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考察与因特网的发展紧密相关的通信业的文化意义时，我们不能忘记早期以美国为代表的现代通信史中先后发生过的两大事件。
第一个事件发生在19世纪50年代。当电报作为“闪电式传播路线”和现代通讯新纪元的标志而产生以后，“年轻的电报业处于体制混乱的状况下。在五十多家并存的公司中，有些仅仅是为了出售股份而存在的。重复的线路四处出现，损害了一些苦心经营的公司。廉价和草率建起的线路，不平等的税收和线路不畅使西部地区受损尤重。”混乱之中，美国西部联合公司凭借着它从东海岸到西海岸的电报网统治，用了十年的时间从五十多家公司中脱颖而出，通过夺取产权和专利权、重建和联合以及签署独家铁路合同等策略，成为美国头号大型垄断实体和美国最大的有限公司。1866年以后，这家公司在发行新股份的同时，实际上击垮了所有的竞争对手，在电报行业中建立起自己的垄断地位，直到20世纪头一个10年。
如今，电报作为一个曾经履行过重要的传媒功能的媒体虽然已经基本消失，但是人们仍然既不能忘记它对于商业的规模和范围、对于地区性的公司的扩大、对于新闻在城市和乡村的分发所曾经起到的作用，也不能忽略它的现代意义——正是电报为今日的电信技术和通信基础设施提供了基础。“历史学家丹尼尔·齐群（Daniel Czitrom）称电报为‘发光的线’以形容这种新的通信系统的信息传输速度和改变效果。”电报可以说是今日的信息高速公路的最早起点。
另一个事件的发生时间与电话的发明（1876年）紧密联系在一起。1876年，贝尔在庆祝美国国庆100周年的世纪博览会上，向公众展示了他新发明的“电话”。但是，电怎样最早、也是最直接地影响了人际传播，电报以及电话如何革命性地摧毁了限制人们交往的时空障碍，大大提高了身处异地的人们之间的交往活动，这些方面的意义在当时并不是一目了然的，即便对于发明家本人来说也是如此。当时的工业界认为电话只是一种有趣的科学玩具，而没有多少商业价值。1876年当年，当贝尔提出他的电话专利申请时，“标价只有10万美元。就像那些典型的缺乏眼光的垄断企业一样，西部联合公司拒绝购买这一专利。就在短短两年之后，西部联合公司却愿意出2500万美元的价格，但贝尔对出售专利已不再感兴趣。现在，我们都知道后来是哪家公司统治了通信业，又是哪家公司销声匿迹了。贝尔的‘科学玩具’缔造了美国电话电报公司，一家世界上最大的公司，一个颇具传奇色彩的公司。”它很快成为通信业的统治者，并且在相当时期内，充当美国政府影响本国乃至世界通信业发展的代表。
如今，电话被认为是继电报之后的、信息传播基础设施的第二个步骤，它对于电报的改造机制在于通过单个线路来运载多条信息。它的另一个社会意义是相比于电报，以技术为中介的人际传播形式被大大地扩展了。“人们不需要训练有素的话务员在技术上做信息中介就能用电话直接快速地交流，这在当时被认为是不可能的。几乎所有的人都把拥有大批编码、解码员的电报网看作是惟一可能的形式。”这一“神话”由于电话的产生而被破除了。正是电话能够便利地延长人际间的口头传播，同时又不耽搁时间，不增加任何的复杂性，从而对于商业活动和社会的定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电话这一媒介迅速扩散，直至今天与因特网的发展连在了一起。
尽管在前苏联人造卫星的刺激下，美国通信业有了新的发展方向和长足的进步，但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它仍然是一个相对稳定的产业。诸如有一个全国性的电报电话垄断公司，既不同于印刷媒介、也不同于广播媒介的管制方式，以固定网的形式进行语音传输的电信业务，通信业各组成部分固守自己的地盘，形成自己的行业协会，遵循不同的法规等等，是其长期稳定性的典型表现。
本质上，这也是世界通信业的一般情况。“直到20世纪70年代，世界信息秩序还把国际电话和电报通信视为一种奢侈品——价格昂贵数量很少的那类商品。实际上，每个国家都有一个本国的垄断性电话公司（通常为政府所有），而国际电话通信则是由两个国家的电话垄断公司联合起来提供的一种服务。我们可以想象在这种情况下，价格将极其高昂。”与之相连，在大多数地方，国家政策也阻止大量的无线电广播溢出国界，电波在国际媒体市场上的自由扩散成了服务于美国等国家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的手段和借口，它所引起的相应对策则是各种程度不同的民族文化和地方文化保护主义。
