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位哲学家说过，好的婚姻仅给你带来幸福，不好的婚姻则可使你成为哲学家。我并不奢望成为什么哲学家，然而，婚姻的失败，没有使我一蹶不振。虽然曾经痛苦过，但是我发自内心坚信我们的党，是光荣的、伟大的、正确的党。部队党组织为了一个小小的连级干部的婚姻问题，做了三次调查工作。毛主席说过，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我们的党如此认真地对待我和李旭斌的婚姻问题，这么慎重、这么关心我们。是我自己辜负了党的关心和培养，是我的革命意志脆弱不坚定，才造成现在这种不可挽回的结局。是我对不起党！有了这个基本认识后，我不怨天尤人，而是从心灵深处滋生起跌倒了爬起来再前进的愿望。这个愿望促使我开始认真阅读《******选集》，从而，懂得了更多革命道理。我对共产主义信仰坚定不移、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理想丝毫不动摇。“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我作好了长期接受党组织考验的思想准备。脚踏实地完成好每一天的工作、看好每一个病、开好每一张处方。我要求自己坚持不懈地像白求恩那样，对工作极端负责任、对技术精益求精。坚忍克己地像张思德那样，不论职务高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坚韧不拔地像雷锋那样，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思想境界升华后，人的精神面貌随之焕然一新，我以惊人的毅力，顽强战斗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日复一日，又获得了同事和群众的一致好评。正如柏拉图所说：“征服自己需要更大的勇气，其胜利也是所有胜利中最光荣的胜利。”
一九六六年，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席卷而来。先是看到报纸上批判“三家村”、“四家店”。接着，“红卫兵”小将都离开了校园，到处去串联、点革命之火、煽革命之风。于院长说：“我们是医院，是治病救人的地方，大家多看看报纸，多多关心国家大事就行了。”所以大家都是按部就班，正常工作。父亲大概是历史问题的原因，处事一贯谨小慎微。偷偷在家把我女儿小群穿过的老虎头鞋子都烧掉了；两张大床雕刻的花板上，凡是雕上龙凤呈祥、观世音送子等带有迷信色彩的图案全都挖掉。我说：“破四旧、立四新是一场思想革命，把这些手工艺术品破坏掉，未免太可惜了吧！这不是搞形式主义吗？”父亲严肃认真地批评我说：“形式主义都不肯搞，还谈得上思想革命吗？”我想想此话也有理，便默许了。他又说：“红卫兵说，‘留小辫子是复古现象，也属于”四旧“之类。’我们学校两位女老师的小辫子已经被勒令剪掉了。你的小辫子趁早自己剪掉吧，免得百日之忧，惹出什么麻烦事来。”他怎么知道我这小辫子是为李旭斌留的，寄托着我无尽的相思之情，怎能轻易剪掉？再想想：父亲吃的盐比我吃的米多，社会经验丰富，政治敏感性强。还是听他的话稳妥，我流着泪，剪下我拖在胸前的两条辫子，珍藏起来。
端午节后的一天，天气特别闷热，中午时分，医院接到了县卫生科的电话：“县中的几百名”红卫兵“到茅山顶峰破”四旧“，砸菩萨去了。现在我们接到求救电话，有几个人晕倒在山上，你们赶快组织医生上去抢救，不得有丝毫闪失，这是个政治任务。”于院长着急地说：“真是官大一级压死人，我们还距离三、四十里路呢！又没有车，急行军也要一个多小时才能到山下。”我灵机一动，说：“于院长，快跟供销社联系，请他们用运猪的拖拉机把我们送到山脚下，可以争取到半个多小时的时间。”于院长拍案叫绝：“好！这个主意好！”钱万富说：“亏你想得出来，臭气熏天，你积极，你去！”我说：“我当然去。”高医生说：“治病救人，分秒必争。马虎点吧！”“对！对！”姚医生他们也附和。
