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恋相知的红颜似乎是每一个显赫男人的必备故事，梁启超也不例外，一个叫何蕙珍的侨商子女就是梁启超苦恋红颜的主角。梁启超是在一次去美国檀香山办事的时候认识何蕙珍的。当时，何蕙珍为梁启超做翻译，出入自是如影随形。除了夫人李惠仙，梁启超还从未与一个女人如此亲近，何小姐广博的学识、不凡的谈吐，博得了梁启超的好感。加上何小姐对他著作的熟稔，两人都感觉遇到了知心人，无话不谈，虽是初相识，却感觉像遇见久别的忘年交一般。
梁启超初到檀香山时，当地有报纸发表攻击他的言论。梁启超苦于不懂英文，不能回击，只好置之不理。不料另一家英文报纸上连载了多篇为梁启超辩护的文章，文字清丽，论说精辟，但是却没有署名。原来，这就是何蕙珍所为。真相大白后，梁启超恋上了这位知己红颜。有朋友婉劝他娶这位懂英文的女子做夫人，这样会对他的事业有极大帮助。但是，梁启超说：“我敬她爱她，也特别思念她，但是梁某已有妻子，昔时我曾与谭嗣同君创办‘一夫一妻世界会’，我不能自食其言；再说我一颗头颅早已被清廷悬以十万之赏，连妻子都聚少散多，怎么能再去连累人家一个好女子呢？”又过了数日，梁启超见到何蕙珍时，心情复杂，不敢多言，犹恐触及敏感话题。倒是何蕙珍落落大方，谈吐自如。分手之时，何小姐说：“先生他日维新成功后，不要忘了小妹。但有创立女学堂之事，请来电召我，我必来。我之心惟有先生懂。”如此直接温婉的表白令梁启超心醉了。他不忍再停留下去，轻声说了句“珍重”之后便匆匆离开了。直到李惠仙病逝后，何蕙珍从檀香山赶来，梁启超也只是在总长的客厅里招待了她，拒绝了她的秦晋之好之意。他最终在理智上克制了自己，但内心深处的爱恋却不能自欺。这期间，他写了许多情诗，寄托自己的思念、爱恋和无奈之情：
颇愧年来负盛名，天涯到处有逢迎；
识荆说项寻常事，第一知己总让卿。
妻子与红颜之外，梁启超还有一位“有分无名”的“妾”——王桂荃。王桂荃原本叫王来喜，是李惠仙的随嫁丫鬟，在梁家管理着大小事务。1903年她成为梁启超的侧室，与梁启超育有6个儿女。梁启超考虑到这与一夫一妻制的主张有悖，尽量讳避，提到时也多称“王姑娘”、“三姨”或“来喜”。1924年李惠仙病重，王桂荃又怀上小儿子思礼，适值临产时，梁启超才在写给好友的信中首用“小妾”之称。王桂荃是中国寻常女性的缩影，但她又是一个很不寻常的女人。她多年以来悉心料理家事，照顾和教育梁家子女。“文革”后，梁家的子女们在梁启超与李惠仙的合葬墓旁种下了一棵母亲树，立碑纪念王桂荃这位培育了数名栋梁之材的平凡母亲。
链接一：与康有为翻脸
康有为是近代史上与梁启超齐名的人物，两人共同发起了戊戌变法运动，但是后来为何“翻了脸”？他们俩从“公车上书”的精诚合作，到若出两人，到公开辩难、貌合神离，恩恩怨怨，甚是波折。
康有为出生在官僚世家，深谙封建制度和传统理学的优劣，尤其在游历了香港之后，对英国人的“治国有法度”崇拜不已，从此走上了研习西方思想、制度、政治、文化的道路。对他的积极宣传，老百姓很“买账”，很快就有了一些知名度。1890年，梁启超经同学引荐，拜见康有为。梁启超是举人，“学历”比康有为高，所以仅18岁的他在33岁的康有为面前还有些沾沾自喜。但是，交谈之后他才知道科举考试的成功在这位先生面前不过是小儿科，完全不足为傲，于是他怀着崇敬之心拜康有为为师。
在康有为的引导下，他不仅对学问、知识有了更多的了解和储备，更学到了做学问的方法，迅速地成长起来，成为康有为的左膀右臂，致力于变法运动。所以，康有为既是梁启超的学习导师，也是梁启超政治生涯的领路人。
