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五、人大代表老刘头
1971年的秋收季节，大队放映露天电影，是西哈努克亲王访问中国各地的纪录片，全大队的人都去看，我能碰见一块儿参加文艺活动的知青“战友”。六队的“战友”是小于，一个黑不溜秋的回乡青年，人挺单纯，我每次见到他，都会聊一会儿。
有一天，我俩在田地里碰上，互相又交换消息，他忽然压低声音说：“你知道吗？林副主席……叛变了。”
我大吃一惊，但又觉得很正常——就这么瞎搞吧，什么事儿搞不出来？
没过两天，林彪事件的中央文件传达到平民一级，各队社员开会传达，后来又陆续下发了学习材料，从井冈山说到辽沈战役，社员半夜半夜听我读文件。
这以后，国家的社会生活稍微正常了一点儿，召开了“四届人大”，会上提出了“四大现代化”。
我们大队，还出了一位农民人大代表，是全国的，政治待遇相当高。那位代表，就是6队的老刘头。老刘头相貌生得好，人高马大，有络腮胡子，崭新的黑棉袄一穿，绝非凡人。要是演戏，是标准的贫下中农形象。他是党员，但没有任何党内职务，只是6队的生产队长，选作人大代表最合适。
老刘头进了京，回来做了传达。他一个文盲，去参会也不过就是听听、鼓掌、投票。回来传达时，也没讲出什么名堂，只是对社员说：我们要防止片面的资本主义。”
我琢磨了半天才明白——他说的是“要防止变相的资本主义”。
至于他自个儿发明的“片面的资本主义”是啥，我到今天才明白了一点儿。
老刘头总体上还不错，很懂官场规矩，但又没有乡村权贵的那种阴坏，我后来曾因在招工问题上受大队书记压制，去求过他，他虽表示爱莫能助，但也表示了些许同情。
他的水平，够不上什么全国人大代表，但他发明的“片面的资本主义”，我到啥时也忘不了。
三十六、蒋二狗子
按照我们现在的想象，20世纪70年代那时候，农村里“贫下中农”地位最高，其实不一定，乡村有乡村的法则。我们那个屯儿，不完全按阶级成分来划分，而是按照家族划分。
一个村子里，比如姓王的多，且又占据了生产队（俗称“小队”）的队长和会计职务，那这个家族里所有的人，都很牛，当然地主富农分子除外。
我们生产队，大姓是老高家族——外甥当队长，老二当会计，老小在大队当民兵连长，还有两户是下放工人，这是相当显赫的家族了。老高家是中农成分，但在村里，地位一点儿都不低。
至于零散的外姓，不管是中农还是贫农，一律是弱势群体。
我们屯儿有一家姓蒋，是孤姓。当年看他家这姓挺怪，大伙都避之不及。老蒋家的主妇，是个很泼辣的娘们儿，得罪了不少人。结果，生产队分给老蒋家的宅基地，是在远离村子一里地的地方，就那么孤零零的一所房子，歧视的意味很明显。
老蒋是个窝囊废，连话都说不利索，在家里是老蒋婆子主攻。回想起来，老蒋婆子也算个性情中人，容不得对她家不公道。据说，有一次她跟小队会计起了争执，激愤之中，忽地就要脱库子——恶心死你！吓得会计面无人色，掉头就跑。
这一家，恨透了家族歧视，乐得跟村里谁都不来往。
老蒋婆子特别能生育，有7个孩子，全是儿子。除了大的两个是成人外，其余5个，从少年到儿童不等。这家的孩子一出来，站在那儿，一个比一个矮那么点儿，记录了岁月的年轮。
儿子多，在农家是好事，但超级多，也就走向了反面。老蒋家的小孩子穿不起鞋，大冬天的还光脚丫，耐寒能力超强。这一点，连老农们都惊叹。
他家的老二，外号叫“蒋二狗子”，生得膀大腰圆，在生产队里是第一名大力士，饭量也是第一。二狗子会摔跤，会使蛮力，看那样儿连老牛都能扳倒。这一点，在屯儿里也有口碑，没人敢跟他过招。
二狗子自然也受歧视，干活儿时，老高家的小伙儿老变着法儿骂他，如果超过了底线，他就要鸡头白脸跟人家摔跤，一般人只能告饶了事。
