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关天培和“三重门”的倒下，广州已经无险可守，最近时，英军兵锋仅隔数公里。
在需要英雄的时候，英雄终于出现了。1841年3月5日，杨芳赶到广州。
从沙角到横档，已连输几轮，不过那都可以算作是海战，陆战就难说了。道光不是一个锦衣玉食的孱弱天子，虽然不是马上得天下，但这么多年风风雨雨，起码也算骑马保天下，尤其在经历张格尔之役的重大考验后，他绝不会缺少指挥陆战并一战而胜的底气。
过去的张格尔不也是猖狂得不行吗，张牙舞爪的样，以为谁都拿他没办法，而当时的南疆纵然不算生死存亡，也在危在旦夕之间，形势之紧张，绝不亚于如今的广州，结果怎么样，还不是让我给活逮了。
问题看来还是出在将帅身上。想想就明白了，琦善这小子那么怕死，整天就记着跟英国人谈判，仗能打好吗？关天培倒是不错，但他是水师将领，没有指挥过大规模陆战，输的也不意外。
那么，召唤我的陆战宿将吧。
这次出征广州，道光特地组建了一个团队。在这个团队中，杨芳不是一把手，但无疑最为耀眼，也最令皇帝看重。
当年平定张格尔之乱的“三剑客”，长龄、杨遇春都去世了，只剩下杨芳仍健在。这位生擒张格尔的西部英雄，其时也已经是七十多岁的老爷爷了，按道理早该回家抱孙子，他自己也多次向上打报告，以病求退。
可是男人这玩意，有点本事就得让你继续折腾下去。环顾宇内，像杨芳这样战功卓著且经验丰富的战将实在太过珍稀，所以道光又再度启用，直到此次任命他为参赞大臣。
派杨芳出征，其实就是要依靠这位被封为三等果勇侯的“猛爷爷”，将张格尔一役在广州重新复制一遍，道光对此信心十足。
他丝毫不担心杨芳打不了胜仗，他怕的是英国人船快，别一打不过，就要“远遁外洋”，朝深海里跑，这样过段时间又要反复，又要兴师出征，多麻烦啊。
“杨芳，你要这么干，像平定张格尔之乱那样，先出奇兵断其后路，务使片帆不返，让他一条船都回不去，然后再四面出击，扫荡干净，直至擒住义律，如此才算大功告成。”
非常规战术
在被任命为参赞大臣之前，杨芳官授湖南提督，干的活也是四处扑火，今天哪里兵变，明天哪里骚乱，都得他去招呼。接到谕旨时，他人正在江西，这倒也好，缩短了路程，使他成了新团队中到达前线的第一人。
当杨芳现身广州，立刻赢得一片欢呼，无论老百姓，还是大小官吏，皆“倚为长城”。
到任后，杨芳迅速调兵遣将，组织兵勇扼守各个要点，但他很快发现义律并不是张格尔，而英军也比南疆叛军和浩罕骑兵厉害了不知多少倍。
在张格尔一战中，叛军已经装备了燧发枪，但数量并不是很多，用“连环铳炮”足以应付，英军不同，他们手中拿的，全是燧发枪或更高级一点的击发枪。
中国军队使用的鸟枪本来就差着级别，就这样，还属于特种武器，只能配到一半，质量也差得要命，有的用了几十年都没更换过，最离谱的竟然接近了两百年！
如此算来，你得多少支鸟枪才及得了人家一支燧发枪呀，所以“连环铳炮”毫无作用。
比枪更有发言权的是炮，不过双方的差距仍可参照枪，也就是说，大家根本就不在同一个水平线上。
于是乎，战场之上，大清国的兵勇完全成了对方的活靶子，上多少死多少。久而久之，底下将领们也都泄了气，有的临战前竟暗地派人与英军商量：能不能你不放炮，我不放炮，谁都不要放炮？
后来一想不对，上头知道要杀头的呀，又赶紧腆着脸改口，说要不这样吧，我放几次没有炮弹的炮，算给皇帝留面子，然后马上就走掉……
杨芳傻眼了，以往的那些作战经验毫无用武之地啊。
野史中记载，在战事不利的情况下，杨芳曾派人全城竞购克敌武器，这些所谓的武器既不是枪，也不是炮，而是一只只马桶！
