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冬生于晋东南的一个小城镇，父亲是当地一个知识渊博的私塾先生。由于生在寒冬，父亲将这个钟爱的长子取名为冬，另一层意思是暗喻当时的社会和国势的严酷，父亲希望他能像中国历史上的志士仁人一样“达则兼济天下”，为国家为民族贡献一份力量，故以“达济”作为他的字。
父亲殚精竭虑要把他培养成能文能武的人才，很小就叫他背诵《三字经》、《千字文》等启蒙书籍，稍大就亲自讲授“四书五经”，特别是记述老祖宗孔子言行的《论语》，希望他能恪守中国传统道德，做一个道德高尚的正人君子。另外，聘请当地太极名师教他习武，练了多年太极拳。在那个时代，“穷学文，富习武”，练武的花费是相当大的，这对一个并不宽裕的家庭来说是一笔难以负担的开销。但父亲哪怕是借贷也要他练下去。到了十三岁，开明的父亲又亲自送他到省城的国立中学读书，以接受科学文化知识，将来好为国效力，在这里他遇到了他所尊敬的，对他思想发展有重大影响的老师——李兴华。
李兴华，原名李守道，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的高才生，回国后，他本可以到省教育厅任职，但他却甘愿到国立中学去教历史。他说中国已经到了生死存亡之际，只有通过学习历史才能让中国人热爱自己的祖国，才能奋起救国救亡。他的志向是复兴中华，故将名字改为兴华。他每次上课都是慷慨激昂，声情并茂，感人至深。他向学生讲述中国是世界上硕果仅存的四大文明古国。古埃及的历史比中国更久远，但它名存实亡，创造古埃及文化的古埃及人已被后来的阿拉伯人消灭或同化。古巴比伦亡国亡种，国已不存，民族也消亡了。印度文明的创造者达罗毗荼人被后来入侵的雅利安人所同化或奴役，成为奴隶或贱民。只有中华民族，它发祥于黄河流域，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极盛时北至贝加尔湖，南至南海，东至库页岛，西至咸海，涵盖黑龙江、黄河、淮河、长江、珠江五大水系，人口四万万五千万，雄踞世界之首，占世界总人口的四分之一。
中国有五千年灿烂的文化，对世界的贡献且不说四大发明，从秦汉至清朝中期，它一直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世界重大历史事件许多与中国有关，它对世界历史起着重大影响。第一次汉灭匈奴，北匈奴的残部被迫西迁，却打遍天下无敌手，迫使日耳曼等迁移罗马帝国境内，这是世界历史上一次非常重要的民族大迁移，最后导致罗马帝国的灭亡。第二次唐灭东西突厥，西突厥残部被迫西迁以避其锋。后来建立起横跨亚、欧、非三大陆的庞大的奥斯曼帝国，由于它垄断东西方贸易，迫使欧洲商人另辟至中国的航线，结果是发现新大陆，造成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兴起。
李兴华老师是个坚定的民族主义者及爱国者，难能可贵的是，他能将成吉思汗和康熙大帝等少数民族皇帝与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相提并论，推崇他们的文治武功，但也批评他们的不足。他热情赞颂成吉思汗及他的子孙们率领蒙古铁骑横扫欧亚大陆，所向披靡，灭国数十，建立四大汗国，其赫赫武功，可说是冠绝古今，空前绝后，并削平了中国境内大大小小的封建割据势力，将西藏正式纳入中国的版图，至其孙忽必烈时建立了强盛的大一统的元朝，终于有了现代中国版图的雏形。所以，蒙古族对中国历史的贡献是很大的。但元朝重武轻文，排斥汉文化，实行残酷的民族压迫政策，同时轻视知识分子，当时读书人的地位很低，“八娼九儒十丐”，仅比乞丐高一点，所以它得不到知识分子，特别是汉族知识分子的鼎力相助，不到一百年就灭亡了。以此看来，元朝的文治远比不上清朝，清朝康乾盛世延绵至嘉庆年间，长达一百五六十年，但这仅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回光返照。