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关于屠格涅夫笔下的"多余人"和"新人"形象的分析十分出色。他写道：""多余的人"大概都不能实践，只会空谈，其实这些人的确是很好的公民，是想做而不能做的英雄。这亦是过渡时代青黄不接期间的当然现象。他们的弱点当然亦非常显著：这一类的英雄绝对不知道现实的生活和现实的人；加人现实的生活斗争，他们的能力却不十分够。幼时的习惯人人很深，成年的理智每每难于战胜，--他们于是成了矛盾的人。"作者对屠格涅夫作品中的罗亭和拉夫列茨基等形象分别作了分析，而后继续写道："俄国文学里向来称这些人是"多余的"；说他们实际上不能有益于社会。其实也有些不公平，他们的思想确是俄国社会意识发展中的过程所不能免的：从不顾社会到思念社会，此后才有实行。--他们的心灵的矛盾性却不许他们再前进了；留着已开始的事业给下一辈的人呵。"作者接着又对被后来的文学史视作"新人"的巴扎罗夫形象与其前辈的联系，以及他自身的内在矛盾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前辈和后辈的思想界限，往往如此深刻，好像是面面相反的，--实际上呢，如《父与子》里的"英雄"巴扎罗夫等，虽然也是些"多余的人"却是社会的意识之流里的两端而已。""巴扎罗夫以为凡是前辈所尊崇所创立的东西，一概都应当否认：对于艺术的爱戴，家庭生活，自然景物的赏鉴，社会的形式，宗教的感情--切都是非科学的。然而他的实际生活里往往发出很深刻的感情；足见他心灵内部的矛盾：--理论上这些事对于他都是"浪漫主义"。屠格涅夫看见巴扎罗夫是一种暂时的现象--社会的人生观突变的时候所不能免的。然而巴扎罗夫之严正的科学态度，性情的直爽而没有做作，实际事业方面的努力--都是六十年代青年的精神。"这样的理论分析显然是建立在对作家及其笔下的艺术形象的深刻理解的基础上的。
批评的魅力与悲哀
20世纪30～40年代，"新俄文学"受到读者普遍的关注，但作为古典作家的屠格涅夫的作品仍吸引着不少中国读者。一些功底扎实的作家和译者，如巴金、丽尼、陆盆、蒋路和丰子恺等，依然钟情于屠格涅夫，重译他的作品。期间，他的《父与子》有新译本三种，《贵族之家》有新译本四种，《散文诗》有新译本五种。如杨晦当时所言："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的小说，在中国的读者之多，恐怕只有高尔基的才比得上。"这时期的屠格涅夫研究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展开的。
专论性的文章逐步增多。屠格涅夫逝世五十周年之际，多家刊物还设特辑或专栏，集中发表纪念文章。这一阶段，胡适的《宿命论者的屠格涅夫》、沈端先的《屠格涅夫》、刘石克的《屠格涅夫及其著作》、钟兆麟的《什么叫虚无主义》、艾芜的《屠格涅夫和契诃夫的短篇小说》、于道元的《屠格涅夫的新散文诗》、胡依凡的《屠格涅夫的"罗亭"》、李子骏的《屠格涅夫的创作艺术》、李健吾的《福楼拜和屠格涅夫》、卢尊的《从奥布洛莫夫、罗亭论中国知识分子的几种病态生活》和郁天的《屠格涅夫和他的＜父与子＞》等文章都是颇有特色的。以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几篇文章为例。胡适的文章集中谈的是宿命论思想对屠格涅夫创作的影响。文章先由作家的创作特点说起："屠格涅夫的小说，结构是那样的精严，叙述是那样的幽默，在他的像诗像画像天籁的字句中，极平静也极庄严的告诉了我们：人性是什么，他的时代又是怎样。"