马桶是所谓的不洁之物，常看港产鬼怪片的朋友就知道，它是那些老法师的必备道具。甭管多么凶猛的魑魅魍魉，都抗不住洁癖，你只要拿马桶之类“秽物”一熏，对方指定遁地而逃。
除了马桶外，还请了法师，建了道场，扎了草人，整个是一天灵灵地灵灵，玉皇大帝来显灵的气魄。
据说，这就是杨芳穷极无聊下想出的“非常规战术”，更准确一点讲，叫做以非常规对非常规——洋鬼子整得这么瞎人搞怪，一定是使用了“邪教善术”，那我也如法炮制，给他来个“以邪制邪”。
类似的段子很是有趣，但把它拿来逗逗闷子可以，却经不住仔细推敲。杨芳怎么说也是见过世面的百战之将，不是一天到晚偷看志怪传奇的书生，再怎么瞎合计，也不至于干出这么没谱的事来。
事实是，杨芳确实收集过桶，不过并不是装大粪的马桶，而是能灌装桐油的木桶。他收集这些木桶的目的，是要置之于广州内河的木排之上，对进犯英军实施火攻。
可惜的是，这些来自于古典兵书的精妙战策，在近现代战争中的作用同样微乎其微。杨芳的苦心孤诣，换来的仅仅是英军受伤八人的回报，己方则被打得稀里哗啦，一败涂地。
说说是两军对垒的生死战场，但那些英军不像在打仗，倒更像在举行一场假日郊外狩猎。
杨芳再也无计可施。或许来广州之前，这位老将军还会对琦善之类的“软骨头”诸多不屑，若是两人见了面，没准连答理一下对方的兴趣都不会有，可到这个份儿上，他也总算是体会到了滑头爵爷的难处，谁都不容易啊。
1841年3月18日，英军在时隔两年后，重新占领位于广州城外的商馆，并在那里升起了英国国旗。
杨芳的努力只是维持了两个星期，两个星期之后，他的西部英雄形象便土崩瓦解，广州也再次成为危城一座。
这个时候，“打”已无力的杨芳不能不想到“谈”：走道，还是得匀称着走。
1841年3月20日，他与义律达成停战协定，准许恢复广州通商。
谈和，琦善可以，因为他是钦定的谈判代表，杨芳不行，他是军事统帅，打仗才是该他干的活，停战协定之类完全不在他的职权范围之内。不过事到如今，这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该怎么跟道光讲，假如猛不丁地照直说出去，岂不要把皇帝和他自个都给活活噎死？
于是杨芳也捡起了文人那一套，写起了粉饰太平的官样文章，经过一番文学加工和“合理想象”，一个又一个败仗摇身一变，全都转变成了鼓舞人心的胜仗。
在派杨芳出征后，道光的日子并不好过。大清国的运兵速度很慢，虽然征调令早已颁下，但先期聚拢广州的绿营兵勇不足三千，这三千人能否在杨芳统率下，起到出奇制胜的效果，还真让人悬着心。
再没有什么时候，比现在更渴望一场货真价实的胜利了，道光“日夜引颈东南”，天天都伸长着脖子，在焦急地等待前方凯旋的佳音。
佳音来了。读完杨芳的“胜利喜报”，皇帝如释众负，不仅心里放下了一块石头，而且那个得劲，那个舒服，就别提了。欣喜之下，他对杨芳这位“晓畅军事”的大将尤其爱到不行。
“没有我的参赞大臣果勇侯，广州还能保得住吗？”
唯一让皇帝有些不解的是，既然打了这么多胜仗，为什么杨芳不一鼓作气，把英国人全给“碓”了呢。
杨芳的答复是，不是我不能“碓”，您不是说过吗，这次一定要予以全歼，所以我使的其实是“羁縻之计”，等后续大部队到齐，再一网兜下去，管教一个都跑不掉。
听了杨芳的解释，道光恍然大悟。征调的军队还未完全集结，这个时候如果太狠，确实有可能把英国人给提前吓跑。
“看来杨芳你是真懂兵法啊，这么做，是不趋小利而误大局，有眼光，有魄力，有计谋，待功成之日，一定要给你记首功。”
道光是个打过很多仗的人，当然知道什么叫做“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过去平定张格尔，他就给长龄放过权，这次也决定不干扰杨芳的“从权制驭之术”，等大部队到达广州再说。
