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研究，蟑螂是和恐龙同期的昆虫，可是恐龙都死光了，蟑螂却仍在地球上存活，并且大量繁衍。曾有文章介绍说：蟑螂可以在最恶劣的环境中生存，只要那么一小滴水，它就可以活下来。蟑螂这种以弱胜强的生存能耐是自然演化的结果。
人如果也有蟑螂的韧性，还有什么日子不能过呢？
人一生当中会碰上很多不如意的事，这些不如意有很多种，例如生意失败、情场失恋、不得志、被羞辱、工作不顺、家道中落等等。而依各人承受程度不同，这些不如意也会对各人形成不同的压力与打击。有人心平若水，根本不在乎，认为这只是人生中必然会碰到的事；有人很快就可以挣脱沮丧，重新出发；但也有些人只被轻轻一击就倒地不起、一蹶不振了。
不管你遭到的不如意程度如何，只要你在主观感受上已到了沮丧、消极、痛苦或几乎要毁灭的地步，那么我要告诉你的就是：像蟑螂一样地活着。
也就是说，在这种时候，你不要去计较面子、身份、地位。也不要急着出头。这种日子很容易让人沉不住气，但只要沉得住气，只要“存在”就有希望，就有机会。
换句话说，对不如意的事更能悠然面对，能屈能伸；阴暗的日子能过，风雨的日子能过，人到了这种地步，还有什么事能为难他？
所以，不要做恐龙，去学蟑螂吧！寻找属于自己的那片天。占尽好山水，夺尽好风光，或许就是濒临灭绝的先兆。
在静默中高高站起
在这个务实的世界里，良好的品性并不一定能给自己带来相应的回报。如果我们具有高贵的品性和才干而不为人所知，也实在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无论如何人们更愿意让自己的功绩来说话。但一个人如果让自己的功绩保持沉默，而代之以谦虚的美德来表现自己的真实，也许能收到奇效。
我们先来看看有关美国前总统柯立芝的两则着名的逸事。首先是关于柯立芝那举世闻名的谦逊品质，其次却是恰好和他那谦逊的美德形成一对矛盾的性格。
第一则轶事说的是在爱莫斯特大学的最后一年，美国历史学会曾授予柯立芝一枚金质奖章。在当时，这是一个被无数人看重的荣誉，可他却没有对任何人说起过这件事，甚至自己的父亲也不例外。直到他毕业参加工作之后，他的上司诺坦普顿的法官菲尔德才无意中在《斯普林共和杂志》上看到了对这一事情的报道。从佛蒙特州的村庄到白宫，柯立芝在他一生的事业中都以这种真诚的谦逊而闻名于世。
第二则轶事则说的是柯立芝的另一面。当他竞选麻省议员连任时，在选举即将进行的前夜，他忽然无意中听到了省议会议长的职位正虚位以待的消息。于是，柯立芝拎着他那“又小又黑的手提袋”，大踏步地赶到诺坦普顿的车站去。两天以后，当他从波士顿回来时，手提袋里已经装上了大多数议员亲笔签名推举他为议长的联名信。就这样，柯立芝顺利地出任麻省议会议长，从而迈开了自己走向政坛的第一步。
这位以谦逊着称的人，在人生关键时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主动出击，当仁不让地拿走了他应得的东西。在这两则逸事中，我们看到了柯立芝成功的最重要的资本：一方面是真诚的谦逊，另一方面却是主动为自己抓住升迁时机的才干。实际上，柯立芝正是靠着这样的资本跨过许多关键“门坎”的。
我们再来看另一位以谦逊着称的人——“石城”杰克逊。他是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南方联盟的一员猛将，和另一位李将军一同被今天的人们推崇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军人。
托马斯·杰克逊似乎具有一种“天生的谦逊”。在西点军校，他就以谦卑着称。在墨西哥战争中，总司令斯科特将军曾对他的英勇善战给予了公开的盛情称赞，但杰克逊后来从未提及此事，甚至在他的至亲好友跟前都只字不提。直到他弥留之际，他还是坚持认为“石城”这一美誉不应当仅仅属于他个人，而应归他所率领的整个部队共同享有。
但是，就在墨西哥战争刚刚开始爆发时，在杰克逊写给他姐姐的信中，满纸都是他想要建功立业的勃勃雄心。而在当时，他只不过是拥有一个非常不起眼的副官的虚衔而已。信中，他还冷静地分析了完成这个目标的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困难。这位勇敢而谦逊的人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曾有过一次聪明的举措，即主动要求从常规部队转到炮兵部队去。因为他相信，在那里，“长官们更容易把整个部队的功绩归功于某一个人”，这样无疑有利于自己的升迁。果然，他获得了斯科特将军的亲口赞赏，直接导致了他随后的几次升迁。几年以后，因为预先就看到当上弗吉尼亚陆军大学的教官必将“声名卓着”，我们又看到他用尽浑身解数去争取这个位置。
在杰克逊身上，我们又看到了类似柯立芝的矛盾：真诚的谦逊和敏锐的上进心共存。同样的这种表面上的矛盾，我们还能从其他的杰出人物那里找出很多。实际上，这里面根本没有什么矛盾。这些人只是一时在那些一定会被人们所注意到的事情上默不作声，而一旦他们引以为荣的功绩将要被人们忽视的时候，他们就会立刻采取迅速的行动。
