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欧女豪杰》同样令人感兴趣的是，小说中多次提到19世纪俄国享有盛誉的作家、作品和部分刊物。如作者在谈到俄国虚无党人与其先辈的关系时写道："因奉耶尔贞（即赫尔岑）、遮尼舍威忌（即车尔尼雪夫斯基）、柏格年（即巴枯宁）诸先辈的微言大义，立了一个轰轰烈烈的民党。"称主人公苏菲亚曾"暗里托人在外国买了遮尼舍威忌及笃罗尧甫（即杜勃洛留波夫）等所著的禁书，潜心熟读，大为所感。"在描写虚无党人书架上摆着的几本为人熟读的"表皮也破了，纸色也黑了"的书籍时，除列举了黑智儿（即黑格尔）的《权利哲学》和卢梭的《民约论》外，还列举了赫尔岑的《谁之罪》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如之何》（即《怎么办》），以及《现代人》、《祖国年鉴》（即《祖国纪事》）、《北极星》和《钟》等刊物。可见当时中国的知识界对19世纪俄国革命民主主义作家及作品已不陌生。
由此，笔者想到了不仅同样提到这些作品而且更为系统地论及俄国虚无党人与其先辈的关系的一篇文章，那就是梁启超的《论俄罗斯虚无党》。文章开篇明言："俄罗斯何以有虚无党。曰革命主义之结果也。昔之虚无党何以一变为今之虚无党。曰革命主义不能实行之结果也。"而后又展示了虚无党历史的所谓"文学革命时期"、"游说煽动时期"和"暗杀恐怖时期"的主要"事迹"。如第一时期写到了："高卢氏（即果戈理）始著一小说名曰《死人》（即《死魂灵》）写隶农之苦况。""淄格尼弗氏（即屠格涅夫）著一小说名曰《猎人日记》（即《猎人笔记》）写中央俄罗斯农民之境遇。""耶尔贞著一小说名曰《谁之罪》，发挥社会主义。""渣尼科威忌氏著一小说名曰《如之何》，以厌世之悲观耸动全国"等。梁启超在这里把俄国一切反对专制农奴制度的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都纳入了"虚无党"之列，这反而模糊了这一概念本身。不过，如果我们把这一点暂且放在一边，那么他所勾勒的这条线索却有助于当时的人们了解虚无党现象在俄国民主解放运动发展进程中的历史地位。文章中的不少分析也是极有价值的。如文中关于虚无党人（实为民粹主义者）与民众关系的一段论述：
……故绩学青年、轻盈闺秀，变职业、易服装，以入矜农工社会，欲以行其志者所在而有收效不能如其所期。彼等常多著俗语短篇之小说，且散布且演绎，终不能凿愚氓之脑而注入。……夫彼志士之掷头颅注血汗以欲有所易者，非为一己，为彼大多数之氓贵耳。而彼大多数者，匪帷不相应援而仇视者目十而八九焉。"急雨渡春江，狂风入秋海。辛苦总为君，可怜君不解。"此运动家所最为呕心最为短气，而其甘苦固不足为外人道也。俄罗斯之上等社会与下等社会其思想沟绝不通殆若两国然。彼虚无党常以人民之友自揭集者也。而兴之表同情者仍在上中等社会，而所谓普通之人民魔视之者比比然焉。扑此而欲号召之以起革命其亦难矣。
在这些文字中不难发现，作者对俄国革命及俄国文学均颇为熟悉，对俄国民粹运动失败原因的分析亦不失精当。不过，此文正写作于梁启超旅美归来，思想从"破坏主义和革命排满"转向保皇之时，所谓"吾自美国来而梦俄罗斯者也"。因此文中说古道今，无非是为了说明"后膛枪出而革命绝迹"是无法改变的规律，在统治阶级掌握新式武器和"愚氓"尚不理解革命的情况下，"区区民间斩木揭竿者"想用暴力推翻政府只能是梦想，俄国虚无党的悲剧就是证明。梁启超对俄国虚无党的感慨是站在反对中国的革命的立场上发出的。正因为这样，梁启超在1905年俄国大革命爆发时也完全站在了俄国保皇党一边。虽然梁启超的观点趋向保守，但是他在世纪之交时对政治小说的大力倡导和对俄罗斯文学的早期介绍，在那个时代都是极为可贵的。