俗话说得好，丑媳妇总有见公婆的时候。经过前期的铺垫和试探，杨芳开始小心翼翼地触及实质问题，请道光对通商一事予以认可。
道光接到杨芳的这份奏折，已经是广州恢复通商将近一个月以后的事了。尽管杨芳在奏折上仍然依照从前的基调和口吻，把这说成是“暂作羁縻”之计，但它骗不了皇帝，道光从梦境中清醒过来，变得勃然大怒。
“如果我当时就答应了通商这件事，何必劳驾你老人家去广州，又何必费劲巴拉地调动如此多的军队，更进一步说，我又何必将琦善抓起来？”
道光立即下旨将杨芳予以革职，但没像琦善那样押解进京，而是革职留任，概因道光清楚，此时正是前线吃紧之时，派得上用场的军事将领绝对紧俏，所以骂归骂，罚归罚，人还得用。
“以火攻水”
1841年4月14日，团队总负责人、靖逆将军奕山到达广州。
论出身，琦善已经是上等贵族，奕山还要“贵”，可以说贵不可言，其玄祖是康熙的第十四子、雍正的亲兄弟允禵。
在康熙的众多皇子中，允禵的武功最为显赫，他曾以抚远大将军的身份，亲自挂帅出征，并一举平定了西藏叛乱，由此声名远播，被外界认为是继承皇位的有力竞争者之一。可那又是一个优秀者相互猎杀的时代，康熙的这些儿子都非常出色，结局当然不是你死就是我亡。雍正登基后，对骨肉兄弟基本上是一个都不放过，允禵因锋芒太露，自然也难逃厄运，不仅没做成皇帝，还遭到长期监禁。
不过这都是上上辈的事了。在奕山出世时，这些恩恩怨怨早已化为尘世中的一缕青烟，倒是奕山很出息，他似乎继承了玄祖遗风，在家道中落若干年后，再次走上了以武竞雄的道路，从三等侍卫、御前侍卫，一直做到领侍卫内大臣。
领侍卫内大臣相当于御前侍卫总指挥，官衔为正一品，论品级，武官里面已经到了头。有如此争气的玄孙，九泉之下的允禵也应该是自足了。要说还有缺憾，那就是奕山尚未能够像老祖宗那样，在征讨“边夷”的战事中取得突出业绩。他虽曾参加过平定张格尔一役，但当时只是一个跑龙套的群众演员，观众压根就没能记住过他的脸。
这次不一样，一方面是三军统帅，连杨芳那样的西部英雄都要随其驱使，另一方面“英夷”嚣张，皇帝忧心，要想延续百年前家族的光荣，恐怕没有比这更好的机会了。
奕山对杨芳非常倚重，可是在他向对方问计时，得到的答复却是“待机而动，不可浪战取败”，乖乖地在家里守着吧，别出去瞎打，一打指定后悔。
别人说这话，奕山没准会一脸不屑，杨芳是谁，那是活捉过张格尔，连长龄、杨遇春在世时都要另眼相看的百战之将，他说会打败仗，十之八九就要打败仗，绝不会有多少水分搀里面。
听完杨芳的话，奕山倒吸一口凉气，心里影影绰绰就有了不祥的预感。他本来还想让杨芳打打前锋，至此也只好断了念想。
杨芳说的是实话。他这个人一辈子打仗，打的胜仗多，吃的败仗也不少，但是以往不管怎样，即使败也能败中求胜，广州之行却是唯一的例外。他从未见过如此强大的敌人，一言以蔽之，相当于火星人杀入地球，怎么打都打不过，区别只在于败到怎样一种程度，老将军因此再也不敢做任何建功立业的非分之想，他只打算“以通商换和平”。
杨芳以为说动了奕山，然而一个月后，奕山还是下达了进攻命令，杨芳闻讯急得拔剑大叫：“讲了就是不听，这回要惹祸了，局面也将难以收拾。”（“事且败而局难收”）。
其实奕山也很无奈。
当时从各省调派的援军仍未完全到达，奕山在分兵设防广州后，剩下的兵力并不是很多，而这些人马还大部分是陆军，防守城墙可以，要用于主动攻袭对方舰船就显得有些勉为其难了。
杨芳说的也许是对的，此时不宜主动进攻，然而他奕山能一直缩在家里吗，什么允禵之子孙且不表，那些毕竟是虚的，最关键的还是，皇帝差你干什么来了？
