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国海陆二军，连战连北之因，苟使虚心平气以察之，不难立睹其致败之由，以阁下之英明，固已知之审矣。至清国而有今日之败者，固非君相一己之罪，盖其墨守常经，不谙通变之所由致也……
前三十载，我日本之国事，遭若何之辛酸，厥能免于垂危者，度阁下之所深悉也。当此之时，我国实以急去旧治，因时制宜，更张新政，以为国可存立之一大要图。今贵国亦不可不以去旧谋新为当务之急，亟从更张，苟其遵之，则国可相安；不然，岂能免于败亡之数乎？
……夫大厦之将倾，固非一木所能支。苟见势不可为，时不云利，即以全军船舰权降与敌，而以国家兴废之端观之，诚以些些小节，何足挂怀？仆于是乎指誓天日，敢请阁下暂游日本。
从来贵国军人与敌军往返书翰，大都以壮语豪言，互相酬答，或炫其强，或蔽其弱，以为能事。仆之斯书，洵发于友谊之至诚，绝非草草，请阁下垂察焉。倘幸容纳鄙衷，则待复书贲临。于实行方法，再为详陈。谨布上闻。”
因为没有更多的史料，我们无法知道丁汝昌在看到这封书信后的表情和感受，只是知道他拒绝投降，并把信上交给了李鸿章。
与吴大澂充满豪言壮语的檄文相比，这封劝降书的立意、文法，堪称奇文。日本人对本国的崛起有如此清醒的认识，对清朝的弊病如此洞悉，实在让人慨叹！
吴大澂在晚清的官场上，清廉务实，勇于请缨，已经算得上是一流的能吏，但对于世界、对于日本的认识却幼稚可笑到极点，殊不知风水轮流转，日本的现代化程度早已超越了诸葛亮。
关于吴大澂，还有件轶事值得一说。因为对失败内疚，《马关条约》签署后，罢职在家的吴大澂给湖广总督张之洞发了一封电报，称愿意把自己多年收藏的三千多种古董，用来“抵与日本，请减去赔款二十分之一”。张之洞回电：“以古器文玩，抵兵费，事太奇创，倭奴好兵好利，岂好古哉？”虽然吴大澂是书呆子气的离奇想法，但他勇于为国分忧，足以令人尊敬。
3. 最后的铁甲舰
2月5日子夜时分，日军两个鱼雷舰队共10艘鱼雷艇，趁着夜色偷偷溜进了港口，在接近北洋舰队时被发现，在清军猛烈的机关炮扫射中，一艘鱼雷舰冒死驶近了定远，连发两颗鱼雷，自己却被定远的巨炮直接命中机舱，死伤惨重。同时，定远舰底被鱼雷准确击中，海水疯狂涌进，舰身逐渐倾斜。定远赶紧砍断锚链，在刘公岛岸边的沙滩上搁浅，避免了当场沉没。
祸不单行。继镇远之后，北洋水师的旗舰也丧失了出海作战能力。
对于命根子一样的军舰，李鸿章一直念念不忘，威海卫被围之前，他电示丁汝昌：“万一刘岛不保，能挟数舰冲出，或烟台，或吴淞，勿被倭全灭，稍赎重愆。”丁汝昌认为，在日舰的夹击中，北洋舰队很难安全退走，而且担心影响陆军士气。他复电李鸿章称：“至海军如败，万无退烟之理，惟有船没人尽而已。”
定远搁浅后，两艘最有威力的铁甲舰只能作为水上炮台使用，冲出重围的最后一线希望丧失了。
见到鱼雷艇偷袭奏效，伊东祐亨重施故技，频繁派遣鱼雷艇进港偷袭，击沉了北洋水师的另一艘主力舰来远号，靖远舰则重伤搁浅。但直到这时，丁汝昌还没有丧失斗志，还在指挥将士死守，等待援军。
给丁汝昌最后打击的事情发生了。2月7日，北洋水师的15艘鱼雷艇和汽船，由管带王平领头，结伙逃出港口，结果受日舰追击，除了逃走两艘外，都被击沉或触礁搁浅，最后成了日军的俘获品。
一支完整的鱼雷舰队临战脱逃！这起事件对北洋水师士气的打击，是致命的。当晚，大批官兵拥到海军公所门口，哀求丁提督给条生路。时任营务处总办的罗丰禄在家书里哀叹道：“倭人常谓：中国如死猪卧地，任人宰割，实是现在景象。”