如上所述，虚无党小说在中国清末的流行只是一种特定环境中出现的特殊的译介现象。虚无党小说虽有反对专制制度的热情和曲折惊险的情节，但是其文学价值大多不高，因而随着辛亥革命的完成，它的使命也告完成。
2.改塑与重整："施施东来"的名家与名著
辛亥革命前后，真正具有文学价值的俄国文学名家名著逐步进入中国，开始所注意。阿英曾在《翻译史话》中风趣地将这种现象称之为"虚无美人款款西去，黑衣教士施施东来"。不过，第一部"施施东来"的俄国文学名著并非是契诃夫的《黑衣教士》，而是1903年上海大宣书局发行的普希罄《俄国情史》（即普希金《上尉的女儿》）。译者为敢翼晕。以此为标志，辛亥革命前后和"五四"时期成了中国早期引人俄国文学名家名著的重要阶段。
辛亥革命前后十余年的时间里，中国的俄国文学译介的数量并不多，在当时中国的外国文学译介总量中所占的比重还很小，而且均为转译本，但有一点却引人注目，即一开始译介的就大多是俄国著名作家的作品。这就可以解释这样一个现象：从总量上来说当时俄国文学的译作似乎是微乎其微，而一旦为这一时期的名家名著的译作编个选本的话，那么俄国文学就会变得相当显眼。
辛亥革命前五年间主要译出了如下作品：1903年，普希罄（即普希金）的小说《俄国情史》（即《上尉的女》），敢翼翠译，由上海大宣书局出版；1906年，列夫·托尔斯泰宗教题材民间故事六篇，叶道生和麦梅生据贝恩的英译本转，载上海《万国公报》《中西教会报》，次年结集并新增六篇，名为《托氏宗教小说》，由香港礼贤会出版；1907年，莱门武甫（即莱蒙托夫）《银纽碑》（即《当代英雄》中的《贝拉》篇），吴译，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溪崖霍夫（即契诃夫）《黑衣教士》，吴译，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戈力机（即高尔基）《忧患余生》（即《该隐和阿尔乔姆》），吴据二叶亭四迷的日译本转译，《东方杂志》第4卷第1期；1908年，郭尔奇（即高尔基）《鹰歌》（即《鹰之歌》），天蜕译，《粤西》第4期；A·K·托尔斯泰《俄王义文第四专政史：不测之威》（即《谢列良尼大公》，译者佚名，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契诃夫《庄中》（即《在庄园里》），独应（即周作人）译，载《河南》第4期；；1909年，屈华夫（即契诃夫）《生计》、祁赫夫（即契诃夫）《写真帖》、蒲轩根（即普希金）《俄帝彼得》，冷（即陈景寒）和笑（即包天笑）译，载《小说时报》；迎尔询《四日》、安特来夫（即安德烈耶夫）《谩》（即《虚伪》）和《默》、契诃夫《戚施》（即《在庄园里》）和《塞外》（即《在流放中》）、迎尔询《邂逅》，周树人和周作人译，载《域外小说集》；1910年，奇霍夫（即契诃夫）《六号室》（即《第六号病室》），天笑生（即包天笑）译，《小说时报》第4期。
民国初年，俄国文学的翻译较前有所增加，但数量仍很有限。不过，一些重要作品的出现（尤其是托尔斯泰作品的集中出现）多少弥补了这一缺陷。这期间译出的主要作品有：托尔斯泰的《心狱》（即《复活》，马君武译，1914），《罗刹因果录》（收八篇短篇，林纤和陈家麟合译，1915），（漂骑父子》（即《两个漂骑兵》，朱东润译，1915），《绿城歌客》（即《琉森》，马君武译，1916）；屠格涅夫的散文诗（1915年《中华小说界》上载刘半农译《乞食之兄》等四首散文诗，这是屠格涅夫作品的首次中译）、《春潮》（陈暇译，1915），《初恋》（陈报译，1916）；契诃夫的《风俗闲评》（陈家麟和陈大橙合译，包括《囊中人》和《一口致死》等二十三篇小说，1916）；泰来夏甫的《决斗》（胡适译，1916）；高尔基的《廿六人》（即《二十六个和一个》，半侬译，1916）等。