加封靖逆将军，位高权重可比当年的允禵，出京后六道谕旨，每道谕旨上都有“一意进剿”、“星夜兼程”这样的字眼，道光如此欣赏看重，如此急如星火，可不是让你来广州坐着蹲点的。
自从到达广州，奕山又接连接到道光的两道谕旨。皇帝的思维和感觉，仍然停留在张格尔时期，谕旨里左一个“抄袭路径”，右一个“片帆不返”，就怕让任何一个英国鬼子给溜掉，还在拿对方当南疆叛军和浩罕骑兵整呢。
不光是道光三令五申，英国人也不是傻的，义律在得知奕山重新布防后，又杀气腾腾地挥师过来了。
在巨大的内外压力之下，纵算再难，奕山也势必冒险一攻，不然无法向方方面面交代，可是怎么攻呢？
拼枪炮，连杨芳都说了，指定没戏，使拳脚棍棒吧，奕山出京时倒也带了一批御前侍卫这样的功夫高手，问题是人家能让你近身吗，所以这是比枪炮更不靠谱的事。
剩下来就只有翻三国演义，向老祖宗讨教了，而老祖宗传下来的经典战法，又无非两种，一曰水攻，哪座城池一时攻不下来，就引水灌它，比如水淹七军，二曰火攻，见对方势大，便烧他没商量，比如火烧赤壁。前面一招无法用于水战，因为无法以水灌水，后面一招用到水战则是再妥帖不过了，曹军水师“樯橹灰飞烟灭”的佳话说了一代又一代。
继杨芳之后，奕山殊途同归，也想到了火。不过杨芳点火，是为了守，奕山这一把火却是要用于攻，具体来说，就是要乘着黑夜，对驶入广州内河的英国舰船实施火攻。
桐油木桶已然不济事了，奕山命人在自己下榻的贡院内日夜打造 “秘密火器”。这里面有火箭，不是发射卫星的那种，而是射到对方人堆里就能引起大火的特种箭，还有火球火炮，后者相当于燃烧型的手榴弹，反正是绞尽脑汁，把大清国能搜罗到的各种大小发明都翻腾了出来。除此之外，又在广东佛山装配火船和火筏，它们与“秘密火器”一起，组成了一支具有相当规模的火攻船队。
“以火攻水”，一般陆军是玩不转的，因为光火船火筏就驾驭不了，奕山又从福建雇募了近两千名水勇参战。
本来奕山在广东福建还招募了五千名水勇，这些人正在路上，此外准备工作也未全部完成，但由于道光越催越急，英军越逼越近，奕山已经顾不得这许多了，他在未通知杨芳的情况下，提前发动了广州之战。
1841年5月21日深夜，火攻船队出动。百余只火船从上游冲下，紧随其后的是运兵船，奕山的计划是先用火攻，继而让步兵登舰与英军近距离厮杀。
应该说，这种战法并无不妥之处，奕山的统兵指挥与临场表现也算中规中矩。遗憾的是，英国海军并非一千年前的曹军可比，那些大军舰的速度很快，移动也非常灵活，见火船冲过来，能溜的都溜了，遭到破坏的至多是一些来不及闪避的小艇。
倒是临近的炮台发了威，趁着英国军舰争先恐后地往后闪避，一时顾及不到岸上，他们噼里啪啦发炮，一连击中了三艘大军舰。
大清国炮台的岸炮虽然看上去个个“高大全”，但内囊都是虚的，甭管轰多少下，都轰不沉那些军舰，顶多在外面搞些小伤疤。不过就这样，已经是不错的战绩，奕山也乐坏了，他当即以六百里加急的方式，给道光发去报捷奏折。
奕山这么多年来一直在皇帝身边转悠，你要他不说假话不吹牛皮根本是不可能的，只是多点少点而已。这份奏折也毫不例外，尽得添油加醋之能事，在那里面，击中三艘军舰变成了烧毁六艘，至于对方的死伤，他干脆眼睛一闭，用了一个“不计其数”来形容，还说“逆夷号呼之声远闻数里”，那些英国兵的惨叫声几里之内都能听到，你说爽不爽。
道光没有理由不爽。实际上，自从广州开战以来，他几乎天天都盼着那里能传来好消息，心情“焦切之至”，已经快急疯了。奕山的那份不知注了多少水分的捷报，如同春风化雨，立刻把可怜的皇帝从不幸中拯救出来。
按照原来的要求，他是要奕山一个都不放过，将英军予以全歼的，但人这东西，最受不了失望折磨。在林则徐、琦善、杨芳等“能人”一个接一个让他心碎以后，又等了这么多天，道光已经不知不觉地从全胜退向“能胜”，像这样扎对手几个眼的事情他也能接受了。
