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建 任雯
阮籍字嗣宗，陈留尉氏（今河南尉氏）人，生于汉献帝建安十五年（210），卒于魏元帝景年四年（263）冬，时年五十四岁。《晋书》本传载：籍“容貌瑰杰，志气宏放，傲然独得，任性不羁，而喜怒不形于色”，乃魏晋玄学名士，（籍）“才藻艳逸，而倜傥放荡，行己寡欲，以庄周为模则，官至步兵校尉”。阮氏出身于儒学世家，本有济世之志，然时处魏晋乱世，身遭两次“禅代之局”，复遇“典午之变”，故隐身不问世事，酣饮为常。阮籍能文善诗，其文学作品在中国中古时代文学史上地位极高，备受推崇。唐朝李京赞其“竹林乐志，蓬池养神，振百代之风骚，作七贤之领袖”。其著作有《阮步兵集》传世。
一、焦虑与自然
东汉末年，频繁的天灾、血腥的战乱、无耻的争夺和无情的屠杀无情地粉碎了儒家所构建的理想世界，“由汉儒道德幻想和政治幻想所构造的彼岸世界，因名教之治的破产和汉末空前残忍、毫无廉耻的混战而变成一片精神的废墟”。应该说，在一定程度上，社会的大动荡，给思想的大解放创造了条件。在急剧变化的时代中，人们所要面临的死亡威胁增强，所受到的思想束缚也呈现宽松化，个体的自我意识急剧的膨胀，对生命的美好有更为深刻的认知，面对随时可触的死亡，人类所展现出来的恐惧是难以言表的，这种生命的焦虑也深深地刻在了阮籍的灵魂深处。
在阮籍眼中，生命是极其美好的，就好像绝代佳人。其《咏怀诗》曰：“妖冶闲都子，焕耀何芬葩。玄发照朱颜，睇眄有光华。”阮籍用“妖冶”、“闲都”、“焕耀”、“芬葩”这一连串的形容词来凸显了佳人的姣美和艳丽，象征着生命的华美与富丽，接着又用“玄发”、“朱颜”、“睇眄”、“光华”进一步层层渲染了佳人绝世的美丽，就好像生命的灿烂夺目，如此的光辉的生命，从而引得倾城思一顾，遗视来相夸。阮籍还以“芳树”、“绿叶”为喻，通过两者的生意盎然来展现生命的繁盛，浓密的绿荫如同青云一般婉转延绵，“芳树垂绿叶，青云自逶迤”。
但是，这种美好却注定是不能长久的，时间正一步步地剥夺美好的生命。在时光流逝中，本属于生命的一切美丽必然被时间毫不留情地卷走。在时间的日消月耗中，生命被悄悄地窃取，“一日复一夕，一夕复一朝。颜色改平常，精神自损消”。在悄无声息的时间流淌过程中，人逐渐地衰老，年华不再，生命流逝。而这种过程是必然的，“朝阳忽蹉跎，盛衰在须臾”，华美的生命抵挡不住无情的时间，时间终将迅速、残酷地掠走生命。时光飞逝，一个人“朝为媚少年，夕暮成丑老”；“朝生衢路旁，夕瘗横术隅”。黄侃对阮籍的这种心态有着精辟的分析：“儇薄之子，当年盛色荣，足以致倾城之顾；而荣华不久，始于合而终于离，非人力所能与也。”
同时，阮籍还借用时间对其他美好的事物摧残，进一步论述了时间对生命的掠夺。木槿开花于丘墓，煌煌有光色，当白日西坠山林之时，花瓣则飘飞零落于路侧；蟪蛄高鸣于灌木荆棘之间，欢喜怡悦至极，却是春生夏死，夏生秋死，不知岁有春秋；蜉蝣有采采华丽的羽翼，却是不食不饮，三日而死。他们的生命都是那么的美好，又是那么的短暂，使人为之悲泣哀伤。这就好像人的生命一样，如此的美好，却挡不住时光的流逝，死亡终将降临在每一个人的头上。人生乐于长寿久世，但生命却犹如日坠深渊，一旦迟暮不再朝。
从阮籍的诗文中，我们可以看到阮籍对时间很敏感。在其《咏怀诗》中涉及时间的词句反复出现，82首诗中竟有80%以上的诗中含有“时间”词，其中“朝”26处，“夕”15处，“暮”3处，“秋”10处，“春”6处，“一时”5处，“万世”4处。其主要基调是悲伤忧愁，其中“忧”字10处，“伤”字12处，“悲”字11处，“哀”字11处，“愁”字4处，“怨”字6处，“苦”字9处。这一切都凸显了在死亡面前，阮籍无比忧愁和焦虑的心理，那种对生命流逝的惋惜溢于言表。