在某种程度上，这种状况与信息革命形成时期的战争背景以及政府的作用是连在一起的，也与计算机网络化的初始状态有关。“即使在美国，军事合约与国防部的技术研发在20世纪40～70年代的信息技术革命形成阶段扮演了决定性角色，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而电子学发现的重镇贝尔研究室，其实扮演着国家实验室的角色：其母公司（ATT，美国电话电报公司）享有政府所强制的电信垄断；其研究经费有不少来自美国政府；同时从1956年起，相对于ATT所享有的公共电信垄断，美国政府也强制规定ATT必须将发现到的技术在公共领域传播。”这就是通信史上著名的“反托拉斯法”的一个结果：电话电报公司签下了“同意案”（Consent Decree），同意不涉及未受管制的事业，并开放贝尔实验室的新发明。正是在美国政府特殊政策的允诺和纵容下，美国电话电报公司自1885年成立以来，基本上成功地维持了它在电信传播网络方面的私营垄断地位，时间长达一百年。其间虽有三番五次的反托拉斯法的争斗，但它的霸主地位仍不可动摇，也没有出现能够直接威胁其强劲地位的竞争对手。
从中可以看出：在管理方式方面，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社会的电话业与其他媒介存在着区别，电话也因此长期以来被称作“公共载体”，而这一“公共载体”的管理采用的是垂直整合的形式，即由最接近垄断性质的电话电报公司所控制。“自从本世纪初起，政府一直影响着电话的发展，但是其方式却既不同于印刷媒介也不同于广播媒介。在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初期，亚历山大·贝尔和他孵化的美国电话电报公司，业务遍及整个美洲大陆，成为强有力的商业和政治力量。在这些年中，许多有竞争力的独立电话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但是没有一个能敌得过美国电话电报公司。”这家公司曾为其垄断目标而自豪：“具有统一政策，统一目标和统一行动的一个系统；像国家高速公路的系统一样具有综合性、全球性、相互依赖性和相互交流性，业务扩大到家家户户，通过各种传播方式，从每一个地方的每一个用户发展到另一个地方的每一个用户。”在全球性的技术融合之前，电话电报公司在相当程度上就代表着通信业。其垄断地位在美国国内具有法律保证：制定于1921年“格雷厄姆法”规定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对电话的垄断为合法；作为它取得该垄断地位的报答，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服从当局的管理，并且承诺使电话为人们普遍所拥有，让人人用得起电话。
按照当代西方著名学者阿芒·马特拉的总结，“1885年，新成立的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成为贝尔系统的母公司。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在以后的一百年成功地维持了它在美国电信传播网络方面的私营垄断，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的市场化旋风来陪伴它的解体。”在此之前的70年代，与冷战趋缓的背景相呼应，出现了许多新的通信公司，它们向一些大公司提供内部的话音和数据线路，以供后者租用，这意味着垄断大厦开始出现裂痕。80年代由美国企业领导的解除管制与自由化运动导致了通信业垄断格局的分割，其中的关键一步是在1984年迈出的，“当时美国电话电报公司为了对‘反托拉斯法’做出反应，撤出了在各地方公司的投资。这些地方公司成为独立的地区性电话交换公司。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失去了它长久以来作为它的基石的东西——向各地区提供当地电话服务的垄断地位。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成为一家远距离通信公司，不得不与一群新的暴发户像MCI和斯普林特公司竞争。”这实际上是垄断大厦出现裂痕之后的又一个重创。
与20世纪90年代美国通信业的“阵痛”相比，80年代发生的事情，诸如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垄断地位的削弱和远距离通信方面竞争的兴起，还不算太起眼，尽管由企业所引导的解除管制和自由化运动，对通信业的重组与增长非常关键。到了90年代，情况则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已经成为一场激烈的争夺通信业制高点的大战中，那些早期的尝试只是第一阵集群射击而已。在不久之前，拥有垄断权的有线电视公司和电话公司还可以自鸣得意地坐在一边旁观在远距离通信方面展开的搏斗。现在它们正在被无情地拖进一场新的全面的竞争。”在政策导向上，作为这一“阵痛”重要推动力的是1996年的美国《电信法》。