他的作品"显示了不可理解的人生，在这个人生下，又潜伏着一个无情的命运之神"。而后，又从作家人性观和时代观两个方面切人，结合具体作品展开了分析，并用作家本人关于哈姆雷特和堂·吉诃德的观点对其作品中的人物进行评价。文章最后指出，正是由于屠格涅夫的宿命论思想的影响，他的作品中"一个一个人，自私自利的也好，信仰真理的也好，他们的人性逃不了命运的支配；一个一个的时代，向前进的也好，开倒车的也好，逃不了命运的捉弄"；"他写恋爱，恋爱是悲剧，他写革命，革命是悲剧，他写全部的人生，人生还是悲剧。读他的小说，我们认识的是人性的特点，看见的是一个时代的实状，感到的是人生永久的悲哀"。文章触及到了屠格涅夫创作中的一个重要现象，颇有见地。
沈端先的文章表现出鲜明的社会学批评的色彩，虽然文章中的有些提法在今天看来有可商榷之处，但其犀利的目光和充沛的热情充分表现出了当时左翼文艺批评的醒目特点。作者始终把屠格涅夫放在大的历史背景中加以考察。文章认为，从1812年的卫国战争到1861年的农奴解放，可以说是俄国"庄园的贵族文化没落的"前夜"，。"在这一时期内，承继着普希金在诗的领域，果戈理在散文的领域所成就的--永远地与"社会"结婚了的俄罗斯文学的传统，一群有教养的自觉了的贵族青年，在他们静寂地充满了菩提树和白桦之香气的森林里面，哀怨而又沉痛地倾听着拆毁了"贵族之家"和伐倒了"樱花园"的新兴布尔乔亚的斧凿的声音，对俄罗斯文学贡献了一联以急速度地向着崩溃迈进的庄园贵族文化为母胎的作品"。而屠格涅夫是"在这一群贵族青年里面，最能代表这个时代和他的阶级的特征，最显明地不曾逾越--同时也是不曾企图逾越他的阶级本质所规定思虑和行动范畴的一个"。这开头的一段话也就构成了文章的基调。
刘石克的文章对屠格涅夫及其作品的分析相当透彻，并有不少不流俗的见解。例如，文章这样谈到《猎人笔记》的反农奴制的主题："在《猎人笔记》中泛滥着的色调，并不全是战斗的，贯彻着反抗农奴制度精神的作品的比例，无论在量的或质的方面说来，都不是很大的，他对于农奴制度的抗议，是讽刺的表白，随即消灭于拥抱着全体的哀愁之中；这哀愁，无疑的是他留恋着以农奴制度为母胎底旧风俗的遗传的爱情。"文章中这样谈到作为一个过渡期作家的屠格涅夫："他是一个转换期的作家，他能够了解的只限于农奴解放以前的世界。他窥视着悲惨的农民小屋的内部，但是他在贵族心理的三棱镜下抵可以做小品文或短篇小说的素材。他缺乏强烈的叙事的冲动，他所有的造型力和造型爱只能够从事于比较短的制作。他所描写的男性完全是Hamle型的，几乎没有例外地拜跪于女性之前，而且在叙事终结的时候，这些人物所走的出路也只是现实的或精神的死亡。"这篇文章对屠格涅夫笔下的女性形象的分析也很有特色。
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不少随笔、短论、译序和后记写得同样精彩。如郁达夫在《屠格涅夫的＜罗亭＞问世以前》（1933）中生动地谈到了屠格涅夫对他的影响："在许许多多的古今大小的外国作家里，我觉得最可爱，最熟悉，同他的作品交往得最久而不会生厌的，便是屠格涅夫。……我的开始读小说，开始想写小说，受的完全是这一位相貌柔和，眼睛有点忧郁，绕腮胡长得满满的北国巨人的影响。"丽尼在《＜贵族之家＞译者小引》（1937）中对人物和作家的小说艺术作了细致的分析，表现出出色的艺术鉴赏力。此外，巴金关于《处女地》基调的见解，黄药眠对《烟》中的两位女性形象的分析，赵景深对罗亭以及罗亭型的俄国思想家的评述，席涤尘关于屠格涅夫爱情小说与作家创作个性的联系的看法等，都颇为独到，有的至今不失其价值。