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在道家的自然主义和相对主义思想影响下，阮籍理性地指出，“死生自然理”，生死乃是人类之自然。
阮籍在道家自然主义思想的指引下提出“自然者无外，故天地名焉”，自然之外不存在另一个天地，自然即是天地，“天地者有内，故万物生焉”。在阮籍看来，天地万物与自然一体，《达庄论》曰：“天地生于自然，万物生于自然”，“当其无外，谁谓异乎？当其有内，谁谓殊乎？”认为自然是至大无外、包容一切的，天地与万物都是大自然的产物，在天地之间生长着的各种事物都属于自然，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超出自然之外，也不存在不属于自然的物。万物的产生、成长都归结于自然的力量，阮籍指出“昔者天地开辟，万物并生，大者恬其性，细者静其形；阴藏其气，阳发其精”。开天辟地之时，万物都是遵循自然的性、情、精、气一起生长起来的。
阮籍把人也归结为自然的产物。阮籍认为“人生天地之中，体自然之形”，人生于自然，其身乃“阴阳之积气”，其性乃“五行之正性”，其情乃“游魂之变欲”，其神乃“天地之所以驭者”，故人与万物、自然是合一的，人的一切皆非独立于自然，因此人是一个纯自然之物。人生于天地之间，在人的身上处处体现着自然的种种属性，人的身体是宇宙间阴阳之精气所生成，人的本性是构成世界万物的五种元素——金、木、水、火、土五行之间相生相克的本性，人的感情变化是精神欲望的变动，而人的思想则是自然支配人行为的驭者。人的身、性、情、神无不本于自然。
因而，人和万物一样，都要受自然秉性的制约。《达庄论》曰：“大均淳固，不贰其纪，清静寂寞，空豁以俟。”混沌自然的惠施极为均等并且淳厚专固，没有其他的法度，同时又清虚安静寂寞无声，空旷开阔并且广大无际，善恶无人加以区分，对错也不值得争辩，所以万物都能回归各自的适宜而满足各自的性情。自然界遵照一定的规则而运行，而这种规则是自然清静的，宇宙万物顺自然而生死。阮籍由此指出“天地之永固，非世俗之取及也”，故人有生有死，死亡乃是人的自然本性，“人生若尘露，天道邈悠悠”。时间在生命面前是不可逆转和不可重复的，连永恒的日月都跟着变化，“四时更代谢，日月递差驰”，世间万物莫不如斯，“视彼桃李花，谁能久荧荧”。
同时，在道家相对主义思想的影响下，阮籍提出人的生死是一体的。宇宙万物之同异仅是一种主观思维上的差别，“自其异者视之，则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则万物一体也”。从其异看，万物彼此相分，是具有差别的；但从其同看，天地一体，万物在其内，其外无物，因而又可以说是无差别的。从宇宙宏观的角度，指出客观事物是“自然一体”，“万物一体”。而人是自然之物，故“以生言之，则物无不寿；推之以死，则物无不夭”。自小说之，则万物莫不小；由大观之，则万物莫不大。殇子为寿，彭祖为夭；秋毫为大，太山为小。故生死为一贯，是非为一条，婴儿死亡，我们可以认为他是足寿，长寿老人的死亡，我们也可以把其看成夭折。
阮籍还从人的自然构成的基础上来证明人的生死之一体。阮籍认为人的死生乃是“一气盛衰，变化而不伤”，认为万物由“气”而存，其形异变化不伤其质同，其生死变化并不改变其“气”之本质。因此，人死生在本质上是无差的，只是“气”发生了形式上的变化。阮籍还指出“大而临之，则至极无外；小而理之，则物有其制”。从大的方面俯视万物，则看尽万物而不言其外；从小的方面审理万物，则万物各有其不同的形制；人生与死之间是存在着差异的，但这只是形制上的差别；就其本质而言，则皆自然也。别而言之，则须眉异名；合而说之，则体之一毛也。
