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这一点的强烈认同，使托尔斯泰多次译述《大学》和《中庸》有关"以修身为本"的内容。如他在1884年和1901）年两次译述《大学》时都选择了《大学》的第一章，因为这一章里着重讲的是托尔斯泰感兴趣的思想。如"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托尔斯泰在1884年《大学》一文中译述为："古代帝王，凡愿在民众中开启我们全体得自上天的智慧之源者，首先要努力治理好国家。一心想要治理好国家的人，首先要把自己的家管理得井井有条。想要管好家的人，首先要极力端正自己本身。想要端正自己本身的人，首先要在自己心中坚定真理。想在自己心中坚定真理的人，首先要努力使自己对善与恶的判断力臻完善。使自己对善与恶的判断完善起来的目的在于洞察行为动机的原则。""从帝王到最普通的农夫，所有人都负有一个共同的职责：改正错误，使自己变得更好，即自我完善。这是根本，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完善人类的整个大厦。"）尽管译述中存在好几处明显的错误，但是其基本精神应该说还是体现了出来。把一切最终归结为"道德的自我完善"，这一点很符合托尔斯泰的主张。至于在《大学》中展开的关于"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论述，托尔斯泰显然不感兴趣，因而就略去了。托尔斯泰在对《中庸》的译述中也有类似的情况。
托尔斯泰"特别敬佩"墨子的学说，因为墨子"兼爱"的思想与他所极力提倡的"全人类的爱"颇有相通之处。何谓"兼爱"？墨子解释为，爱人如爱己，"视人之身若视其身"；爱已非为用己，则爱人亦非为用人，是之谓"兼爱"。那么"兼爱"的基础何在？墨子认为，"体，分于兼也。"宇宙是一大兼，人类是一个整体，个人是从兼分出来的体，因此个人和国家不能彼此相处而应该彼此相兼。"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人人相爱，天下则能大治；反之，天下就会起怨恨祸乱。墨子承认人与人之间有差别，但主张"爱无差等"。无论贫富贵贱，人人"兼相爱，交相利"，这样人们面对的就将是一个没有暴力和邪恶的平等相处的世界，这是墨子理想的社会境界。当然，这也符合托尔斯泰的社会理想。托尔斯泰思想的一个核心内容就是"博爱"，爱一切人，甚至包括你的敌人。不过，在托尔斯泰看来，爱不是外在的，爱是生活的根本内容。他在《论生命》和书信日记中一再这样写道："爱的感情之中有一种特有的解决生命所有矛盾的能力。它给人以巨大的幸福，而对这种幸福的向往构成了人的生命本身。"爱"是生命的唯一合乎规律的现象"，"是人类生命本质"。爱应该是博大的，应该"像蜘蛛似的从自己身上向四面八方散出的"蛛网一般，"把一切碰到的东西--老太婆也好，小娃娃也好，妇人也好，警察局局长也好，都一视同仁地网罗进去。"在托尔斯泰看来，上帝即爱。"只有爱他人的人才可能爱上帝。谁不爱他人也就不能了解上帝，因为上帝就是爱。"托尔斯泰通过大量的文字，特别是他晚年的许多文章和作品，反复表述着爱就是生命和灵魂结合、爱是消灭社会罪恶的唯一途径，以及类似墨子的"爱无差等"的思想。墨子的"兼爱"和托尔斯泰的"全人类的爱"有着时代的局限，但是这种追求本身却体现了人类对理想社会的向往，其内在精神是不朽的。
就上面的择要介绍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托尔斯泰对儒道墨学说的兴趣所在，也可以辨析出托尔斯泰对这些学说的误读。这种误读首先是因为托尔斯泰并不能对上述学说作清晰的界定。他曾在致辜鸿铭的信中希望中国人继续自己过去的教义："就是要从一切人的权力统治下解放出来（儒教）；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道教）；实行自我牺牲，温顺，对一切的人和一切的生物都要慈爱（佛教）。"这里，作家对儒道学说的解读显然有误。托尔斯泰本人也意识到这一点。