道光传旨嘉奖，奕山也以为自己得了手，但是到第三天，即1841年5月23日，风云突变，因为英军主力到达了广州。
我与“夷人”的那点事
义律的进攻令下得比奕山还早，但是由于此前英军驻于香港，所以迟了几天才在广州附近集结完毕。
在英军发起进攻后，奕山使出浑身解数，也进行了局部的有效抵抗。据英方统计，从1841年5月21日到25日，英军共死伤77人，创造了自鸦片战争开始以来英军伤亡的最高纪录。
可是他并没有力量扭转乾坤，像杨芳一样，在传统的古典战争中他们也许可以如鱼得水，但对近现代战争却无一例外地讳莫如深。
1841年5月25日，义律再次复制虎门战役时“侧后包抄”和“抢占制高点”的打法，从侧后攻占了广州城北的四方炮台，并建立了野战炮兵阵地。
四方炮台可以俯瞰广州全城，只要英军愿意，野炮可以打到城内能看见的任何一个位置。到了这个份上，奕山不得不投子认输。
1841年5月26日，义律开出停战条件，除中国军队需撤出广州城外，另索要六百万元的赔偿，说白了就是“赎城费”。
撤是没有问题，残余守军本来就没什么作战能力了，主要是钱让谁掏，假如写个奏折给道光，包括奕山在内的好些脑袋就要骨碌骨碌地掉下来了。
还好，广州的本地商人有钱，不就六百万吗，我们给，只要你们不在城里打仗就行。
都说妥了，中间却插进一个花絮兼意外。由于在等待双方谈判条件，英军实际处于一种既不能打又不能撤的状态，按照军事原则，英军指挥官只能改集中屯兵为分散驻扎，以防御对手随时可能发起的偷袭。
当英军官兵集中行动或作战时，比较容易约束，所以纪律尚可，争吵、酗酒乃至对附近区域进行骚扰的现象也少一些，但分开来就不一样了。尤其英军从香港出发时，仅仅带了两天的口粮，两天过后吃得差不多了，就得到周边乡村去购买，中间免不了要顺手牵羊，干出点类似于土匪的勾当。更有甚者，还有一些住在庙里的英军，闲着没事干，竟然寻求刺激，玩起“盗墓笔记”，把庙里寄存的棺椁也撬了开来。
“洋土匪”的行径在当地老百姓中引起了极大愤怒。1841年5月30日，上万民众和乡勇采用诱敌深入的战术，在三元里包围了部分英军。当天正好下起大雨，英军的燧发枪失效，只得用刺刀进行作战，这使得广东人的功夫在雨中大显神威。英军被砍死砍伤多达49人，仅次于奕山组织的正规作战，这就是著名的三元里抗英。
但是这实际上对整个局面已经影响不大，英军很快派出持有击发枪的部队前去救援。击发枪又叫雷击枪，这种枪械是不怕雨淋的，一开枪，民众即四散而去。
老天爷不可能每次都帮忙，相信奕山如果与义律一对一贴近肉搏的话，也未必就处于下风，可人家不会给你这机会啊，而且英军明确告知，这种来自民间的攻击若不中止，停战协定便作废，先把广州城给你占领了再说。
虽然在给道光的奏折中，奕山恨不能把“三元里抗英”的功劳也揽自己身上，但他是个聪明人，该服软还是乖乖服软，该交的钱也不敢少一个子。
1841年5月31日，英军拿到了全部的“赎城费”，开始陆续撤退。一周后，海陆军完全退出广州，甚至连虎门炮台都交了出去——以英军这样的机动速度，以中国军队这样的防守能力，他们眨眼之间又可以重新控制广州，怕个甚啊。
杨芳的担忧果然没错，折腾半天，什么效果没起到，反而损兵折将，还多付出去六百万。
事情到此还不算完。作为主将，奕山得给皇帝一个理由，一个战败和“赎城”的正当理由。
在随后发出的奏折中，奕山没有否认英军攻占四方炮台的情节，但他说这是“汉奸”作祟，里应外合的结果，并不说明英军有多高明。
不过不管怎么编排，如此结果总是令人气短，而下面的发展，若是照实说的话，无疑会更令人沮丧——马上要到战败认输的那个环节了。
