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我相信这一点，因为在最近一段时间里我深切地感受到了俄国学者那种严谨而勤奋的治学态度和对中国文化的热忱。比如说您吧，我目睹了您繁忙而又紧凑的工作日程。我记得，我们多次交谈结束后，您还赶往列宁图书馆查阅资料；您在研究中常常为了细节问题的准确，不惜花费许多精力通过各种途径与中国学界探讨。比如说莫大教授华克生，他在中国明清文学和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翻译和研究方面出了许多成果，如今仍天天笔耕不缓。他的书房内的陈设充满中国情调：精美的中国茶具、鲜艳的中国结、别致的京剧脸谱、满架的中国书籍，以及各种各样的中国工艺品。我还在俄罗斯科学院远东问题研究所见到过一个主要由从事中国文化研究的学者组成的"爱中国俱乐部"这样的团体，深为俄罗斯学者对中国的这份真情所感动。因此，我觉得只要大环境得到改善，中俄两国对对方国家的文学（特别是当代文学）的翻译和研究也将会出现新的发展势头。
我知道，您对东西方文学关系有自己独到的思考，对文学比较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一向也很重视。您能谈谈这方面的见解吗？
李：我想，我应该从俄罗斯在进行这样的研究时所具有的传统特点谈起。
俄罗斯研究文学的特点之一是历史性很强。可以说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俄国学者就注意到了文学发展的历史阶段的问题，并力图在自己的研究中呈现这样的发展阶段。19世纪俄国著名学者维谢洛夫斯基院士很早就开始研究"历史诗学"问题。历史诗学的任务是研究各种文学的种类、体裁、描写方法等的历史发展，"文学"这个概念的演变，诗学的各种历史类型及其与时代的关系。例如，古代文学是一种类型，有自己的特征；中世纪文学是另一种类型，也有自己的特征；近代文学和现代文学又有自己各个不同的类型特征。进行比较文学研究一定要注意文学的历史类型，把不同历史类型的作品或文学现象随意放在一起比较，往往会导致非学术性的结论。
俄罗斯研究文学的另一个传统特点是强调从世界文学发展的角度来考察各国文学。我的老师阿列克谢那夫院士常说："中国文学是世界文学的组成部分。"他非常重视把中国文学理论放在世界文学的背景上加以考察，对司空图的《诗品》与古罗马的贺拉斯和法国的布瓦洛的诗学理论进行过比较研究。20世纪60年代，苏联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开始编写10卷本的《世界文学史》，这本文学史充分体现了这一传统特点。与西方一些学者编的各民族完全分离的世界文学史不同，这部巨著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在呈现世界文学的发展规律的同时，呈现每个民族文学各自的特征。这本文学史特别注意文化区的划分，如西欧文化区、阿拉伯文化区、印度文化区、远东（汉字）文化区等，力图显示出各文化区的发展规律、文化区之间和文化区之内的关系。我参加了这项工作，这样的学术经历自然也会影响我自己的研究方法。
陈：俄苏学界在文学研究方面确实有自己的特点。以日尔蒙斯基为代表的当代俄苏学者关于文学类型学的见解就颇为独到。日尔蒙斯基强调文学关系研究中应注意类型学的相似与具体影响这两个相辅相成的侧面。他在《文学流派是国际性现象》一文中断言："世界文学中的历史类型学的类似，或者文学过程的趋同，远比一般想像的多。"因此，文学关系研究不能把影响研究与平行研究人为地割裂开来。有的苏联比较文学学者还大力倡导以宏观的视野和有机整体的意识考察研究对象。他们认为，应该把各国的文学现像看做一个十分复杂矛盾但又是有规律性的统一过程，并提出了"特定的历史文学综合体"的概念。在不同的体系里，这个"综合体"的内涵可以有所不同，它可以是个别文学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的一个有机体，也可以是在更加广泛的范围内体现文学共性的一个整体这些都是很有见地的看法。在当今世界，任何重要的文学现象都已经是世界性的了。俄苏学界提出的把看似孤立的文学现像放在整体的和系统联系的基点上加以考察的观点应该受到重视。
李：您提到的日尔蒙斯基院士是维谢洛夫斯基的学生，一位在比较文学研究领域做出过重要贡献的学者。他在20世纪50年代写了一篇研究世界叙事诗的长文《东西方的文学关系与史诗的发展》，文章一方面以欧洲史诗为材料，另一方面以突厥蒙古语系、芬兰乌果尔语系和高加索的史诗为材料，尝试论述了史诗的母题、情境、特殊的叙事主题、人物类型的类型共同性及其"在情节发展中的传统作用"。在这篇文章中，日尔蒙斯基不仅分析了口头史诗的原始民间文学形式，而且指出在东西方书写史诗中存在着与口头英雄史诗完全类同的母题、情境和主题（例如菲尔多西的《王书》和写亚瑟王的各种侠义小说中）。这样的研究很有价值。但是，由于他不是汉学家，他没有研究远东和中国。我试图继续他的研究，证明史诗母题在那里也存在，这一地城各民族的史诗创作也同样遵循这一文学门类共同的艺术发展规律。
