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在政治上逐渐走上拥蒋的道路；独立评论社也为南京政府输送了几位社员。1935年前后，翁文灏、蒋廷黻、吴景超、丁文江等先后到南京任职：翁文灏任行政院秘书长；蒋廷黻任行政院政务处长，1936年改任驻苏大使；吴景超也到行政院任秘书；丁文江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他们离开学术界到南京去从政是得到胡适的支持的。据吴回忆说：“从教书改行去做官，这对我当时是一个很费思索的问题。我踌躇莫决，只好又去请教胡适。他毫不迟疑地劝我到南京去。”由此可看出胡适的政治倾向毫无疑问是拥护国民党政权的。他支持国民党统一中国，但主张用和平方式，比如建立“民意机关”、“国会制度”等办法来达到国家的统一。他说：“现在统一的最大障碍是在各地割据的局面之上绝没有一个代表全国或全省人民的机关，所以割据分裂的趋势无法挽回。挽救的方法只有在各割据防区之上建立全省民意机关。……只有这一类的民意机关可以领导民众在法律的轨道内逐渐造成制裁割据军阀的势力。”这说明胡适是反对用武力来达到国家统一的，而把希望寄托在“民意与法治”上。他的这一主张对当时国民党军阀来说好比是对牛弹琴没有用。但他还是老调重弹，一直弹到《独立评论》倒数第三期（最后一期为244号，1937年7月25日）上。在这期里，他发表了《我们能行的宪政与宪法》一文对民主宪政大肆鼓吹，可见他对资产阶级议会政治是坚信不疑的。为了国家统一他曾异想天开地写了一篇文章，主张把东北让给中国共产党，由他们去试验搞共产主义；试验好后，再进行推广。据罗尔纲先生回忆说：这篇论文，他写了一个通宵，曾拿给我看过，但不敢用，感到很为难。后来天大亮了，吃点东西，又去上班了。胡适的这一思想和主张，在美国作家史沫特莱《中国的战歌》一书59页里，也有反映。30年代初期，史氏到北平，曾会见过胡适等人，她在书里回忆说：在一次谈话中“有一位（指胡适）对我说，应该拨给共产主义者一个省去实验他们的主张。如果证明切实可行，其他各省可以仿效”。由此可见，罗尔纲的回忆是确凿不误的。这说明胡适虽然拥护蒋介石，但仍保留着自己的独立人格和见解，并不是盲从的。他的这种性格当时在北大任教的陶希圣后来有所评论，他说：“我对胡先生有一个看法。一个人在任何一个场合，一举一动，恰好适应这个场合，无论是说话，或是谈话，总有不失自己立场而又适应这个场合的一番意义。胡先生就是这样一位学者。”陶的观察对我们了解胡适的个性是有帮助的。
“九一八”事变以后，南京国民政府从各方面对胡适做工作，曾派一个国民党员名叫卢逮曾的来做北大文学院长的秘书，这是秘密的，胡适本人不知道，跟罗尔纲先生同室办公，罗当时也不知他的身份。后来有一次，胡适曾对他的一个乡亲石原皋说：“现在蒋介石拉拢我”，又说“何应钦找他（指胡）谈，把日本的钢铁年产量、武器、弹药和我国的钢铁年产量、武器、弹药等详细地谈了，认为要努力准备才能打。”石提出疑问并说道：“空谈准备，土地一天天地被吞食完了。”胡又说：“日本真要动手打，我们只有同它打，拼到底。”（见于《闲话胡适》42页）这段话，可以看出那时胡适的一些思想动态。
1933年春，长城抗战开始，日本侵略军于3月4日攻占我热河省承德市，全国人民极为愤慨。而胡适却另弹别调，在《独立评论》41号上发表《全国震惊以后》一文，文中说：“我们今天最大的教训是要认清我们的地位，要学到‘能弱’，要承认我们今日不中用，要打倒一切虚骄夸大的狂妄心理，要养成虚怀愿学的雅量，要准备使这个民族低头苦志做30年的小学生，这才不辜负这18个月的惨痛的教训。”为了实现他们的愿望，13日他与丁文江到保定去见蒋介石谈了两个钟头。他们问蒋能打吗？答曰：“不能，只能在几个地方用精兵死守。”其实这就是说我们不能抵抗。又问：能交涉吗？在取消满洲国的条件下。蒋回答说：“日本人不肯放弃满洲国。”最后临别时，蒋要他们多想想外交的问题。