我们五个人站在手扶拖拉机上，虽然臭气阵阵袭来，人被颠簸的要吐，总算是及时赶到了目的地。满山遍野都是戴着“红卫兵”袖章的青少年，有的已经下山，询问他们：“生病的同学在哪里？”有的说：“不知道。”有的说：“还在山上躺着呢！”具体方位也说不清楚，我们只能背着自己的出诊箱，分散着边往山上爬、边寻找。由于他们是昨天晚饭后从县城出发，八、九十里路步行而来，彻夜未眠。这些娇生惯养的孩子们，何时吃过这种苦呵！不出所料：有的是中暑、有的是疲劳过度腿肚子抽筋、有的是又饥又渴低血糖、有的是头晕目眩要睡觉。幸亏我们及时赶到，一个个都得到了我们的及时救治，转危为安。晚上，县汽车站用几辆客车把学生全部接回县城，我们也胜利完成了这个所谓的政治任务。
革命的烈火渐渐烧到了我们身边，公社朱书记在大队检查生产，突然感觉腹部疼痛，强忍着痛到医院来就诊，我详细检查后，考虑可能是急性阑尾炎。我急忙请老苏为他化验，并对他说：“朱书记！你这个肚子疼可不是什么肠胃不舒服，是急性阑尾炎，需要手术治疗。”他说：“不行不行！现在开刀不是时候。”我坚持说：“现在开刀很及时，干净利落把阑尾切除，不留后遗症多好！”他又说：“你们还不知道吧？这几天晚上我经常被‘造反派’叫去接受批判，打倒我的大字报已经贴满了会议室，这个时候开刀住院，有人要说我是在逃避运动。你还是给我打点青霉素，保守治疗吧！”我又说：“朱书记，关系重大，我请高医生来会诊，听听他的意见吧！”高医生检查结束，正好化验报告也来了，白血球很高，看了以后说：“必须手术，立即手术。”“能不能不手术？目前这个形势下，很多情况不得不考虑！”“朱书记！我们医生的职责就是治病救人，采取最佳方案恢复病人健康。”高医生说话铿锵有力，我接着说：“朱书记，你就放心吧！谁能吃了五谷不生灾？‘造反派’也要讲人道主义呀！”又是一阵剧痛，疼得他嘴歪歪的，他下决心似的说：“好吧！就听医生的话。”
朱书记的手术很顺利完成了，正准备从手术室送回病房，乱哄哄闯进十几个人，直眉瞪眼地往病房去，幸亏我们早有防范。于院长两腿分开，两手撑腰在门口一站，说：“来这么多人，哪个是病人？”“你才是病人呢！”不知是谁冒出这句话，于院长说：“医院是看病的地方，你们当中既然没有病人看病，来这里干什么？”“别说废话，把朱庆富交出来。”“别以为他躲在医院里我们就找不到。”于院长胸有成竹地说：“对不起！朱书记是急性阑尾炎，正在进行手术，有什么话等他病好出院后再找他吧！”“什么阑尾炎？早不开刀，晚不开刀，革命群众觉悟起来了，要造他的反了，你们给他开刀了，分明是故意把他藏起来，逃避群众运动！”接着就是口号声震耳欲聋，“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这声音吓的病儿哭的哭，闹的闹，能活动的病人和家属都探头探脑出来看热闹。于院长耐住性子说：“革命行动我支持，病人在我医院里，我也有责任保护。谁敢保证自己吃了五谷不生灾？谁愿意肚子给人随随便便开一刀？我说的是不是实话？等他病好了再革他的命不迟！再说，劳改犯还包外就医呢，何况他是个公社党委书记！这叫革命的人道主义。”这一席话把他们说的哑口无言，又不甘示弱，有人就喊：“保皇派！医院都是保皇派！”于院长说：“好好好！保皇派就保皇派，以后你们批判我，好不好？今天就先请回吧！病人要休息，对不起！实在对不起！”于院长对这些人早已明察秋毫，并且审思明辨，终于把他们都支走了。可是，就在六天后，他们出其不意又来到医院，把刚刚拆线的朱书记强行押走了！
