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识见与偏见：19世纪俄国作家的中国纪实
除了普希金以外，19世纪俄国的不少著名作家也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与中国和中国文化发生过关联，虽然大多为片言只语，甚至还不乏隔膜和误读，但是其中仍可以发现一些颇具意味的现象。
屠格涅夫在那部塑造俄罗斯"多余人"形象的长篇小说《罗亭》中，有一个读者颇为熟悉的场景，那就是罗亭与娜塔里娅的最后一次约会。在这次约会时，面对母亲的反对，焦虑不安的娜塔里娅希望罗亭能找出一个使他们的爱情摆脱困境的办法。然而，曾慷慨激昂地大谈理想、信仰和事业的罗亭，这时的回答却是："只有屈服"。娜塔里娅为此气愤地责骂他是"一个懦夫"。这个场景开始时，罗亭在等待娜塔里娅的到来，小说中有这样一段描写："他看到事情快要了结，因而内心深处又有些害怕，尽管旁人看着他双手交叉在胸前，东看看西望望的那种镇定沉着的模样，谁也不会想到这一点。难怪毕加索夫有一次说他像中国的大头娃娃头重脚轻。"作者在这里通过人物的口，用"中国的大头娃娃"来比喻罗亭性格的一个重要方面：说话的巨人、行动的矮子，确实巧妙。屠格涅夫在小说中似是信手拈来，但是颇为到位地将中国玩偶在中国文化中蕴含的象征意味揭示了出来。就这一点而言，屠格涅夫对中国文化的某些方面并不陌生。
果戈理在他的《小品文集》中的《论现今的建筑》中从建筑谈到了中国人的艺术趣味问题："唯有中国人的趣味--可以称之为在所有东方民族中最渺小、最不足道的趣味--由于某种时兴而在18世纪末传到我们这里来。还好，欧洲人按照自己的惯例立即把它用于小桥、亭子、花瓶、壁炉，而没有想起把它运用于大的建筑物。这种趣味用在小玩意儿上的确不坏，因为欧洲人立即按自己的方式将它改善，并赋予它那样一种魅力，这种魅力是它原本并不具有的，正如其民族并不具备充沛的精力，尽管教养很高。"看来，果戈理对"中国趣味"评价颇低。怎么看待这一现象？是"幻想性的轻视"，是"殖民主义的文化立场"，是"沙文主义"？笔者认为，这样的批评均欠准确。其实果戈理的这种态度并非是孤立的现象，从大的背景看，它其实代表了一种倾向，即19世纪俄国社会对上一世纪热衷于所谓的"中国趣味"的反拨，以及俄国人因缺乏对真正的中国的了解而产生的误读。对此，冈察洛夫从对中国园艺的实际接触中引出的关于"中国趣味"的一段话可以作为佐证。他这样写道："关于中国园艺，一直众说纷纭。有的说，中国人趣味低俗，爱好穿凿造作，在花园里弄些不自然的小型假山假水。但是，我们的同伴阿瓦昆神甫在北京住过十年，他说，事实恰恰相反，中国人最精通园艺，他们凿山引水，人工造景，确实不假，但绝不是规模微小，而是工程宏伟。在这方面，北京博格德汗的御苑堪称不可逾越的典范。两种说法，到底哪种对呢？其实两种都对。说博格德汗的御苑工程宏伟浩大，可以理解，说普通人的花园微小，也有道理。"冈察洛夫对他所参观的体现"中国趣味"的园林赞不绝口："我更喜爱的是园林的总体全貌。……这里的一切，都表现着大自然的隽永雅致，毫无粗鄙庸俗之感。……引你驻足流连，像欣赏艺术杰作一样，陶醉在自然界的百般精巧和玲珑旖旎之中。每一株树，每一丛花，都有自己独特的色泽风韵，使你不能匆匆而过，更不致混淆错认。"此外，果戈理对欧洲人改造"中国趣味"的称赞，反映的也是一种文化上的差异。他认为中华民族有很高的教养，但不具备"充沛的精力"，这也是当时俄国，乃至西方世界对处于晚清时期中国人屏弱的生存状态和民族精神的一种泛泛的共识。
