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英国军官H.R.戴维斯受英国政府派遣调查印度至云南筑路工程可行性勘测项目，先后4次到云南进行徒步调查，考察了云南重要地区，其旅行游记《云南：联接印度和扬子江的锁链》一书记录气候物产、人文地理、种人概况，留下西方人对云南各地社会风貌的早期印象。在该书中，作者对大理的民族情况有所记录。“大理有一常见的石头城墙，人口约为30000。城里多为汉人，也有不少潘舍人，但多数村子里的居民为一土著民族，他们自称白子，汉人称其为民家（MingChia）。他们讲自己的语言，许多人不会讲汉语。妇女一般不缠足，但在许多方面他们已经接受了汉人的习惯。”［英］H.R.戴维斯著，李安泰、和少英等译：《云南：联接印度和扬子江的锁链》，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80页。作者还提到在大理碰上被称为“迎春”的奇特节日，人们抬着一个泥塑的人像和一头泥塑的水牛在大街上转两三个小时，这个礼仪代表着新年的开始。
尽管戴维斯并不是有专业训练的学者，他的记录只是旅行游记，很难说这属于学术意义上的对白族的研究。但戴维斯云南之行也有学术研究成果问世，所著《云南各夷族及其语言研究》曾于1939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方国瑜：《云南史料目录概说》第二册，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581～582页。该书从语言学上将西南民族划分为孟高棉、掸、藏缅、汉语四大系统，“华西滇蜀两省，与印度支那各种语言之地理分布上，最显著之事实，则藏缅语行于北方，掸语与孟吉蔑（孟高棉）语行于南方是也。其南北两方界限为与北纬二十五度平行之地带”徐嘉瑞：《民家新诂》，载李绍明、程贤敏编：《西南民族研究论文选1904—1949》，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25页。，较早奠定了西南民族语言学分类基础，被广泛引用。在该书中“戴氏曾经分析过一百个民家语汇，所得到结果是：中国语源四十二字，藏缅语言三十二字，孟吉蔑（孟高棉）语源二十三字，掸语二字”，徐嘉瑞：《民家新诂》，载李绍明、程贤敏编：《西南民族研究论文选1904—1949》，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22页。“民家所说之语，大半皆汉语之变音，即其语言顺序，亦多采自汉语，彼等将形容词置诸名词之前，所有主，置之所有物前，与孟吉蔑（孟高棉）语之顺序，正相反矣”徐嘉瑞：《民家新诂》，载李绍明、程贤敏编：《西南民族研究论文选1904—1949》，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27页。。因难以将民家语归入任何语系，认为“民家语为云南语言分类中最困难之问题”，主张“不如听他自成一类，不必有所系属”徐嘉瑞：《民家新诂》，载李绍明、程贤敏编：《西南民族研究论文选1904—1949》，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24页。。在戴维斯关于民家的早期记录中，有意义地将白子与汉人进行参照对比，并将白子定位为土著，有自己的语言，有自己的仪式与节日，反映出19世纪末20世纪初白族人的族性特点。
同一时期英国皇家地理学会的科乐洪·阿奇伯（ColquhounArchibaldRoss）在1889年到云南，著《由陆路去中国》。英国人杜德（Dodd，WilliamCleften）曾在泰国北部传教，著有《泰族—中国人的兄长》（TheTaiRace，ElderBrotheroftheChinese），李小缘编，云南社会科学院文献研究室校补：《云南书目》，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740页。这几部书提出南诏是由泰人建立的王国的观点，在20世纪30年代引发学术界关于南诏泰人族属问题的长达近一个世纪的争论该问题有非常复杂的学术谱系，可参考陈吕范主编：《泰族起源与南诏国研究文集》（上中下册），中国书籍出版社2005年版。，方国瑜、凌纯声、许云樵等学者发表自己的研究，反驳“南诏泰人”说，这是中外学术界有关白族族源问题的第一阶段讨论。