它第一次对形成于1934年的美国《通信法》进行了全面的修改，彻底改变了美国通信市场的结构，将通信业的动荡从远距离通信扩大到本地市场的竞争，从电话扩大到所有的相关领域。而在此之前，“长途电信公司、本地电信公司、无线通信公司、有线电视公司，每个市场都是相对独立的，一个市场的参与者往往不得参与另一个市场的活动……如有线电视公司不得进入电话市场，电话公司不得进行有线电视分配。1996年《电信法》从法律上拆除了分割市场的藩篱，有线电视公司可以进行电话接入服务，电话公司可以进行视频节目分配业务，贝尔运营公司不仅可以进入非属地的长途市场，而且在满足一定条件下还可以在属地范围内提供长途服务。管制上的这种变革不仅适应了技术上融合的要求，而且使产业融合成为可能。”就因特网的发展而言，如果说1995年政府转让股份，标志着政府对因特网在商业用途方面的限制的结束的话，那么，1996年的《电信法》通过以后，那些人为地为因特网所制定的规章制度就在根本上让位于市场规律了。
人们之所以将90年代通信业的变化称为“阵痛”，大致是与以下几方面的因素有关联的。
第一，相对于从电报向电话的转变，通信业的这一次转变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全世界的通信设施正在接受自第一门电话开通以来最大规模的检修……通信公司处于危机当中。它们正在受到变化的连续打击，用于传统的垄断地位在不断下降，它们被推入了竞争的滚滚洪流。”包括网络传播在内的新的通信环境彻底改变了这个行业的运行规则，从经营模式、客户需求到服务规范，都是如此。
相比之下，计算机产业的全球化竞争要早于通信业，尽管为了保护本国计算机领域里的龙头企业，以对抗以IBM为代表的美国公司，欧洲和日本都曾制定过一系列政策来限制竞争。但媒体、特别是通信业的变化幅度和变化深度是未曾有过的，令人不安的。在历史上它们一直十分稳定，而90年代所发生的变化则使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活跃。类似这样的一些问题正在引起世人的瞩目：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一贯稳定的电话公司变得如此繁忙？为什么在并购浪潮中，有线电视公司、派拉蒙和时代-华纳这样的媒体公司始终排在前列？
第二，网络等技术的发展使电话公司和传统的电信服务日益受到挑战，就竞争领域和服务范围而言，从前的焦点主要集中在美国电话电报公司、MCI、斯普林特及其他一些公司之间的长途电话业务的竞争上。90年代以后，竞技场则逐步地转移到对地区电话服务的控制上，亦即对通向家庭的“数字化通道”的控制上。“诸如南方贝尔公司、大西洋贝尔公司、尼奈克斯公司等区域性电话公司正从惬意的垄断步入一连串冷酷无情的竞争之中。有线电视公司和电话公司正瞄准同一个新兴的信息媒体服务市场。一直置身其外的政策制定者，联邦通信委员会（FCC），正重新考虑其基本的政策信条，每一项政策的骤变都会给工业界带来难以承受的阵痛。”此外，电话公司和有线公司，从前也是固守自己的地盘，形成自己的行业协会，遵循着不同的管理法规，今天则或是结成同盟、或是进行竞争。
第三，通信业的影响和重要性在当今世界日见明显。一个国家的成功和经济富裕明显地受到通信业的影响，而一个国家能否形成政策和制定法规（或放松管制）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它能否建立一个新的、关涉全局的通信基础设施。“80年代中期，英国率先进行了通信与信息服务管理体制改革的探索。90年代后，大多数发达西方国家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电信管制政策，并得出一致的结论，即对通信与信息服务业实行严格的分业管制政策已经不能适应技术发展的需要，不仅造成不必要的政策成本，而且对产业的创新与发展不利。放松管制与引入竞争，促进了新技术的开发、新业务的引入，促进了投资，加速了通信与信息服务业的发展，使通信与信息服务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以美国1998年为例，包括有线电视、广播和电话服务在内的全部通信与信息服务业的营业收入达3880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1%，远远高于GDP4.3%的增长率。”这样的改革随着全球化的浪潮，又逐渐波及到发展中国家。
