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春，国民党强行召开“国民代表大会”之后，为了粉饰“民主”门面，便拉拢一些党外著名人士参政，以掩盖其一党专政之实。为此，蒋介石约傅斯年吃饭，请他劝胡适出山，到政府里来当国府委员兼考试院长。傅觉得此事对胡适不利，于是便为胡说情，力陈其不可之由。他说：自大处说，政府之外应有帮助政府之人，必要时说说话，如皆在政府，那就转失效用；如翁咏霓等人，若不入党，不在政府，岂不更好？蒋回答道：并不要他入党。傅又说：参加政府也一样。如此这般地谈了许久，蒋还是坚持己见，定要他去动员胡适不可。傅只好答应下来。但傅斯年回到家后，因病把这事给耽误了。大约过了三个星期，蒋派王世杰来讨回讯。这时傅又发表了一通不赞成胡适出山的议论，王一听，知此事蒋错托了人，于是便对傅说：话虽如此，但受人之托，还是不要从中打岔才好。在王的催促下，傅才抓紧时间给胡适写信，将蒋拟请他出任国府委员的事转告给他，并提醒他说，“自由主义者各自决定其办法与命运。不过，假如先生问我意见，我可以说：（一）我们与中共必成势不两立之势，自玄学至人生观，自理想至现实无一同者。（二）使中共不得势，只有今政府不倒而改进。（三）但，我们自己要有办法，一入政府即全无办法。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在另一封信里，又为其出谋献策说：“我目下主意是责备政府不可忘共党暴行，责备共党不可忘政府失败，此谓左右开弓。”从上述信中可以看出，当时形势逼人，所谓自由主义者胡适等人，何去何从将是当机立断的时候到了。
后来，胡适采纳了傅斯年的意见，婉转地拒绝了蒋的邀请，给傅复信说：“我因为很愿意帮国家政府的忙，所以不愿加入政府。”又说：“我在野——我们在野——是国家的、政府的一种力量，对外国，对国内，都可以帮政府的忙，支持他，替他说公平话，给他做面子。若做了国府委员，或做了一院院长，或做了一部部长……结果是毁了我30年养成的独立地位，而完全不能有所作为。结果是连我们说公平话的地位也取消了。——用一句通行的话，‘成了政府的尾巴’！”傅收到此信后，转给蒋介石，并再次为之辩解，但蒋还是不容推辞，再派王世杰去劝说，与此同时，又亲自写信定要胡适任国府委员等职，而且还多少有点强迫的意思在内，信云：“日前雪艇（即王世杰）兄返京，极称先生坚不愿参加政府，但愿以私人地位匡辅国家，协助政府，闻之心感。”并称：“政府改革在即，时间匆促，不及于发表前商得先生之同意，尚望体念时局之艰难，务请惠予谅察。”胡适接到这信后十分紧张。他在给王世杰的信里说道：考试院长决不敢就，国府委员也决不敢就。我愿意做5年或10年的北大校长，使学校有点成效，然后放手。请王帮他辞谢。后来还是傅斯年帮他出主意，诡称，北大同仁坚决反对，并搬出法规说，北大校长是专任职，决不能兼任政府的特任官，而予以拒绝。此事电信往还，闹了两个多月，后来蒋怕北大闹事，用胡适的话来说，便把他“赦免”了。从这件事可以看出胡适、傅斯年等人拥蒋反共的政治态度是十分清楚的，不过他们还想保持一点“中立”立场，以求一安身立命之地，但形势的发展是否能遂其心意，这就大成问题了。
嗣后，胡适在北平邀集北大、清华、南开等校教授组织了一个“独立时论社”，目的是对当时国内外政治问题分头写文章在各地报刊上发表，供政府参考；也就是向国民党作谏言的意思。先后参加该社的有毛子水、陶孟和、张佛泉、陈序经、赵乃抟、吴景超、陈雪屏、郑华炽、楼邦彦、萧公权、吴恩裕、陈岱孙、崔书琴等40余人。次年4月出版《独立时论》第一集，收集了40余篇文章。胡适在序云里说：“在民国三十六年（1947）的春天，我们一些在北平教学的朋友们，觉得应该利用余暇写写文章，对重要的时事问题，以独立的公道的立场发表一点意见。我们认为在目前我国情形之下，这是我们在教学以外应尽的一种社会职责。我们很希望我们的意见能够有助于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教育、文化及科学的进步。”由此可见，胡适是接受了傅斯年“与其组党，不如办报”的意见，但办报刊没有钱如何办呢？胡适想出了这个办法，仿欧美专栏作家，将文稿发寄国内外各地报馆同时发表，而文责仍由作家自负，解决了出版问题。这说明胡适对国民党政府寄予很大希望，想从舆论上来帮它的忙，以求其政局之安定与发展。