例如，石油大王洛克菲勒在向别人解释自己成功的策略时，就总是说自己不过是找准了适宜的时机罢了，他并不认为自己知道得很多。
铁路建筑专家哈里曼也一贯都是这样的谦逊。他的一个很要好的老朋友甚至在他取得了事业上最辉煌的几次成功之后，还一直以为他不过是几百个有点成就的经纪人之一，因为哈里曼从未炫耀过自己的成就。
只有那些肤浅而又短见的人，才会喜欢在大家面前粉饰、吹嘘自己。他们总是陶醉在自我营造的一种浅薄、自命不凡的感觉中，自己的所作所为都受其支配。因此，他们才会不厌其烦地提醒别人自己做了多少事情，告诉别人自己的知识多么渊博，生怕别人把自己给忽视了。
然而，大多数人都不喜欢那些随时随地都把自己变成焦点的人，有时，他们甚至恨不得当场把这些爱慕虚荣的家伙的华丽外衣撕开，让其露出丑陋的真面目来。因此，这种虚荣不仅不会给我们带来任何好处，反而可能会给我们带来灭顶之灾。伟大的人物往往能从这种浅薄的虚荣中解脱出来。他们懂得保持谦逊的态度才能赢得人们的尊敬，他们总是能在很多事情的处理上恰到好处地表现自己的谦逊。事实证明，这是博取美誉的最好办法。
举个实例来说。巴拿马运河的建造者哥萨尔斯将军在建造运河的过程中，当别人对他的事业提出批评时，他常会这样说：“我们以后会回答这一问题的——用运河本身。”果然，当巴拿马运河顺利完工时，哥萨尔斯便达到了他个人声望的顶峰。然而，面对那些公开的庆祝活动，他却几乎统统加以回绝了。当第一艘轮船驶过这条运河，人们朝穿着衬衣站在佩德罗·米格尔水闸上的哥萨尔斯发出热情欢呼的时候，他却飞快地逃跑了。和许多英雄一样，哥萨尔斯对自己的成绩从来不会大肆声张，而宁愿让它们自己说话。事实上，正因为他们的谦逊，这些成功的杰出人士才会赢得赫赫声名。
别为面子失去“位子”
人在这个世界上谋生存、求发展，总要同人竞争，但竞争不等于处处抢占上风，有些时候自贬身价、甘拜下风也不失为高明的生存之道。能曲能直，能屈能伸，曲是为了直，屈是为了伸；一时不甘于曲则一生难得其直，一时不甘于屈则一生难得其伸。所以，大凡有大成、得善终之人，都是贱卖面子、贵买身子、善曲善屈的人。
徐兰沅是着名京剧音乐家，先后为京剧艺术大师谭鑫培、梅兰芳操琴数十年，在京剧音乐界颇孚众望。
徐兰沅在年轻的时候，有一位老琴师名叫耿一，操琴艺术十分精湛。徐兰沅很想拜他为师，只是苦于没有机缘。一天，徐兰沅正在街上走着，正好遇见了耿一。徐兰沅思师心切，便急忙走上前去，恳求耿一赐教。谁知这位耿一从来不收徒弟。耿一满脸傲气，拿跟把徐兰沅从头到脚打量了好一阵子，然后用不无侮辱的口吻说：“小子，我可以教你。不过，你得趴在这大街上当众给我磕个头才行。”徐兰沅一听，二话没说就跪倒长街，给耿一恭恭敬敬地磕了个头。耿一见徐兰沅学艺如此心诚，当即就破例收下了他这个徒弟，而这一跪拜磕头却使徐兰沅的琴艺大增。
1924年，有一次，北洋政府国务总理张绍曾主持国务会议。财政总长刘思远，人称“荒唐鬼”，他一到会场上坐下就大发牢骚说：“财政总长简直不能干，一天到晚东也要钱，西也要钱，谁也没本事应付，比如胡景翼这个土匪，也是再三再四地来要钱，国家用钱养土匪，真是从哪里说起？”
胡景翼，陕西人，字笠增，同盟会员，1924年在北京同冯玉祥、孙岳发动北京政变，任国民军副司令兼第二军军长，是个炙手可热的人物。
刘思远的牢骚发完以后，大家沉默了一会儿。正在讨论别的问题时，农商部次长刘定五忽然站起来说：“我的意见是今天先要讨论一下财政总长的话。他既说胡景翼是土匪，国家为什么还要养土匪？我们应该请总理把这个土匪拿来法办。倘若胡景翼不是土匪，那我们也应该有个说法，不能任别人不顾事实地血口喷人。”
财政总长刘思远听了这话，涨红了脸，不能答复。大家你看我，我看你，都不说话，气氛甚为紧张。静了约十分钟左右，张绍曾才说：“我们还是先行讨论别的问题吧！”
“不行！”刘定五倔强地说：“我们今天一定要根究胡景翼是不是土匪的问题，这是关系国法的大问题！”
又停了几分钟，刘思远才勉强笑着说：“我刚才说的不过是一句玩话，你何必这样认真！”
刘定五板着面孔，严肃地说：“这是国务会议，不是随便说话的场合。这件事只有两个办法：一是你通电承认你说的话如同放屁，再一个是下令讨伐胡景翼！”
事情闹到这一地步，结局实难预料，但出人意料的是刘思远总长竟跑到刘定五次长面前行了三鞠躬礼，并且连声说：“你算祖宗，我的话算是放屁，请你饶恕我，好不好？”话至此，连刘定五也不知所措了，便有意将话题引向了其他事务上，其意思也是帮助刘思远消除影响。在这件事上，刘思远所采取的姿态很理智，可以说是用损失点面子挽回了丢位子的结局。
上面两个故事有异曲同工之妙。想当年韩信甘受胯下之辱，从别人裤裆底下爬过去，也是厚脸皮的功夫修炼到了一定的境界。人在屋檐下，过于爱惜脸皮是毫无意义的。装装样子，做个姿态，甘拜下风，认个错，自己并不损失什么，而结果却是你好我好，一团和气，何乐而不为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