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直至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这长达近半个世纪的时间内，冷战始终占据着国际政治舞台的中心位置。前苏联和美国是冷战的主体，代表着东西方两大政治、军事集团之间的紧张斗争。网络传播的产生，首先就是为了满足这一军事环境下的技术需要，因此，冷战是网络传播的直接催生剂，或者说，早期网络传播是冷战时期的产物。
战争时期，由于共同面临德、意、日三个法西斯国家的威胁，世界上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利益、不同地区的国家结成联盟，开展了以合作为主流方向的事业。美国的政策基本上是维持战时反法西斯同盟，前苏联作为一个横跨欧亚两洲的大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承受无比压力的同时，也显示了蓬勃的生机，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当时，东西方意识形态斗争色彩不很明显，一切工作围绕着战时需要，服务于战时需要。罗斯福总统去世以后，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维系战时同盟的纽带逐渐松动乃至消失。战后和平时期的到来，客观上为大国的冲突与对抗创造了条件，而国际力量从多极化到两极化的转变，又使美国和前苏联在权力天平的较量中成为主要的砝码。
美国与前苏联为争夺世界霸权而展开了一系列明争暗斗，各自推进自己的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其中的意识形态动机以日益明显的形式表现出来。这个过程，特别在杜鲁门、艾森豪威尔、肯尼迪等就任总统期间，呈现越演越烈的趋势。
1969年，为适应冷战的需要，在美国国防部高级计划研究署的主持领导下，一种新的通信网络诞生了。借助于它，纳入计算机网络系统上的任何一个节点，都可以与其他节点进行有效的通信联系，任何节点如果发生了故障，都只是将影响限于其自身，而不会殃及其他节点之间的通信。这个网络被称作“高级计划研究署网”（ARPANET，又称阿帕网），它是因特网的前身，标志着网络传播的开端。
无论在其问世之初，还是在其进一步的发展过程中，网络传播的内在机制都包含着与冷战思维相对抗的因素，它之趋向商用和民用的发展又远远超出了其早期设计者的想象。这个过程与冷战及冷战之后的世界格局变化相吻合，也蕴涵着极其深刻的社会文化意义。
20世纪50年代末期，受前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惊人事件的影响，美国国防部成立了高级研究计划署（T h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该机构简称阿帕（ARPA），其主要任务是建立国防方面的新的技术环境。阿帕网（ARPANET）是阿帕成立不久所进行的一项实验的结果。
由前苏联发射的人类历史上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名为斯普尼克（又译斯普特尼，Sputnik），意译为“旅伴”或“伴旅”。它诞生于1957年，是世界科技史，尤其是航天史上的大事件。
由于特殊的对立关系，前苏联的人造地球卫星对于美国的震动尤为激烈，牵涉面极其广泛，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特征也十分明显；从某种角度来看，它可以说是一个契机，使原本就存在的社会对立与矛盾进一步暴露出来，并在各个层次上引发出新的冲突。
首先，这一事件狠狠地打击了美国的自大心理。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前苏联和美国为争夺世界霸权而展开了一系列的明争暗斗，并在军事上渐有旗鼓相当的趋势。50年代末，前苏联已经发明了可以同美国进行较量的原子弹和氢弹，用远程导弹将人造卫星送上轨道表明它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事件本身作为冷战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当时东西方两大阵营、两种社会制度斗争的集中体现，很快被看成是双方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就前苏联而言，核武器及其运载系统方面的成就使其领导人赫鲁晓夫洋洋得意，他希望借此机会采取进攻性行为，对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帮助战后欧洲恢复和发展经济的行动予以反击。