各国有关预期现代通信基础设施的积极影响的例子数不胜数，如：欧洲共同体预期当它更新全国性的信息网络时，将创造350万个工作职位；日本和美国预期通信业同样会推动它们的经济；加拿大也正在铺设自己的信息高速公路，它被称为“通向未来的繁荣之路”。90年代末期，世界上最大的电讯公司争先组建全球联盟，包括：美国电信公司，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美国斯普林特通信卫星，德意志电信公司、法兰西电信公司，等等。如今，世界上的大公司在考虑它们的投资决定时，通信产业将在它们头脑里占据重要的地位，能否进入全球通信网成为这些大公司制定策略的核心因素。
因特网涉及到公共电话交换网的关系，涉及到公共电信公司，还涉及用户设备的制造。在它所提供的两类主要服务——基本传输服务和信息服务——中，基本传输服务尤其是当代通信业腾飞、并占据重要地位的一个关键性因素。在技术上，网络传播的发展过程，是一个不断地向通信业提出技术革新要求的过程。其中，与固定网络传输有关的电话尤其功不可没。在起始阶段，网络之所以能够达到与计算机的成功结合，离不开通信领域的两大发明：首先是调制解调器，它带来了计算机和电话之间的基本兼容性；另一个是信息包开关，它提供了远距离传输数字数据的方法，从而使得因特网和消费者之间的在线服务成为可能。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工程师们是这两项发明的主要参与者，如前所述，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这家公司作为一家世界上最大的公司，一个颇具传奇色彩的公司，就代表着通信业。
并非偶然的是，自90年代初期，因特网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美国科学基金会开始减少对区域性网络的资助，并且促使因特网向私有化和商业化方向发展。“私有化意味着政府将不再直接资助网络服务和联接。商业化意味着对网络通信限制的降低以及开放除教育与研究以外的网络使用。”1995年4月，继阿帕网之后，作为最后一个由政府运作的网络骨干，国家科学基金网也被关闭，由此开启了因特网全面私有化的时代。这无疑为美国通信业的改革提供了重要的推动力，或者可以说，1996年《电信法》的出台，正是顺应了网络等信息技术走向家庭、走向民用和商业的大趋势。“数据通信业务是90年代以后大规模发展起来的新业务，特别是因特网的出现与普及，正在引发一场革命。以线路交换为核心的传统电信业务正在被以分组交换为核心的新兴业务所取代。整个产业从网络结构到业务模式都在发生着深刻的变革。”目前阶段，技术、商业模式，市场结构等方面均处于这场变革的早期阶段，因此结论性意见还为时过早，但一些既有的事实已经向我们展示出90年代通信业“阵痛”的各种文化内涵。
与1996年美国《电信法》的基调相一致，世纪之交通信业的“阵痛”彻底动摇了原有大公司的垄断地位，并出现了聚集于信息产业旗下的企业重组。与历史上的同类现象相比，这里的公司组合有着本质的区别。因为以往的公司组合往往是纵向的，“以石油化工业为例，像埃索和壳牌这样的大公司，其业务范围从原油开采直至街头加油站。在计算机行业里，从设计和制造芯片到销售完整的计算机系统都是IBM的业务。”当代通信业涉及到的组合则是跨行业的，甚至是“对角线式”的，既是众多在传统上独立经营的行业走向融合的过程，也是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的合并。
表面看来，围绕企业兼并所发生的当代通信业和相关领域的混乱似乎是无章可循的，实际上有其内在必然性。网络传播正在多媒体化，从电影、电视节目到书刊杂志，甚至声音，一切都能转化成数字语言进行传输，在这种情况下，独立的电话公司、出版社、有线电视公司怎么能不受到冲击？当体积越来越小、功能越来越多的计算机变成更加复杂的通信装置，当信息网络走向家庭为公众服务、而不只是支持被选定的少数机构时，当控制进入家庭的通信与拥有通信业的未来这两者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明了时，又怎么能不引起一场争夺管道控制权的新战役？
正因为如此，一个蔚为壮观的情景从9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首先在美国、而后在全世界出现：“新创办的因特网公司大量涌现，原有的公司也起劲地通过兼并、联合和竞争来利用这一阵线。电话和有线电视公司想通过庞大的电线、光纤和电波传输信息，这些网络通达全世界亿万家庭和企业。软件公司想向亿万台电脑、电视、电话和其他将在网络上进行通信的新装置供应程序。电脑公司想供应一切优秀的硬件。拥有报纸、杂志、电视节目、电影和音乐录制品的传媒公司想提供人人都寻求的信息内容。”网络传播的特性及其所展现的前景，使所有这些领域都活跃起来，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政府的政策取向又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