有一次，忘了是什么原因，他忽然跟我叫板。我以前跟同学请教过几招，并不怕这头蛮牛，于是就说：摔就摔！”
旁边的老农脸上颜色都变了：你可不能跟他比量！”
二狗子哪容我多想，上来就用双手搭上我肩膀，支上了架子。这家伙确实是有蛮力，但我有巧劲儿，僵持了一会儿，我就使了个“大别子”——把一条腿伸到他的身后，别住，然后把他上身猛地向后一推，“哐当”就把他摔了个四仰八叉。
二狗子在摔跤上从没有失败记录，被我摔得一时反应不过来。旁边，爆响一片叫好声。
这事儿，成了新闻。
民兵连长当时不在场，第二天还特别问我：听说你把蒋二狗子摔倒了？真的？看不出啊！”
三十七、魏大爷和魏大娘
我在“文革”前，只念过初中一年级，那时候不学英语，学俄语。那年头中苏早已闹翻，学俄语其实已经没用了，可是，学校里只有俄语教师呀。
因此，我现在还记得几个俄语单词的读法。
考考你们吧。英语说“再见”是“拜拜”，日语说“再见”是“沙哟娜拉”，那么，俄语呢？
——是“打死魏大娘”！
这魏大娘也不知道惹着谁了，就在那个年代，被初学俄语的人一遍又一遍地“打死”。
我下乡的集体户，隔壁还真有一位魏大娘，她和老伴魏大爷，是乡村里的另类老农。
魏大爷、魏大娘有儿女在城里，是当干部还是当工人，不清楚。老两口都不参加队里劳动，到年终分配，拿钱买口粮。
两人原先就是老户，在屯儿里有房子、有自留地，儿女能供养他们了，他们也就不劳动了。
魏大爷和魏大娘，两人性格很不同，形成强烈反差。
魏大爷不苟言笑，平日里死瞧不上我们户的女生，有女生翻墙去他家院子偷摘海棠果，他察觉了，举着掏灰耙子就撵，追到墙头破口大骂，吓得女生差点儿尿裤子。屯里人都不敢招惹他。
魏大娘却是一副好脾气，都50来岁了，还在发髻上扎个红头绳。从她的脸相看，早年肯定是个俊俏女子。她性情活泼，动作神态上，居然还有小姑娘的范儿。
这两口子是怎么搭配到一块儿的，我百思不得其解。
当年知青到农村，农民其实不怎么欢迎。一是，你去，就摊薄了人家的平均收益；二是，城里孩子沦落到乡下来了，与他们有何干？他们只是幸灾乐祸，看笑话。
真正对知青有点儿怜惜的，也有。究其原因，是因为他们有儿女在城里做事儿。
他们是爱屋及乌了。
这些城里人的农村家属，见到我们就亲。魏大爷跟邻居哪个人都不说话，就跟我说话。他还瞧不起我们户的那些从镇里来的知青，在他的观念里，镇上的居民本来就是屯老二，狗屁不是。
我有时候愿意上老魏家坐坐，聊聊。
魏大娘看我在他家看书，就乐呵呵地说：这孩子，就乐意看书哈！”
过了几天，魏大娘忽然跟我说：我们老头子说了，你在集体户，吵吵八火的，能看好书吗？你搬我们家东屋来住吧。”
我当然乐意。
老魏家的东屋，有炕，但没人住，屋子是做了仓库用。从此我就在老魏家扎下了根，只是吃饭时翻墙回集体户去。
在老农家里住着，感觉跟集体户完全不一样，真清净，赶上“竹篱茅舍”了。我对乡村的部分好印象，很大程度是从老魏家得来的。
魏大娘在干家务时，老是自说自话，嘀嘀咕咕的，一会儿跟猪说话，一会儿跟鸡说话，乐观得很。平时队里有事儿，魏大爷不屑于去参加，都是叫魏大娘去。魏大娘每次出门，都要特意打扮打扮，还要在里屋的镜子里照一照。
这老太太，谁还看你啊——她是把少女时代的习惯保留到了老。
我在他们家，整整待了一个夏天带半个冬天。我想，老两口在屯里是孤老，要是有个女儿的话，背不住能嫁给我。要是有这么一对儿农村爹妈，也挺滋润啊。
魏大爷整天不说话，老咳嗽，咳完就狠狠往地上吐一口痰。
他家的东屋，梁上挂着苞米穗子、镰刀、锄头，安安静静的。我一看书，魏大娘就给我搬过一个炕桌来，嘻嘻哈哈地说：来来来，秀才读书了。是不是，孩子？”
过后我才知道，在这屯里，外人要是想上老魏家借住一晚上，那都是做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