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八、集体户的老妹儿
接着我再讲讲集体户比较有特色的女生。我所在的小镇集体户，女生都是那种注定要平平淡淡过一生的人，但她们在年轻时，还是很有个性的。
我们户里有个省城来的女知青燕子妹妹，她来这里，是因为在县机关里有什么关系。她虽然与我是同一城市，但举止作派却跟小镇青年更接近。燕子妹妹人并不漂亮，还梳着一根大独辫，一走路直打屁股。
辫子长，也是那个时代的一种美。
这燕子妹妹是大城市来的，干农活儿不行，按理说是要被青山兄鄙视的。可是，不知怎么的，他们俩就谈起了恋爱。
青山兄是人中豪杰，燕子妹妹一见倾心，这有道理。青山兄呢，赢得了一个省城姑娘的芳心，这也挺满足虚荣心的。两下里就这么一拍即合。
那年头的恋爱，是心灵感应，彼此愿意多说说话，干活儿帮个忙什么的，一般不可能出轨。
青山兄当兵去了，这段恋爱似乎就无疾而终。
燕子妹妹一直在集体户里待到1976年，那时我已经抽调到公社去了。
有一天，燕子妹妹忽然神色紧张地把我找到一边去谈话。她说公社的一个干部，在生产队蹲点时，找她谈话，摸了她的手。
这是性骚扰啊。不过，也就是摸了一下手。
燕子妹妹说这话时的神情，像是遭遇了奇耻大辱。
她说：我太害怕了，甩开手就走了。后来他见我，老是很阴地笑，这不是要迫害我吗？我想告状，但万一告不动，他就更记恨我了，还能让我回城了吗？可是不告呢，他心里有鬼，怕我走了以后回过头告他，还是会暗里使坏不让我走。你说我怎么办？”
燕子妹妹把这等隐私的事儿跟我说，是比较信任我。当年她和青山兄谈恋爱的时候，眼睛长到脑门儿上，没把别人看在眼里，现在要平和多了。
我也就很负责任地，为她出了主意：你打算怎么告？告到哪里？”
燕子说：我爷爷在省里有点儿地位，在县里也有关系，我准备直接上县知青办去告。”
我说：如果有把握，就告。不告，你更无出头之日。”
她听了，也就下了决心。
不久，她果然闹出了动静。那时很奇怪，在公社机关驻有工宣队，工宣队师傅找我谈话，很严肃地问我，燕子是否跟我说过这事儿。
我如实作答。至于那个摸手的干部，我也认识，但我看不出他有任何异常。
这事情的处理结果是，燕子很快被招工招走了。那位干部，撸掉了委员的衔，也没给另外的处分。
这件事，多年后我还在想，到底有没有呢？不过燕子妹妹在跟我谈话时，那种绝望，不大可能是装出来的。
集体户还有一个袁妹妹，聪明能干，人也漂亮，爱上了生产队里“打头的”了。
我们队里“打头的”是一位青年农民，长得高大英俊，非常聪明，就是有点儿瘸，但总体上无大影响。
我相信两人是真心相爱，因为两人都是男女青年中的佼佼者。
知青爱上农民，并不多见，因为凡是知青都想回城。这一对儿，在女方，是爱情战胜了利益。可是他们命不好，就在他们的事儿公开化以后，碰巧遇上了打击“迫害知识青年”的运动。女知青和农民谈恋爱，只要农民方面是有一点儿权势的，一概以“迫害女知青”论处。
当时公社有人找我们“打头的”说话，让他赶紧罢手，“打头的”不服，非要和袁妹妹做现代的梁山伯与祝英台。
“打头的”跟我关系不错，有一天跟我闲谈，说：那天大雷雨，我约小袁到苞米地，两人发了誓，生死不离！”
我听着，怎么有点儿像“五四”之前的悲剧？
没过几天，公社就来人把他带走，在公社采石场“劳改”了3个月。
袁妹妹也被强制转走了，再没回来。
这对鸳鸯，就此两散。
他们的命确实不好，因为再过一年多，上面又提倡知识青年“扎根农村”，鼓励女知青嫁给农民了。
如今这袁妹妹，起码也有55岁了，孙子也该有了，她还能记得那“打头的”吗？
六十九、我恨透了张铁生
那年夏天的事情，让千百万知青头晕。大概到6月份，已有明确的消息传来：今年大学招生全凭考试录取。我妈催我在集体户抓紧复习功课，可是，迟迟没有听到公社有什么消息。
人家辽宁省先动了一步，这一步，就要了我们的命。
1973年8月10日这天，突然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传出义正词严的播音，一个名叫张铁生的考生，在高考时交了一份白卷，在卷子背后，写了一封“批判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回潮”的信。