20世纪40年代后期，中国文坛对屠格涅夫的评价出现明显的分歧。如1948年，刊物上相继刊出了莫高的《屠格涅夫和＜处女地＞》、林海的《＜父与子＞及其作者》、常风的《屠格涅夫的＜父与子＞》和王西彦的《论罗亭》等文章。其中的一些作者对屠氏笔下的人物的分析颇有见地。常风这样谈到屠格涅夫对巴扎洛夫形象的塑造："青年人认为巴扎洛夫是屠格涅夫对于他们的一个恶毒的讽刺，殊不知屠格涅夫对这个"子代"的典型却充满说不出的温情的爱慕。他在子代中发现了自己，发现那个渴望而不能实践的自己。屠格涅夫生长在贵族的绅士阶级，他却憎恶这个阶级，与这个阶级中人的虚伪，妄自尊大，矫揉造作。他爱野蛮粗鲁的巴扎洛夫正因为巴扎洛夫恰好具有他所缺乏的一切素质。巴扎洛夫的创造正是他的"理想的自我的一个实践与完成"。"王西彦这样看待罗亭的价值："他的漂亮的言辞，为自己招来无穷的不幸，不过对人类对祖国可绝不是没有用处的。他以一个宗教家的热情，带着理想的种子，风尘仆仆，从一处到另一处，随时随地散播。没有种子，怎样能有果实呢？没有理想，怎么能有实行呢？正因为有他们这些不幸的先驱者，才有继起的轰轰烈烈的实行者。""无论从那一方面看，罗亭绝不是一个可乐骂的名字。"然而，也有作者对屠格涅夫及其作品横加指责。林海认为应该将屠格涅夫的作品比作"烟"："屠格涅夫的小说再像烟不过了，而且是轻烟。它漂亮，活泼，然而大风一吹，立刻化为乌有，因为它又稀薄，又虚幻。具有这样性质的作品，如果它的内容只限于批风抹月，谈情说爱，那也罢了，偏偏屠氏的小说又都含有一些严肃的意义，尤其是《父与子》。"在作者的眼中，《父与子》歪曲了"这场大转变时期中父子两代的斗争"，据巴扎洛夫的种种作为看，"他并不是什么革命党，而只是如书中一位老佣人所痛斥的"骗子"和"暴发户"。"由于"老派和新派原来是一丘之貉"，因此作品的主题就变得"毫无意义"。抓住作家的思想矛盾大做文章，攻其一点而不及其余，这不是真正的学术研究，这种粗暴的做法和"左"视的目光为后来全盘否定屠格涅夫埋下了伏笔。
20世纪50年代，中国读者对苏联文学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出现了倾斜的接纳。但是，俄国古典文学仍为一部分译者和读者所关注。从具体作家来看，译者的注意点主要还是那个时代中国所认可的最有声望的俄国作家，包括屠格涅夫。由于新中国成立前他的作品已基本译出，所以这一时期文坛主要是推出原译者的修订本，也有一些重译本。但是，在1957年的反右斗争以后，屠格涅夫作品的译介随着大环境的变化开始呈递减趋势。
50年代～70年代，中国对屠格涅夫的研究大幅度滑坡。这30年间，如果不计有些译本的"前言""后记"一类文字的话，报刊上的有关文章不足十篇，大多泛泛而谈，谈不上真正的研究，而且其中还包括了对屠格涅夫的无端指责。
例如，有一篇名为《＜前夜＞人物批判》的文章就用"阶级斗争的大棒"横扫屠格涅夫的小说《前夜》中的主人公："叶琳娜向穷人施舍，既是一种自我麻醉，又是一种麻醉被剥削者的表现"；"叶琳娜对被遗弃的小猫小狗，以至小鸟小虫，爱护得无微不至，但是她从来没有关心过农民的生活"；"叶琳娜是爱情至上主义者，如她自己所说，"没有爱情怎能生活呢？"她渴望爱情到如此地步，每看见一个青年男子，便会想起自己的婚事来"，这"是她的极端个人主义的表现形式"；"我们必须剥下作者为她披上的、经过精心创作的迷惑人的外衣，挖出她自私的和庸俗的灵魂，帮助读者认清她的阶级本质"；"英沙罗夫是属于剥削阶级的而不是被剥削阶级的。