他在致张庆桐的信中谈到自己"相当熟悉"中国的儒道墨学说时，马上表示："当然，大概是非常不完全的，这对于一个欧洲人是常有的情况"。不过，有些误读却是作家有意为之。1907年，托尔斯泰在与友人布雷金交谈时表示："起先我不敢更改基督、孔子、佛说的话，现在我想：我正是应该来更改他们，因为他们是生活在三五千年前的人啊！"他在1909年8月的一则日记中也谈到："不要以为我有意不付印的那些东西有什么意义。我读孔子、老子、佛（对福音书也可以这样说），发现除了形成一个学说的深刻、连贯的思想以外，还有些最怪诞的，有时是自相矛盾的思想和言论，正是学说所揭露的人所需要的。不要坚持这些。"因此，托尔斯泰在译述儒道墨学说时常常对与其思想抵触的内容故意回避或公开扬弃。例如，他从来不提孔子关于"礼"和孟子关于"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思想，他明确反对墨子关于爱可以教习的观点，指出墨子的"不对之处在于：他想改造这种爱，向世人教习这种爱"。但是，尽管有种种误读或扬弃的成分，我们仍能看到这并没有妨碍托尔斯泰对中国古代哲学内在的一些基本精神的把握。
值得注意的是，托尔斯泰并不十分看重儒道墨等各学派之间的差别。他认为"佛教学说，斯多噶派学说，一些犹太先知的学说，还有中国的孔子、老子和鲜为人知的墨子的学说"的普遍意义就在于，"所有这些学说都一致承认人的心灵天性是人的本质"。札在《老子的学说》中阐述老子的学说时，也将它与基督教义等同起来。他认为：老子的"这一思想不仅和《约翰福音》第一章里所写的基督教教义的基本思想相近，而且完全一致。根据老子的学说，人与上帝借以沟通的唯一途径就是道。而道通过弃绝一切个人肉体的东西才能获得。同样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里所讲的也是这一教义。根据约翰的教义，人与上帝沟通的方式是爱。而爱，就像道一样，通过摒弃一切个人肉体的东西而获得。根据老子的学说，"道"这个词指的既是与天沟通的道路，又是天本身；同样根据约翰的教义，"爱"的词义，指的既是爱又是上帝本身（"上帝即爱"）。这两个学说的实质都在于：人既可以自认为个体的，也可以自认为集体的；既可以是肉体的，也可以是精神的；既可以是短暂的，也可以是永恒的；既可以是兽性的，也可以是神圣的。照老子的说法，要想达到使人意识到自己是精神的和神圣的，只有一条道路，他称之为"道"其中包括最高美德的概念。这种意识是依靠人人清楚的本性而获得的。所以老子学说的精髓也就是基督教教义的精髓。二者的实质都在于弃绝一切肉体的东西，表现那种构成人的生命基础的精神的神圣的本源。"文中可以看到托尔斯泰对老子学说的阐释明显有误，他反复强调的"上帝即爱"和爱只有"通过摒弃一切个人肉体的东西而获得"的思想中显然掺进了自身的思想因素；也可以看到托尔斯泰将儒道墨学说看做互有补充的统一体，努力在它们和其他思想的宗教的学说之间寻找相通之处。
在探讨托尔斯泰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关系时，我们感兴趣的主要不是论证托尔斯泰如何正确地把握了这些思想，而恰恰是想从他关注的目的和有意无意地误读中发现这种联系的独特之处。如有的研究者在谈到上面的那段文字时所指出的："托尔斯泰的确在把老子、儒家和基督教的思想杂糅到一起，其中既有所谓老子的"个体和集体"的道的关系；也有儒家反身而诚的道德追求；又有基督教精神肉体、神性兽性的斗争。在这里，我们不必去批驳托尔斯泰使各派学说都融入了"异说"而只关注托尔斯泰为人类寻找的建立人间天国的共同的理性基础。这正是人类永恒理想之所系。
由此，我们注意到托尔斯泰潜心研读儒道墨学说的时间恰恰发生在他开始探索新的生活道路之时，以及他的世界观发生激变之后。显然，托尔斯泰对中国古代哲学家的热烈关注并非出于猎奇心理，它的起因和整个过程都与作家自身紧张的思想探索和人生追求密不可分。屠格涅夫称托尔斯泰为"思想的艺术家"，可谓一话中的。作为一个把自己的精神血肉深深地融入作品的艺术家，托尔斯泰是极富个性的。尽管他对人生真谛的追求中带有那个时代的烙印，但是在以往的文学家中恐怕很少有人能与托尔斯泰追求的真诚和执著并提。离开这一点，就很难理解托尔斯泰作品和文章中强烈地表现出来的那种披肝沥胆的人生追求和艺术创作相交融的倾向，也很难理解托尔斯泰长达三十多年的对中国儒道墨学说的关注。