这也就是说，在阮籍的心中，人生是短暂的，而死是无穷的。而人的“性命有自然”，生死乃是自然、无异的，因而阮籍教导人们长生与短生均循自然之规。应该说，这也正是阮籍实现生死超越的理论基础。
二、批判与超越
阮籍敏感的心灵充满了对短暂的生命和死亡的焦虑，应该说这是自建安以来个性觉醒思潮影响的结果，“由于人有自我意识，他意识到自身的无力和生存的极限”，人就脱离了舒适的自然状态的无知，随之而来的就是畏惧和焦虑。而这种个性觉醒所导致珍惜生命思想在阮籍这里表现得尤为激烈，无力接受死亡激活了他超越死亡的渴望。因而，阮籍对现实社会的恶劣展开了不遗余力的批判，试图构架一个理想的世界来实现生命的超越。
阮籍借助对美好自然的赞扬来批判世俗社会的恶劣。在阮籍的心目中，自然是极为美好的。他通过对东平的地理描写来表述自己对自然的赞颂之情，东平外部有浊河萦绕其塘，清济涤荡其樊，北部有连绵的山冈，山陵崔巍，云电相干，长风振厉；南部有清深浮汶，行潦成池；“深林茂树，蓊郁参差。群鸟翔天，百兽交驰”。以小见大，通过对局部的赞誉，来展现整个大自然的美。这种美在阮籍的心中就好像那美丽的佳人，“沐洧渊以淑密兮，体清洁而靡讥。厌白玉以为面，披彩霞以为衣。袭九英之曜精兮，珮瑶光以发辉。服儵煜以缤纷兮，众采以相绥。色熠熠以流烂兮，纷杂错以葳蕤”，令人心驰神往。
与自然的美好相对立的却是世俗社会的污秽不堪。东平的自然是美好的，但民风却是“秽累之所如”，有来自于西面的桑间濮上的荒淫，三晋郑卫的豪强；有历史上留下的刘氏诸王的奢华，叔氏婚族的多私；有来自三齐邹鲁的商旅，洞庭荆楚的蛮俗，从而使得东平变得田野荒芜，树艺失时，畴亩不辟，荆棘不治，强御横于户牖，怨毒奋于床隅。现实社会中，“人民侧匿颇僻，隐蔽不公，坏私抱诈，爽慝是从，礼义不设，淳化匪同”，唱和矜势，背理向奸，尚气逐利，罔畏惟愆。这样恶劣的地方，故“凤翔过而不集兮，鸣枭群而并栖”。
阮籍将这种社会与自然失和的原因归结于君臣之别、礼教之行，认为“造音以乱耳，作色以诡形，外易其貌，内隐其情，怀欲以求多，诈伪以要名。君立而虐兴，臣设而贼生。坐制礼法，束缚下民。欺愚诳拙，藏智自神。强者睽眡而凌暴，弱者憔悴而事人。假廉而成贪，内险而外仁。罪至不悔过，幸遇则自矜”。在现实社会中，尊贤以相高，竞能以相尚，争势以相君，宠贵以相加，驱天下以趣之；竭天地万物之至，以奉声色无穷之欲，又害怕人民看穿其丑行，故重赏以喜之，严刑以威之。从而造成社会“循滞而不振”，君臣之别、礼教之行是扼杀人的本性，败坏社会的罪魁祸首。
但我们必须注意到，阮籍并不是真正的否定名教，只是因为司马氏打着“名教”的旗号篡夺曹魏的政权，而所谓礼法之士皆以劝进为忠，禅让为礼，攀鳞附翼为智，阮籍认为这是亵渎了礼教，“不平之极，无计可施，激而变成不谈礼教，不信礼教，甚至于反对礼教”。实际上，阮籍认为社会失和的根源还是在于真正名教的丧失，“沈渐荼酷，仁义同违。如何不砰，玉碎冰摧”，苍茫大地灾难深重，仁义道德全部背违，万物怎么能不残败毁坏，莹玉怎能不破碎，洁冰怎能不被摧颓？！
在这样污秽的社会中，万物都会被毁坏，人也过着屈辱的生活，且难免死于非命，就好像被拘之猕猴和笼中之鸠鸟一样。猕猴行乖巧而外察慧，志在山林之间，却被人所拘，“婴徽缠以拘制”，“固受垢而貌侵”，供人赏玩，终伏身死于堂阶之下，永远丧失其姿形神魂。鸠鸟在山林之中“噏云雾以消息，游朝阳以相从”，过着优游自在的生活，却突然遭受萧瑟秋风的无情摧残；被人收养后“甘黍稷之芳饎，安户牖之无疾”，期望在逍遥宠爱中陪伴主人一生，却遭狂犬残杀，以至薄贱微躯命殒黄尘。人的生命亦是如此，在污秽的世俗之中，终难免惨死，由此亦可窥见阮籍对生命深深的忧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