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这个讨论过程的实质，是我在前几天寻找到的线索，把这个内容加入到分析方艳霞症状形成的序列中，其形成惊恐障碍的病因和发病机制，就都可以能够理清了。而让她能够领悟自己在四点钟发作的原因，我引导她自己找出来，对消弱、解除惊恐症状的作用比我直接告诉她要更加明显。
从精神分析理论角度看方艳霞的发病机制，大概可以形成这样的脉络：
方艳霞幼年时期就在一个没有安全感的环境中生活，客观上的结果是被父母抛弃了。家庭中错综复杂的关系，使她时刻处在无所适从和内心渴望得不到满足的焦虑境地。能给她带来欢乐、并且她也寄予感情的小狗死在她的面前，而她对死亡的到来却无能为力，由此埋下了对死亡恐惧的“种子”。在她小学五年级时，这颗“种子”从小狗的身上转移到了人的身上——她同学的死亡事件，继而因为自己得了不知道是什么的病、不了解自身生理发育的知识，致使原有的死亡恐惧情绪指向了自我，完成了对生命现象终结恐惧的理性化过程，并潜抑到她的意识深层中“安眠”了下来。
在“非典”到来之前，她感觉到丈夫情感上的变化，以至后来隐含离婚的说法，让方艳霞又陷入了内心冲突的焦虑状态之中，潜意识告诉她，她将面临再一次的被抛弃，十几年建立起来的脆弱的安全感受到被打碎的威胁。此时“非典”爆发了，强烈的外界刺激引发了她潜意识中“休眠”的对死亡的恐惧感，并在电视台每天四点钟播报疫情通报时达到高峰，直观死亡人数的变化，加剧了此时她尚无意识的对死亡的恐惧感；而“四点钟”这个代表性的时间点也逐渐成为她对死亡恐惧情绪的最高点，只有一层薄薄的遮蔽阻碍着这股力量的冲出。8月16日，电视台停止了对全国的疫情通报（为此我查阅了相关资料），但她对死亡的恐怖情绪并没有消退，依然聚集在那里。9月份的“死猫事件”终于诱发了遮蔽在潜意识中的对死亡的恐惧情绪，聚集的力量爆发出来，在四点钟这个已经成为“代表点”的时刻，以惊恐发作的形式显现。后因她的自我暗示作用，在每天这个时间反复出现。
如果从惊恐障碍的病因看，其外因是在方艳霞的几个重要成长阶段都有重大的不良生活事件，而且她又缺乏有效的社会支持系统的帮助。其内因是由于她的个性中所具有的思维刻板、情绪焦虑、评价缺陷、行为回避倾向的特征；人格上的内向性思维、需要满足的强烈欲求的特质。
我把以上这些内容，用比较通俗的语言告诉给了方艳霞。她表示可以接受这样的解释，并觉得符合道理。至此，她明确了自己实际上是在恐惧死亡，而这种恐惧是在自己小时候缺乏安全感的家庭环境中形成的；四点钟发作的原因，是当初过于关注电视台每天疫情通报以及自己进行自我暗示的结果。
令我自己也感觉惊奇和高兴的是，自从方艳霞知道了上述原因后，第二天四点钟的时候，她发作时的程度按她自己说，已经降低了60%左右；又过两天，即第四天的时候降低了原程度的80%。这些是她通过电话告诉我的，听得出她非常高兴。为了检验这个变化，我们协商把原定下次前来咨询的时间改为三点半。此举似乎有冒险之嫌；但我坚信两条：其一，精神分析理论中关于潜意识对神经症的影响作用（“把患者的无意识揭露到意识层面，患者就能被治愈。”——弗洛伊德）。其二，转移、分散当事人对症状的注意力，可以收到忽略、减轻症状本身的效果。
当我得知方艳霞的变化后，也曾在惊奇后仔细想过，可能正是由于她自有的不安全感，形成了易受暗示的人格特点，从她接受自我暗示的程度就可以证明。当她把几十年来压抑在意识深层的死亡恐惧，通过讨论和揭示，提升到了意识层面后，一方面形成新的、力量更强的暗示，对症状消退发生作用，另一方面在她的精神防御机制中，原有起作用的“躯体化”（转移）机制被关闭，而“代偿”和“升华”机制启动，起到解除心理和生理缺陷的作用，所以她的情况发生了较大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