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翻译俄国文学作品始于20世纪初，最早翻译的名著是普希金的小说《上尉的女儿》。那是1903年，译者是载翼晕在这部译作中就出现过类似的转译、误译和改写等情况。首先，译作的名字与原作面目全非，译名为《俄国情史》，全称为《俄国情史·斯密士玛利传》，另注明"一名《花心蝶梦录》"。其次，该译作的字数比现在的译本少了很多，大约是现译本的三分之一。这里除了文言与白话造成的字数差异外，与译者对原作进行的删改有关。如译作删去了各章题头所引的全部诗歌和谚语，删去了译者认为次要的情节，对原作中的一些内容进行了改写。比如，在农民起义领袖普加乔夫向主人公格利涅夫陈述其胸怀的那一节中，除普加乔夫抒怀这一关键性的对话基本完整外，两人在车上的其他时话都被压缩了。这一节的最后一句话在原作中是一个小段，其中写了普加乔夫和格利涅夫两人默默想心事，驾车人拖长声音唱着悲哀的歌，仆人萨威里奇坐着打瞌睡，雪橇在冬天的路上飞快地跑等内容这在原作中是烘托气氛的部分，译者自认为与主要情节无关于是就将它们全部删去。译作与原作相比还有一些重要的改动，如将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都改成了第三人称，将所有的章目都改成了章回体形式，添加了原作中没有的内容（如译作开头的景物描写）等。究其原因，除了受当时的译风的影响外迁就清末读者的阅读习惯的因素也在起作用。此外，译文中主人公的名字被英化了，格利涅夫、玛丽娅、士伐勃林和萨威里奇分别变成了弥士、玛丽、胆顿和克林顿。原因是日本翻译俄国文学作品早于中国约二十年，载氏的中文译本依据的是日译本，而当时的日本译界深受英美文学的影响，在日译本正式出版之前校阅者作了错误的干预，根据英译本将人物名字英化了。
中国早期的俄国文学翻译家在介绍俄国文化时是作出了很大贡献的，但是当时的译者对原作进行随意改动或发挥的现象却是极为普遍的。且不说不懂外文的翻译家林纤，即使是学贯中西的翻译家马君武和吴祷等人也都或多或少地受到当时译风的影响，如吴祷译的高尔基小说《忧患余生》（即《该隐和阿尔乔姆》）的开头部分，在对人物外貌稍作描写后有这样的文字："好似中国乡间俗子家里挂着钟馗进士的绘像一般"，显然是译者兴之所至，随意而加。刘半农早年译的屠格涅夫散文诗《乞食之兄》（即《乞丐》）也属意译之列，与原作颇有差异，译者还误将散文诗认作小说。正像有人指出的那样，在中国早期译介外国文学作品时，不熟悉外国文化底蕴和为了适应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把外国文字的意义神韵硬改了来凑就本国文"的现象是普遍存在的。
中国早期俄国文学翻译中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一开始并不注重译介文学名著，而是片以民意党人为主要描写对象的虚无党小说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尽管它们的艺术价值不高。清末的一些重要刊物，如《新新小说》、《月月小说》、《新小说》、《小说时报》、《小说丛报》和《竞业旬报》等都刊登过虚无党小说，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女党人》、《虚无党中话》、《女虚无党》、《虚无党真相》、《虚无党之女》、《俄国之侦探术》和《虚无党飞艇》等。此外，还有《虚无党》等小说集出版。除了翻译作品外，中国文坛还存在借用虚无党故事改编、改写，乃至重新创作的现象。譬如，清末文坛出现的《东欧女紊杰》一作，虽言明是创作，但不排斤有编译的成分。小说中主要描写的是苏菲亚等虚无党人为国献身的故事。苏菲亚即索菲娅·里沃夫娜·彼洛夫斯卡娅，是俄国民主党女英雄，她参加了民意党人刺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行动，在当时中国进步青年中很有影响。中国作家鲁迅说过："那时较为革命的青年，谁不知道俄国青年是革命的、暗杀的好手？尤其忘不掉的是苏菲亚，虽然大半也因为她是一位漂亮的姑娘。"小说对专制主义的猛烈攻击，曾引起清末反对清朝封建统治的中国读者强烈的共鸣，而以俄国女虚无党人为主人公的小说尤其受到欢迎，恐怕与当时女权思潮的兴起也有联系。从反对专制制度的俄国女豪杰到中国女豪杰，其内在的契合显而易见。从这样的改编或借用题材进行的再创作中，确实包含着许多值得重视的文化现象。
您刚才的谈话中没有提到《红楼梦》，我知道您在这方面也做过研究，并且有重要的发现，能不能介绍一些有关的情况？
李：俄国汉学家对《红楼梦》的兴趣一向较浓。从18世纪末开始，到过北京的汉学家陆续带回俄国的《红楼梦》版本相当多。据我统计，俄国藏有约60种的《红楼梦》旧版本。1843年《祖国纪事》第一期在刊出俄国人德明的《中国旅行记》第九篇时有一附录，此附录即《红楼梦》第一回前半回。尽管只是选段，但这是世界上最早的《红楼梦》节译。