同年7月4日，国民党政府发布所谓“总动员戡平叛乱案”，决定在全国实行总动员，对中国共产党进行全面攻击。这是国民党统治集团为了挽救它在内战中的败局和加紧对人民的镇压而实施的反动法令。这个反动法案在报上公布后，第二天胡适对记者表态，宣称拥护这个法令，并称：政党有两种，一种是英美式的靠争取选票取得政权；一种是不惜一切手段的夺取政权。共产党属于后者。为了阐述上述观点，同月20日他又发表《两种根本不同的政党》一文，对国民党宪政改革进行了一番吹捧，说它本来据有一党，今日自动让出一部分政权，请别人来参加，这是世界政坛上稀有的事。但他又自相矛盾地说：依我个人看法，转变似乎应该包括党的内容与作风的根本改革，而不是仅仅分配几个名额，官员职位；当有自由、独立、容忍的政治作风，才算大改革的。从上所述，可见其拥蒋反共的反动政治立场，及其追求资产阶级民主思想是十分显明的。
是文发表后，他又接受北平电台的邀请，8月1日在该电台发表约半小时的广播演讲，题为《眼前世界文化的趋向》。他为应付这次演讲，用了几天工夫来准备，文稿写成后又对着时钟进行演习，为的是不让它超过电台给的时间。由此可见，胡适对这次演讲之重视。这次讲话后来发表在《华北日报》，并收入《独立时论》成为他这时的代表作。在这篇文章里，他说：“眼前世界文化的趋向，有他自然趋向，也有他理想的方向。”所谓自然趋向，便是世界文化渐渐朝混一的方向发展。三四百年的世界交通，使各色各样的文化有个互相接近的机会。互相接近了，才可以自由挑选，自由采用。比如：电灯、电话、自来水来自西方，而大豆则是中国的土产，还有茶叶、桐油等物现已成为世界文化的一部分。可见，世界文化就是这样自然形成的。他说：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一句话。第二句是说，在这自然趋向之下，还可看出几个共同的大趋向，有几个共同的理想目标。总括起来有三：第一，用科学的成绩解除人类的痛苦，增进人生的幸福。第二，用社会化的经济制度来提高人类的生活，提高人类的生活程度。第三，用民主的政治制度来解放人类的思想，发展人类的才能，造成自由独立的人格。他说：“这几个理想的目标是世界上许多圣人提倡的、鼓吹的，几个改造世界的大方向经过几百年的努力，几百年的宣传，现在差不多成了文明国家共同努力的目标了。”接下来便分别加以解释。当他谈到第三个目标时，便竭力吹捧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而对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却进行了攻击。他说：“我是学历史的人，从历史上来看世界文化上的趋向，那个民主自由的趋向，是三四百年来的一个最大目标，一个明白的方向。最近30年的反自由，反民主的集权专制的潮流，在我个人看来，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波折，一个小小的逆流。”并称：“俄国大革命，在经济方面要争取劳农大众的利益，那是我们同情的。可是阶级斗争的方法造成了一种不容忍，反自由的政治制度，我认为那是历史上的一件大不幸的事。”最后他号召大家，认清世界文化方向，尽可不必担忧，尽可放大胆子，放开脚步，努力建立我们自己的民主自由政治制度。并强调说：“只有民主的政治可以满足我们的要求。”这显然是在为国民党政府在做宣传，妄图以挽救其即将崩溃的反动政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