但是，随着梁启超知识和眼界的日益广博丰富，他们的政见产生了分歧，尤其在仅仅维持了103天的戊戌变法运动失败之后，梁启超与孙中山的革命派也由对抗、反对到融合、吸收，这引起了康有为的极大不满。梁启超出于对老师的敬畏，屈从于康有为的思想，但两人实质上已是貌合神离。到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康有为积极推进溥仪和张勋复辟，使得梁启超忍无可忍，于是，两人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公开辩难。梁启超斥责康有为为“大言不惭之书生，于政局甘苦，毫无所知”。据说文章写好后，还有人担心破坏他们的师生情谊，梁启超却理直气壮地回答道：“师弟自师弟，政治主张则不妨各异，吾不能与吾师共为国家罪人也。”
康有为在张勋复辟失败后，仍然没有反思自己，反而将怨气发泄在梁启超身上，咒骂他为“梁贼启超”，将他比喻为专食父母的枭獍。甚至写诗表达对梁启超的愤怒：
鸱枭食母獍食父，刑天舞戚虎守关。
逢蒙弯弓专射羿，坐看日落泪潸潸。
在朋友的调解下，晚年的康有为和梁启超之间的关系趋于缓和。但是这种缓和仅仅是“面子”上的事。康有为至死也没有改变他对君主的“热衷”和推崇，而梁启超已经认识到了封建君主制的禁锢，观点上的分歧决定了他们的愤怒是无法被表面的微笑掩饰过去的，好在两人相安无事地度过了余生。
链接二：名震一方“小神童”
梁启超12岁考中首榜第一名秀才，名震一方。他从小就熟读诗书，会吟诗作对，而且对世间万物充满好奇。11岁时，他曾作诗：“朝登凌云塔，引领望四极。暮登凌云塔，天地渐昏黑。日月有晦明，四时寒暑易。为何多变幻？此理无人识。我欲问苍天，苍天长默默。我欲问孔子，孔子难解释。搔首独徘徊，此时终难得。”（《登塔》）“人小鬼大”的智慧已经初露端倪。
但凡神童，都有逸事。有一次，家里来了一位客人，正在客厅与父亲交谈。梁启超在外面玩得满头大汗，口渴难耐，跑回家来从茶几上提起茶壶斟了一大碗凉开水就要喝。谁知这位客人万般无聊，想为难一下他。“启超，你过来。”客人说，“我听说你认识很多字，我来考考你。”客人见茶几上铺着一张大纸，便提笔写了个狂草的“龙”字：“你读给我听。”幼年的梁启超不知道是真没认出来这字还是不想理他，他看了一眼摇摇头。客人哈哈大笑。梁启超自己一口气喝了摆在茶几上的那碗凉开水。客人看了又哈哈大笑，想在梁启超面前显示一些他的才华：“饮茶龙上水。”梁启超抹一下嘴角，对了一句：“写字狗耙田。”这样的讥讽让父亲很尴尬，正要惩罚他，客人说：“令公子对答工整，才思敏捷，实在令人惊异。”一场风波才得以化解。
这样的趣事在幼年的梁启超那儿并不罕见。还有一次，10岁的梁启超与父亲一起进城，晚上入住在李秀才家。第二天清晨，梁启超起了个大早在庭院里游玩，庭院里杏花正开得艳娇欲滴，他忍不住摘下两朵来赏玩。忽然听见有脚步声，仔细一听是父亲和李秀才来了，他赶紧把花藏在袖子里。可是还是被父亲看见了，父亲没有发火，只是含蓄地用对联责怪他：“袖里笼花，小子暗藏春色。”梁启超抬头瞥见厅檐下挂着一面辟邪的镜子，随即对了下联：“堂前悬镜，大人明察秋毫。”这倒勾起了李秀才的兴致，他也要考考这位神童，他又出了上联“推车出小陌”，小启超想都没想就对道：“策马入长安。”李秀才被这个小孩子折服了，父亲也没再责怪他。
就是这位小神童，小小年纪中举，成了享誉一方的“才子”，虽然在政治上并没有成就大业，但是直到晚年的教学、科研，他的才华始终让他保持了永恒的人格魅力。
链接三：梁家的“才子二代”们
梁启超从科举的得志，到变法思想的宣传，到国学的研究，虽然没有在政坛获得历史的停留，但是他的才情从未被人所怀疑。可是，更出人意料的是，梁家可谓是人才辈出，梁启超儿女的才情一人更比一人高，“才子二代”们成了中国现当代文化界、学术界、建筑界，甚至是科学界、军事领域的耀眼明星。
