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先体现在一些综述性的文字，如文学史或文学思潮史这一类的著述中。在这一时期出现的田汉的（俄罗斯文学思潮之一瞥）（1919）、郑振铎的《俄国文学史略》（1924）、蒋光慈和瞿秋白的《俄罗斯文学》（1927）等著述中均有关于托尔斯泰的评述。这些著述对托尔斯泰的生平和创作一般均点到为止，不作大段的铺陈，叙述要言不烦。当然，作者对托尔斯泰认识上的差异还是存在的。如同样谈《战争与和平》中的主人公，郑本称"乃是一个朴呐的农人白拉顿（即普拉东）"，而毫不提及彼埃尔、安德烈、娜达莎这些人及其命运。而瞿本写的是"最可注意的便是这小说里的"幻想的哲学家"彼埃尔"。显然，郑本编译成分较多些，有些重要的作品作者本人尚未接触，故出现了一些不应有的错误。而瞿秋白本人通晓俄语，因此论述的准确性就比较强。
关于托尔斯泰的文字更多的是刊物上发表的专题性文章。值得钾提的有：沈雁冰的《托尔斯泰与今日之俄罗斯》、《文学家的托尔斯泰》和《托尔思泰的文学》、天贶的《宗教改革伟人托尔斯泰之与马丁路德》、蒋梦麟的《托尔斯泰人生观》、陈复光的《托尔斯泰之人生观》、耿济之的《托尔斯泰的哲学》和《译＜黑暗之势力＞以后》、瞿秋白的《托尔斯泰的妇女观》、杨拴的《托尔斯泰与科学》、松山的《托尔斯泰与鲍尔希维主义》、张闻天的《托尔斯泰的艺术观》、薇生的《托尔斯泰的家庭观及妇女观》、佛航的《托尔斯泰的＜复活＞》、顾仲起的《托尔斯泰＜活尸＞漫谈》、刘大杰的《托尔斯泰的教育观》、甘蛰仙的《中国之托尔斯泰》、鲁迅的《＜奔流＞编校后记（七）》和顾均正的《托尔斯泰童话论》等。
上述文章尽管角度不同，但对托尔斯泰评价都比较高。耿济之在《俄国四大文学家合传》中关于托尔斯泰的一段话是有代表性的，他认为厂托尔斯泰富有伟大之天才，至高之独创性，不为旧说惯例所抱、运用其高超之哲学思想于文学作品中，以灌输于一般人民。他是俄国的国魂，他是俄国人民的代表，从他起我们才实认俄国文学是人生的文学，是世界的文学。"一些专论性的文章谈得也比较深入。如张闻天的文章对托尔斯泰的艺术观作了全面的介绍；瞿秋白的文章从妇女的职业、贞操和婚姻三个方面较系统地阐述了托尔斯泰的妇女观，认为托尔斯泰的妇女观基于他的哲学观和宗教观。
沈雁冰（茅盾）的几篇文章发表时间较早，涉及面也较广，尤其是《托尔斯泰与今日之俄罗斯》一文较为全面地分析了托尔斯泰的生平、思想和创作。作者认为：俄国文学在最近几十年里"文豪踵起，高俄国文学之位置，转世界文艺之视听。休哉盛矣！而此惟托尔斯泰发其端"；俄国文学"譬犹群峰竞秀，托尔斯泰为其最高峰也。而其他文豪则环峙而与之相对之群峰也"；"谓近代文人得荷马之真趣者，惟托尔斯泰，其谁日不然？"同时，作者由托尔斯泰谈及了俄国文学的特点及影响。他认为：俄国文学有与社会人生相联系的"富于同情"的特色："彼处于全球最专制之政府之下，逼压之烈，有如炉火，平日所见，社会之恶现象，所忍受者，切肤之痛苦。故其发为文字，沉痛恳挚；于人生之究竟，看得极为透彻。其悲天悯人之念，恫矜在抱之心，并世界文学界，殆莫能与之并也。"文章除了在"托尔斯泰主义"等章节中论及了托尔斯泰的思想外，还在最后一节"托尔斯泰之势力"中从六个方面，即"社会公平"、"非战争将和平"、""体刑"与"罚金"之批评"、"社会而且之清洁"、"简单生活"和"艺术之意见"，谈到了托尔斯泰的思想将对20世纪人类社会产生的影响。作者在文中的这些评价也是当时相当一部分人的共识。中国学界的目光过去大部分集中在英法等国文学上，而这时已逐渐更多地移向了"自出新理"的为人生的俄国文学，这一点从上文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茅盾在文中将托尔斯泰与俄国革命相联系（称其为"最初之动力"），并对"澎湃动荡"的布尔什维克革命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其实由作家介绍而及俄国革命的意图，作者在文章开头的"大纲"中已经言明："提示本篇之大纲。曰：托尔斯泰及俄国文学、托尔斯泰生平及著作、托尔斯泰左右人心之势力。缘此三纲，依次叙述。读者作俄国文学略史观可也，作托尔斯泰传观可也，作俄国革命原因观亦无不可。"这篇文章虽属一般介绍性的文字，内容尚欠深入，提法也有不尽妥当之处，但是从中仍可以见到，与十月革命对中国社会的深刻影响相伴随，俄罗斯文学的影响在"五四"前夕已经开始日益清晰地显示出来。