由于对中国和中国文化了解的程度以及所持观点的差异，19世纪俄国作家关于中国的表述是各个不同的。如别林斯基称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他认为中国和印度的文化都处在一个很高的发展层面，但是别林斯基不同意著名的汉学家比丘陵对中国现实和中国文化的一味赞美。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作家也都对中国有所关注，但由于他们无缘来到中国，缺少亲身的感受，因此除列夫·托尔斯泰这样的个别作家外，19世纪多数俄国作家对中国文化其实是相当隔膜的。
在经历了多少想像和揣摩以后，19世纪终于有两位俄国作家踏上了中国的土地。这两位作家就是在俄国文坛享有盛誉的冈察洛夫和契诃夫。文化隔膜现象在即使有幸踏上中国土地的俄国作家身上也还是存在，但不同的是他们有了直接观察中国的机会，有了客观描述的可能。19世纪90年代，契诃夫在前往萨哈林岛途中在俄国的远东和黑龙江流域与中国人有过短暂的接触，他在那部著名的《萨哈林旅行记》和书信中对此有所记录。尽管契诃夫关于中国和中国人的评价是印象式的，着墨不多，不甚清晰，但是它相对于过去一些作家关于中国的"美丽的想像"更贴近真实。在契诃夫的书信中较多地谈到了中国人的善良、聪明和讲究礼节，而在他的《萨哈林旅行记》中则更多地写到了中国人肮脏、病态和受欺凌的一面："在森林里开枪打死一个流浪的中国人，就像打死一条狗一样。"契诃夫这种看待中国的"灰色的视野"是不是"很让我们失望"呢？笔者认为不尽然。契诃夫对俄国黑暗现实的描写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位人道主义的作家对中国人民怀有好感，他只是客观地写出了自己所接触到的19世纪末中国人的生存状态，虽然由于作家对中国的了解不多，这种描写是浮光掠影的。
在19世纪俄国作家中，最深人和最详尽地描述了他所亲历的中国风貌的是冈察洛夫。1852年10月初，冈察洛夫应邀担任海军中将普提雅廷的秘书，与普提雅廷率领的一支俄国舰队一起从彼得堡出发，作了一次环球旅行。这次旅行历时两年半，到过不少国家，1853年年中和年末在中国的香港和上海有过一段时间的停留。冈察洛夫以作家敏锐而细腻的笔触，留下了关于这段生活的生动记录，这就是作家此后不久写成的那部名著《巴拉达号三桅战舰》。这些纪实性极强的文字不仅使当时的俄国读者大开眼界，而且为后人留下了研究中国这一时期社会风貌的大量的原生态材料。不过，这些文字并不是如有的学者描述的那么色调单一："对勤劳的中国人民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对他们遭受的压迫和痛苦有着深厚的同情，对英帝国主义者的侵略和罪行表示了无比的憎恨与谴责。"在作者带有倾向性的观感中同时包括了对中国文化的误读，对中国人和中国社会的偏见，以及过于明显的官方色彩。我们不妨就从以下几个方面看看冈察洛夫眼中的中国。
中国人的外貌、服饰和精神面貌
冈察洛夫接触到的中国人主要是身居新加坡和印尼等地的海外华人、刚刚沦为英国殖民地的香港中国居民，以及生活在上海的中国人。这些人中有船民、摊贩、理发师、裁缝、农民、仆役、乞丐、店主、富商、贵妇、儿童、工匠、苦力、和尚、水手、茶客、摆渡人、搬运工、吸鸦片者、传教士、起义军、清军官兵……尽管他在华人区逗留的时间并不长，所见所闻基本上也是印象式的，但是他所接触和描写的人群之广泛，在那一时代的外国作家中尚属罕见。