最大名鼎鼎的当然是建筑学家梁思成。梁思成是梁启超的大公子，他声名远播除因为他的才华外，还有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才子佳人——与林徽因的结合。梁思成出生在日本，1928年与林徽因在加拿大温哥华梁思成的姐姐家中喜结连理。由于两人出众的才华和人格魅力，他们周围聚集了当时知识界的许多文化精英，由此还牵引出了徐志摩、金岳霖与林徽因、梁思成的情感纠葛。梁思成最开始在清华学堂接受中国式教育，1924年赴美国留学，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成为一名建筑学硕士。回国后，他在东北大学创办了中国北方的第一个建筑系。他的一生是硕果累累的一生，在建筑理论、建筑教育思想、城市规划理论等多个方面都提出了超前的新观点，是我国古建筑研究的先驱者之一，也是我国建筑教育的奠基人之一。
梁思礼是梁家的“首席”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火箭控制系统的先锋带头人。17岁时跟随姐姐梁思懿赴美留学，大学毕业后，又考入辛辛那提大学读研，获得了硕士和博士学位。回国后参与了中国运载火箭的发展、规划、研制，功勋卓著。1997年9月，他获得“中国老教授科教兴国贡献奖”。
梁思永是梁启超的二儿子，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人文组）。大概是遗传了父亲的史学基因，他成了中国著名的考古学家。梁思永是在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攻读考古学和人类学的，回国后对河南安阳小屯和后冈开凿发掘，还参加了山东历城（今章丘）龙山镇城子崖的第二次发掘。他的钉锤铲子开掘出的不只是文物，还开发出了中国考古的另一片天空。著名考古学家夏鼐评价他为“我国第一个受过西洋的近代考古学正式训练的学者”，考古学家安志敏也说他是中国近代考古学和近代考古教育开拓者之一。
以上三位就是梁家“才子二代”中的三位院士，身处乱世的梁家能培养出三位院士已实属罕见，可是，梁家可以称为“才子二代”的绝对不止这三位，还有著名的经济学家梁思达、毕业于美国弗吉尼亚陆军学院和西点军校的梁思忠，以及梁家的四位宝贝千金。
经济学家梁思达上世纪30年代是南开大学高才生，毕业后恰逢抗战时期，任职于重庆中国银行总管理处，解放后在北京国务院外资企业局，也就是今天的国家工商局任职。曾参与编写中国科学院经济所编著的《中国近代经济史》丛书，并主编了《旧中国机制面粉工业统计资料》一书。
梁思忠是梁启超的三儿子，从美国弗吉尼亚陆军学院和西点军校毕业后，回国任国民党十九路军炮兵校官，驰骋沙场。可惜1932年患腹膜炎，因贻误治疗英年早逝，年仅 25岁。
梁家四位千金毫不逊色于梁家公子们。大女儿梁思顺大概是遗传了母亲李惠仙的书香气质，在诗词研究上颇有建树。二女儿梁思庄同样一生以书香为友。她早年在加拿大蒙特利尔麦基尔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随后，又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院获图书馆学士学位。回国后，“流连”在燕京大学图书馆、北平图书馆、广州中山图书馆的“故纸堆”中间，后出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副馆长，是中国图书馆学的泰斗。三女儿梁思懿是社会活动家，曾是“一二·九”运动的学生骨干。相比之下，作为梁家小公主的梁思宁却没有享受到作为“幺女”该有的特别的宠爱。她1940年在梁思懿影响下投奔新四军，参加革命工作数十年，解放后在中国红十字会任职。
学界巨擘——王国维