美国政府则从前苏联人造卫星的发射中看到了更多的意识形态威胁：“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离开地球和开发太阳系的可能性被掌握在手中：今天，只有美国和前苏联这两个国家掌握着必需的资源来开发这种可能性。如果我们作为民主政府的象征抛弃了这次机会，把它让给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律师和领袖，我们就不能维持自己的形象，不能维持其他国家对我们的形象，也不能维持我们代表的自由社会的形象。”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美国一直在军事竞赛的基础设施、人力物力等方面享有绝对优势，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发射在提高前苏联政治军事地位的同时，也使美国的“灵魂和安全感”首次受到了重大的打击，美国人开始意识到这样一种现实了：在他们头顶上的天空中漂浮着或者说实际上就存在着一种新的威胁。
长期、紧张、愈演愈烈的核军备竞赛，不仅构成了东西方冷战的一个重要的方面，而且相当程度上制约着冷战的性质和发展方向。1962年10月的古巴导弹危机使美国和前苏联共同意识到了核武器的危险，并促使他们考虑防止核战争以及一旦爆发核战争如何将损失降低到最小程度的措施，所谓指挥系统和控制系统的安全问题正是由此生发出来的。
前苏联发射卫星的另一层面的当下意义是，地面上的威胁借助于天空的力量又格外加重了它的砝码。总之，如同冷战有其特色技术——核武器以及处于发展中的计算机技术一样，冷战也有着其特有的担忧，即对于核武器毁灭性力量的担忧。
因此，与前苏联卫星事件刺激起来的声誉危机相伴随的是军事重要性的争夺。政府旗帜鲜明地要求将军事研究与新的爱国使命连接起来，以平息和应对“灵魂与安全感”方面的震荡，这样的主导思想从一开始就贯穿在包括网络研制在内的科学项目之中；另一方面，军事和政治所诱发的强大推动力也为网络等新技术的发展奠定了一个平台，它在当时的直接目的就是为了在核大战一旦爆发的情况下，让军事机构的计算机指挥系统的联系不至于中断，功能不至于丧失，核心地位不至于动摇，整体结构在少数计算机中心受到袭击时仍然能够正常运转。
其次，开辟了冷战的另外一个战场：太空竞争，以便赢得太空领域的霸权地位。
20世纪50年代末的卫星事件关联到离开地球和开发太阳系的主动权的争夺问题。“美国，包括他们的灵魂和他们的安全感受到前苏联发射的人造卫星的声誉和军事重要性的刺激，决定打开所有的国库，以耗资数十亿美元的代价来在太空领域赶上和超过前苏联。”居于这一竞争平台桥头堡地位的是1957年成立的美国航空航天局，它承担了发射美国自己的卫星的任务。5年以后，华盛顿政府成立了一个专门的机构——通信卫星公司，来负责太空技术的开发。“美国国会批准的通信卫星条例给它规定了一条使命：从商业上组织和开发这项技术发明。根据美国联邦传播委员会提出的条文，通信卫星公司采取一种新颖的私营公司的形式以保证与国家和大的电信传播企业之间的有机联系。它的一半的股份是国家赠送的，另一半股份由163家传播企业认购。”在由传播企业所认购的那一部分中，又有四大企业集中了45%以上的股份，它们是：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国际电报电话公司、通用电话电子公司和美国广播集团。