这些译作的问世与一些早期翻译家辛勤而卓有成效的劳作是分不开的。林纤是我国近代著名的作家和翻译家。在他翻译的184种外国文学作品中，俄国作品比重不大，仅居第4位，而且均译于晚年。不过，他的俄国文学译作几乎都集中在托尔斯泰一个作家身上，种类达11种，在他所涉及的外国著名作家的作品中位居第一（莎士比亚6种、小仲马6种、狄更斯5种、司各特3种）。由于林纤不懂外文，这些译作均由他和口译者陈家麟合作完成。如果说林纤的全部译作存在选材良芬不分的缺陷的话，那么这一点在俄国文学翻译中就不存在了。尽管林纤在对托尔斯泰作品的把握上也存在"把外国文字的意义神韵硬改了来凑就本国文"（刘半农语）的情况，但从总体上看译作还是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如评论所说：林纤的译文虽用的是文言，但"译笔清腆圆润，有如宋人小词"（郑振铎语）；虽因不懂外文，有明显的误译之处，但"不但不很歪，而且很有风趣。……甚至与原文风趣有几分近似"（茅盾语），因此，它至今"还没有丧失吸引力"（钱钟书语）。应该说，在早期的俄国文学翻译家中，林纤是很有成绩的一位。马君武在早期翻译托尔斯泰作品方面也引人注目。马君武是"欧墨新潮"东移的积极鼓吹者和实践者。他不仅首先将托尔斯泰的《复活》译成中文，而且由于既通外语又有深厚的中外文学的修养，因此这部作品在当时的翻译界堪称"名著名译"。纵观全篇，译者用文言能将人物的神态和语言表现得相当传神，实属不易。此外，早期俄国文学翻译家中，吴之于莱蒙托夫、契诃夫和高尔基，陈暇之于屠格涅夫，包天笑之于契诃夫，都是有相当成就的，而且吴氏又是最早用白话翻译俄国文学名著的译者，这对扩大俄国文学的影响有一定作用。不过，不管是马君武还是吴等人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当时译风的影响，对原作进行改动或发挥之处颇多，有的译作几近于演述。如吴所译高尔基《忧患余生》的开头，在对人物外貌稍作描写后，就出现了这样的文字："好似中国乡间俗子家里挂着钟馗进士的绘像一般"，其随意性可见一斑。
尽管当时俄国文学译介的数量还不多，但这些作品的出现还是引起了一部分读者注意。评论称："俄国小说，类多苍凉变征之音。盖人民受专制之压迫，官吏之苛虐，兵卒之蹂埔，侦探之陷害，呼吁无门，愤无可泄，经小说家一二点缀，逐觉怨苦悲啼，都成妙文，此俄国小说之特长也"；契诃夫的《第六病室》第三章写"俄国兵士之暴横"，可谓"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也"。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周氏兄弟在这一时期的译介活动。尽管当时周氏兄弟的影响还远远不能和林纤等人相比，但是他们（尤其是鲁迅先生）的译介活动在近代中俄文学关系史上仍记下了重要一笔。1909年出版的《域外小说集》收短篇作品16篇，其中俄国作品6篇。鲁迅在《域外小说集》"序言"中谈这部集子的特点时说："《域外小说集》为书，词致朴纳，不足方世名人译本。特收录至审慎，译亦期弗失文情。异域文术新宗，自此始人华土，使有士卓特，不为常俗所囿，必将犁然有当于心，按邦国时期，摘读其心声，以相度神思之所在，则此虽大涛之微沤与，而性解思维，实寓于此。中国译界，亦由是无迟莫之感矣。"