王国维（1877—1927年），字伯隅、静安，号观堂、永观，汉族，浙江海宁盐官镇人，国学大师。在文学、美学、史学、哲学、古文字学、考古学等各方面成就卓著，是我国近代享有国际盛誉的著名学者、学术巨子。
王国维是清华国学研究院的首席大师，他的国学成就开创了几个学科的新时代，可谓惊世骇俗。和多数卓著的学术巨匠一样，王国维也是一位极富有传奇色彩的人。他出生在一个书香世家，一介寒儒，生活清苦。他钟情于古文化，古文字、古代文学、历史学、考古是他成就最高的领域，享誉国内外，至今影响着这些领域的学术研究。可是除了这些，这位出色的学人背后的故事则更显得离奇——与当时的其他学者的亲密关系，与清朝末代皇帝的关系以及对自尊和生死的考量……
“独孤求败”的清朝遗老
清朝遗老在近代的时候当然不少，可是像王国维这样高明的却找不出来，王国维当属清朝遗老中“独孤求败”的那一位。
王国维从小受传统文化熏陶和教育，思想牢牢捆绑在“之乎者也”和“三纲五常”之中，不是说他迂腐顽固，而是说他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和对清朝的依恋。在近代，中国充斥了各种西方新学说、新思想，王国维也是留过学之人，但是他没有被西化。相反，他越是对西方文化了解得深刻，越是有厌倦之感，越是钟情于中国传统文化。他认为，西学的精神就是“竞争”和“贪”，而中国人的中庸之道才是最有价值的，中国那个时代的混乱正是对西学盲目效仿的结果，因为学习西方的“竞争”和“贪”才导致了“纪纲扫地，争夺相仍，财政穷蹙，国而不国”。王国维在他的《论政时疏》中说过：“先王知民不能自治也，故立君以治之；君不能独治也，故设官以佐之；而又虑君与官吏之病民也，故立法以防制之。”可见他对清朝统治的认同，对孔孟统治之道的念念不忘。而西方人的立宪、共和，在他眼里不过是由贪心不足而造成的画蛇添足。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王国维携带着自己的3部著作随亲家罗振玉逃到了日本，在那里他们以前清遗民的身份处世。1916年回国。1923年，已经退位的溥仪皇帝任王国维为“南书房行走”，食五品禄，这在清朝算是特恩直拔，王国维由一个秀才一步荣升为“帝师”。王国维正式进入南书房，万分感念溥仪的知遇之恩。对于国事，他评判的标准就是传统的“三纲六纪”，他认为西学救国是行不通的。他寄望于溥仪能励精图治、重振朝纲，但是天下共和大势浩浩荡荡，已无可挽回，溥仪自己也旦夕不保，这使得王国维在思想上陷于绝望。
清朝遗老对君臣纲纪的敦守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是王国维却借他来表情抒怀、寄托理想，甚至试图用它来诊救衰敝。他不仅是朝代的遗民，还是文化的遗民。他是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导师之一，甚至可以说是第一导师，他从事文史哲教学研究数十载，是近代中国最早运用西方哲学、史学、文学观点和方法剖析评论中国古典文学的开风气者。他治学讲求三种境界：
第一种境界是“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王国维的意思是说，一个人做学问、成大事，要有执着的追求，能登高望远，瞰察路径，明确目标和方向，了解事物的概貌，那就是达到了这一境界。
第二种境界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王国维认为，这一境界之人为成就大学问、大事业，坚定不移，执着奋斗，废寝忘食，孜孜以求，直到人瘦带宽也不后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