国家斥巨资扶持某一关键领域的竞争，并通过这样的举动维持与大的电信传播企业之间的关系，这样的事情在历史上早已有先例。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联邦政府曾对无线电的命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有意挑战当时英国在国际通讯方面所占有的统治地位。著名的美国无线电有限公司就是在政府的促成下诞生的，随后，政府又通过对所有无线电地面站的控制，迫使英国将其王牌公司——美国马可尼公司——出售给美国无线电有限公司及其作为它的主要股东的美国通用电气公司。政府的进一步的举动是对于无线电大公司的业务经营范围的划分，目的就是使政府和大公司在战争时期的紧密关系，能够在战后和平时期以另一种形式得到延续。在那个时候，几大公司的“势力范围”如下：通用电气公司制造接收机和零部件，美国无线电有限公司充当它的销售渠道；电话电报公司出售发报机，同时拥有对作为一种公共事业的有线或无线电话的控制权，即垄断权；美国无线电有限公司的主要职能是国际通讯领域。看得出，这是一个多方交叉的局面，而政府在其中则起着牵线搭桥的作用。
1945年，科幻作家C。克拉克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如果我们把微波转换器装在轨道上围绕地球旋转，那么它们不就可以覆盖整个地球了吗？这个猜测最终引导了对于新的微波技术的一个革命性应用，也就是卫星系统的诞生。简单的解释是这样：一个强大的微波转换器，将地面上的信号光束发射到空间接收器上，后者再将信号发回到地面距离原初信息发射点千里之外另一个接收点。发射过程的技术关键是受第二次世界大战，随即又受冷战影响的弹道导弹，它使卫星上天成为可能。“第一颗通信卫星，TelstarⅠ在1962年被送上轨道。历史记录了这一时刻说的第一句话，虽然可能这并不重要：‘每个人都愿意启动这条线路吗？’有许多达官贵人在各地收听着这一历史性的发射以至于线路超载。”回溯到1901年，意大利人马可尼（Guglielmo Marconi）进行了电磁波扩散的发明，第一次通过海底电缆实现了跨大西洋的无线电传播；近60年以后，无线信号就以一种从未有过的方式从空中穿过了大西洋。
被称为“美国大叙事”的太空竞争，也是美国自大心理受到打击后的当下反弹效应。它前后持续十几年，耗资数十亿美元，“叙事”内容包括发射美国自己的通信卫星系列，开创第一代国际通信卫星网络、把宇航员送上月球，等等。在通信卫星系列中，最引人注目的是1962年在卡纳维拉尔角发射的移动通信卫星，它能把信号传送过大西洋，从而首次将美国和欧洲连接起来。而第一代国际通信卫星网络出现在1965年，是第一颗商用电信同步卫星“晨鸟”之被送上轨道的结果，其用途已经开始超出了军事领域，“容量是240路电话或者一套电视节目。在这一时期，全球只有四个地面卫星接收站能够接收被传递的信号：分别分布在美国、英国和法国。”就组织机构而言，为研究和促进太空开发计划，美国成立了航空航天局。不久，又发起成立了由西方国家构成的国际电信卫星组织，并在管理和股权上占有绝对的控制地位；作为对这一组织的反击，前苏联提议成立社会主义的太空传播国际组织，它就以前苏联的第一颗人造卫星“斯普尼克”命名。自70年代以来，通信卫星、气象观察卫星、自然资源卫星、海上运输和空中管制卫星，等等，标志着航天高技术民间转向的繁荣，这种景象既与东西方冷战的缓和趋势有关，也与此前太空竞争领域所提供的雄厚基础密不可分。
最后，这一事件警示了整个美国科技界、文化界和教育界。
前苏联人造卫星的意义超出了核武器军事竞赛的升级，超出了航空航天业和通信业，它被看作是科技整体发展水平的象征，令美国在震惊之余立刻投入到有关民族科技和教育方向的深刻反思之中。“当时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下令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作研究调查，为什么美国的科技会落在前苏联之后。据调查的结果，那是因为美国的教育，尤其是科学教育，不如前苏联的先进。”言下之意，是将美国航天业和通信业，进而整个科技界落后于前苏联的责任归咎于美国教育制度的落后。那么，为什么美国的教育又会落后于前苏联呢？许多美国学者公开表示，那是因为所谓“进步教育”的退步，而后者又可以一直追溯到20世纪之初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杜威（John Dewey）的开创性作用。杜威写作了《我的教育信条》、《学校与社会》、《学校与儿童》以及《儿童与课程》等著作，他所提倡的“进步教育”是一种体系，也是一种科学的方法，能够为人们所利用来研究世界，来增强自己的知识，来寻找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它本身是传统教育和所谓“新教育”的统一。在他看来，传统的学校过于偏重科目，太强调传统；而“新”学校则过分看重学生的兴趣，也太受制于变化多端的社会问题的约束。