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50年3月到1951年2月，张爱玲的长篇小说《十八春》以梁京的笔名在《亦报》上连载。这部小说延续了《传奇》通俗言情的路子，讲述的是男女主人公坎坷的爱情遭遇。但是，《十八春》却没有了张爱玲一贯的悲剧意识，没有了她对人性的深切思考以及对意象韵味的用心经营，成为了完全以悬念、巧合吸引读者的情节小说。《传奇》中的人物悲剧性多缘于自身的弱点，是不可避免的。但《十八春》中世钧与曼桢的悲剧却完全由于别人的故意使坏以及偶然的阴差阳错，不在自身。张爱玲还在结尾处加入了一些政治性的成分：比如让叔惠经常发泄对旧社会、国民党的种种不满，最后他被安排去了延安，而其余的几个主人公也都告别过去，在东北参加建设。这些使《十八春》与《传奇》有了很大的差异。张爱玲之所以这样安排她的小说，显示了她的一种想要融入新社会的努力，当然为了生计，她也有意把作品写得更适合大众的口味，这自然就要多在情节上下功夫，使作品“俗”的成分加重。虽然《十八春》吸引了许多读者，但雅俗共赏一直是张爱玲创作的原则，一味地追求“俗”使她逐渐厌烦。同时，张爱玲虽然有意夹人了一些有明显政治倾向性的描写，可作品依旧与当时的主流创作相去甚远。
1952年，张爱玲以继续学业为由赴香港，随后在美国新闻处做翻译工作，同时继续进行创作，长篇小说《秧歌》和《赤地之恋》均创作于此。1955年，张爱玲离开香港只身来到美国。她的第一本英文小说《秧歌》，可出版商和书评家看重的只是它的反共色彩，对于小说的艺术价值只字未提。1969年，张爱玲到加州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任高级研究员，主要工作是研究《红楼梦》，她后半生的时间主要从事学术研究。1976年，张爱玲十年考证《红楼梦》的文字结集出版，书名《红楼梦魇》。在此期间她还获得雷德克利夫资助项目——英译《海上花》。这是一部她很早就十分喜欢和推崇的小说，翻译工作使张爱玲完成了自己多年的夙愿。1981年，国语本《海上花》问世，消除了读者与方言之间的隔膜。张爱玲在后期除了研究工作之外，间或也进行创作。这包括《五四遗事》《色·戒》《浪花浮蕊》《相见欢》《同学少年都不贱》等篇。尽管张爱玲《传奇》之后又有持续的创作，但是她创作的最高点恰恰正是她的起点——《传奇》，此后的创作都没能超出这一时期所达到的高度。
路翎
路翎（1923—1994），原名徐嗣兴，出生于江苏南京。生父早逝，改从母亲徐丽芳的姓氏。徐丽芳的舅父家曾是苏州的大世家，路翎童年时曾去探过亲，眼见了这一世家大户争分家产的情形，这一印象成了他后来的长篇《财主底儿女们》的原始生活积累。路翎少时爱读《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古典小说，在中学时常读《文学》杂志与屠格涅夫的作品。这些为路翎以后从事文学创作奠定了基础。“八一·三”事变后，路翎全家随继父入川。1939年，路翎以中篇小说《“要塞”退出以后》投寄当时的《七月》杂志，首次使用路翎这一笔名，并由此结识了胡风。胡风认为路翎是一个很有文学天赋的十分难得的青年，在后期的《七月》杂志上，几乎每一期上都有他的作品。路翎很快便以他的出色才华成为“七月派”最重要的小说家之一。曾用笔名有冰菱、流烽等。