另一位较早从人种学的角度对大理白族人的族性进行深入讨论的西方研究者是费茨杰拉德（CharlesPatrickFitzgerald），中文名费子智，澳大利亚著名汉学家，澳洲国立大学远东历史系主任，太平洋研究院院长。于1923年到中国，1935年版《中国文化简史》（China，AShortCulturalHistory），被称为“发现中国的人”。http：//www.jstor.org/pss/2949956，InMemoriam：ProfessorC.P.FitzGerald1902—1992，byWangGungwu1993ContemporaryChinaCenter，AustralianNationalUniversity.在中国生活20余年，以翔实的20世纪30年代实地调查资料写成《五华楼——关于云南大理民家的研究》CharlesPatrickFitzgerald，TheTowerofFiveGlories，AStudyoftheMinChiaofTaLiYunnan，1941.London：CressetPress.。在他的回忆录《为什么是中国？》一书中，费子智这样说道，“白族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已经被中国殖民者（明朝时期）同化。因此，这项研究不仅要去关注白族原有的文化，也还要去注意同化的过程和程度”BethE.Notar：《对云南大理白族的表述与自我表述的再思考》，“跨越边界与范式：西南中国人类学的再思考”国际学术会发言论文，云南大理，2007年8月7日～15日。。
正如许多西方人种学者所做的那样，费茨杰拉德的对民家的研究也是典型的人种学研究。人种学的研究需要建立在对族群和社会群体的性质的一系列观点的验证上，人种学家认为族群具有内在的、经遗传而来的某些在性格、文化甚至经济方面的特征。在《五华楼》一书中，作者首先明确民家人是有明显的族性特征的，“民家是一个独特的民族，在以后的章节里还可以看到，民家人的社会及家庭体系与汉族有明显的不同。同时，他们的宗教也有很多不同于中国其他民族的成分”。［澳］费茨杰拉德著，刘晓峰、汪晖译：《五华楼——关于云南大理民家的研究》，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第19页。住在大理城的汉族官员以及士兵和商人（他们后来往往与本地人通婚），称他们为“民家”、“庶民”、“平民百姓”，民家是汉语的称谓，当民家用自己的语言进行交流时，他们决不会使用这个称谓。根据不同的地区，他们对自己有着不同的称呼。在大理坝子里，大多数称自己为“ShuaBerNi”，意思是“说白话的人”［澳］费茨杰拉德著，刘晓峰、汪晖译：《五华楼——关于云南大理民家的研究》，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第13页。。作者认为民家人的族性主要表现在语言上，“在人们头脑中，区分不同民族最重要的依据是语言，即说白话的是民家，说汉话的是汉族。在大理，只要他说民家话，那么他是民家；如果不说民家话，那么他就是汉人，即使他的母亲被公认为地道的民家，而且会说地道的民家话，他还是被人当汉人看待。”［澳］费茨杰拉德著，刘晓峰、汪晖译：《五华楼——关于云南大理民家的研究》，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第14页。是否说白语是判断民家族群身份的基础。甚至，民家人所说的白语有自己的特点，费茨杰拉德将其总结为：非汉语的多音节词汇，即“古民家话”；类似广东话的单音节词汇，可称为“古汉语外来语”；源于云南方言但根据民家话的规则发音的汉语外来词三大特点［澳］费茨杰拉德著，刘晓峰、汪晖译：《五华楼——关于云南大理民家的研究》，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第15页。。
在费茨杰拉德看来，民家人是有原生情感的社会人群，因为民家人有自己的共同祖先。“民家人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用‘白’这个字来称呼自己。有人认为源自那个神秘的‘白王’，在这儿流传了许多关于他的传说”，因而白人，其意思是“白王之民”［澳］费茨杰拉德著，刘晓峰、汪晖译：《五华楼——关于云南大理民家的研究》，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第13页。。民家人也有自己的生计、社会、婚姻家庭组织和宗教，“大理坝子上的居民即民家并不是野蛮的原始部落。民家以种植水稻为生，他们居住在最适合水稻生长的土地上”。作为对于南诏泰人说的回应，作者认为“如果说民家真的是一个边远傣族移民的话，那么他们已经完全丧失了母体的亲缘关系，而在情感上更趋于与汉族有联系。”［澳］费茨杰拉德著，刘晓峰、汪晖译：《五华楼——关于云南大理民家的研究》，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第20页。这实际上是从泰人母系的亲属结构与民家父系的亲属结构的巨大差异对比中否认了南诏泰人说，因为族群是亲属关系的一种延伸，是生物世系与文化推论世系的综合体，可以说南诏泰人说缺乏亲属关系的结构基础。