托尔斯泰的思想探索从青年时代已经开始。他笔下的聂赫留道夫（《一个地主的早晨》）和奥列宁（《哥萨克》）等艺术形象身上留下了作家年轻时自身探索的生动印记。年轻的托尔斯泰已经开始地严肃思考：人为什么活着？怎样才能使生活变得更有意义？随着年龄的增长和探索的深入，托尔斯泰开始出现精神危机，这一点在十九世纪70年代创作的《安娜·卡列尼娜》中清楚地表现出来。小说中的列文形象的自传性是显而易见的。这种自传性不在于生活经历的类同，而在于作家与人物在思想和伦理探索上的相似性。人们可以在列文身上清晰地看到激变前夕作家的自我。面对农奴制改革后贵族阶级逐渐没落和旧的生活基础遭到破坏的状况，列文感到忧虑和恐惧，他企图通过农事改革找到一条地主和农民共同富足的道路，从而保留住宗法制的庄园制度。尽管这种想法中有人道主义的成分，但只是一种空想，因而他注定无法过"问心无愧"的生活。列文又苦苦探索人生的意义和生与死的问题，试图从哲学中找到"正当生活"的理想。他曾为了"他是什么人，他活着为了什么？"而苦恼、绝望，甚至"几次想到自杀"。
十九世纪70年代后期，作家的精神风暴终于来临。托尔斯泰日益强烈地表现出对人民不幸的忧虑和对自己生活状况的不满，他渴望有"活命之水"来支撑他的人生之途。这种痛苦的求索过程后来在《忏悔录》（1882）中最清楚不过地显示了出来："……五年前我身上开始出现一种奇怪的现象。起先，我有些迷惑不解，生命停顿了，似乎我不知道我该怎样活着，该做什么，我惶惶不安，心情抑郁。……生命已经使我厌烦，某种难以克制的力量诱使我找机会摆脱它。……自杀的念头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就好比过去产生过改善生命的念头一样。……我感到，如果我想活下去并理解生命的意义，我就不应该向那些已经丧失生命意义并想自杀的人，而应该向亿万前人和今人，构成生活并把自己的与我们的生活担在肩上的人那儿去寻找生命的意义。"
"五年前"（即1877年）开始的思想激变使托尔斯泰对宗教和哲学问题的兴趣与日俱增，他渴望为自己找到一种能摆脱危机的信仰。那年夏天，他曾特意前往著名的奥普京修道院访问。可是，托尔斯泰在此次和后来的一系列类似的访问中并没有得到他所希望得到的那种精神启迪。他写道："尽管我做出一切可能的让步，避免争论，我仍不能接受这些人的宗教信仰，因为我发现，被他们当做宗教信仰的，不是对生命意义的一种说明，而是一种模糊的概念。他们自己肯定自己的宗教信仰，并不是为了回答把我引向宗教信仰的生命问题，而是为了某种别的与我格格不入的目的。……它对生来不是享受别人的劳动，而是创造生活的人类大多数毫无用处。"托尔斯泰对东正教以及正教教会的信念动摇了。他断言，官方教会和沙皇政权都是与真正的信仰格格不入的。
为了探索人生真谛，为了在比较中认清宗教的本质，为了寻找"最纯洁的"基督教的教义，托尔斯泰从1877年开始埋头阅读了各种不同倾向的哲学与宗教著作。他涉猎的面很广，其中有德、法、俄等国的哲学家和神学家施特劳斯、米勒、雷内、普鲁东、布赫诺夫、索洛雅约夫等人的著作。也就在那一年，托尔斯泰请斯特拉霍夫从彼得堡为他收集能找到的所有有关中国古代哲学家的译著。此后，他就陆续获得了老子、孔子、孟子和墨子等人的著作。托尔斯泰很快对它们产生了异乎寻常的热情，儒道墨学说显然成了托尔斯泰终极追求中的又一"活命之水"。托尔斯泰在其后的三十多年的时间里一直试图从中寻找生活的真理。
从托尔斯泰的这种终极追求中，后人会感到一种灵魂的震撼。造成这种震撼的主要不是托尔斯泰终极追求的结论，而是"那终极追求的劲头本身"，那弥漫在他作品字里行间的"沉甸甸的痛苦感，是达于甜蜜程度的痛苦，充满了琴弦震颤般的张力，使一代代的读者在心灵共鸣中承继了一种人类孜孜以求的精神基因"（刘心武语）。我们关注托尔斯泰与中国儒道墨学说的联系，其主要意义也许就在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