杜威的理想是把两者结合起来，他自己于20世纪初在芝加哥大学创办“杜威学校”，以便贯彻他的教育思想。“‘在整个美国教育史上，它是最重要的试验冒险活动’。杜威反对死记硬背的学习，反对向学生灌输全部的知识。相反，他希望学校就像社会那样充分地运作，这样孩子们会通过自然好奇心——这引导他们积极地投入教与学的过程而自发地对学习产生兴趣。教师的作用是为孩子提供学习的工具。”60年以后，前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的上天激发了政府和学界对于美国教育的反思，并将其当作是杜威教育哲学破产的一个标志。1959年是杜威诞辰100周年纪念日，学术界以众多的学术成果来纪念他，各领域的专家从不同角度，在评点这位思想家的功过是非的同时，表达了对于当代教育的担忧和反思。
哈佛大学著名心理学家杰朗·布鲁纳（Jerome Bruner）在20世纪60年代受命率领专家作教育现状的调查，并发表了经典著作《论教育程序》，探讨如何改进学校的科学教育的政策方针。“前苏联于1957年首次发射人造卫星时，美国的反应是一片惊慌。意识到在知识的竞赛中我们落在了后面，一个史无前例的科学教育热潮席卷美国的学校。”
以前苏联卫星事件为导火线，对教育体制和教育理念反思的结果是带来了这一领域的大发展。以大学为例：60年代初，联邦政府对高等教育大批拨款，鼓励公立大学增设新学科，扩大招生人数。州政府受之影响，也纷纷跟着追加投资，从而使州立大学的规模进一步扩大，在一所大学的名下设立数所分校的庞大体系由此出现。受前苏联卫星事件的激发，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还表现在两年制的初级学院（Junior College）和社区学院（Community College）的诞生，前者一般属于私立学院，后者则通常为公立学院。“据美国‘教育统计中心’统计，1955年至1965年的十年里，美国全国平均每星期就有一所新的初级学院或社区学院成立。……初级学院和社区学院与‘土地赠与学院’一样，被认为是美国高等教育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一大创举，为普及高等教育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在美国的高等教育史上，此时发展起来的分校、初级学院和社区学院的意义不可小看，它们在地位和作用上可与1862年《莫里尔土地赠与法》后出现的“土地赠与学院”相媲美，是不同时期致力于普及高等教育的典范。
前苏联的人造卫星对于广大民众来说也是一个兴奋点，按照美国广播公司解说员的说法，前苏联似乎发射了一个可以被称为“人造月亮”的人造地球卫星。记者和科学家则承担着普及卫星知识、向公众解释为什么应该关心这个新事物的原因。此时正逢电视新闻崛起的年代，电视中的有关节目具有吸铁石般的魔力，而“太空竞争”本身又成为电视新闻获得进一步发展的巨大推动力。“自从1961年美国人阿兰·B。谢泼德首先进行航天飞行以来，‘太空飞行’一直是所有的大电视网报道的对象，并被用作展示通信工业的新玩意儿的橱窗，题目包括卫星、图像、特技效果装置以及磁带录像机。”它作为一个重要事件，对电视新闻业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表明当时的电视新闻镜头已经能够抓住和跟踪国际、国内的大事件了，从而为后来以肯尼迪遇刺事件为标志的电视新闻的成熟奠定了基础。
在前苏联卫星上天的一个月之内，同样是在总统艾森豪威尔的提议下，美国成立了国防部高级计划研究署（简称阿帕），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其首要职责是保持美国在科学技术上的领先地位，以防止其公开的或潜在的对手取得不可预见的进步。在整个科技界中，高级计划研究署属于特别受到前苏联卫星事件“警示”的高科技军事机构，从它成立的初衷到它的一系列政策方针，都是如此。正是由卫星事件带来的威胁促使它进行了一系列大胆的尝试，“其中一部分改变了科技史，并且引领信息时代的来临”。（有关高级计划研究署对于网络传播的特殊作用，本书将专辟章节进行讨论。）网络传播的研制毫无疑问就属于“这一部分”之列：早期网络的主要目的之一是使连接指挥机构的通信系统免受前苏联核武器的破坏，并使众多接受国防项目资助的研究团体能够共用远程计算机；长远目标是通过不间断的研究加强国家安全，营造国防方面的新技术环境，其中又孕育了一个席卷全球的人-机互动的新时代。