这个德明是谁？曾经是个谜。前些年，我才发现这是一位当年随教士团来中国的矿业工程师柯万科。柯万科来中国的目的是调查自然矿藏，可是他来中国后发现难以进行野外调查，于是就倾全力学习汉语。他读了《红楼梦》，十分喜欢。六年后，他回到俄国，给矿业协会的负责人写了一份汇报，其中特意提到《红楼梦》："……我被中国人的习俗所吸引。为了更多地了解这些习俗，我读完了《红楼梦》四大函。书中极为精彩地描写了中国人的家庭生活方式、节庆活动、结婚和丧葬的礼仪……，这部书译成俄文一定会受到希望了解中国习俗的人极大的欢迎，并使有志于学习汉语口语的人获益匪浅。因为这部书是用纯正的口语写成的。"矿业协会自然不会对此感兴趣，没人注意他的呼吁。很遗憾，否则《红楼梦》的俄文全译本会提前一个世纪问世。
不过，当时汉学家们带回俄国的《红楼梦》抄本很有价值。我在1962年在列宁格勒（即圣彼得堡）发现了一种从未见到过的80回《石头记》抄本，其中有大量异文和前所未见的批注，如第三回就有47处眉批和37处夹批。我和孟列夫教授合写了一篇文章《新发现的＜石头记＞抄本》，首次对这个抄本做了简要的描述，文章同时提供了俄藏《红楼梦》续作的各种古老版本的资料。1986年，北京中华书局影印出版了《列藏本＜石头记＞》。
陈：这一发现确实重要，《列藏本＜石头记＞》影印本在当时的中国文坛曾引起很大反响，被称为是"晚近《红楼梦》版本学上的又一重大发现"。有专家研究后认为，这一抄本是小说早期印刷前校阅过的最完整的一个本子。舒芜先生称之为："沧桑历尽，始赋归来，实乃书林盛事，文坛佳话。"
俄国的汉学家不仅在翻译中国文学作品方面做出过不少成绩，而且在研究领域也取得过令人瞩目的成就。世界上第一部中国文学史是由俄国汉学家写就的，瓦西里那夫（B.H.<img=t00056_1.jpg>）的《中国文学史纲要》完成于1880年；世界上第一部研究中国神话的著作也是由俄国汉学家完成的，1892年格奥尔吉邓夫斯基（C.M.I＇eoprxeBCKHA）完成了一部很有分量的著作《中国人的神话观和神话故事》。我想了解一些有关《中国文学史纲要》的撰写背景和它的创新之处。
李：关于瓦西里那夫的情况，不少人都熟悉。这是一个很有学问的汉学家，他懂多种语言，对中国的历史和宗教都有深入的研究。他的佛教研究有俄文版和德文版，本来准备写3卷，可惜未能全部出版。他留下不少手稿，其中有玄奖《西域记》的翻译稿，但因手稿字迹不清，现在也无法出版。
《中国文学史纲要》的撰写与著名学者科尔施的一项出版计划有关。当时他想编写出版《世界文学史》，其中包括中国文学部分。瓦西里那夫由于多年来开设中国文学课程的缘故，所以承担了这个任务。《中国文学史纲要》比起其他国家的汉学家写成的类似著作早了二十多年，而且它涉猎的面很广，不单是纯文学的作品，这与作者认为文学是一切文章典籍的总和的观点有关。当然，这部著作最值得今天的文学研究者重视的主要还是他谈文学的部分。这部著作有许多创新的地方。作者认为《诗经》是一部真正的民间诗歌集，他反对儒家对这个卓越文献的传统解释。瓦西里邓夫也是汉学界第一个倡导收集和研究中国现代民歌的学者。他指出："如果有人对今天的民歌也加以注意，那将是很有意义的……在中国不同地区，必定存在着富有地方色彩的歌谣。"这些话比刘半农等人开始收集中国现代民歌早了三十年。
我特别注意到他在《中国文学史纲要》中对中国戏曲、小说和弹词的介绍，我有一篇文章专门谈了这个问题。他对中国戏曲产生的历史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特别强调了它的民间渊源。他指出："可以设想，具有科白和唱词而可以称之为戏曲的作品，从隋代起就流传于民间。官方得知民间创造总是为时较晚的。"他在郑振铎和其他中国学者之前许多年，提出了中国戏剧可能受到印度梵文戏剧影响的观点。瓦西里耶夫还注意到戏曲与小说的关系，他以《三国演义》和《红楼梦》为例证，指出"和欧洲一样，中国人也善于利用历史和小说编写剧本"。他还提到中国有一种诗体小说，指的是弹词。他认为不应该忽视这些"语言但俗"的作品的存在。
瓦西里那夫对中国文学的未来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中国文学在与欧洲文化的交流中将会变得更加丰富和鲜明，它将融入欧洲的思考、学识和精神，但不会丧失自己的传统和特点。这样的观点应该说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中国新文学尽管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与各国文学交往的扩大，表现出许多不同于传统文学的特征，但是中国新文学并没有完全脱离民族传统，从中国优秀的现代作品中仍可以找到传统的因素。