我选择了医生这个职业是个爱的事业。一个与病魔作斗争、救死扶伤、保护人类生命的事业。在每个医院里，出生和死亡时刻都有可能出现，人身的正气和邪气在相生相克，生存与灭亡在激烈搏斗，每个医务人员都不分昼夜，不辞辛劳地帮助每一个病人与死神作斗争。在这里，死亡得到有力的扼制，挽救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垂危的患者，奏响了人类命运生存与发展的凯歌。然而，在那“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岁月中，这些本应圣洁的地方，也变得鲜血淋淋。一个大病未痊愈的朱书记，硬是被他们连推带拉的押出去，到处去接受批判和斗争。钱万富成天不上班，和集镇上其他单位的一些人，也成立了一个造反队，积极参与造反派活动。并且在医院发展队员，煽动医院职工站出来造反，揪斗于院长。吴秀娟说：“钱万富发动大家参加他们的造反组织，我才不理他呢！”我说：“我坚持认真上班，治病救人。也不参加任何组织。”我说：“他不就是十几个人的造反派头头吗？当真他能一手遮天？”我还说：“你们的孩子都不在身边，没有什么后顾之忧。我也要把孩子送到母亲那里去，以防不测。”吴秀娟说：“世事难料，还是想周到些好，有备无患。”英国哲学家罗素说过这样的话：“这个世界上最大的麻烦，就在傻瓜与狂热分子对自我总是如此确定，而智者的内心却总充满疑惑。”
谁知我送孩子回家返回医院时，汽车到站后，我人头刚刚伸出汽车车门，一块用铅丝扣住的重木板挂到了颈上，一顶三尺长的高帽子就套住我的头。我莫名其妙被几个人连拖带拉押下车，抬不起头、直不起腰。只听到钱万富声嘶力竭的口号声：“打倒现行反革命张晶星！”“谁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就砸烂她的狗头！”“张晶星恶毒攻击毛主席就打倒她！再踏上一只脚，叫她永世不得翻身！”我毫不示弱，质问钱万富：“你为什么乱揪人？为什么要捏造事实诬陷我？”他说：“你诬蔑伟大领袖毛主席还不知罪？真是死到头上还不知死。”又对大家说：“先押着她游街，打败她的嚣张气焰，再押到公社礼堂去开批斗会。”谁知我被押到街上后，很多人见此状况都议论纷纷，接着，有几个人站出来阻拦游行队伍。其中之一说：“她是医院的医生，又不是当权派，你们揪她，斗争的大方向错了。”另一位走到我面前，把高帽子和牌子都摘下了，并且说：“赶快停止吧！这是挑动群众斗群众。”钱万富说：“她是现行反革命，她诬蔑毛主席是走江湖的、是卖药的。”事发以后的一路上，我已经意识到是那句话惹的祸，便乘机解释：“我没有诬蔑毛主席。在几个人闲谈时，我说这文化大革命不知道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是比喻我对运动的不理解，根本不是他所说的那样。”钱万富却叫喊着：“她在狡辩！她是抵赖！”又有一个人说：“我提个建议，现在提倡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就这个问题我们到公社会议室去召开辩论会，是真理还是谬论一辩就清楚。”“好！”“好！”“同意！”响应的人真不少，大家蜂拥而上，会议室一下就挤满了人。有人说：“这个辩论会应该叫朱书记来主持会议。”又有人说：“他是当权派，有什么资格来主持会议？”有人坚持说：“朱书记一天没有打倒就还是这个公社的领导人。”钱万富气急败坏地说：“决不能让姓朱的来参加会议，上次就是这个张晶星把他藏在医院开刀的，她是个铁杆保皇派，当权派肯定会包庇她的，这样，我们会不战而败的。”不知道什么时候于院长也来了，他气势汹汹地说：“钱万富，你想干什么？