莲英气量浅，认为游街示众已是丢人现眼的丑事，还被揿着头，实在没脸活人，回到家中，一个人站在天井里，一声不吭，身体发僵，两眼直勾勾地望着头上四角的天空。晚上，她饭也不肯吃，只是简单地抹过了一把脸，然后换上一件干净的衣服，趁家人不注意时，悄悄从后门溜了出去，走到一个偏辟的池塘边，"扑通"一声，跳了下去，再也没有回来。
行桥街上，还有一位名叫李金生/李福根的牛鬼蛇神，外号金生/福根拐子，家庭成分为工商业地主，他身体有残疾，腋下拄着一支拐杖，身体总弯曲着，呈九十度角，走起路来，屁股朝天，仿佛右手抓住左脚跟往前划动。
解放前，他在街上开设了行桥唯一的一家金银首饰店，他家底子比较殷实，曾讨过两个老婆，只生了一个儿子，小名胚胚，学名叫李九根/李九安。胚胚在我班上读了几个月书，成绩不好，后来他自动退学了，娶了我班上的女学生候春英/候春红为妻。听说当时胚胚的父母亲给了女方不少金银，但候春英/候春红不愿意，她跑来向班主任求助，看看怎样帮她解脱，我吸取过去江梅花的教训，只管作意劝解，我说，"这是你父母的事，班主任也没有这个权力，最好是你自己说服父母，你说现在快要毕业了，努力搞好学习，不要分心，争取考个中专师范也好。"不过最后，贪图钱财的父母，还是逼着女儿嫁了人。
文革开始不久，造反派抄了李金生/李福根的家，批斗了李金生/李福根，从他家中抄出了不少金银首饰，还有金箔、银元，后来还把他吊起来，拷打了一番，李金生/李福根又交出了一些金银。
李金生/李福根是一个个体工商户，土改时，属于保护对象，没想到文革中自己竟会遭受这样沉重的打击，他怎么也想不通。几次游街示众和批斗之后，李金生/李福根几天里茶饭不思，最后他吞金自尽了。
七、差一点成了土匪
1968年初春之后，我遇上了一场莫名的冤屈，历时达五年零八个月。
当时，有位叫颜敏发的同乡，文革期间被扣上了"历史反革命"的帽子，因解放前他曾在兴国县府当庶务，即总务科长。造反派认为他历史不清白，要他承认他是国民党"豫章山区政工队员"，同时要他揭发其他的历史反革命分子。
"豫章山区政工队"指的是解放前夕，宁都地区国民党专员黄镇中所带领的土匪部队。当时，黄镇中带着部下一千余人，盘踞在宁都城外的翠微峰里，负隅顽抗，黄自封为豫章山区司令，他手下这批散兵游勇因此也被统称为"豫章山区政工队员"。宁都解放不久，黄镇中和他的政工队随即被解放军剿灭。
颜敏发被批斗得实在受不了的时候，便把自己当时在兴国认识的几个同乡都牵扯进来，以便自己解脱。这其中就有我。解放前夕，我曾在兴国县政府当过一个多月的雇员，在那里誊写文书。
当时，行桥中学派人外出调查李之明的问题时，在东乡铜矿看到了颜敏发的材料，发现其中有我的名字，这一下子保皇派头头熊芝琏幸灾乐祸地说："老天有眼，造反派里出现暗藏特务"，于是马上贴出大标语，"把豫章山区政工队员汪兴隆推上历史审判台！"当时我感到莫名其妙，不知道祸从何来，实在有口难辩，只能大呼冤枉！
1968年8、9月间，我和行桥中学先后被揪出来的李之明、张学文、徐炳福、李会计4人一起，成为批斗的活靶子。每次开批斗会喊口号，从上打到下，从打倒刘少奇邓小平起，一直层层往下打，一直打到基层，打到这五个人头上。
几年下来，全公社范围的批斗大会有三次，小会集中批斗有三次，以后又搞了两次，总共八次，每次都在晚上。
八次批斗会中，有一次高峰，是针对我的。其余七次，我都是去陪绑，去帮场子、凑热闹。那几次陪斗，重点是批判区委书记章仰荣，辅导站长陈仁杰/陈德民等人。陪斗时，二十来个"坏分子"，在公社的礼堂前跪成一排，时间持续大约两个小时。跪在那里，听他们喊口号，喊痛打。