冈察洛夫笔下的中国人是这样的：在印尼爪哇岛，"店主是一个身穿蓝布长衫的中国人，须发已经斑白，拖着长辫，足登布履。两名店伙计都还年轻，也都拖着游蛇般的黑色长辫子。两人都是肤色蜡黄，神情虚弱，尖长的指甲看上去像鸡爪一样。"在新加坡，"多数中国人面相衰老，剃着光头--后脑除外，那里有一根长辫直垂股际。他们的脸上堆着皱纹，无须，看上去同老太婆的面孔十分相像，没有一丝一毫的丈夫气。""这些剃得闪光发亮的头皮和面孔，裸露的暗黄的躯体，有些是老气横秋，有些是年纪轻轻，面皮鲜嫩，表情狡黯，缺乏丈夫气概。"在香港，"尽管中国女人一律长据拂地，但我有幸乘清风吹来、裙袂乍飘之际，亲眼见识她们的纤巧金莲。中国女人发髻高叠，乌云堆翠，金替银钗横贯脑后，模样倒也相当标致。"在上海，"这里的人和我们在香港和新加坡见过的不同。他们温顺、朴实，衣着整洁。男女都是如此。""有些是商人。他们的头皮剃得精光，拖着一根精心编成的长辫，戴着白色或灰色尖顶小帽，卷着帽檐，身穿缎子短袄或羊皮外套，式样很像敞胸女上衣。还有些是做苦工的。他们不戴呢帽，由于没有闲暇梳洗，长辫绕着远非白嫩的额头缠上两圈。"
这里主要还是一些关于外貌和服饰的印象式的描述，但其中诸如"面相衰老"、"神情虚弱"和"缺乏丈夫气概"这样的字眼已经涉及中国人的精神面貌。在冈察洛夫对中国人的描写中经常可以见到带有鄙视的语调，如他一再谈到中国人的"迂腐"："众所周知，中国人迂腐不堪，没有城墙的地方，他们一概不认作是城市。因此，他们的城市都得有墙"；又如他在比较中国人和日本人时认为："旧本人的突出特点，都是酷爱清洁。……可是中国人就不同了。你和他们站在一起时真够你受的。单是穿木底鞋的脚臭就已不堪忍受，还有呼出的浓重的大蒜臭味，简直可以熏死飞翔中的苍蝇！""旧本人活跃而又淳朴，他们不像中国人有那么多的荒谬道理。"而冈察洛夫作品中赞扬的中国人的"温良"，恰恰是反映了某些中国人的奴性。他曾赞扬道："世上没有任何一个民族比中国人更谦和、温良、彬彬有礼的了。""在上海，我没有看到一个中国人对欧洲人投以嘲讽的目光。他们的脸上凝聚着恭敬而又胆怯的表情。"而在这两段文字前直接接着这样一段情景："一个中国人在前面走着，由于没有发现我们在他的身后，好久时间未能让路。斯托克斯伸手揪住他的辫子，不客气地把他拖向一旁。中国人先是一怔，接着面有愠色，却强作笑脸，目送着我们。"又如冈察洛夫还描写了这样一个场景：洋人强占了中国的土地作溜马场，"场周还竖有木桩，写有告示，禁止中国人--土地的主人进出游乐场。"可是围观的中国人却在那里看得津津有味，发出木然的笑声。这里反映的都是中国人屈辱和麻木的一面。
冈察洛夫在远东之行即将结束时对远东地区的几大民族作了比较，特别谈到了中国。他认为：尽管这些民族千差万别，但在血缘、文化、风俗、信仰、脸谱、才智气质等许多方面有相通之处，"中国人是这个家族中的兄长，他把文明分给了自己的兄弟"。但是，这种文明已经"停滞"、"衰退和远离生活"，并"至今仍禁锢封锁亚洲东南大陆和日本列岛广大居民的伟力"。"中国人缺少的是民族精神、爱国主义和宗教信仰"；"除了家庭之外，中国人只是热衷于个人从事的琐事"，"商人只顾自己的店铺，农民只顾自己的田地"，"他们一律只知蝇营狗苟，全然不顾国家的完整和福祉"；"中国人对一切都麻木不仁，面部表情或者冷冷淡淡，或者专注蝇头细事。……他们毫无所求，一切都有成规"。"有中国人，但是没有中国民族。一位汉学家告诉我，中国话里甚至连祖国这个词都找不到。"冈察洛夫感叹道："当我在中国街市注视着中国人的生活洪流时，观察那里的一切细节，打量身边的行人时，当我倾听其他富有经验的人描述时，我的心充满了深沉的忧郁。"