一天到晚不好好上班，到处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钱万富叫嚣着：“你压制革命群众，包庇重用坏人。”于院长理直气壮地说：“请举例说明，不要大帽子底下开小车。”“看来你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要保他们，好，我也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剥开某些人的画皮，让革命群众看看他们都是什么货色。毛主席说过，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烙印。而你眼里的几个红人，都是地主出身，先说眼前这个人吧，差点儿蒙混过关，当上军官太太。她对党、对社会怀恨在心，文化大革命来了，她认为反攻倒算的时机到了，便蠢蠢欲动，恶毒诬蔑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可忍，孰不可忍。你说她有本事，她有什么本事？给人家孩子看病，倒霉的老赵，三天死去两个儿女，这不是杀人不见血的刽子手吗？还有一个人，更是对人民刻骨仇恨，反右斗争时，他就大放厥词，攻击我们的党，被定为小右派，他不思恢改，在县医院时，竟敢把活人送进了太平间。”“啊！”下面听众一片哗然，他得意洋洋，做出动作继续说：“第二天，当家属到太平间运尸时，死人突然伸出手来，说：给点水我喝喝，我渴死了！吓得来人是连滚带爬地叫喊，僵尸鬼！僵尸鬼！”如此蛊惑人心的内容，怎不叫人义愤填膺？不明真相的群众一哄而上，要到医院揪出这个杀人魔王。我说：“我可以证明没有这个事！因为我们学校离医院很近，俗话说，没有不透风的墙，我学习三年，并在医院实习一年，从未听到过此事。”我的话根本无人想听，只听到乱哄哄的叫嚷声“他们是一伙的，不要相信她。”“把杀人魔鬼揪出来示众！”“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一定要把杀人魔鬼揪出来示众！”口号声一个接一个。
此时，一个宏亮的声音把在场的所有人都镇住了：“大家镇静！各位都认识我，我既不是当权派，也不是造反派。”一看是吴部长，立刻有人说：“吴部长，你来主持会议。”“对，吴部长来主持正义，我们听你的。”“好，请吴部长讲话。”也有人说：“造反有理，革命无罪，应该有造反派来主持会议。”“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东风吹，战鼓擂，当今世界谁怕谁？”话音刚落，一个铿锵有力的讲话声吸引了人们。“我就是刚才提到的那个倒霉的老赵，不错，几年前，我是三天失去两个孩子，怎不叫人悲痛欲绝？可是，怎么能说张医生是杀人不见血的刽子手呢？我的大女儿第一个生病，就是她给看好的，我应该感谢她才对呀！是我自己糊涂一时，没有听她的话，及时到医院就诊，没有相信科学，而是让老人的迷信思想牵着鼻子走了，我悔恨在心。没有想到事隔多年，有人还来往我伤口上撒盐，并且借此机会揪张医生，我今天慎重告诉你们，把我当枪使？做梦去吧！我老赵是什么人？是老党员！决不会做没有良心的事。”话音未落便响起一阵掌声。我心灵深处在默默地说：老赵同志，感激你，敬重你，在我身受围攻之时，你能挺身而出，为我洗刷不白之冤，太难能可贵了。于院长说：“关于张医生说的那句话我也了解清楚了，她们三个人闲谈时，她说，这文化大革命也不知道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就是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的意思。