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佛教的信仰典型地体现在观音菩萨的崇信上。观音菩萨也被称做“观音佛母”，在畲族民间对观音佛母的信仰非常普遍，尤其在妇女和老人中十分流行。在畲族村寨，几乎家家户户的畲民家中都设有专门的神龛或神堂，供奉观音菩萨。畲族地区的观音一律为女相，这显然也是汉族佛教的影响。由于修行的观音菩萨需要供奉斋品，而祖先神供奉的是酒、肉等荤性的供品。因此畲族村供奉观音的神龛或神堂，与供奉祖先的神龛或神堂是有明显区分的。修行的虔诚的信徒每天早晚都要到观音菩萨神案前敬香上茶，但对祖先神一般只在婚丧喜庆和节日期间才进行烧香贡献。在人口较多的畲村，甚至还建有村社性的专门供奉观音菩萨的庵堂。可见，畲民对观音菩萨的信仰甚至不低于对祖先的崇拜。
作为观音信仰的仪式活动，许多畲族村寨还有专门的宗教节日活动。畲民普遍认为观音菩萨能普度众生，救苦救难。因此，每年农历二月十九观音生日、六月十九观音得道日、九月十九观音过南海日都要开展纪念活动，不少善男信女（尤其是妇女和老人）在这几天都到“观音堂”“观音庵”上香敬斋果，并在庵堂中聚餐吃斋饭，以示虔诚。在畲族村寨，观音庵堂不仅是一个祀奉观音菩萨的宗教性场所，它也事实上成了信众间进行思想交流、缓解生活压力的村社性公共空间，在畲族民间文化生活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多数信众则在节日里吃一天“观音素”，以保平安。
有学者认为“畲族普遍供奉的佛教神明唯有观世音菩萨”。如果仅就家庭供奉而言，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在畲族家中的神龛上，确实只给观音菩萨留有位置，其他佛教神明都没有享受这种尊崇。但就畲族整个的佛教信仰而言，就不太准确。释迦老佛（即释迦牟尼佛）、定光菩萨、弥勒佛乃至普贤、文殊菩萨也都受到畲族民间的信奉，其神像也在畲族村社的庵堂中享受供奉，并与观音菩萨一同享受香火。
3.民间信仰上的互动
传统上，畲族的宗教信仰主要体现在民间信仰方面，因而畲族的民间信仰内容十分丰富，万物有灵观念非常普遍。凡视野所及的天体、山川、河流、巨石、大树以及风、雨、雷、电等自然现象，都认为有着神灵主宰，受到崇拜和信仰。
在畲族乡村，为了儿女能更加健康成长，将儿女寄托给自然物，拜树木、石头、河流等为“谊父”“谊母”是十分常见的事，所以取名为“树生”“石头生”“石长”“水长”“河生”“火生”“金生”之类的村民非常普遍。然而除了想借助自然的力量帮助儿女健康成长之外，这种认自然物为谊父、谊母和取于自然物相关名字的习俗，显然也受到汉族“五行”观念和“天人合一”观念的影响。因为畲族以何种自然物为子女的谊父、谊母并非是随便确定的，而要看子女八字中欠缺的“五行”而定。畲族认为只有认同类自然物为谊父、谊母，并取同类自然物为名，才能使子女八字硬实，并受到自然神灵的保护，从而使孩子远离疾病，健康成长。而五行观念、八字算命等阴阳术数理论，显然是受到了汉人的影响。
畲族传统的原始信仰与汉地传入的宗教信仰，在长期的互动中不断交融、渗透，但并非被完全同化。如汉族地区普遍信仰的土地公，实际上是道教中的福德正神。畲族也普遍信仰和祭祀土地公，与周边汉族不同的是，畲族的土地公信仰掺杂了许多万物有灵的影子。粤东畲族在冬至祭祀土地公时，还要用糯米果黏在农具、牛以及果树上，显然在当地畲族人的意识中，农具、牛及果树等都是具有灵性、神性的，并与土地公密切相关。在闽西，土地与祖先神、村寨保护神等结合，还形成了颇具特色的“伯公”信仰。
作为传统上以山耕狩猎为业的民族，耕牛与狗在畲族生产生活中具有重要意义，所以畲族对牛和狗都有很深的感情，各地畲族都给牛和狗安排了独特的节日，如闽东的牛歇节（多为四月初八），这一天要让牛休息，给牛吃好食料，并在这一天举行歌会以示庆祝；闽西以六月初六为狗生日，要给狗洗澡，喂肉块，等等。同时受汉族的影响，还引进了汉族家禽家畜的保护神——姜子牙，每到春节期间，就在猪、牛圈和鸡鸭棚的门上贴上红纸条，上书“姜太公到此”或“血财兴旺”等文字，以祈家禽家畜养殖顺利。
在长期的交往互动中，畲族的民间信仰同样也对周边汉族产生了影响。如闽西畲族过去常以狗的下颌骨和铜钱用红头绳串在一起，当不足周岁的婴幼儿出门时，便将这种“狗骨钱”系在婴幼儿的衣服或包裹上以辟邪。显然，这种“狗骨钱”应该是具有鲜明畲族民族特色的吉祥物，直到20世纪80年代，仍然可以看到一些汉族村民也将“狗骨钱”系在婴幼儿身上，以期望获得这种吉祥物的保护。
第四节 生产交流