满族人吸取了元朝迅速败亡的教训，满族人少，要统治庞大的中华帝国力有不足，所以拉拢强悍的蒙古族一同作为统治民族，用联姻、封王的方式笼络蒙古族，称为满蒙一体，使蒙古族成为清王朝最坚定的支持者。从此，防止北方少数民族扰边的长城便失去了作用。为了削弱汉族的反抗，清王朝将汉族提到第二等级，提倡尊孔，崇尚儒家文化，开科取士，大力吸收汉族优秀人才为我所用，并重用汉族大臣，其地位仅次于满蒙重臣，这样就与汉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有了共同语言，从而扩大了它的统治层面，消弭了当时尖锐的民族矛盾，使它的统治延绵了二百六十多年。所以说，满族人的统治术是十分高明的，而且一个空前强盛的清王朝取代腐朽的明王朝，这对维护国家统一和安全是十分关键的。国力的强盛，使垂涎欲滴的沙俄近二百年不敢向中国发难，以夺取中国的大好河山。康乾年间，多次平定新疆叛乱，坚定地维护国家统一。可惜的是，乾嘉盛世已呈颓势，乾隆帝虽自称为“十全老人”，但他不了解世界大势的变化，不能顺应历史潮流，仍然妄自尊大，闭关锁国，从而造成近百年中国被动挨打，被西方列强豆剖瓜分的民族灾难。
李兴华继而说，评价一个人、一个民族，绝不能看其是否与我们同族，而应该看其对中国历史的贡献。像蒙古族、满族虽然对汉族人来说，是异族统治，但它们同属于中华民族，是我们的兄弟民族，它们与汉族及其他民族一样，对中国历史作出了重大贡献，成吉思汗和康熙大帝的文治武功同样可以与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相媲美。
回顾了中国近五千年的辉煌历史后，李兴华用十分沉重、悲愤的语调讲述了中国近百年饱受侵略、受人宰割的历史。自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众强环伺，虎视眈眈，视中国为一块肥肉，豆剖瓜分，以攫取最大利益。且不说英、法、美、德、日等西方大国，就连葡萄牙、比利时这些蕞尔小国也不将我堂堂中华放在眼里，也欲在灭亡中国中分得一杯羹。而对我中华威胁最大的莫过于北方的沙俄和东方的日本。沙俄侵略成性，与之毗邻的国家无不遭其荼毒，不到百年，沙俄威逼利诱，并不惜动用武力，割去我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夺去我通向日本海的出海口……外蒙独立，又使中国的国土蒙受了重大的损失。
最可恨的是东洋倭奴，忘恩负义，以怨报德，过去的学生竟打起老师来了。甲午一战，割我台湾，迫使中国赔偿二亿三千万两白银，从此日本在中国人的累累尸骨上强盛起来了。此后，日本野心极度膨胀，妄图称霸世界。
它提出“八一宇”的国际新秩序，也就是“征服世界的四面八方，置诸一个屋顶之下”，由日本天皇来统治。为此定下了“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洲；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的密计，策动“九·一八事变”，强占我东北，建立伪满洲国，并且磨刀霍霍，妄图一举灭亡我五千年的泱泱大国。中华民族已经到了生死存亡之秋，国势危如累卵，可谓五千年之仅见，亡国亡种不再是危言耸听，而是迫在眉睫。可是汉奸、卖国贼却认贼作父，引狼入室，亿万炎黄子孙浑浑噩噩，全然不知“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国民政府也对此视而不见，却高唱“攘外必先安内”，长于内战，怯于抗敌。不是同仇敌忾，共赴国难，反倒同室操戈，兄弟相残，实在令亲者痛，仇者快。这样下去，不消数年，中国必将亡于倭奴之手。四万万五千万炎黄子孙将成为亡国奴，五千年灿烂的中华民族将毁于一旦。如此，我等有何面目去见列祖列宗。每当说到这里，李兴华不由地掩面大哭，教室里哭声一片，充满着悲愤的气氛。