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不能打，只能交涉。胡适得到上方的意旨，返回后，于4月2日写了《我们可以等候五十年》一文，他说：“国家生命是千年万年的生命，我们不可因为目前的迫害就完全牺牲了我们将来在这世界上抬头做人的资格。”“我们要准备牺牲，更准备更大更惨的牺牲。同时我们要保存一点信心。没有一点信心，我们是受不起大牺牲的。”他举法国割地两省给普鲁士，过了48年才收回的史实，说道：“我们也许应该准备等候48年！在一个国家的千万年生命上，四五年或四五十年算得什么！”之后他又有《我们的意见不过如此》等文发表，说什么“我自己的理智与训练都不许我主张作战”。说什么“我极端敬仰那些曾为祖国冒死拼命作战的英雄，但我的良心不许我用我的笔锋来责备人，人都得用他的血和肉去和那惨酷残忍的现代武器拼命。”胡适的话说得很明白，它使我们看到了一个妥协主义者的心理活动，长敌人的威风，灭自己的志气。
由于他有上述的妥协思想，在行动上与当时的抗日救亡运动是格格不入的。上年12月30日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等在上海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该会的目的与任务是为释放国内政治犯与废除非法的拘禁、酷刑及杀戮而奋斗；刊布关于压迫民权之事实以唤起社会之公意，援助为争取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权利的一切斗争。胡适参加了这一组织而且是北平分会的主席，理应支持民众的抗日运动，保障人权，反对国民党迫害要求抗日的爱国青年。但他不是这样，相反与反动政府站在一起为虎作伥，发表不利于抗日救亡运动的谬论，对爱国青年进行污蔑，并攻击“同盟”总会，2月19日他在《独立评论》上刊载《民权的保障》一文宣称要求释放政治犯“这不是保障民权”；又说“一个政府要存在，自然不能不制裁一切推翻政府或反抗政府的行动。”接着2月22日又在《字林西报》发表谈话为国民党政府在北平监狱迫害爱国青年的罪行辩护，并极力反对同盟营救政治犯的正确方针，说什么“民权保障同盟不应当提出不加区别地释放一切政治犯，免予法律制裁的要求”等等。他的这些言论，引起社会的不满。2月28日宋庆龄、蔡元培为此电请胡适更正，“否则惟有自由出会，以全会章”。胡适不听警告，3月3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会议议决将他开除出盟。胡适后来在给汪精卫的信里说他“实在想养成一个无偏无党之身，有时当紧要的关头上或可为国家说几句有力的公道话。”由此可见，他拥蒋反对革命的立场是十分顽固的。
同年5月31日，中日双方在塘沽签订停战协定，有名的长城抗战就此宣告结束。胡适称此“协定”为城下之盟。中国方面蒙受奇耻大辱：承认日本占我东北三省的合法性，而且将冀东大片国土划为停战地域等等。这个协定签订后在全国引起极大的愤慨，但在社会上层却出现一股和平气氛。12月胡适给汪精卫的信说：“今日之危局与五六月间不同。今日所需不在能继续软下去，而在能委婉的硬起来。”又说：“当举国唱高调之时我不怕唱低调了，今日举国好像要唱低调了，我不敢不唱一点高调。”这时，他写了两首诗，可窥见其思想之大概。第一首是他应当时长城抗日的五十九军军长傅作义之嘱托，为该军战死将士（有尸首）的公墓碑而写的。傅在信中说道：“我以最虔诚的敬意和悲痛的情怀请先生为牺牲在抗日战役的将士们作一篇纪念碑文。”接着介绍了全军将士奋勇上阵，顽强抗日的作战精神及其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并称，先生文章久已钦仰。如蒙惠撰碑文，刻之于石，一定更能激发国民的爱国心。胡适接到来信后，读了傅对该军将士英雄事迹的介绍，十分受感动，于是用白话文写了一篇很长（1000多字）的纪念碑文，并请钱玄同楷书出来。在这篇碑文里，他比较详细地叙述了国民党军队于1933年3月至5月在华北长城一带与日本侵略军英勇作战的经过：如宋哲元部在喜峰口的苦战，如徐庭瑶、关麟徵、黄杰所率中央军队在南天门一带十余日的血战，如傅作义所部第七军团第五十九军在怀柔一战，与两倍于我的敌军交战，敌军虽有精锐武器装备，但在我抗日部队英勇顽强地阻击下，他们也不能前进一步。后因国民党当局与日方媾和，签订了“塘沽协定”，部队才开始撤退的。胡适以饱满的热情歌颂了抗日将士的英雄事迹。最后作诗以为纪念，诗云：