陈：不仅是汉学家，俄国不少优秀的作家也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与中国文化发生过关联。当然，由于对中国文化了解的程度以及所持观点的差异，俄国作家的态度是各个不同的。如别林斯基认为中国文化处在一个很高的发展层面，但是不同意汉学家比丘陵对中国现实和中国文化的泛美之词。冯维辛、拉季谢夫、普希金、果戈理、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屠格涅夫和陀思妥邓夫斯基等作家也都对中国文化有所关注，但由于他们无缘来到中国，在表述中常常有隔膜感。契何夫当年在前往萨哈林岛途中，在黑龙江流域与中国人有过短暂的接触。尽管契何夫关于中国的文字不多，而且他的评价也是印象式的，但是这些文字相对于那些"美丽的想像"更贴近真实。19世纪，最详尽地描述了中国风貌的是冈察洛夫，1853年他到过中国，并以作家敏锐而细腻的笔触，在《巴拉达号三桅战舰》一书中留下了关于这段生活的生动记录。在这些纪实性极强的文字中，冈察洛夫对当时积贫积弱的中国社会作了多侧面的描写，对英国入侵者的谴责充满义愤，对毒品等问题的分析颇有力度，对中国人民的不幸有出于人道主义的同情，尽管这些文字中也蕴含着居高临下的怜悯和对中国社会出路的错误判断。
列夫·托尔斯泰是对中国文化兴趣最浓的俄国作家，他重视中国古代哲学家的著作，特别是孺道墨学说。在托尔斯泰的书信和日记中留下了许多这方面的记载。中国古典哲学中的道、无为、仁爱、克己、兼爱等学说激起了世界观激变时期和激变以后的托尔斯泰强烈的思想共鸣，他试图从中寻找生活的真理。托尔斯泰对中国古代哲学家的热烈关注并非出于猎奇心理，它的起因和整个过程都与作家自身紧张的思想探索和人生追求密不可分。在托尔斯泰的有关表述中，我们也可以辫析出他对儒道墨学说的误读成分，但是从他有意无意地误读中同样可以发现中俄文化联系的某些独特之处。
李：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很早以前就对俄国产生影响，可以说20世纪以前俄中文化交流几乎是单向的，主要是俄国社会对中国文化的介绍和接受。
陈：应该说中国也很早开始关注俄国，但是由于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中国在19世纪后期才开始有了对俄罗斯文化的零星介绍，如1872年在《中西闻见录》创刊号上刊出的《俄人窝言》等。但是到了20世纪，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后，情况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中国开始全面介绍俄苏文化，俄苏文化日益深刻地影响中国。
"五四"以来的中国作家强烈地认同俄苏文化中蕴含着的鲜明的民主意识、人道精神和历史使命感。为此，中国作家鲁迅在70年前写下了《祝中俄文字之交》的名篇。中国对俄苏文化表现出空前的热情，俄罗斯优秀的音乐、绘画、舞蹈和文学作品曾风靡整个中国，深刻地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精神上的成长。
我这次来俄罗斯走了一些地方，参观了不少文化名人的故居，如穆斯纳亚·波良纳的列夫·托尔斯泰故居、克林的柴可夫斯基故居、莫斯科的陀思妥那夫斯基故居、梅利霍沃的契何夫故居、佩列杰尔金诺的帕斯捷尔纳克故居、康斯坦丁诺沃的叶赛宁故居、索契的尼·奥斯特罗夫斯基故居、下诺夫戈洛德的高尔基故居、乌里杨诺夫斯克的冈察洛夫故居、维奥申斯卡亚的肖洛霍夫故居等等，所到之处都有一种似曾相识的亲切感。虽然不排除这与我所从事的学科背景有关，但是也不尽然。可以说，除了俄罗斯本土以外，中国读者和观众对俄苏文化的熟悉程度举世无双。
我可以举上海的两位教授的话来说明这一点。华东师大钱谷融教授是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著名学者，他认为自己是"喝着俄国文学的乳汁而成长的"，"俄国文学对我的影响不仅仅是在文学方面，它深入到我的血液和骨髓里，我观照万事万物的眼光识力，乃至我的整个心灵，都与俄国文学对我的陶冶薰育之功不可分。"复宾大学的贾植芳教授这样表示：""五四"以来的中国新文学，受俄苏文学影响之深，是自不待言的。中国新文学与世界上任何一国文学的联系，都无法同俄苏文学相提并论。中俄文学之间的关系，可谓"剪不断，理还乱"。即便是现在，有关俄国文学的一些问题，仍不乏吸引力。"在高举斗争旗帜的年代，这种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外来文化不仅培育了人们的理想主义的情怀，而且也给予了我们当时的文化所缺乏的那种生活气息和人情味。因此，尽管20世纪中俄（苏）两国之间的国家关系几经曲折，但是俄苏文化的影响力却历久而不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