我在《李福清论中国古典小说》和《＜三国演义＞与民间文学传统》等专著中谈到，在中国人的创作中（汉族没有史诗，所以这些母题保存在传说中，从传说进入戏曲和小说），我们可以看到同样的母题：勇士出生时都伴有异兆，他的童年英武不凡（当然，多半是弱化的形式），他有时还百毒不侵，刀枪不入。也像印欧、突厥蒙古和芬兰乌果尔语系民族的史诗创作一样，我们在远东中世纪这一类型的文学中也发现了对勇士的兵器和他们神勇的战马的描写。共同的母题还有：英雄结拜或者双方对阵的典型的史诗情境，阵前的自夸和对对方的辱骂，对主人公超人体力的夸张，甚至说他大吼一声就能吓退敌兵。我希望通过母题研究，阐明汉族民间文学中也有世界史诗典型的母题，中国文学有与其他国家的文学相似的发展规律。
我注重的研究方法是：从作品最小的情节单元或细节着手，作系统性的研究，例如研究故事，不仅研究情节、母题，还探讨故事的艺术世界，同时兼及文学发展规律和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我力图将历史诗学观运用于中国文学的研究和东西方文学的比较研究，中国文学历史悠久，资料丰富，历史诗学研究有广阔的用武之地。
陈：历史诗学是一个重要概念，您能否对它作较为明确的界定？
李：历史诗学其实是一门专门的学问，这门学问的创立者是维谢洛夫斯基。历史诗学是从世界文学发展进程的角度研究诗学意识的演变，这一进程与社会发展阶段有密切的关系。做历史诗学研究必须用比较文学的方法，这是为了显示各种文化（文学）的诗学特点并发现它们的共同来源或类型，这些类型显然与人类知识、人类意识的发展规律有密切关系。从历史诗学的角度看，我们可以将世界文学史分成几个大的类型，如古代文学类型、中世纪文学类型、现代文学类型等。每个类型有自己的特点，每个类型也处在自身演化的过程当中。
历史诗学也从文学演化的角度研究文体、风格、情节和描写方法。历史诗学研究特别注意文学的来源问题，也就是说特别注意所谓原始口头文学，因为口头文学或称民间文学是作家文学的基础，许多作家文学创作的方法、情节、母题等等大都是在民间文学基础上产生与发展的。历史诗学研究重视研究文学体裁的特点及演化，因为体裁是古代和中世纪文学非常重要的范畴。
有兴趣的话，可以看看我的一些文章，知《从历史诗学的角度看中国叙事文学中人物描写的演化过程》、《中世纪文学的类型和相互关系》、《中国＜黄粱梦＞与西班牙小说来源》、《关于东方中世纪文学的创作方法问题》、《中国长篇小说的形成》、《中世纪中国历史演义形象结构中的类比原则》、《中国历史演义中的文体问题》、《从比较神话学角度再论伏羲等几位神话人物》、《中国小说与民间文学的关系》、《三国故事与民间叙事诗》等，我在这些文章中的思想方法是一以贯之的，我的研究是沿着维谢洛夫斯基开创的方向进行的。我认为应该加强对维谢洛夫斯基、什克洛夫斯基、梅烈金斯基、普洛普和巴赫金等人的理论的研究。
陈：近年来，中俄两国翻译出版对方国家的当代文学作品的数量虽然不多，但是两国作家、艺术家、学者和其他文化界人士之间的直接交往却明显增加。以我所在的上海为例，作为新世纪起始年的去年，俄罗斯就有不少重要的团体前来参加各种文化交流活动，如：著名作家格拉宁率圣彼得堡作家代表团来到上海访问，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所长库兹涅佐夫率团来上海参加"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文学研讨会"，俄罗斯美术家协会主席西多罗夫率团来上海参加"俄罗斯当代画家作品展"，叶卡捷琳娜堡美术馆来上海举办了"俄国绘画三百年展"，莫斯科大剧院送来经典剧目《天鹅湖》参加"上海国际艺术节"等。去年到我们学校"俄罗斯研究中心"来访问或交流的俄国客人也不少，这里有著名的学者、艺术家、社会活动家和高校师生，如俄罗斯总统夫人柳德米拉·普京娜等一行来访，并向中心赠送了由俄罗斯科学院提供的300图书；俄罗斯青年代表团来访，数十位各界有成就的俄国青年与中国朋友一起座谈和联欢；俄中友协会长、科学院远东问题研究所所长季塔连科率团来访，与中国学者作了深入交流并签署了进一步加强双方关系的协议等。当然，上海方面来俄访问的作家和学者也比过去有所增加，我今天遇到俄罗斯作家协会外联部部长巴维金，从他那里获知，5月初上海作家协会将有一个代表团来俄罗斯访问，其中有一些著名作家，他们将与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作家们进行直接交流。这两年，上海学者、艺术家和其他文化界人士来俄罗斯进行学术访问和文化交流的也不少。
多年来，您一直活跃在中俄文化交流的前沿。您从事中国文学和文化研究也已经有半个世纪的历史，您对21世纪中俄文化的交流有何展望？
李：近年来，俄中作家和学者之间的直接交流确实在增加，这是很好的事情。我们现在进行的对话就是一种文化交流。俄中文学和文化交流已经走过了很长的历程，即使从18世纪有正式的翻译和介绍开始算起，也已有200多年的历史。我相信，这种文化交流在21世纪将继续发展，并造福于两国和两国人民。
陈：我同意您的观点。回顾以往，中俄文化交往成果辉煌，但是在新世纪要使中俄文化交流继续健康发展，吸取以往的教训无疑是重要的。过去文化交往中的大起大落和大量存在的误读现象，自然有社会政治方面的原因，但文化上的功利性动机，以及习惯于按照自己的学术传统来解读对方文化等也是重要因素。知今中俄两国都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俄罗斯文化正在蜕变中孕育着断的生机，中国的文化开放也已经成为时代的特征。中俄两国人民都开始用更加冷静的心态面对对方的文化。因此，我也衷心祝愿中俄文化交往在新世纪健康发展，中俄学者的有关研究更具理性和深度。
2002年4月12日
完稿于莫斯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