1942年，路翎写成了他著名的中篇小说《饥饿的郭素娥》，小说取材于矿区社会。主人公郭素娥在逃荒时遇到了土匪，被刘寿春捡来做了老婆。刘寿春是一个鸦片烟鬼，愚钝而且衰老，他无法满足强悍而又美丽的郭素娥的生活要求。郭素娥来到矿区卖香烟，狂热地爱上了矿区的工人张振山。但是粗狂而又凶蛮的张振山并不愿意让自己承担这个女人的命运，他拒绝带她远走。可是，另一个工人魏海清对郭素娥的感情又使得他想要一个人拥有她。刘寿春在无法收束郭素娥的狂放生活的情况下找来了保长与流氓光棍来惩治她。在一个破庙里，郭素娥因不听从刘寿春典卖她的意愿而被活活的烙伤、奸死。张振山放火烧了小屋之后远走他乡。这篇小说吸引人的地方仍然不在于曲折动人的故事情节，而是对人物狂风暴雨式的内心世界的深入挖掘与揭示。“七月派”的理论主张创作要表现“活的人，活人底心理状态，活人底精神斗争”，“一个真正能够把握到客观对象底生命的作家，就是不写人物底外形特征，直接突人心理内容和行动过程，也能够使人物在读者眼前活生生地出现，把读者拖进现实里面”。路翎是当时“七月派”的主力作家，他的创作更是自觉地运用这些文学主张，具体体现在创作中对“原始底强力”的追求上。《饥饿的郭素娥》正是他探求“人物性格的根苗”的成功之作。他所塑造的郭素娥，以及由她所牵涉到的两个工人张振山与魏海清都各自有着激烈挣扎、矛盾焦灼的内心世界。郭素娥不同于新文学既有女性形象画廊中的任何一位，她是来自于中国下层妇女的一个崭新的人物形象。她身处生活的底层，并没有什么文化修养，更谈不上受新文化个性解放思想的熏陶，所以她与“五四”时期的新女性相去甚远，并不可能去自觉地思索莎菲女士所遭遇到的来自精神上的苦闷。但是，她身上并没有旧式妇女惯有的逆来顺受，就是几千年来压附在女人身上的礼教纲常似乎也并不被她奉为神圣的行动依据，她“是这封建古国的又一种女人，肉体的饥饿不但不能从祖传的礼教良方得到麻痹，倒是产生了更强的精神的饥饿”。她不满于自己的现实处境，像一个错飞进了笼子的小鸟一般，不甘心于已成的生活事实；怀着飞翔的梦，她拼尽了气力地挣扎、冲撞；“整整一年来，她整个地在渴求着从情欲所能达到的新生活，而且这渴求在大部分被鼓跃于一种要求叛逆，脱离错误的既往的梦想……她已经急迫地站在面前的劳动大海的边沿上了，不管这大海是怎样的不可理解和令她惶恐，假若背后的风刮得愈急的话，她便要愈快得跳下去了，跳下去，伸出手来，抓住前面的随便什么罢。”等到她发现了矿工张振山，她终于找到了一丝渺茫的希望，为了抓住这一残若游丝的生机，郭素娥不顾传统的伦理道德与张振山偷情。这种野性十足的富于冒险的精神使郭素娥执著于自己虚妄的想要走出矿区的梦想，她紧紧地抓住张振山，哪怕背上不贞的恶名。她的这种面对命运的挣扎起初缘于肉体上的饥饿，所以，带有很大程度上的原始性。路翎通过这一女性形象的塑造使人发见“尚未经过民主主义启蒙和无产阶级洗礼的，却存在于群众之中的带原始状态和自发性质的反抗精神”。
张振山是路翎矿区生活小说中流浪汉型工人的一个典型。他有着近似于流氓式的悍厉与狂放，他可以不必考虑道德与责任，一次一次地迈进郭素娥的小屋，体验肉体上的放纵所带来的快乐。他不愿意自己的生活被一个女人所牵绊，但是，当这个女人狂热地要求他带她远走时，他却又惊奇地发现了自己身上尚留的责任感以及粗糙的温柔。这一自我发现甚至连他自己也很困惑，他一次又一次地说自己就是一个杀过人的，对任何人都很凶蛮的人，企图借此来回避对郭素娥处境内心的关照，但最终他到底还是思考着带她走的具体步骤了。另一个矿工魏海清是路翎笔下的农民型工人的代表。他性格诚宴，对于已失去了的土地与故乡有着无可奈何的留恋与伤感；他善良而又忍耐，真心地爱着郭素娥但又言行怯懦，眼睁睁地看着她被人捆走，只会跑去告诉张振山；他总是盼望着有一个安稳的家，但对于自己的愿望又总是无能为力。路翎这种揭开人物内心世界的酣畅淋漓的描写使《饥饿的郭素娥》一发表便备受瞩目。邵荃麟曾评论说：“这本书里充满着一种那么强烈的生命力！一种人类灵魂里的呼声，这种呼声似乎是深沉而微弱的，然而却叫出了多世纪来在旧传统磨难下的中国人的痛苦，苦闷与原始的反抗，而且也暗示了新的觉醒的最初过程。”