针对我的那次高峰批斗会，是在中学的校内操场上举行的。我没想到，我的同事陈金泉/陈某，一个中学老师，他受派性驱使，竟昧着良心说黑话，无中生有，陷害我--他和他的老婆串通一气，在会场上举报，说是亲眼看见我爱人在一个下午，去菜地里埋手枪。他这么一检举，整个会场一下子炸了锅，保皇派马上派人赶到行桥小学我爱人的住处抄家，一边派人把我关进宿舍里，逼我交代到天亮。后来反复查抄、反复交代，保皇派一无所获，师生们不满足，反复追问陈金泉/陈某，手枪事件到底是怎么回事？陈辩解说，他老婆见我爱人拿包菜籽去地里种菜，竟一口咬定她是去地里埋手枪。双方对质，此事纯属乌有，最后也就不了了之。
还有人背地里检举我，说我不是去当解放军了，而是去当了土匪，并说看见我在分水岭抢汽车。这个情节十分严重，学校三查小组马上派人到我家乡汪家村调查。汪文达队长见来了两个不三不四的人，他们自我介绍说："我们是行中三查小组成员，特来调查你村汪兴隆过去当土匪一事。"汪文达队长连连朝他们身上呸了几声，说："邪气！邪气！一百个邪气！汪家村的人，个个勤劳善良，柴米之乡，哪里用得着去当土匪？他家祖上世代都是农民，他父亲当过长工。我村里不到70人，我还不清楚，从没有一个人去当过土匪！"汪文达把他们轰出了村。
此事是汪文达队长后来告诉我的。
1969年9、10月间，李之明、张学文他们几位先后被下放了，只留下我和李会计两人，继续戴着三查对象的帽子，监督使用。
1971年，诬告我的那个同乡颜敏发，他的历史问题调查清楚了，他根本不是什么政工队员。他清白了，我也就没事了。我本可以从此解放出来，但因为学校领导几经更换，派性头头们一个个都调离了行中，新上任的领导，谁也不肯出来替我负这个责，因此我解放的事情一直拖到1973年8月，这还是在行桥公社书记李金元的再三催促下，学校领导迫不得已，才不得不把我解放出来的。
这算是我的第三次解放。
期间，1972年的时候，公社副书记吴福昌曾调我去公社，协助他们下乡丈量规划农田水利建设，写调查报告。吴说："行桥中学搞派性，故意拖磨人家，迟迟不让人家恢复工作。我跟汪兴隆是同学，他的情况我清楚得很，他是转业军人，家庭成分贫农。"
八、看守瓜园
当了五年"老三"，我在学校农场接受监督劳动。监督劳动只是走走形式，其实基本上是自我监督。五年时间里，我有四年担负学校农场的种瓜、看守瓜园的任务。一年下来，有五个月在瓜园里。瓜园离学校有四百米远，在一片红壤的小山坡上。
平时我住在学校，周末回家一天，每个月，依旧按时从学校领取工资。
起初，李会计和我一起种瓜看瓜，其实他主要是给我作伴，瓜田里具体的事务由我负责。1971年，李调去县农场劳动，学校农场的种瓜、看瓜任务，就由我一人承担。农场的劳动量并不大，瓜园的翻地、整地，施基肥、割草、盖草等体力活，均由各班学生轮流劳动完成，我是技术指导。
西瓜自四月初播种到最后采摘，需时一百四十天左右。西瓜自开花、座果到成熟，需时二十五天左右。西瓜可结果二至三番，总共七十五天左右。种瓜有一个忌讳，上一年下籽种过的地方，第二年不可再下籽，否则容易患上西瓜霉霜病，到时，患病的瓜叶上会结出一层白霜，地下的根蔸则会慢慢腐烂。遇到这种情况，得赶紧配制波尔多溶液，喷洒在瓜叶瓜蔓上。配制波尔多液很简单，将硫酸铜溶液与石灰水，按照1比20的比例配制，过滤后得到的蓝绿色溶液，就是波尔多液。波尔多液有很强的杀菌效果。