罗丰禄是和刘步蟾、林泰曾等人一起出国留学的北洋水师精英，连他也对战局如此灰心丧气，何况普通士兵？
进无以战，退无以守。丁汝昌在彻底绝望中，下达了炸毁定远的命令。
为了不资敌，亲手炸毁舰队的旗舰、北洋水师的骄傲，对于和定远朝夕相处十年之久的海军总司令来说，是个过分残忍的命令。
2月9日，定远舰被装上棉火药点燃弹药舱，一声巨响过后，定远的巨大身躯断为两截，缓缓沉入大海。当晚，定远管带刘步蟾在极度悲愤中自杀，又一个海外留学生、北洋骄子选择了“舰亡人亡”！
刘步蟾，福建侯官人，毕业于福建船政学堂。1875年被送往英国留学，得到英国海军届的一致好评。回国后参与组建北洋水师，任定远管带。因为熟悉海军业务，他是北洋水师中公认的领袖级人物，黄海海战中丁汝昌受伤，他代为督战，指挥有方英勇不屈。
2月11日当晚，丁汝昌接到了李鸿章命令突围的电报，禁不住苦笑一声：港外日舰遍布，北洋水师余下的各舰皆受重伤，弹药将尽，如何突围？这时，得知援军无期的水陆兵勇再次聚集在门外鼓噪，丁汝昌下令将镇远炸毁，“众水手只顾苦求，无人动手”。
灯下写完遗书后，丁汝昌长叹一声：“与舰偕亡，臣之职也。”吞下鸦片膏，弥留到第二天清晨才痛苦死去，镇远新任管带杨用霖和护军统领总兵张文宣，也随之自杀殉国。
丁汝昌死后，由威海营务处候选道牛昶昞主持，一纸以丁汝昌名义的降书，送到了日军旗舰松岛号上。降书称：“本军门始意决战至船没人尽而后已，今因欲保全生灵，愿停战事，将在岛现有之船及刘公岛并炮台、军械献与贵国，只求勿伤害水陆中西官员兵勇民人等命，并许其出岛归乡，是所切望。”
2月17日上午8时30分，日本联合舰队高悬军旗，鱼贯进入威海卫港。北洋水师最后十艘军舰：镇远、济远、平远、广丙、镇东、镇西、镇南、镇北、镇中、镇边，降下了大清龙旗，升起了日本旗。
下午4时，一艘被拆除了舰炮的军舰——康济舰，孤独的悬挂着黄龙旗，在凄风冷雨中，徐徐驶离威海卫开往烟台。船里载着威海卫余下的清军海陆将领和洋员，在这些活着的人中间，是丁汝昌、刘步蟾、杨用霖、戴宗骞冰冷的灵柩。
北洋舰队覆没了。
4. 日军鸣炮，为丁提督送行
“两军雨泣咸惊疑，已降复死死为谁？可怜将军归骨时，白幡飘飘丹旐垂。”这两句诗出自清代外交家、诗人黄遵宪的《降将军歌》，黄遵宪对丁汝昌之死发出感慨：已降复死死为谁？
关于丁汝昌是死前写好降书，还是死后被手下假借名义投降，史料纷纭，到今天还争论不休。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身为一国海军司令，丁汝昌用自己的生命为失败殉职，就算不是英雄，也无愧于军人之称。
丁汝昌是个标准的军人，他是安徽庐江人，早年家里贫穷，参加了太平军程学启部，后随程归降湘军，凭借战功，从哨官、千总至总兵。因为深受李鸿章器重，被任命北洋水师提督。
出身陆军而统帅海军，丁汝昌未尝不受到别人冷嘲热讽，黄海海战失利后，丁汝昌遵照李鸿章指示“避战保船”，更成了朝野千夫所指的对象。如果说李鸿章是甲午战争的替罪羊，丁汝昌就是李鸿章的替罪羊。
威海卫之战，丁汝昌是被摘了顶带、罢了官职的“戴罪之身”。自杀并没有换取朝廷的同情，丁的灵柩运到烟台后，刑部用三道铜箍把棺材捆，并涂上黑漆以示棺主戴罪。棺材运回丁氏原籍后，不准进村，不准下葬，等待朝廷最后判决。丁夫人忍受不了侮辱，吞金自杀。 直到宣统二年（1910年），经丁汝昌当年手下萨镇冰等人的力争，清廷才以“力竭捐躯，情节可怜”作为台阶，恢复丁汝昌官衔，恩准其遗骸与夫人合葬。
