骨干网的国家科学基金会是由政府运作的最后一个网络。受制于商业需求、私有企业网络的发展以及一些非赢利的、以合作为目的的网络的成长等方面因素的压力，它于90年代中期关闭，从此开启了互联网全面私有化的阶段。政府的作用表现在“国家科学基金会的区域网络所衍生出了的几家商业公司，合力促成了私有网络之间的合作。”但是也仅此而已，“互联网一旦私有化以后，就没有任何实际的监督机构。几个在互联网发展过程中特意创设的制度和机制，承担了协调技术结构的非官方责任。”这类管理机构主要是技术性的，与一个一元化的控制中心没有关系，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表现出网络这个新媒体在技术上和文化上都具有自由运转的特性。
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国家安全的内涵也逐渐发生了变化，即从单纯强调军事安全转变为军事安全与经济安全的相互兼顾，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后者的重要现实意义越来越突出。因特网最初从军队走向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不仅催生了世界范围内军事技术和军事战争的革新，而且汇同其他的高新技术，迫切地将产业保护和市场扩展等经济目标的问题摆在世人面前。进而言之，在新时期，安全观念已经突破了传统的安全和主权观念，而成为一个综合性的概念，任何单一领域的安全都不足以保证整个国家的安全。在这个整体之中，以知识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安全和科技安全的地位已经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从深层次上，立足于冷战结束的历史事实来研究因特网这一新的文化现象，我们可以得到什么样的思考呢？
其一，近半个世纪的冷战虽然以剧变的形式退出历史舞台，但它所掀起的震荡难以在短时期内完全消失。这种震荡是多方面、多种类的，包括冷战所造成的一些地区冲突至今还没有解决；各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还在危及世界的安全，其中，核扩散问题已经成为冷战后政治家和学者们的关注对象，而冷战时期积累起来的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正在给冷战后的人类安宁笼罩阴影，它们作为国际恐怖活动武器的可能性也变得越来越大。“全球通信技术和武器装备，包括核、生、化武器在内的武器扩散，已经给恐怖主义组织、分裂主义运动、贩毒和犯罪集团实施其破坏和恐怖活动提供了巨大的动能。事实证明，21世纪国际社会面临着严峻的反恐怖形势。”
就因特网来说，冷战影响的突出方面在于网络成为现代战争武器的重要组成部分。80年代、90年代美国军方逐渐脱离阿帕网，直接目的是在网络需求日益扩大的情况下，使国防部的计算机网络尽可能独立和优质，克服军用系统的脆弱性，提高军队的网络战意识和能力，加强网络信息战人才和计算机反应分队的培养，以便继续在21世纪的军事竞争中赢得优势和占据领先地位。
在信息化时代，军队行动、武器控制和军事指挥相当程度上依赖信息设备，军队力量的组合与运转离不开“网络命脉”，这就决定了军事行动打击的首要目标之一将是作为敌方神经中枢的网络系统。就此而言，冷战期间研制因特网的初衷仍然存在和有效；运用网络传递军事命令也好，将网络作为指挥中心加以保护或摧毁也好，履行的仍然是“命令与控制”的功能。
其二，前苏联的解体和东欧剧变的原因主要在于内部，但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实施的“意识形态消解”策略则是其重要的外因，即通过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和文化等“非军事手段”促使另一阵营内部发生根本变化。冷战期间，在保持军事力量以施加压力的同时，美国加强了意识形态和文化的渗透，运用其大众传播媒介的优势地位，进行舆论攻势。早在柏林墙倒塌前12年的1978年，东德哲学家和经济学家鲁道夫·巴尔（Rudolph Bahro）就预言道：“被创造出来的极度空虚正在大量吞噬来自西方的大众意识形态产品……当技术使得众多卫星通过‘当今世界的形象’来全部取消前苏联大众不符合时代的孤立状态时，在莫斯科权力中心的领导人端坐在一个物质需求未被满足的火山面前。就是这一点而不是别的什么，恰恰是恐慌气氛的起源……在前苏联，现在不再是仅仅涉及到粉饰传统意义的‘意识形态消遣’，宣传机器面对‘消费社会’的惟一视像感到无力抵抗。”与之相类似，东柏林的岛屿状态也使之无法拒绝驻扎在联邦德国领土上的英美部队的电视频道。