这里长眠的是二百零三个中国好男子
他们把他们的生命献给了他们的祖国，
我们和我们的子孙来这里凭吊敬礼的，
要想想我们应该用什么报答他们的血
后来，何应钦有命令，要将一切抗日的纪念物去掉，于是傅作义在碑上加了一层遮盖，上面另刻“精灵在兹”四个大字。可见当时国民政府对外政策之软弱无能。胡适为此又写了一首诗《大青山公墓碑》抒发胸中情怀，诗云：
雾散云开自有时，
暂时埋没不须悲。
青山待我重来日，
大写青山第二碑。
上面两首诗，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胡适在外敌入侵的时候还是表示了深切的爱国主义精神的，不过他的表现形式不是那样的激烈罢了。他的这个思想在下面几封信里反映得更为鲜明：
胡适对中、日问题的意见，1935年他在答复罗努生（隆基）的信里说：“我的主张大意为与日本公开交涉，解决一切悬案。原则为求得10年的和平，方法为有代价的让步。”并称：公开交涉，目的在于谋得一个喘气的时间。委曲求全，意在求全，忍辱求和，意在求和。倘辱而不能得全，不能得十年的和平，则终不免一战。在当时形势下，他认为可以承认“伪满洲国”，代价有三：（一）热河归还，长城归我防守，（二）“华北停战协定”完全取消，（三）日本自动放弃“辛丑和约”等。以上便是他对日外交的主张。此外，他又写信给王世杰申述自己的看法和主张。他对“何梅协定”是不满意的，所以他在信中说道：此回的事全是无代价的退让，若如此下去，岂不要把察哈尔、河北、平、津全然无代价的断送了？因此，他建议国民党当局在考虑和处理这个问题时，必须要从当前和将来的两种可能出现的事态来制定国策，并指出：“（一）在最近期间，日本独霸东亚，为所欲为，中国无能抵抗，世界无能制裁。这是毫无可疑的眼前局势。（二）在一个不很远的将来，太平洋上必有一度最可惨的大战，可以作我们翻身的机会，可以使我们的敌人的霸权消灭。这也是不很可疑的。”根据这一认识，他说：我们的政策，眼光可以望着将来，而手腕不能不顾到现在；并希望王将他的这个观点“设法使蒋介石先生知道此意”。因为王曾写信告诉他，据有关方面情报，日本人已对他极其注意，要他特别小心，注意安全，所以他在这封信里回复说：至于我个人的安全，我毫不在意，我活了40多年，总算做了一点良心上无愧怍的事，万一为自由牺牲，那是最光荣的事，我决不走开。从上面信函中，可见胡适在“九一八”事变以后的日子里为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是费尽心力的。
由于《独立评论》还保持着一些自由论政的精神，故有时谈论政治，褒贬人物难免与当局有发生冲突的时候。这样的事是常有的，比如：《独立评论》第十期在北平被查抄过；第八十一期在南京被宪兵司令部邮电检查员扣留过；第一百五十期前后被广东政府明令不许“独评”入境……上述这些只是小事一桩，后来到1936年底却闯大祸了。因为张奚若在该刊229号上发表了一篇《冀察不应以特殊自居》的文章，结果触怒了在北平当政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于是《独立评论》被查封了，而且还要拿人。当时胡适不在北平，其他社员（当时新社员有张忠绂、周炳琳、陈之迈、陈岱孙、顾一樵、陈受颐等人）都非常着急，四处奔走求救；可是江冬秀却很高兴，为什么？因她不愿意胡适办这份刊物，如今封了门，她感到特别高兴。据说为经济问题，其中也包括独立社借出去的钱一时收不回来的事，她与胡适常发生争吵，有一次吵得很厉害，据章希吕回忆说：“我既听见不得不去解围。适兄的脾气诚好，适嫂似不能体谅他。适嫂要我做中人，她以后家不管，每月要适兄给她200元，如要她管家，就非要600元不可。我亦不敢答应做这个中人”。可见胡适为了办报，家中也闹出一些不愉快的事来，使他很伤脑筋！当然江冬秀也怕他在政治上出问题，所以不愿意胡适办这份杂志，如今《独立评论》被封，她当然很高兴啦！但没想到贴上门的封条，不久又被撕掉了。