甘蛰仙的《中国之托尔斯泰》一文也很有特色。文章比较长，有三万多字。作者从若干个角度对托尔斯泰与陶渊明作了比较。将托、陶两人联系在一起的，倒是早有人在。曾就读于圣彼得堡大学的中国人张叔严，在本世纪初拜见托尔斯泰时，见到过托氏"躬自耕作"的情形。后他将陶渊明的田居诗译成俄文送给托尔斯泰，并认为托氏的言行"绝类中节（即陶渊明）先生，惟托氏之主义更为激烈耳"。不过，对这两位作家进行扎实的比较研究的，还是以甘蛰仙的文章为先。甘文虽属A与B比较的模式，但因作者对托、陶两人，特别是对陶渊明有深刻的了解，又很注意问题的可比性，因此读后也颇能给人以启发。全文分十二节，论述的重点放在陶渊明身上。
文章从地域、性情、品格、嗜好、思想、艺术、境遇等方面对两位作家作了颇有趣味的比较，如关于两人的"艺术观"（及其在创作中的体现）的比较。作者认为，托、陶在这方面有不少相类似的地方。择其要点而言：其一，两人都追求真的艺术，而非难唯美的艺术论者；其二，两人创作中都具平民精神，陶氏作品中尤带农民生活的色彩；其三，两人都认为真艺术的要素在于情感，尤其是作家本人所受感染的情感；其四，两人的创作中都含自传色彩，虽然托氏的表现形式要复杂得多；其五，两人都以极明确的方式在创作中传达"爱"的思想；其六，两人都亲近自然，托氏的"回归自然"与陶氏的"返自然"在精神上相通；其七，两人都力求文学语言的明白晓畅，能为民众所接受。凡此种种，都说明两位作家"其相殊异之点，诚不少"，但"相类似的又岂不多？"作者认为，这些类似之处中最本质的一点是，他们都具有伟大的人格，他们的文学都是人生的文学，并由此感叹道："若徒然就形迹上看，那位抚弄弦琴底"中国之托尔斯泰"原来不必是解音律的人啊！
作者在这篇论文上用力不小，分析得也很仔细。其所阐述的观点固然不是为后人都能接受的，其进行比较研究的方法在现在看来也不甚新鲜，但作为一篇最早对中俄作家进行比较研究的论文，我们更看重的是它的开创功绩，虽然它实际达到的水准并不在当今许多类似的文章之下。细细品味这篇文章，我们还可以真切地感受到"五四"时期的文学精神。
评价的分歧：崇拜与贬斥
"五四"以后，中国文坛对托尔斯泰的评价出现分歧。有的依然推崇备至，有的则对其严加斥责。而分歧的依据仍然和托尔斯泰的思想有关。
20年代末，中国文坛出版过刘大杰的《托尔斯泰研究》（1928）、郎擎霄的《托尔斯泰生平及其学说》（1929）和汪调然的《托尔斯泰生活》（1929）等多本专论托尔斯泰的书。这些书各有特色，其基调与以前中国文坛对托尔斯泰的评价没有根本的区别，只是有的从赞扬走向了崇拜，如郎擎霄的《托尔斯泰生平及其学说》。
郎擎霄的这本著述对托尔斯泰思想的评述颇为详尽。该书分上下两篇，上编用不多的篇幅介绍了"托尔斯泰之生平及其事业"，下编则重点介绍"托尔斯泰之学说"，分托尔斯泰之哲学发凡、托尔斯泰之人生哲学、托尔斯泰之政治概观、托尔斯泰之经济哲学、托尔斯泰之教育思想、托尔斯泰之艺术观、托尔斯泰之宗教观、托尔斯泰之妇女问题和托尔斯泰之素食主义等九章。作者在"自序"中这样描述托尔斯泰在中国已广为人知的状况："国人知托氏颇早，近十年来更为风行，刊其译传者有之，译其专著者有之，译其短篇者有之，其他零星译，或发为论述者，亦所在多有。"而"顾于托氏思想之全部的"介绍更有必要，因为托尔斯泰"诚世界之目标也"。"论其文学上之著述，宗教上之议论，以及对于科学、政治、社会；对于家庭、妇女各思想，皆绝大之贡献，足以蜚声于世界也。然托氏思想虽不无疵弊，实远非常人所能及，而大有研究之价值也。""托氏处十九世纪之时，生乱新兴之俄国，异姿挺生，发其怀抱，在世八十一载，著述二百许种。凡各种学术，靡所不谈。不但蔚成俄国近代学术之盛，且影响全世界。考其承流之诸，观见论述之博，实近代思想界最重要之一人，而言文化者所不可不注意也。"作者进而表示："且吾匪独信仰托氏之思想，而尤崇拜其为人，因其思想，足为改进世界之工具也。其为人诚有"爱人忘我"之真价也。是以其学说足以能拯救于现世，其道德足以为吾人之标准……"出于作者仰慕的心态，书中对托尔斯泰思想评价甚高，而对其中的局限面则缺少应有的分析。
而另一方面，随着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的开展，中国理论界开始引人苏联文论，当时引入中国的那些"科学底文艺论"，内容驳杂，既有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也有大量用"无产阶级文化"的词句来掩饰的庸俗社会学的货色。一部分左翼作家有接受的热情、鼓吹的锐气，但缺少理论的准备和选择的眼力，因此苏联早期文学思想中以"左"的面目出现的主张颇受青睐。这一点在对托尔斯泰的评价上也显示了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