一方面是“消费社会”的惟一视像的大举进攻，另一方面是本国宣传机器的单一化、匮乏和形式化，这两者的共同作用，加快了前苏联的解体和东欧的剧变。就后者来说，前苏联从事重要传播媒体宣传的人的回忆与忏悔最有说服力。作为50年代担任过《共青团真理报》和《消息报》的红人，赫鲁晓夫的女婿朱列伊后来回忆说：“从当时的报纸看，前苏联从没有铁路和航空惨剧，从没有沉船事件，矿井从不爆炸，泥石流也不会崩塌，总是一片歌舞升平的景象”。自1968年起任《真理报》20多年副总编的阿法纳西耶夫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虽然我们笔下写得全是‘莺歌燕舞’，但是我们内心却极为不安。我们常会感到我们写的这些东西，客气点说是脱离实际。但是为了束手无策，只能沉默。同时又忧心忡忡。”连当时苏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雅克列夫也私下议论说：“总有一天工人阶级要为此而同我们算账的。”
冷战期间，西方大众化的意识形态渗透的主体是广播、电视和电影等媒介，“前苏联的崩溃受到过这个因素的影响，其程度超过我们的想象。”其中电视的作用尤为显著，它已能够使相当多的产品和服务在世界各地得到共享，新闻的即时传播也已普遍地让重大事件难以处于隐瞒之中。“在世界的每一个地方，电视机总是既受尊崇又受辱骂。围绕着关于这种媒介的‘正当’内容和使用的争论，正在无休止地展开着。甚至在一些国家中，政治家和宗教领袖试图去严格地限制提供给观众的频道和节目，这种媒介仍然顶住了控制。人们普遍认为，电视的图像加速了东欧和前苏联的崩溃。”对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入侵”，前苏联进行了严格的抵制和控制，但是以现代消费主义为强大支撑的电视媒介的力量仍然这样或那样地使控制力量得到抵消，进入到输入国的内部，一如它60、70年代在本国曾经加速和加强了民权、妇女和少数民族运动一样。
与军事结构和国家宣传机器相一致的是，前苏联长期以来的工业结构的特性是超大型，它难以转化为信息化的范式，也无法相对孤立于世界经济体系之外求得自身的发展。
当时的因特网相当程度上还养在军事和科研的“深闺”之中。尽管如此，意识形态之争的形式已经发生了某种转换：从以往战场上的枪炮之争转换成媒体之间的争夺受众之争。与这一转换相伴随的是，因特网的特殊研制和发展过程促使它趋于单向度的力量积累。到冷战结束时，美国网络的绝对优势地位是不言而喻的：它体现在军事进攻能力和防御能力方面，体现在经济实力、技术基础方面，体现在信息资源、网络普及、通用语言方面。自90年代中期开始，担心利用网络这一新的媒介形态进行文化侵略、消解民族性的已不仅仅是发展中国家，也不仅仅是社会制度与美国判然有别的国家，其他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包括法国和北美的加拿大，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自己的担忧。
其三，冷战中崛起的因特网后来经历了军用和民用两条发展线路，它的本意是服务于军事目的，以后的发展方向超出了设计者的想象，但这样的本意仍然贯彻在行进过程之中。所以，即便在因特网得到大范围普及之后，最先进的技术机构也往往为军队的情报机关和安全部门所拥有，许多科研机构则直接为这些部门服务。如在因特网的诞生地美国，近10年来，军事互联网扩展异常迅速，其水平和质量也比其他领域高。战略级网络、战役级网络、战术级网络三个系统紧密衔接，互为一体，并可临时组网。“战略级网络不仅与战役级网络相联、信息互通，而且还与战术级网络互联、信息相通；不仅上下级之间网络互联、信息互通，而且同级之间（前后左右各单位）网络均相联，并交互信息、交互工作。另外各网络均通过通信卫星、卫星地面站、数据语言交换机、雷达网络接口等与各种武器系统相联。”除此以外，还有一些特殊的机构承担着特殊的任务，诸如计算机防窃部队、计算机预警力量、计算机防毒部队等。