我听了，如五雷轰顶，知道事情有变。那几天，广播报纸上只是在喧嚣，还没有正式的决定下来。我和无数知青一样，怀着忐忑之心，希望有侥幸的事情出现。
我们没等来好消息。8月中旬，公社开了一个全体知青大会，宣布了今年大学招生取消原定考试，还是以“贫下中农推荐”为主。
散会后，大多数知青一片沮丧。
这是，外大队一个天津来的女知青小莉，主动和我搭讪。她早已闻我大名。原来我的狂热好学和我政治上的不积极，早已名声远播，几十里之外的陌生人都知道了。
小莉也是憋着劲儿要考大学的，这次突变，几乎使她精神崩溃。
男广播员的声音，传达着张铁生恨恨的声音：说实话，对于那些多年来，不务正业，逍遥法外的浪荡书呆子们我是不服气的，而有着极大的反感，考试被他们这群大学迷给垄断了。”
谁是“不务正业”，谁是“逍遥法外”，谁是“浪荡书呆子”，谁是“大学迷”？不就是我吗？
被主流媒体的声音狠狠地批判，这种滋味儿，大概今天的年轻人谁也没体验过。那真是连自己都看贱了自己，恨不得一头钻进地缝里去。
开完会，我一气之下，也不回集体户了，回家。命运不给我出路，我再怎么锄大地，也无非是消磨青春，不管它说得多么冠冕堂皇，实质上就是要消磨你，还要让你有负罪感。
小莉也决定跟我一块儿回省城她舅舅家。在火车上。小莉滔滔不绝，简直说得口沫横飞。
她比我大两岁，是“文革”前的初三生，知识底子比我厚得多。本来她是应该跟着天津知青的大帮下乡的，但她舅舅是我们省机关的一个中层干部，能给她点儿庇护，她就投亲到了这边，安插到了我们公社。她舅舅的威力，也就仅此而已，想要回城当工人，还是不易。
她对临时取消考试表示十分愤怒，对张铁生就差破口大骂了。张铁生不仅毁了我们的前途，也毁了无数人最美好的梦。眼看着文化、教育刚刚有点儿复苏，又成了流水落花，我们注定要在野蛮中生存下去。
小莉回到舅舅家后，又来找过我，还是滔滔不绝，跟我大谈屠格涅夫。她问我：你看过屠格涅夫的《春潮》没有？”
我摇头。
她就滔滔不绝地讲起了《春潮》的故事，过后，又把她珍藏的一本《春潮》借给我看。
小莉的幻灭感十分强烈，她必须找一个人滔滔不绝地倾诉，而且这个人还得能理解她的苦闷，于是我就成了她倾诉的对象。
我们的友谊保持了一段时间，通过信，相互激励——哪怕一辈子上不成大学，也要发奋自学。
小莉的钢笔字写得非常漂亮，文笔也华丽，这令我自惭形秽。
这算是患难之交吧，可惜没有维持多久。一年后，她被地区勘探队招工，成了地质工作者。我到市里去，曾经去看过她。进城后的小莉，与往日判若两人，神采飞扬，和我好像没有多少话可说了，却不停地跟地质队的帅哥同事逗闷子。
我心里叹息：人只可共患难啊，哪怕她读过屠格涅夫。
我还是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才把屠格涅夫的《前夜》、《罗亭》、《父与子》搜罗来看。
那以后，我没再见过小莉，不知她后来怎么样了。
我在公社认识的老韩，也是这次遭受精神重挫的人。他在秋天来我们集体户看过我。在聊天中，他说：那天，我一听中央台广播员的声音，就知道，完了，完了！”说着，他拿笔在糊墙的报纸上写下“张铁生”三个字，不断地用笔点戳着，“张铁生，他倒是上了大学了。他写那封信，纯粹是为了他自己，把多少人给毁了。我恨不得杀了他！”
老韩走后，我跟他通过信，也是相互鼓励，我还送了他一句诗：耿耿秋灯夜未明。”
半年后，我收到了大巴山小樱的来信，信写得非常“文学”，完全没有唱高调，她向我倾诉了“张铁生事件”之后的幻灭和凄凉，我由此知道，她的坚强，是硬撑着的，其实内心也有常人的欲望。
我们一共通了三封信。她的痛苦，大概只有向我这个远在天边的人倾诉才合适。在那一封封哀婉的信中，我知道了，去年我在大巴山时对她朦胧的爱恋，她是有感知的。
东北的秋寒，铺天盖地的来了。
我感觉生不如死，常常陷入痴呆状态。
七十、当一无所有的时候还有精神
有人说，中国人不可或缺的，除了阳光、空气和水之外，还有歧视。
无论哪个年代，总有一拨人是要受到歧视的，而另一拨人则以能够歧视别人而备感幸福。