老实说，我也不知道毛主席他老人家发动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着怎样的战略部署。你钱万富能知道吗？你讲给大家听听。”“呵！呵！”下面一阵嘘声。有位小学老师说：“我想讲几句，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从字面上来分析，药装在葫芦里，外面看不到，当然不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药。这是常用的一个比喻。张医生用在这里就是表示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不了解。怎么可以说成毛主席是走江湖的，卖药的，这也太荒谬绝伦了，依我看，歪曲事实的人才是别有用心。他们这样说法，客观上已经起到了诬蔑和攻击的目的。”钱万富理屈词穷，一时搭不上话来。吴部长抓住时机为我进行解释：“刚才有人说张医生家庭出身是地主，这也不符合事实，由于工作需要，我亲自作过调查，她家是中农成分，父亲是小学校长。所以，什么反攻倒算，都是莫须有的罪名，她的问题就到此为止。还有其他人的问题，我们会调查清楚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是毛主席的教导。大家都要听毛主席的话，关心国家大事，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随着吴部长的结束语，人们叽里咕噜离开了会议室。钱万富目的未能达到，当然对我更加怀恨在心。回到医院，李淑芳见到我表情很不自然，我估计是她告诉钱万富的，虽然并不恨她，细想想，觉得妈妈早就提醒过我，“言多必失。”“祸从口生。”“知人知面不知心。”“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从今开始，还真要多长个心眼了。不设防是会遭殃的。然而，我更看清了真正的党员还是站在斗争的第一线，旗帜鲜明、立场坚定。是我学习的好榜样。
我牢记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教导，凡是不开批判会，我就天天坚持在门诊室上班。六六年夏季，天气特别闷热，病人也多，站的站，坐的坐，都挤在门诊室，对面的医生也是造反派，上的是自由班。我忙的满头大汗，随着一张张处方开出去，围着的人员也减少了，此刻，有个年轻人耀武扬威地走到我面前，以命令语气说：“我有要事，先给我解决一下。”我认识他叫严小武，是米厂的工人，经常来混病假，来揪朱书记有他一个，押我游街也有他。便不卑不亢地说：“看病请挂号，拿着病历单来。”“挂号？老子不看病。”“不看病，你到看病的地方来干什么？”“哼！你们看不好我的病，我要转院。”“转院？”“对，我要转到南京医院去看病。”我想：我这个处方权是党和人民给的，医生既战斗在拯救生命的最前线，也站在阶级斗争的前沿，决不能让他以看病的名义出去游山玩水。便说：“对不起！转南京我没有这么大的权力！”谁知对方喜皮笑脸地说：“嘿嘿！翘尾巴了，是不是？我斩掉你的资产阶级尾巴！”我义正词严的回答：“你没有病，不需要转院。”“什么，什么？你敢再说一遍？”他拔出匕首往桌上一喙，吓的病儿哇哇大哭，其母亲惊骇地看着他说：“你，你要杀人？”我安慰说：“他不敢！”谁知严小武像一头被激怒的狮子，拔出匕首猛扑过来，我快速反应，身子一闪，抓住他的手。可是，我的臂力怎能抵挡住一个小伙子，眼看着亮光光的尖刀迫近了自己的胸膛，我用尽全身力量推开他，随着他臂膀的一个弧形动作，刀刃刺进了我的大腿。那患儿被吓的尖声哭号，那妇女紧紧摞住自己的孩子，高喊：“救命！杀人啦！”同志们赶来时我鲜血直流。严小武抓住血淋淋的匕首，浑身发抖，门口堵满了人，他跳窗逃跑，人们高叫：“抓住他！抓住他！”吴秀娟着急地说：“赶快去缝合！治伤要紧，他能跑到哪儿去？”高医生为我做了清创缝合手术，共缝了三针。伤口愈合后，我仍然坚持上班。我牢记毛主席的诗词：“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