更重要的，在费茨杰拉德看来民家人是在与穆斯林、汉人、纳西、傈僳族、罗罗，甚至泰人的嚼槟榔、印度人的“黑色”的肤色等包括体质、文化的参照对比中形成边界，呈现其族群性特质的，“作为行政中心，大理混居了不同的民族，其中包括回族（以前的人口比现在多得多），从四川来的移民，汉族和民家通婚后的后裔。还有人口至少占三分之一的民家，散布在坝子附近的一百多个村子里，除了一些回族村子外，其余的全都居住着民家。”［澳］费茨杰拉德著，刘晓峰、汪晖译：《五华楼——关于云南大理民家的研究》，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第8页。书中指出：“民家缺乏强烈的民族感，这一点使外来的游客认为他们是一个非常汉化的民族，很难与汉人区分开，尤其是大理的民家能说两种语言，这更加深了外来人对他们的这种印象。其实，他们都大错特错了”［澳］费茨杰拉德著，刘晓峰、汪晖译：《五华楼——关于云南大理民家的研究》，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第14页。。因而，民家人的族性是明确的，并通过语言、传说历史、亲属关系、婚姻家庭组织、宗教、生计上呈现出来。经过作者的分析，民家毫无疑问已经具备作为一个族群所具备的人种学的各种群体性要素，兼有了实体（即族群）及意识（族群意识）的双重含义。
遗憾的是，该书中的这些关于民家人族性的重要观点似乎并没有像戴维斯的研究那样在学术界产生足够的影响。因《五华楼》一书出版于1941年，该书的观点未能与书名一道列入李小缘先生辑录的《云南书目》，这本云南研究文献目录学专著所提供的资料达三千种，并辑录好几百种发表于1937年以前的英、法、德、日等外文资料，以致中国学者并不熟悉这本书。1939年考古学家吴金鼎奉中央博物馆之命往大理寻求史前遗址，“至大理，闻有英国人类学家费子智君（Fitzgarald）居大理，研究‘民家’问题，急往见，承费氏以小石凿及残陶相示，有一种橙黄色沙陶。费氏云‘出大理城西羊苴咩六里古土墙西’，并引往一观”徐嘉瑞：《大理古代文化史》，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可见，即便曾与费茨杰拉德有过交往的考古学家吴金鼎也未从费氏那里获得对民家族性的认识，引入大理史前文化的研究中。1942年，罗常培往行大理，在其《苍洱之间》中提到在大理时，承鲍克兰夫人（J.deBeauclair）从E.D.Holmes牧师那里，借到《五华楼》一书，挑灯夜读，读后评价并不高，“我觉得这只是一个普通的旅行记录，算不得精密的科学研究。因为无论从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的观点来讲，他所搜集的材料都嫌不够味儿”罗常培：《苍洱之间》，载赵寅松主编：《白族文化研究》（2003），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第60页。。
最终，其他的中国学者似乎也并未将费氏有关民家族性的讨论方式引入学术。马长寿先生于1936年作《中国西南民族分类》多采纳戴维斯等西方人的观点，将西南民族分为苗瑶族系、掸台族系和藏缅族系，民家群与僰夷群、仲家群、黎群一道，划归掸台族系。民家的族性问题，在当时的学术界，因戴维斯对民家语的语言分类困惑而引发学界同仁的兴趣故加以研究，如从事语言研究的闻宥先生《民家语中同义字之研究》（《中国文化研究所集刊》，1940.1）、《民家地名的初步分析》（《民族学研究集刊》，1944.4），在对十组同义字进行分析后认为，“民家语中最早的一个，或最根本的一个，都是藏缅语系，而泰语或汉语的几个，则都是后来吸收的”徐嘉瑞：《民家新诂》，载李绍明、程贤敏编：《西南民族研究论文选1904—1949》，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22页。。民家人历史、民家之名等问题开始进入学者的研究视野，范义田先生发表《滇西明家人史略》，认为民家即明家，民家语是古代中国语与土著语的结合。也有学者对“民家”之名的由来进行考证，如包鹭宾《民家非白国后裔考》，认为“民家之名始于明世，为当地屯戍之军家汉人，对其土著夷民之称”徐嘉瑞：《民家新诂》，载李绍明、程贤敏编：《西南民族研究论文选1904—1949》，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19页。。丁文江的《爨文丛刊》认为民家是大理国的贵族。徐嘉瑞：《民家新诂》，载李绍明、程贤敏编：《西南民族研究论文选1904—1949》，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19页。这一时期关于民家研究的其他成果还有南江《记云南民家人》刊登于《益世报》（重庆）边疆研究周刊1941.7；方国瑜《僰人与白子》（《边疆》1939.40、41）；罗香林《南诏种属考》（《中山学报》1941.1）罗莘田《苍洱之间》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