李兴华接着说道，孔子曾评价管仲说，没有管仲，我们将左衽也，即被周围民族所同化。那么，今天我国更需要能驱除倭奴、光复中华的大英雄。
古往今来，抗击外族进攻的英雄代不乏人，如卫青、霍去病、李广、祖逖、岳飞、文天祥、戚继光、史可法、郑成功、左宗棠、关天培、邓世昌。对近代抗击外国侵略来说，左宗棠尤可称道。他扬汉唐雄风，秉承列祖列宗阳刚之气，不畏强暴，以七十高龄抬棺出战，顶住沙俄淫威，一举收复新疆，为中华保全了偌大的国土，其功莫大焉，左宗棠乃近百年少见的血性男儿，是顶天立地的中华男儿，是我中华民族的大英雄。今天，倭奴野心勃勃，虎视眈眈，要彻底灭亡中国，谁能挽大厦之将倾？谁能解救中华民族五千年来的最大危难？随着李兴华的发问，教室里欷歔不已，惶惑相顾。是啊，本来是“少年不知愁滋味”的莘莘学子，正是风华正茂、求知向学的大好青春年华，却不得不面对山河破碎、风雨飘摇的中国现状，出路在哪里？大家急需从老师口中得到答案。
李兴华话锋一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以我血荐轩辕”，宁死也不当亡国奴。只要四万万五千万同胞团结一心，共抗倭奴，倭寇亡我只不过是痴心妄想。同学们，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国学大师梁启超说过：“少年富则中国富，少年智则中国智，少年进步则中国进步，少年强则中国强。”
你们应以天下为己任，奋起救国救亡，有了年青一代的奋起，中国永远不会亡！随着老师慷慨激越的演说，学生们热血澎湃，群情沸腾。孔冬突然站起来大声喊道：“驱逐倭奴，光复中国！”“还我河山！”同学们同声应合，愤怒的吼声响彻教室，响彻校园。
在李兴华的影响下，孔冬对中国史十分感兴趣，在老师的悉心指导下，他看了大量的历史书籍，对中国史，特别是战争史、近代史下了很大力气，力图总结出中国各民族间征战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找出中国近代衰落的原因及挽救中国危亡的方法。虽然一时找不到救国良方，但他仍然孜孜不倦地求索着。
1935年，民族危机进一步深化。5月，日本帝国主义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华北政权特殊化”的要求。在日本的强大压力下，国民党政府采取妥协政策，签订了所谓《何梅协定》，出卖了华北大部分主权。11月，组织“冀察政务委员会”以迎合日本横蛮无理的要求。消息传来，群情激奋。中共北平市委和共产党领导下的北平市学生联合会决定举行请愿游行示威，反对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要求抗日救国。12月9日，北平学生六千人汇集于新华门前请愿，提出六项主张：反对“防共自治运动”，公开宣布中日交涉经过，不得任意捕人，保障地方领土安全，停止一切内战，实行言论、集会、结社、出版自由。但遭到国民党政府拒绝。爱国学生义愤填膺，随即举行游行示威，国民党政府出动军警进行镇压，学生受伤、被捕多人。残酷镇压更进一步激发了学生的爱国热情。次日，全市学生举行总罢课。学生们的爱国行动得到广大市民的支持。16日，三万多学生、市民在天桥集会，并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在人民的强大压力下，“冀察政务委员会”被迫延期成立。在北平学生、市民爱国运动的推动和影响下，全国许多大中城市的学生相继举行游行示威，并纷纷成立各界救国会，掀起了全国规模抗日救亡的群众运动。