县防疫站有个胡乃建医生，平日里衣冠楚楚，举止文雅，一口上海话，戴着深色边框的近视眼镜。年龄已经超过三十岁了，谈了好几个对象都未成功，这次终于在林场找到了一个南京下放工人。春节回上海结婚前，还特地到医院来发喜糖，大家都为他高兴，表示祝贺。谁知上海的婆老太看不起这个出生扬州的苏北姑娘，对媳妇横眉竖眼、指桑骂槐、恶语中伤，严重影响了他们的夫妻关系。僵持一个阶段后，他俩又重归于好。今天下午，胡医生带着妻子来医院看病，主要是桃子吃多了，有腹泻症状，考虑她怀孕在身，我配了些黄莲素片给她服用，胡医生说：“张医生，是不是再配些镇静剂给我们带回去？”我说：“没有必要吧！她现在主要是止泻，孕妇用药还是谨慎些好。回家多喝水，先观察观察吧。”“那好吧。”说完后，配了药就走了。当晚正好我值夜班，十点多钟胡医生一个人又来了。他说：“服药以后腹泻未见明显好转，而且是神思恍惚，还是请你配些镇静剂给我吧。”我说：“胡医生，她不是烦躁不安，而是恍恍惚惚，就更不宜用镇静剂，反正你们住处离这里不远，还是把她送来住院吧！”他怏怏不乐地走了。我把病床准备好了等待他们，可是，直到第二天也没有见他妻子来就诊。我满心意为她病已经好了。
五天以后，高医生从县城回来，神秘的对我说：“你知道我在汽车上碰到谁？”我说：“你认识的人可多呢，我怎么能猜中？”他说：“防疫站的胡乃建。”我急忙问“他妻子的病好了吗？”他低声说：“死了。”“啊？怎么回事？”我十分惊讶地问。高医生告诉我，原来是这么一回事。高医生在车上见胡乃建拎着个红布包好的方盒子，便问：“大热天，你手里提的是什么东西？”他把手一抬，轻描淡写地说：“是我老婆。”高医生漫不经心地说：“开什么玩笑？”他认真地说：“我骗你干什么？是我老婆的骨灰。”高医生惊讶地问：“什么病？什么时候死的？”他说：“那天到你们医院就诊，小张配的黄莲素服用后，病情未见好转。我就带着老婆到常州去看病，没有住到院，就找了个旅馆住下来，第三天夜里，她突发心肌梗塞。救护车送到医院，已经完全失去抢救的价值，只好送往太平间，我只得今天早晨送往火葬场火化。现在，我要把她的骨灰盒送往她单位去。”高医生惊诧地问：“小陈的尸体停在太平间时，你通知她单位没有？”“没有。”“她家属中谁去的？”“没有人去。”高医生追问：“是他们不愿意去？还是你根本就没有通知？”他满不在乎地说：“嫁出门的闺女，泼出门的水。她是我老婆，我有权作主。”高医生十分惊愕，片刻后用手指着他说：“你这家伙要大祸临头了。好端端一个人死了，单位不知道，亲属不知道，就被火化了。你这是毁尸灭迹，懂吗？人家告你谋杀妻子，你怎样洗脱自己的罪名？”他摇头晃脑地说：“不会吧，我为什么要谋杀自己的妻子呢？这不是没话找话讲吗？”高医生为他担忧、为他着急，说：“我把话放在这里，不信你试试看。”二人不欢而散。
高医生真是料事如神，林场职工得知小陈去世的消息，群情鼎沸。绝大多数人都认为这事太不正常，必定其中有诈。不约而同都去质问这个胡医生：“好好一个人，陪同你走路离开林场的，怎么变成了一个骨灰盒？你不老实交待，革命群众饶不了你。”“你说，她究竟是怎么死的？”胡乃建吞吞吐吐地说：“她是突发心脏病，心肌梗塞。这个病是来不及抢救的，县总工会主席就是这个病死的，还有……”没有等他把话说完，职工们争先恐后地说：“我们不管别人，只问你，小陈是怎么死的？”“你说她有心脏病，十天前，她怀着孕，和我们一起在茅山顶上劳动，也没有发心脏病。”“为什么你带她到常州看病不住院？”“你自己是医生，为什么不抢救？”