这部集子确实为当时的翻译界开拓了一块新的层面。首先，译者对作品的选择有明确的意向性，即作品要有助于"转移性情、改造社会"；其次，一改当时译界对原作随意改制的风气，而采用直译的方式，既保留原作的章节格式，又注重译文的准确。虽然由于人们的阅读习惯和发行上的原因，《域外小说集》当时二册仅销出41册，几乎未能产生任何影响，但它开风气之先的历史功绩却是不可抹煞的。对此，当时和后人都有过客观的评价。如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一文中认为：周氏兄弟的"古文功夫既是很高的，又都能直接了解西文，故他们译的《域外小说集》，比林译的小说确是高得多"；茅盾则在《为发展文学翻译事业和提高翻译质量而奋斗》一文中，称赞周氏兄弟"从严格的思想与艺术的评价出发"所作的译介，使契诃夫等外国作家"第一个以真朴的面目，与我国读者相见"；阿英还在他的《晚清小说史》中取实例将周译与林译相对照，并得出这样的结论："晚清翻译小说，林纤影响最大，但就对文学的理解上，以及忠实于原作方面，是不能不首推周氏兄弟的。"这样的论断当不为过。
在《域外小说集》书后也附有译者的短小而又不失精到的介绍。如关于安德烈耶夫：安氏"初作《默》一篇，遂有名；为俄国当世文人之著者。其文神秘幽深，自成一家。所著小品甚多，长篇有《赤》一卷，记俄日战争事，列国竟传译之。"关于迎尔询：迩氏"俄土之役，尝投军为兵，负伤而返，作《四日》及《走卒伊凡诺夫日记》。氏悲世至深，的狂易，久之始愈，有《绛华》一篇，即自记其状。晚年为文，尤哀而伤。今译其一，文情皆异，迥殊凡作也。"
尽管"五四"以前中国的俄国文学的译介还只是涓涓细流，但它为"中俄文字之交"高潮的到来作了十分重要的铺垫。"五四"时期是中国新旧文化的重要转型期，在这十年中一股前所未有的"俄罗斯文学热"在中国文坛喷薄而出，而这首先是在俄国文学作品的翻译上体现了出来。
应该说，这股热潮在文学革命第一阶段，即先行者开始倡导新文学的1917年至1919年这两三年的时间里已初露端倪。这一点既表现在上文已提到的那些有关俄国文学的研究和介绍中，也可从俄国文学作品翻译的质和量中感觉到。这期间主要的译作有：托尔斯泰的《婀娜小史》（即《安娜·卡列尼娜》，该书分四编八册，中华书局版，译者为陈家麟和陈大橙）、《现身说法》（即《童年·少年·青年》，商务版，译者为林纤和陈家麟）、《社会声影录》（内收《尼里多福亲王重农务》即《一个地主的早晨》、《刁冰伯爵》即《两个膘骑兵》，商务版，译者为林纤和陈家麟）、《恨缕情丝》（内收《波子西佛杀妻》即《克莱采奏鸣曲》、《马莎自述生平》即《家庭幸福》，商务版，译者为林纤和陈家麟）、《克利米血战录》（即《塞瓦斯托波尔故事》）、《人鬼关头》（即《伊凡·伊里奇之死》）、《空大鼓》、《生尸》（即《活尸》，节译）；高尔基的《大义》（《意大利童话》中的一篇）、《私刑》、《一个病人的城里》；安德烈耶夫的《红笑》；库普林的《皇帝之公园》；契诃夫的《可爱的人》；以及梭罗古勃的《童子林的奇迹》和《铁圈》等。译作虽主要仍散见于刊物，但年均数量明显增加。译者除上面已提到的外，较有成就的还有朱东润、周瘦鹃、周作人、刘半农、程生和夏雷等人。
俄国文学翻译的质量在这两三年里也有所提高，这一点我们只要比较一下刘半农前后两次所译的屠格涅夫散文诗作即可看出。刘半农所译的、发表在1918年《新青年》第五卷第三期上的散文诗二首《狗》、《访员》（即《记者》），已毫不逊色于后来的同类译作。如果与其在三年前首译的屠格涅夫散文诗相比，可以发现几点明显的变化。三年前的《乞食之兄》（即《乞丐》）等译文，虽说文字老到，但毕竟用的是文言，而且也属意译之列，有些地方与原作差异甚大。此外，作者译名和译作文体均不确，译者误将散文诗认作小说，作者名据英文译成杜瑾呐夫。而这一时期的两篇译作已用白话直译，文字顺畅准确，风格与原作接近，作者名已按通译而成屠格涅夫，文体也已明确为散文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