畲族在东南数省与汉族长期交错杂居，他们不仅在经贸、文化上产生密切的依存和互动，在生产技术方面也有着密切的接触和交流。这种生产上的接触和交流，大大促进了双方农耕技术的提高，也为唐宋以后闽、浙、赣、粤等省山区经济的长足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从历史记载来看，畲族人民长期从事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直到明代，许多畲民还过着所谓“巢居崖处，射猎其业，耕山而食，去瘠就腴，率二三岁一徙”的艰苦生活。这样的刀耕火种农业，耕种的几乎都是旱地，所种多是小米、高粱、旱稻。生产工具也极为简陋，直到唐代，畲民所用农具主要还是畲刀而非牛耕，所谓“田仰畲刀少用牛”，耕作技术也比较粗放。在这样的生产力条件下，作物产量极为有限，正如景宁县志所说：“然（畲民）刀耕火种之所得，未能卒岁，则掘草药、种茯苓自活，十九务农。”为了弥补农业生产收入的不足，畲族从事采集、狩猎等多种副业，以供生活所需。
唐代以来，大量来自农业发达的中原地区的汉人迁入闽、粤、赣交界的畲族传统聚居区，使得畲区变成“土苗杂处”，这些汉人带来的先进农业生产技术，对畲汉杂居下的畲族农业生产产生了深刻影响。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牛耕代替刀耕。以畲刀耕种是畲族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刀斧一度成为畲民最重要的农具，甚至在婚嫁时，也多以刀耕火种的农具刀斧作为礼物，如明代永春畲族“嫁女以刀斧赀送”。直到民国，德化的畲民中仍保留有这种习俗。但随着汉族先进的农业技术和工具的传入，畲族的耕作技术发生了变化，逐渐由刀耕转向牛耕。这种转变在畲民婚姻嫁娶所送的嫁妆中得到了明显的反映，如建德畲族“以犁、耙、蓑衣、刀、锄为嫁妆”；景宁畲族嫁娶，“其聘资则定一十二金有五钱焉，其奁具则耒焉耜焉，而兹基焉”；龙游畲族“奁具唯犁、锄、蓑衣数事”。直到近代，沈作乾在浙江南部的括苍一带做调查时，还看到当地畲民“招赘者，无亲迎礼，奁币悉农具，而服饰甚鲜。如犁、锄、耒、耜、蓑衣、水车等，皆为必需之品。富者益以牛，贫者缺焉”。同治《云和县志》所引诗文记述当时云和的农耕情况，说“佃田都是盘瓠种，雨过夫妻尽把犁”。这些都反映出到清代，畲族地区犁耕的使用已经相当普遍。犁耕的使用，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它促使畲族农业从粗放向精细转化，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生产的效率。
二是梯田代替畲田。畲族传统的刀耕火种是一种原始的山地利用形式，它的特点是顺坡而耕，不设堤埂，“焚土为肥”，地力耗竭快，保土蓄水能力差，一般只能种植豆、麦、粟等旱地作物，产量也不高。而汉族地区先进铁制农具的传入，使畲族的治地技术得到了一次大的提升，并很快掌握了梯田的营造技术，并在生产中开始广泛应用。《景宁县志》就曾记述说：“（畲民）佃耕以活，邑之陇亩，其治者半。”可见畲族对浙南山区梯田的贡献。根据20世纪50年代对于福建省福安县畲族的调查，福安的畲族多居住高山斜坡上，耕种着梯田。耕地分水田和农地两种，水田较农地多，水田占耕地总面积的90%～95%。梯田结合犁耕进行耕作，不仅解决了畲田水土流失问题，也大大改善了作物生长的环境，提高了作物的产量。
三是在营造梯田的同时，畲族开始将汉地先进的灌溉技术应用到农业生产之中。畲族传统的刀耕火种是纯粹靠天吃饭的粗放农业，畲民在农业生产中并没有灌溉的技术和传统。畲族的水利灌溉技术应该是与犁耕、梯田营造技术一起由汉区传进来的。至少在明清之后，他们不仅懂得利用山区地势，开沟筑渠，灌溉农田，而且已经掌握水车等先进的灌溉工具。1925年沈作乾在浙江南部的调查中，甚至还发现畲族婚嫁有以水车相赠作为嫁妆的习俗。
四是优秀农作物品种的大量引种。唐代以后由汉区引进的优秀的农作物有水稻、玉米、番薯等高产的品种。水稻的引进，彻底改变了畲区单一的旱作农业结构，而其较高的产量，也大大提高了畲族农业生产效率；番薯的引进则是畲族农业生产中的一个里程碑，由于它十分适合畲族传统的畲田种植，产量也非常高，因而在畲族山区很快大量种植，以致在之后的数百年时间，番薯成了畲族人民的当家口粮。
当然，也并非只有汉人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对畲民的生产产生了影响，畲民传统的、独特的山地耕作技术也对迁入的汉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畲族在开发山地过程中，长期经验积累下来的“燔土为肥”的治地技术和用石灰改善土壤环境的做法，就被迁居山区的汉人广泛应用。闽西一带山区至今沿用的“溜火粪”，可能就是畲族“燔土为肥”的治地技术的遗存，至少也是受到畲族技术影响的产物。畲族人民用石灰改善土壤的技术，也被汉人广为使用，到清代，南方稻作区已广泛使用石灰改造冷浸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