当时比较普及的西瓜品种，主要有翠皮黑纹的北京瓜、青皮的马陵瓜以及黑皮的抚州西瓜。马陵瓜产量最高，也好照料，北京瓜和抚州西瓜长得好看，圆溜溜，卖相好。
西瓜开始座花、落果时，瓜地几个月不能离人，每天得在瓜地观察、防治病虫害，整理瓜蔓、追肥。那时，学校的派性头子卢明生/卢文明、赵维方/赵维盛，硬要我一人全职看守瓜园，不得住在学校的教工宿舍里，于是我在瓜园搭起了一个瓜棚，白天晚上都住在瓜地里。晚上，我在瓜棚角上挂了一盏马灯与我相伴，有时半夜三更，田间放水的社员前来瓜园闲聊，有时我独自一人。爱人与我商量，叫二女儿雁南来陪伴我，雁儿才七虚岁，白天我得照顾她三餐，到学校食堂去打饭给她吃，晚饭后还要带她去凰溪港里洗澡，还得照顾她睡觉，生怕她晚上受惊吓，这实际上增加了我不少麻烦，住了两天，我还是把她送回家了。临走时，我送给她两个小甜瓜，她高兴极了。
西瓜成熟的时候，瓜地晚上更离不得人。这个时候，瓜地里不寂寞，晚上，来瓜田闲聊的，有学生、社员，也有公社的一般干部，武装部长等人，每次我都摘西瓜招待。他们一边吃西瓜消暑，一边为我鸣不平，为我感到冤屈。挑瓜的时候，我告诉他们，如何判断西瓜成熟的程度，什么样的瓜最好吃。一般的常识是，只要西瓜藤上的须蔓干萎了，且瓜皮已经老化，指头弹上去声音清脆，这样的西瓜就熟了。那些个大、匀称的西瓜，含糖度保管低不了。
西瓜从谢花到成熟，不满一月，差不多就可下地了。西瓜收获的时候，按每斤五分钱的价格，卖给公社收购站。瓜园里三万多斤西瓜，每年大约有一千五至两千元的收成，可大大贴补学校的经费开支。
等到秋天，瓜地没有瓜了，我回到学校，帮助学校刻写钢板，印油印，写标语，画世界大地图等，有时也帮食堂干一点煮饭、放牛以及喂猪的事务。
我的"老三"身份，1971年的时候就已基本澄清，当时有老师私下里告诉过我这个消息，但学校里迟迟不肯将我解放，那都是因为学校闹派性的缘故，学校的派性头子们还多次派人出去调查我是否有当过土匪的事情。公社武装部长是我的熟人，他说："我们是转业军人，有共同语言，公社吴福昌书记是你同学，他说你家庭成份贫农，你的问题终究是要解放的。"
九、回避
1971年秋末冬初，正是收割二晚的时节，林彪出事了。
林彪出事之前，大家每天吃饭、睡觉前，都还要对着毛主席、林副主席的像片表忠心，叫做早敬、餐敬，同时还要收听最高指示，表示忠于领袖，这些每天必不可少的把戏，据说都是林彪发明的。
早敬、餐敬，搞得最热闹的时候，是1967年至1968年间，那时文革运动正风起云涌，各单位的大字报铺天盖地，派性斗争异常激烈，留守在各单位的派性头头们，他们相互之间文攻武卫，各自紧守自己的小山头，但他们对于伟大统帅毛泽东、副统帅林彪，个个无限忠诚，不存二心，早上要早敬，吃饭要餐敬，睡觉前要举行汇报，做到吾日三省吾身。
早晨起床后，学校广播紧急集合，全校师生每人胸前佩带好毛泽东像章，身上斜挎一红布的语录小口袋（口袋上印有一个心形标记，中间有一个忠字，下面印有自己所属战斗队的名称，再下面围托着五朵小葵花），走起路来，一个个雄赳赳气昂昂，显出不可一世的神态。集合之后，由队长领诵毛主席语录："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要斗资批修！"念完两条语录，大家自然而然地高举起语录本，跟着队长呼喊："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这叫早敬！