读着这样的文字，笔者的心情也不免变得沉重起来，因为从中实在无法得出冈察洛夫"对勤劳的中国人民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的结论。这里，负面的评价占了主导的地位。虽然客观地说，作为一位旁观者和文化素养很高的作家，冈察洛夫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中国人国民性的弱点，对晚清时期中国人的精神面貌的某些方面观察细致而敏锐。然而，由于作家对中国人和中国社会的了解始终停留在印象式的和道听途说的层面，文化的隔膜感同样相当明显，因此他的结论主观色彩强烈，识见、误读和偏见同时存在。
中国人的生存状况和文化传承
冈察洛夫在他的作品中用不少篇幅描写了中国人，特别是下层人民的艰辛的生活。他看到，在"烈日下，在喘气如同喷火的折磨中"，中国苦力正肩扛上百斤的货包攀轮船，"赤身露体，草帽都不戴，因为草帽会妨碍他们扛东西"；中国人"扳桨摇格，奔波于港口水面，或者手持榔头，在欧洲海船上叮叮当当地敲个不停"；"一片嘈杂声中"，棉花作坊的工人"几乎裸体，劳动繁重"；"中国仆役脚不沾地忙着，特别是那些年纪幼小的童仆""忙个不停，上菜撤菜，端面包，献茶，嘴里说着半通不通的英语。"中国普通百姓不仅整日为生存而奔波，而且居住环境也十分恶劣。"中国百姓的住宅可分两种，一种以舟为家，另一种定居岸上。岸上的小屋拥挤简陋，濒临湾水，有些直接建在水中的支架上。至于那些"水上人家"有的聚泊成列，有的在湾内撒网捕鱼，或贩卖所得，或转运客货。""长长的狭街窄巷，像迷宫曲廊一样"，"街道两侧，房檐差不多互相搭在一起，因此这里永远是昏暗不见阳光"，"一条又窄又黑又脏的胡同，中国人进进出出，犹如嶂螂进出墙缝一样。"
冈察洛夫也写到了中国的农村和中国的市场。他曾来到离城最近的一座村落，当地的农民极其贫困，"茅舍一律用竹子搭成，只有门户，没有窗户，一栋挨着一栋，十分拥挤。村里有一条浑浊的水渠，到处是肥田用的粪堆，臭味扑鼻"。但是，在这"臭气扑鼻"、"赤贫如洗"、"肮脏不堪"的环境中，他也看到了中国农民的"聪明才智、有条不紊和一丝不苟的精神"，"地上看不到一根散乱的草梗，没有一片倾纪篱笆，没有一只牛羊闯进田地，找不到一根闲置的、任其腐烂的倒木，没有任何有用的物品不被珍惜爱护"，"没有一寸土地没经过细心耕耘"。"房舍不论多么寒酸、肮脏，但盖法极其得体，深思熟虑，每个角落都能充分利用，经营有方，条理分明"。他来到中国人的市场，看到了那里的鲜活的生活："人声鼎沸，叫卖声不绝于耳，人们摩肩接踵，服饰奇异，各种气味扑鼻而来"。"人们在锅灶上做着小吃，就地出售，绸缎庄的门前是咝咝冒气的老虎灶和成堆的麻花、大饼。水果店和农杂店紧紧相连，一边是鲜果，一边是草鞋和马具"。挑夫们"挑着大包的货物、成箱的茶叶、大捆的丝绸棉布、成堆的干草柴火，在人丛中像游鱼一样穿行而过。"但在那里，冈察洛夫也看到了吸食鸦片的情景："穿过一家店铺，来到一间暗黑的后屋。一张腌腊的草席上，躺着一个鸦片吸食者。他用一根小纤子不停地把鸦片膏拨弄到大圆烟斗的孔洞里"。他也看到了悬殊的贫富差距，富商万宝"拥有几家庞大的商店、房产和一处豪华的别墅"，别墅内"巨树参天"，"奇花烂漫"，"墙壁和家具雕工精细，剔透玲珑。到处是软帘锦慢，织金绣银。长廊款曲，萦迂幽深，说不尽的豪华清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