反对土耳其人对他有切身利益，因而他的态度是很鲜明的"；"英沙罗夫接近的是哪些俄国人呢？既不是革命民主主义者，也不是具有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青年学生，更不是广大的农民群众，而是俄国的贵族"，他"和俄国的贵族阶级水乳交融，对地主剥削农民的残酷行为无动于衷，对俄国的农奴制度从未表示过不满，这样的人就在当时来说也不是很先进的"，"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深入，阶级斗争尖锐复杂的今天"，"我们不能把他抬高"；"伯尔森涅夫在进步势力与反动势力冲击的时刻，没有站在进步势力方面与反动势力搏斗，而是避开斗争，闭门研究古日耳曼法律。他的态度完全暴露了他的立场。原来这位"善良"和"高尚"的人，对解放农奴这样的大事毫无兴趣，对他们的命运无动于衷。地主鞭打农奴的伤痕，农妇眼里的泪水，婴儿的声声啼泣都不能打动他的心。伯尔森涅夫是在地主抽打农奴的皮鞭声中写出自己的论文的。……伯尔森涅夫是研究哲学和法律的，更直接为沙皇制度服务，是沙皇的一个得力工具。……这就是伯尔森涅夫的反动本质。"评价之偏颇显而易见。按照这样的逻辑，所有的文学遗产自然都是毒害人民的麻醉剂，都应归人扫荡之列。如果说这篇文章是在极左路线影响下写成的话，那么在不久后开始的"文革"中，"四人帮"掀起的扫荡中外文学遗产的恶浪则与其政治阴谋紧紧相连。屠格涅夫在中国遭遇的十年厄运正与此相关。
重受青睐的"北国巨人"
"文革"风暴过去以后，如同所有杰出的文学大师一样，屠格涅夫再次受到中国读者和研究者的青睐。屠格涅夫的作品被大量重译，20世纪80年代虽未推出多卷本的中译文集，但以各种方式出版的中译作品很多。他的六部长篇中有五部有了新译本《猎人笔记》有两种译本共存，中短篇小说和散文诗以集子形式出版的就有十多种。80年代中后期的现代主义文学热和90年代的市场经济大潮对传统文学冲击巨大，许多现实主义文学大师开始受到冷落，屠格涅夫却成了少数几个翻译量不减、研究势头仍健的俄国经典作家之一。这期间，中国首次推出了十二卷本的《屠格涅夫全集》，对他的研究也出现了新的高潮，研究成果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是空前的。
中国的俄国文学研究的重新起步是在70年代末。在这起步阶段虽然还只是局限在少数作家和作品上，但在总体数量上已形成一个小小的势头，并且由于一些专家学者的复出，也使刚起步的研究很快显示出了一定的学术性。
也许是当时文坛在理论问题上正本清源的心情特别迫切，也引发了研究者对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美学的关注。1978年，报刊上发表了十四篇从不同角度论述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洛留波夫的美学思想或为他们正名的文章。除别、车、杜外，这一年的作家研究主要集中在托尔斯泰身上。其次，较有分量的文章则是评论屠格涅夫的四篇：巴金的《＜处女地＞译后记》、陈案的《一幕动人的哑剧-读＜木木＞》、雷成德的《＜父与子＞的中心人物及人物之间的关系》和叶乃芳的《评屠格涅夫的小说＜处女地＞》。这些文章可谓领新时期屠格涅夫学术研究风气之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