对丁汝昌的尊重，居然来自他的敌人。
威海卫之围，丁汝昌自杀后，降书送到日本旗舰。日军诸将都建议除了缴获军舰外，把清将也全部擒获。联合舰队司令官伊东祐亨却力排众议说：“丁提督，清国海军名将也。自居北洋水师职以来，辛苦经营，十年如一日，而今日之战术又有所可观。其伎俩绝非可侮也。”出自对丁汝昌自尽的敬重，伊东答应了遣送中国官兵返国的要求。
当载着丁汝昌灵柩的康济舰驶离威海卫军港时，日本联合舰队一片肃然，鸣炮致哀。
在“高千穗”舰服役，参加过黄海大东沟海战的日本海军大尉、子爵小笠原长生，在战后一次演说中，评价了“日清战争”中的丁汝昌：
他和其他中国将帅略有不同，我觉得他是一位具有古代豪杰风度的人物。
日清和平破裂之后，在许多战斗中没有像威海卫那样的义战。为何称其为义战呢？因为敌人极尽忠义。其他无论旅顺还是平壤，皇军所到之处立即陷落。然而据守在威海卫内刘公岛的丁汝昌，对日本陆海军的进攻则进行了英勇的抵抗。竭尽全力之后，最终自杀以救部下，这实在是战则以义战，降则以义降。对此，日本则以义而攻之，以义而受其降。这样，于敌于我皆表现出日本固有的武士精神，我想这是绝无仅有的。另外，刘公岛上的士兵也和其他中国士兵不同，虽说善于防御，但主要还是由于丁汝昌平素重义爱兵所致。
据敌人报道，丁汝昌死后，他的投降书据说是别人写的。按照丁汝昌的想法，到最后不能再战时，先捣毁炮台，破坏军舰，然后投降。但丁汝昌死后有些西洋人说，如若那样，日本人脾气暴躁，不知会遭到什么样的虐待。因此，据说才写了丁汝昌的名字，送上投降书。有的西洋人对此非常愤慨，把这件事向报馆投稿，指出这实在是万不应该的做法，太可怜了。他既然是那样的铮铮勇士，到死后名字却受到如此玷污，丁汝昌决不会作那种投降。他是抱着炸毁全部军舰，破坏所有炮台，拼自己一死以挽救士兵生命的想法而进行殊死防御的。
丁汝昌对敌人也非常重义的，如所周知，二月五日晚，我鱼雷艇击沉了敌军旗舰“定远”号，当时丁汝昌正坐乘该舰，我鱼雷艇在离八百米的距离，不断遭到炮击，鱼雷艇的蒸汽机被击中，舵手全部战死。由于炮火越来越激烈，于是其他船员便把尸体扔掉，自己逃走。以后打捞尸体时，丁汝昌说：“这虽是敌人，但系忠义之士，应该以礼相葬。”因此特派海军士兵随同守卫，如果若是其他中国人，不知会对这些击沉“定远”号的最可恨的敌军士兵如何残忍对待。我想这些事实正是重义的做法。对敌人竭尽防御之策，危急关头身先士卒，最后从容就义。
对丁汝昌致以最深切敬意的，是镇远号上的洋帮办——美国人马吉芬。
马吉芬回到美国治伤后，在《世纪》杂志的回忆文章中写道：“其中如提督丁汝昌，我不能不向其深切沉痛追悼。他既是勇敢的武士，又是温和的绅士，他迫于滥命和强敌作战而一败涂地。及见大势已去，尽毕生最后的职责，为了麾下将士的生命而与敌签约。这是他自己的决定。他曾期望活着，但他知道祖国的不仁，对他的冷酷待遇将要超过不共戴天的敌国。在夜半孤灯之下，左思右想，饮鸩而逝。老英雄当时的感情究竟如何？”
做了右眼摘除手术后，情绪不稳的马吉芬在一家医院举枪自杀。
那一天是1897年2月11日，正是他的老上司丁汝昌在刘公岛自杀的两周年忌日。
八、马关，一个民族的伤心地
一个寂静的清晨，留着花白辫发的大清钦差头等全权大臣李鸿章上路了。他所乘坐的德国商轮公义号，即将开往一个令他一生痛感耻辱的地方——日本马关。他带去的，是一个没落王朝的尊严，返航时，他将带回一个民族的巨大耻辱。