《独立评论》被封后，本来是要准备抓人的，因当时北平最高法院院长邓哲熙怕事情闹大不好收拾，故告知北大校长蒋梦麟和清华校长梅贻绮出来疏通，一切责任往胡适身上推，结果北平当局允许等胡适回平后再作解决。胡适于这年7月到美国去参加太平洋国际学会的大会，12月1日返抵上海。他从报上知道刊物被封的事。即向北平市长秦德纯发去电报声明《独立评论》的责任应由他来负责等等。随后胡接朋友回电云：“微（五日）电悉，报事宋（哲元）对文中利用特殊化及取消冀会等点疑有背景，甚为气愤，令立封报捕张（奚若），经邓（哲熙）、秦（德纯）疏解，张可无虑，复版事过数日再谈。”10日胡适回到北平。陶希圣来访，问：“《独立评论》停了，您看怎么办？”胡适回答说：“有问题总要解决才好。”陶便自告奋勇地说道：“如果还要办下去，我和这班人都熟悉，我去跑一跑，两小时就可解决！”既然如此，胡就请他帮忙走一遭。陶得胡的同意后急忙赶到西单绒线胡同高等法院。这时已是下午5点钟了，于是他直入院长邓哲熙办公室。邓觉得来得突然，便问：“这时候来，必有所为？”陶以说客的腔调说道：“我不是为自己的事，我是为宋先生的事而来的！”邓感到茫然，便问：“宋先生怎么样？”然后陶才慢慢地将宋哲元查封《独立评论》的利害关系剖析给他听，并称：《独立评论》每期销售1.4万份，其中4000销平、津，1万份销南方。如果一份杂志5个人看，现在这刊物停了，南方有5万人看不到《独立评论》，舆论哗然，这样下去宋先生将承受不住。陶的一席话邓认为有道理，思索了一下，说道：“听说胡先生已经回到北平，我想请胡先生先写一封信给宋先生，说他不在北平，《独立评论》的文章对二十九军有误会，现在他回来了，以后彼此多联系，不再发生这种事。然后宋先生请胡先生吃饭，请客时不再谈这事。只须把警察撤走，刊物继续发行，也无所谓复刊，您看如何？”陶说：“这是一个办法，我去与胡先生商量。”说罢，便告辞出来，又赶到胡适家，将邓哲熙的意见诉说了一遍，胡认为可以，并征求陶的意见说：“信就这样写，要不要道歉？”陶回答说：“不必道歉。”胡笑道：“道一句歉也无妨。”之后胡适向宋哲元写了一封信，略谓：“《独立评论》第二二九期，因为登载张奚若教授的一篇文字，开罪先生，致有停刊的事。……兹特具函向先生表示我个人负责道歉之意。”并称此报已停刊3月有余，拟俟身体恢复，即继续出版。以后适长期住平，待教之日正长。倘有言论失当，务请先生随时指摘，以便随时更正。此信发出后得到宋的谅解，不久《独立评论》于1937年4月18日复刊了。当时许多读者写信来祝贺，胡适在编辑后记里表示谢意，他说：“我们不能一一答谢，只好在这里深深道谢。”在来信中有位复堂来信说：“《独立评论》产生在国难严重之日，《独立评论》的作者过去曾和前方的战士同样地在精神上为民族国家冲锋肉搏。《独立评论》所代表的精神曾经替民族支持半壁的江山。全国读者虽然与这个刊物小别了数月，然而大众的神经中永远忘不掉这个刊物，永远祷祝《独立评论》这个营垒中的斗士照旧向前奋斗！”由此可见，《独立评论》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和作用。尽管胡适言论上唱低调，政治上右倾，但仍保持其独立精神，为国家民族寻求出路挽救危局，有时也不免要呐喊几声，并把《独立评论》维持了5年多，写了123篇文章，为该刊发表文章总数（1309篇）10％左右，这在当时条件下也是很不容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