学校有个大舌头兼顺风聋子的职工，雇农出身，他也赶来凑热闹，参加早敬餐敬，结果喊口号时，把"万寿无疆"念成了"饭熟糊浆"，把"永远健康"念成"年年吃光"。一天晚上，干部通知村民去看电影《沙家浜》和《红楼梦》，他也跟在后面大声喊《沙石方》、《枕头梦》，所有人都忍不住哈哈大笑。不过，他情况特殊，要是换了别的人，在早敬餐敬的时候，有念字不准的话，那可就大祸临头了。
餐敬就是开饭的时候，师生们集合在食堂里，站在饭桌前，与早敬一样念语录，呼口号，然后由桌长喊，"开动"，大家这时才开始进餐。
收听最高指示时，谁也不得缺席，不准发出声音，等到广播里传出毛主席的讲话，各单位立即敲锣打鼓，集合，上街游行，迎接最高指示发表。有时候，最高指示半夜才到达，上面的那套程序也一样不可疏漏。
晚上汇报，则是指各人临睡前，坐在床边，默想当天发生过的事情，然后在心里向毛主席、林副主席汇报自己一天的工作、思想。
后来过了一段时间，早敬餐敬没人管了，最高指示也不传达了，接着，就传来林彪出事的消息。
林彪出事之后，行桥中学把宣布林彪事件搞得很神秘，其实社会上，早在半个月前，群众就纷纷传说林彪抢班夺权，搞什么"五七一"（"武装起义"的谐音）工程的事情，最后林彪政变未遂，一家人摔死在外蒙古的温都尔汗草原上。
学校宣布林彪反党集团事件时，叫我回避，我不知道这里面究竟卖的是怎样的葫芦药--好像因为我当兵时曾是四野的文化教员，而四野的司令员就是林彪，因此我就成了林彪的孝子贤孙。这真是一个大笑话，我连林彪的面也没有见过。
学校叫我一个人拉上板车，带上被子、日用品，到行桥公社的农业中学呆五天再回来，在农中搭伙食，顺便砍些棍子柴回来给学校食堂作柴火。
农业中学建在分水岭的山坡上，学校很小，一共只有三十来个学生，三个老师以及一个老农，师生们守着大队拨给的几十亩山垄梯田，凑合着过日子（农业中学学生没有出路，学校办了两年就关门了）。学校的校舍看起来很奇怪，颜色杂乱，一问才知道，原来农中是在破四旧的时候，用彭田项山寺那边拆来的木材建造起来的。据说，拆庙的木材，只能用来盖学校，因为上材不可下用。
我过去的学生汪木生那时正在农中任教，他见到我，有些不安。我向他说明来意，叫他放心，我不会连累他，几天之后我就会回去。
那几天，我自由自在，无人过问，每天早饭之后，独自一人登上莲花岗山岭，一天砍两担棍子柴打发时间，几天下来，砍了一大堆柴火，回校时只拉回来一部分，其余全留给了农中。
回到学校，看见有关林副主席的标语，已被石灰浆涂盖得一塌糊涂。
此后，学校对我基本上放任自流，不闻不问了。
十、苦大仇深
文革中，学校停课闹革命，师生大串联，慷国家之慨，免费游览祖国的名山大川，闹猛了一阵，因传染病流行，人群才各自返回单位，开始复课闹革命。
1968年9月，学校复课后，既无新课本，也无新老师，加上参与派性斗争的教师们，大多陆续调离了行中，因而学校师资紧缺，学生只有靠天天念红宝书、《毛泽东选集》度日。有一段时间，在最高指示的鼓舞下，学校还请来老农上讲台，请来苦大仇深的老婆婆，给学生上忆苦思甜课。
行桥中学请来上课的老农是凰溪大队的会计吴银山/吴盛发瘌子，实际上他是公社派遣来的。他自我介绍说："解放前只上过两年保学，解放后进过农民夜校识字班，文盲帽子尚未摘掉，哪能当中学老师，班门弄斧，实在叫人笑掉大牙。"
学校"三结合"⑤领导班子鼓励他："别太谦虚，过份谦虚就是骄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