路翎创作中对“原始底强力”的追求与新文学作家们对中国国民性的思考与改造正好契合。中国人向来有柔顺的性格特点，美国人明恩浦在《中国人的素质》中曾经谈到中国人的“柔顺”：“中国人远非最固执的民族，事实上远远比不上盎格鲁一萨克逊人。我们称之为‘柔顺’，是因为他们像骡子一样‘执拗’的性格中，还含着一种盎格鲁一萨克逊人向来缺乏的屈从的能力”。这样的民族是很难掀起强烈的社会变革的，所以，针对这一民族的特性，新文学以来的许多力求国家变革、民族振兴的现代作家都有意或无意地在试图给国民的柔弱与屈从的性格上注入一些活力。鲁迅就曾经在国民性的考察中呼吁在“驯服”上添些“兽性”。沈从文在他所偏爱的湘西文学中，对存留于少数民族男女身上的那种带点原始粗野味的“蛮性”一再流露出欣赏的眼光。茅盾也总是乐于塑造带着巨大蛊惑性的“野气”火辣的女性与带有“铁腕”性格的男性。路翎的对于“原始底强力”的探求正是沿循了这一思想。他之所以同情农民型的工人，但更倾向于强悍的流浪型工人，也与他的这种渴望民族性格强力的思想有关。
路翎虽则写出了蕴藏在底层人民身上的这种“原始底强力”的反抗，而且也对这种反抗十分的偏爱，但是他并没有随心所欲地安排给这种反抗以胜利的结局，而是遵从了现实生活的逻辑，写出了这种反抗的注定的悲剧收场。郭素娥“用原始的强悍碰击了社会的铁壁，作为代价，她悲惨地献出了生命”。即使蛮有力量的张振山也无非是放上一把火后走掉。难怪胡风评价路翎时说：“他的笔犹如一个吸盘，不肯放松地钉在现实人生的脉管上面。他所追求的是节节带着血痕的生活真理”，评价他笔下的人物“不是表象上的标志，也不是所谓‘意识，上的符号，他从生活本身的泥海似的广袤和铁蒺藜似的错综里面展示了人生诸相”。路翎的创作是在40年代，他并不为当时流行的创作趋势所左右，坚持写自己所熟悉的国统区的现实生活，写出了处于困苦境地的人民的种种求生的挣扎，反映了他们内心所负载的种种的负担以及他们夺取活路的努力，虽然这样的创作不可避免地会带有阴暗朦胧的色调，但是这实现了一种新的现实主义，即体验的、心灵的现实主义。
1943年，经舒芜介绍，路翎来到国民党中央政治学院图书馆任助理员，在此期间，他读了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多夫》，并开始重新创作他丢失在香港战事中的长篇小说《财主底儿女们》。经过三四年的辛苦创作，路翎完成了这部长达八九十万字的巨著。在这部小说里，路翎试图采用《战争与和平》的史诗笔法，以江南大地主蒋捷三这一世家的分崩离析为主线，通过这个家族儿女们的不同道路的选择，反映中国30年代初到40年代初这一段风雨飘摇的动荡历史。小说对这十年间的重大民族事件，从“一二·八”抗战、“满洲国”成立、华北危机、长城抗战、北平学生运动，到西安事变、汪精卫媚敌、“七七事变”、南京失陷，以及迁都重庆等都一一地有所交代；人物活动的舞台也由苏州、上海、南京、到江南原野、九江、武汉、重庆和四川农村。具体牵涉的人物也遍及社会官、兵、商、绅、学等各个阶层，着笔描写的人物也达七十个以上。小说的上半部重点叙述的是蒋家这一封建世家的衰败过程，人物与线索都很复杂，这种多个线索并进，多个人物齐描的手法很有点《红楼梦》的遗风。如果说小说的上部侧重于家族史的横向描绘，那么，在小说的下半部，作者则集中对蒋家儿女，尤其是蒋纯组在抗战期间的漂泊游荡经历以及荆棘密布的心路历程作了纵向的剖析。这样，《财主底儿女们》整部小说在结构上便呈现出一个“丁”字形的艺术结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