随着前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集团的瓦解，历史已不再呈现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东方和西方之间的两极对抗，也不仅仅是以核武器、通讯设备为标志的单一的军事较量。它已采用了一种公开的、多极的、复杂的、不稳定的形式。有关参数的数量增加了，业已建立的隔阂或界限在被消解的同时又构成了新的区域，而网络则使这一切变得更加微妙和复杂了。
其四，因特网的发展最明显不过地说明了“最强大者同时也就是最脆弱者”的道理。冷战高峰期，美国国防部研制了互联网络，初衷是让信息通过网络在计算机之间传递，并且做到相互联接和交互使用；信息在传输过程中可能通过多个网络设备，它们各自都能不同程度地截获信息的内容。这样，网络本身结构松散，而且任何部分原则上在任何时候都有失败的可能。军用网络和民用网络虽然相对分开，但是信息网络系统在很大程度上是交互使用的，诸如同样的通信系统，同样的电力系统，同样的金融系统等等，都使民用信息资源和军用信息资源相互渗透，在带来便利性的同时，也为计算机网络系统的安全埋下隐患。尤其是美国的军用网络系统，发达程度和被依赖的程度使之比地球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更容易受到信息战的侵袭，“冷战期间，联邦德国几名大学生共同组成黑客团伙，他们利用电脑网络，破解密码，轻而易举地从防范森严的美国国防部密码库里窃取军事机密交给前苏联克格勃组织。”近年来，美国军方的计算机系统实际遭到袭击的频率越来越高，根据美国五角大楼的统计，已知国防部的计算机系统受到外来袭击的次数逐年上升：1992年为53次，1993年为115次，1994年为225次，1995年为559次。1996年3月，美国《计算机防伪安全措施》在一篇名为《保证网络安全的加密措施》的文章中说：近期美国《信息周刊》的伊尔斯特·杨信息安全调查报告指出，在过去的一年中，约1/5的公司网络被非法入侵。偷窃来的资料在国际互联网上定期交易。联邦执法官员估计每年在美国约有100亿美元的数据被联机偷窃。
这样的事实迫使白宫和五角大楼不断呼吁：信息系统和计算机网络系统的安全，将是21世纪的重大挑战；甚至发出要千方百计防止“电子珍珠港”的警告。在某种程度上，这一警告具有普遍的意义。冷战之后，情报部门的工作逐渐转向经济、技术和产业，新型的电子网络系统为各种情报工作提供了空前的契机。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自80年代末，美国情报局的活动重点就开始渗透到经济方面，而产业保护、市场扩张等目标更是成为重中之重。发达国家的许多安全机构也相继效法美国的做法。“例如，在法国内务部的授权下，法国本土警戒局也把工作重点放在保护法国的‘技术先进’企业上，这些企业主要包括航空、航天、电子、核技术、遗传技术等等。”在此意义上，“电子珍珠港”的比喻具有军事、外交、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意识形态全方位的穿透力。
冷战和因特网之间关系的内在涵义发人深省。一方面，因特网是冷战孕育出来的产物，冷战的背景和冷战的思维方式给它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另一方面，网络本身具有超出冷战这一特定时期的性质，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的需要也使它的行进方向违背初衷。对于人类来说，冷战后逐步进入信息化时代是历史发展的趋势，而计算机、通信卫星、互联网络等是重要的推动力量。
2002年5月下旬，美俄首脑在莫斯科签署了《美俄削减进攻性战略力量条约》和《美俄新战略关系联合宣言》，该宣言声称，俄美两国相互视对方为敌人和战略威胁的时代已经结束。
西方国家的政治家认为，这标志着“冷战思想的结束”，是“冷战最后的葬礼”，俄罗斯也将之看作是开辟了双方关系的“新阶段”。这样的说法是否正确？是否恰如其分？应该如何理解美俄关系新变化对于国际格局的影响？更准确地说，应该如何在以网络传播等信息技术发展的大背景下，在世界各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大背景下，思考现代战争与传播媒介、传播媒介与社会发展的关系？这些方面都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和认真对待的问题，而网络传播之孕育于冷战又超出冷战的过程，无疑会为我们提供有意义的启发。
§§第三章 创新机构的创新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