中国人的精神快感，是来自于歧视他人。
1973年冬，我彻底沦为被歧视者。原先还有一个遮掩——别的不行，毕竟我还有点儿文化水儿。现在，张铁生把我这块遮羞布彻底撕掉。没用的美德，是白痴；没用的特长，也是白痴。
这个寂静得近乎死亡的初冬，我陆续弄到了朱生豪译的《莎士比亚戏剧集》一卷、《瞿秋白文集》一本，我别的不管，只是默默地抄，抄下里面的好词句。
作为失败的军队，可以投降；而作为失败的人，又向谁去投降？我只能在已经沦陷了的阵地上继续战斗。
这是两本辞藻华丽的书，给了我很大慰藉。瞿秋白先生的《饿乡纪程》，尤其使我感到惊讶，看来，了解历史不能光看教科书。
初冬的夜，要加班打场，晚上回到集体户，我坐在炕上，披着棉大衣，凑着煤油灯，接着苦读。炕上有很大的柴烟味儿，好像把内外的衣服都熏透了。
不久，王兄借给我一本戈宝权先生编辑的《普希金文选》，一本残破的精装本。里面有插图，是普希金站在大海边，迎风挥舞着帽子，黑色大氅在风中狂飞。
这个形象震撼了我。
王兄一向对普希金崇拜得五体投地，张口就是“叶甫盖尼?欧根奥涅金”、“啊，大海，自由的元素”。
我仔细读了普希金的身世，对他少年时代在皇村中学的那一段尤感兴趣。“皇村中学”，这是何等金光闪闪的名字！我愿像普希金那样与命运搏战，但是，我没有自己的“皇村中学”。
普希金，才华盖世。读罢他的诗，我不能自制，走到院子里仰望星空。满院白雪，月明如昼，一个21岁的被歧视青年，就这样呆呆地，遥想着一位连鬓胡子的天才诗人。
似乎我手中也有一把剑，今生就注定了要去决死一战。
年轻人是热血做的，那一晚，我立在雪地上想：今生今世，我什么俗世的利禄都不要，就是要与众不同地过一生！
我这个时候的现实处境，已经相当可悲。
为什么每年的招工招生，都没有我的份儿？
这里面有一个具体原因。
我的父母，当初下放，就在我们大队。我父母在银行里存有一点儿钱，数目不大，但在当时堪称亿万资产，一辈子也花不完的。这钱是祖上的，也是合法的，那时除了工资以外合法的钱不多，但我们家的这笔钱就是。
大队想买拖拉机，没有钱，就找我父母借，我父母只能给借了。父母一走，大队不想还钱，就扣住我不放——你们的孩子在这儿，你们还敢催债吗？
“革命”的大队干部，整天洗手好闲，买一台拖拉机当摆设，却扣住我做“人质”。我的青春，就这么白白地耗在这里。
而我的名声，也传遍了全公社。原先的公社魏书记，是中学教师出身，对我父亲相当尊重，对我也并无异议。可是魏书记一走，新来的书记不买账。
王兄的父亲，是镇上文化馆的头儿。王兄曾经托他父亲去我们公社打听，为什么新来的书记对我印象不好？
打听的结果是——王兄用了四个字概括：说你‘恃才傲物’。”
我问：什么‘才’？是才华的才，还是财富的财？”
王兄笑了：都有吧。”
公社书记定了性，我还能跑得掉吗？
看这样子，上山下乡运动若是有千秋万代的话，我就得在这个大队待上千秋万代。
就在我陷入绝境的时候，我母亲给我借来一套书——《约翰?克里斯朵夫》。
这是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的名作，解放前的版本，繁体竖排。这书一共有4卷，母亲借来的是3、4卷，我也就从中间开始看了。第3卷的开始，恰好是安多纳德姐弟俩的悲惨故事，一下就把我抓住。
约翰?克里斯朵夫，是根据贝多芬的事迹塑造出来的一个人物。他自我奋斗，决不妥协，与所有的人都不同，他搏斗了一生，终未被俗世所击垮。
译本是傅雷先生的，堪称神来之笔，看得我热血沸腾，连晚不寐。
乡下点的是煤油灯，在灯下看书时间长了，鼻孔下面一片黑，像日本鬼子的小胡子。第二天上工，队长看见我，哈哈一笑：你又贪黑看书了吧，头发也燎了，鼻子也黑了，日本人地干活儿。”
《约翰?克里斯朵夫》不光是给我注入了精神的动力，也决定了我后来的精神走向。
“江声浩荡，自屋后上升……”书中起首的这一句，是傅雷先生的鬼斧神工，它从此就嵌入了我的生命。
屋外是寂寞荒原，屋内是一灯如豆。
这不知是多少知青当年的写照。
有一句话，大家不信也就算了——当一无所有的时候，我们还有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