“她是我们单位的职工，人死以后，你为什么不通知我们单位？你是作贼心虚。”“单位和家属都不知道，你就把她火化了，这叫毁尸灭迹。你不要以为现在搞文化大革命，无人管你，告诉你，这事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对，不能让小陈不明不白冤屈死去。”“不能让她做冤死鬼！”面对群众的呼声，胡乃建哑口无言。在群情激愤的压力下，当时的革命领导小组也组织人员进行调查，忙了一个多月，负责调查的人说：“这件事很难查清，好有一比，斗大的馒头，无从下口。”便不了了之。
事隔一年多了，胡乃建拿着国家发的薪金，逍遥自在，听说又找好对象准备结婚。我对此事也渐渐淡忘了。一天，突然有位中级法院的何法官找我谈话，我非常紧张，心慌意乱，什么时候又惹上官司了？何法官和蔼可亲地说：“你不要紧张，我来找你是核实一些情况，请你协助我们破案的。”这样一来，我才松了一口气。他问：“你还记得胡乃建的妻子突然死亡这件事吗？”我说：“记得。可是，她们单位没有查出什么证据，就停下来了。”他说：“单位是停下了，可是，父母失去女儿是痛不欲生，他们把胡乃建告到了中级人民法院。看到案卷后，我主动请战，负责调查此案。据说去常州前找你看病的，把当时情况反映一下吧。”我说：“他妻子是因吃桃子过多拉肚子来就诊的，考虑她怀孕在身，我只配了些黄莲素片口服，他提出配镇静剂，我没有同意。晚上他又来要求配镇静剂，又遭到我的拒绝，第二天，就带着妻子到常州去了。”没想到何法官没等我把话讲清楚就说：“你拒绝配镇静剂是对的。根据各种迹象表明，他就是用安眠药害死妻子的。我查到了他住过的旅馆，并且找到了住在他们隔壁的旅客。这位旅客反映了重要情况，事发当日中午，他和死者讲过话，他问她：”你丈夫自己外出，也不带你出去玩玩？’她回答说：“还玩呢！我都要死了。昨晚不知道给我吃的什么药，我头晕目眩，站都站不动。’当晚他们房间里悄无声息，直到拂晓，胡乃建才慌慌张张去找服务员，下楼梯时还摔倒了，说他老婆心肌梗塞，敢快叫救护车。我又找到开车司机，那司机满腹牢骚地说：”这件事情倒霉透了，我给急症医生骂了一顿，说我就是拉了一具尸体回去，就直接送到太平间了。再加上你反映的情况，我更加自信不疑，死亡原因是安眠药过量。“简直骇人听闻，还真是他杀害了自己的妻子，我险些成了他的帮凶。由于何法官临行时对我说：”马上就要水落石出，要通过法律程序逮捕他，所以，今天的谈话你必须保密。“”我保证，我以医生的人格担保。“一个星期后，胡乃建被捕了。是在一个批判大会上，主持会议的人，突然叫到他的名字，他站起来时还摆出一副绅士风度。不慌不急，扶扶眼镜架，整顿衣裳起敛容。当宣布：”把杀人犯胡乃建押出去！“他瘫软在地，像一条抽去脊梁骨的赖皮狗。一个文质彬彬的人，竟然是个杀害妻子和亲骨肉的刽子手。入狱后他交待：在我这里没有配到安眠药，就往常州去，在十多个药店，用不同的假名字，买到了足以致死的药量，当晚又骗她服下，故意等到尸冷后才假惺惺地叫救护车。他自意为事情做得天衣无缝，万无一失。他不知道社会上虽然乱，人民军队仍然是钢铁长城，专政机构仍然有大量忠诚卫士在坚持战斗。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杀人犯胡乃建被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幸运的是自己没有被套进去，如果我当时一犯迷糊，认为都是医生，又是熟人，多开些安眠药给他自己掌握吧！出事后，他完全可能栽赃给我，说我用药过量而致死。也许，这就是他的预谋，我真感到后怕。我告诫自己：以后在原则问题上更要坚持不懈，开每一张处方都要慎重从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