受太空竞争影响的通信领域，一方面为新的计算机网络结构提供了神经系统，另一方面也由于网络的诞生而开始成为一个长期处于动荡之中的产业。“一个结成网络的系统从根本上讲不同于，并且强大于单独运行的计算机。……所有这些要通过一种单独的催化剂才有可能，即通信——新的计算机基础结构的神经系统。”“数百万人利用图像和视频信号进行通信的需求将使通信业进入一个非常多变的将来。”比起各自为政、相互之间没有交流的计算机，连结成网、在一起工作的计算机的功能无疑要强大得多，它也为未来开辟了无比宽广的可能性。而这一切最初就发轫于用于军方通信的电脑网络，它是由冷战机器所孵化出来的产物。
阿帕网的具体开发者是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等地的计算机科学家和工程师，它在总的设计方面，能够满足美国国防部的要求。它使用“包”交换技术，即由计算机将信息放在“包”中，送入另一台计算机之中。这样，阿帕网就可在计算机之间提供许多路线的网络，在信息传递和发送方面，它能够通过其中任何一条路线而不只是通过某一规定的路线，因而能够完成特定的军事任务，尤其是保证国家重要的计算机系统在发生核大战的情况下仍然能够正常运作。它产生以后，首先成为军队的计算机网络。除了空军和海军用于战术数据传输的系统之外，为了进行野外机动指挥和控制，军与师两级单位也开始建立了各种战术网络系统。一段时期，它被军事机构、研究中心和大学用于来回传输信息，其中包括用于协调参与设计新武器和新系统的大量的组织和活动。
冷战时期，美苏争夺声誉、争夺实力的较量促成了因特网的前身的诞生，这又一次印证了军事需要与信息技术的联姻关系。一部信息技术发展史说明，信息技术从一开始便是战争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或者可以说，军事需要是信息技术的催化剂。
计算机发明的直接动力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从1943年开始，在破解纳粹的密电码的工作中，英国就秘密地采用了第一个全电子数字计算机。1946年2月，首台现代电子计算机ENIAC问世，揭开了电子计算机发展史上崭新的一页。第一台原始的计算机被用于弹道学和射击术的研究，并为原子弹的研制做过大量的计算工作；作为它的理论基础的信息论，也与其奠基人克劳德·香农战时在贝尔实验室从事的密码学工作紧密相关。“物质的匮乏妨碍了ENIAC及时完工，也妨碍了ENIAC在‘二战’中建功立业。ENIAC帮助冷战的开始，虽然，直到第一颗氢弹的上天才进行了完整的计算。”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战后不断升温的美苏军备竞赛为计算机和微电子技术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处于电子学前沿的麻省理工学院成为美国尖端军事技术的研究中心。1953年，这个学院的林肯实验室诞生了世界上最早的高速电子计算机Whirlwind，之后，曾经在该实验室工作过的肯尼斯·奥尔森于1960年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小型计算机。
第一个数据通讯网络也是战争的工具，即20世纪60年代初发展的SAGE（Semi-Automatic Ground Environment）航空防御系统。“它的显示单元的灵感来自‘电脑终端’，这源于斯特兰奇·洛夫博士的研究背景和成打的冷战时代关于轰炸机群移动和在一个房间大小的世界地图上设置导弹航程的预言电影。”1964年，原子能委员会所属的莱沃莫尔实验室研制的章鱼网（Octopus）被看作是第一个局域网（LAN）；1966年，官方开始了允许研究者继续发展核武器的广域网的研究。
总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美国和前苏联在冷战中的对峙，五角大楼明确了将计算机应用于军事领域的特定目标，并为此大量投资，从而使得信息技术与军事需要的联系继续保持下来，因特网的产生恰恰是这一特定目标和特殊联系的结果。连接成网的计算机传播变得越来越重要，以至于它在某种程度上驾驭了计算机产业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