五年后，清末诗人吴保初东渡日本，舟过玄海滩，慨然吟道：“舟人那识伤心地，遥指前程是马关。”
1. 迁都抗战，清廷有这个勇气吗
旅顺和威海卫的相继失陷，标志着日军通往天津、北京的门户已经打开。军事上，清军已经证明了远不是日本的对手，西式武器装备的淮军每战必败，耗费巨资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谁都明白，北京是守不住的。
摆在清廷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迁都抗战或者忍辱求和。
放弃北京，迁都西安，坚持抗战，这个看上去坚强不屈的建议是当时不少主战派官员提出的，他们的代表人物是著名的帝师、清流领袖、户部尚书翁同龢。
无论个人恩怨（李鸿章当年参倒了翁同龢的哥哥），还是政治主张（一个是洋务派，一个是清流派），翁同龢都是李鸿章官场上最大的敌手。甲午战争期间，主持军事的李鸿章屡遭败绩，翁同龢更是不遗余力加以攻击。李鸿章主张委屈议和，翁同龢则力陈“迁都再战”。事实上，翁同龢一力主战，完全出自书生意气，这也是“清流派”的通病，谈起国事慷慨激昂，办起实事却百无一用。翁同龢为官清廉，在后世的名声远远胜于李鸿章，但时人对他们的评价却大同小异。清廷重臣荣禄在甲午战争期间评价两人说：“常熟（翁同龢是常熟人）奸狡性成，真有令人不可思议者。合肥（李鸿章）甘为小人，而常熟则仍作伪君子。”
那么，迁都西安抗战有无胜算？
从战略上说，凭借国土的广阔战略纵深，用空间换时间，和敌人进行持久抗战，二战中中国、苏联都成功的证明了这一点的可行。拿甲午战争来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中国地大物博，资源、兵力远在日本之上，如果全国咬紧牙关齐心抗战，加以西方列强绝不会坐视日本一家独大，国事尚有可为，不是没有获得最后胜利的可能。
毛泽东在抗战期间，做了一次著名的“论持久战”讲演。但抗日“持久战”的观点，其实是甲午战争期间，两江总督刘坤一的首倡：“有钱赔款，不如用兵两年。况用兵两年，需饷不过数千万，较赔款尚不及半，而彼之所费愈多。……‘持久’二字，实为现在制倭要著。”
另一个封疆大吏两广总督张之洞也提出了“迁都、勤王”的主张：“彼孤军远征，粮弹皆靠海运，分兵守则军势弱，不守则接济断，彼时一败即不能支。”
至于清朝前线将领，虽然屡战屡败，但都是清一色的主战派。辽东前线的老将宋庆致电：“愿与天下精兵舍身报国。”
再看看日本。到１８９５年３月，侵华战争已经打了８个月，小小岛国的人力、物力、财力已消耗殆尽，甚至连最强硬的主战派、外务大臣陆奥宗光也不得不承认：“国内海陆军备殆已空虚，而去年来继续长期战斗之我军队人员，军需固已告缺乏。”中国战场上，侵华的两路日军，因为巨大的战争消耗都处于休整期。日军尽管在直接战场伤亡不大，但疫病、冻伤等非战斗减员很多，据统计，日军参战的７个师团，伤亡减员达三万多人，其中死亡和残疾就达一万七千人。因此，日本巴不得早日议和成功，威逼清朝割地赔款。
决定权在两个人手上：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
年轻的光绪皇帝一向对外面的世界很感兴趣，他经常召见驻外公使询问国外风情典故。不知道他听说过这段故事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