“一二·九”运动的消息传到山西，李兴华欣喜异常。他兴奋地说：“中国人，特别是青年学生开始觉悟了，大学生奋起救亡，共赴国难，倭奴小丑想亡我中华只是痴人说梦。”他鼓动、号召教师、学生起来支持北平爱国学生运动。他带领学生上街游行示威，并进行讲演，号召学生罢课，商家罢市，抵制日货，共御外侮。血气方刚的孔冬及同学们以极大的爱国热情投入这场运动，他们游行示威、鼓动群众、宣传群众。孔冬还在集会上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说。他痛斥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罪恶行径，揭露日本欲亡我中华的狼子野心，批驳国民党政府“攘外必先安内”的谬论，号召人民团结一心，共赴国难。他的讲演激起了学生、市民的一阵阵掌声。讲演完后，孔冬感到十分奇怪，性格内向的他怎么突然敢在大庭广众之下滔滔不绝地发表长篇大论了呢。他不由地觉得，通过这一运动，自己的胆识、口才、组织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社会是一个锻炼人的大舞台。学生运动在山西同样遭到国民党政府的镇压，李兴华及孔冬等几个得意弟子都被逮捕。在审讯中，孔冬被指责是受了共产党的蛊惑，不理解蒋委员长的良苦用心，是遗日本人口实，并且造成社会动乱不安，对此应该好好反省，作为一个学生，好好读书才是本分，不应跟着别人瞎胡闹。对此孔冬义正词严地驳斥道：“我不知道什么是共产党，所以谈不上受它的蛊惑。我只知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爱国有什么罪，作为政府，应该带领人民抵抗外侮，收复沦陷的大好河山，而不应该抓捕宣传抗日的爱国师生。现在民气可用，政府为什么不因势利导，万众一心，共赴国难，反而要打压这种难能可贵的爱国热情呢？”审讯官对此哑口无言。
在广大师生的压力下，在社会贤达的营救下，国民党政府不得不释放李兴华、孔冬等人。短短的监狱生活，使孔冬对国民党政府懦弱无能、畏日如虎感到极度失望，觉得靠它担任起抗击日本侵略的大任简直是不可能的。那么谁才能领导中国人民抗击日寇呢？他心中感到十分郁闷。
有一天，李兴华悄悄地把几个得意弟子找去，告诉他们，这次在狱中，他作为重犯，与一个新近参加学生运动而被捕的共产党员关在一起，在短短的几天里，他听到许多新道理。共产党经过一年艰苦卓绝的长征，已经到达陕北，建立了新的根据地。共产党是坚决主张抗日的，还在长征路上，就发表了《八一宣言》，要求北上抗日，并号召全国人民联合起来，抗日救国。这次北平学生运动就是共产党发动的。我现在知道了共产党并不像国民党宣传的那样，是一帮杀人放火、无恶不作的匪徒，而是一个要求解放劳苦大众的志士仁人的组织，他们是爱国的，他们是真心实意要求抗日的。
不管是谁，他只要能挺身而出，担负起领导人民抗击外侮，光复中华的重任，我就拥护他。看来，共产党是中国的希望，只可惜力量太小，国民党政府也绝不会容忍它发展壮大。若是两党在国难当头之时再打内战，恐怕会让倭奴坐收渔人之利。说到这里，李兴华不由地长叹了一口气。通过李兴华的一番话，孔冬对共产党有了初步的认识，他赞赏共产党坚定的抗日立场，并把抗日救亡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身上。但由于国民党长期的反动宣传，社会上形成对共产党的负面影响。所以，共产党对孔冬来说仍然是十分神秘的，他也希望能多了解一些共产党的真实情况。
1937年7月7日，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日寇狂妄叫嚣，“三个月灭亡中国”。7月8日，中共中央发表号召抗战的宣言，要求全民族实行抗战。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宣布对日抗战。大敌当前，国共两党再次携手，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赴抗日前线，与日寇展开殊死搏斗。仅淞沪抗战就打了三个月，粉碎了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美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