恰恰到这里，奕山显示出了丝毫不输于优秀文学家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他笔锋一转，端上了一盘比武侠小说还要精彩得多的“文学大餐”，题目或可称之为：我与“夷人”的那点事。
据奕山说，即使到这种关头，他仍然临危不惧，下定决心要与广州城共存亡——“你们不过占领一个城北，有种攻城啊，我逮谁照量谁，准保把你们全给从城头上撸下去”。
“这个时候，城外有夷人向城内招手，好像是要说点啥。往下一看，几个英军头头站在城外，嘴里叽里咕噜，而且有画面配合声音，他们一会指指天，一会指指心，总之动作十分古怪。”
“听不懂啊，找翻译，翻译听了，说英国人是要禀请大将军出面，以便向大将军申冤叫屈。”
这个“大将军”指的当然是奕山。前面是铺垫，下面就轮到这位老兄尽情发挥了。
“要请我出来？知道我奕山是什么人吗，皇上派来的靖逆将军啊，奉命而来，唯知有战，来这里的使命就是代表月亮消灭你们，不见！”
“我下面的一个总兵就依令站在城头上，把这帮臭不要脸的痛骂一通，说你们敢无耻地再说一遍，大将军是你们见得了的吗？”
“亲爱的皇上，您都不知道这时候发生了什么情景，英军里面最大的头头忽然脱掉帽子向我们行礼。”（请注意奕山文学态度之认真和细腻，他连细节都没放过，因为照传统说法，“夷人”膝盖不能打弯，所以在他笔下，英军大头头的最高礼节不是下跪，而是脱帽）。
“行礼之后，大头头又屏退左右，他把手上的指挥刀一扔，然后就那样低着头，一声不吭地站在城墙前。”
“皇上，您是了解我的，照我一向的倔脾气，是绝不愿意搭理这些洋人的，但您也看到了，他们那可怜巴巴的样子太麻人，好像搁一万片花椒放嘴里，能麻死你，所以我就派翻译走下城去，问他们，你等究竟有何冤屈。”
“洋人说了，由于我们不给他们通商，导致他们亏欠无偿，已经卖出去的货也收不回本钱，亏大了。他们占领四方炮台，其实就是觉得离得太远，怕说话听不见嘛，就选了这么一块地方来就近递话。”
“洋人们没别的奢望，就是求大将军转恳大皇帝开恩，把商欠，也就是欠的那些本钱还他们，然后让他们通商，给个活路，从此再也不敢来滋事了。”
文学总是那么具有力量，经过奕山功力不凡的再创作，在广州之战中，求和的变成了英国人，“赎城费”变成了合理合法的“商欠”，给道光的印象，好像这一仗还打赢了。
这真是一个天大的谎言。应该说，自林则徐禁烟以来，所有大吏.没有一个不说谎，不过总还有个限度，林则徐上报“七战七捷”，有鼓舞军心和让道光支持“主剿”立场的目的，但汇报英军的情况大多没掺假。琦善扯淡，主要是对着义律扯，他对皇帝讲的也基本都是实情。杨芳呢，迫不得已编过一些无中生有的“胜仗”，可再怎么编，还不敢说英国人会向他“乞和”……
只有奕山，到底是在皇上身边做侍卫的，那真是艺高人胆大，什么都敢吹，什么都吹得出来，给人印象，他就是上嘴唇着天，下嘴唇着地，整个不要脸了。
倒是道光似乎完全被奕山给蒙住了，阅看奏折后，马上传旨嘉奖广州之战的一干“有功之臣”。
奕山可以撒弥天大谎，可是毕竟封不住其他人的嘴，有知道实情的官员，随后就发来密奏，弹劾奕山谎报战况。耐人寻味的是，道光并没有像以往那样一跃而起，怒发冲冠。
皇帝超常冷静，冷静得像换了个人：“再派人私下调查，看情况究竟怎样。”
调查的结果，说明奕山大部分说的是谎话。
这时候大家以为奕山该倒霉了，孰料还是没有。道光只批复“留览”，放着看看吧，就烟消云散了。
其实不需密奏，更不需私下调查，道光又不是足不出宫的小孩子，他能真的看不出奕山奏折里的虚假吗？再说他派新班子出征的目的，是绝不允许和英国通商，哪怕是“乞和”，那杨芳巴巴结结半天，还不就是奔着这个去的，要是通商就能止战，早就不用费这老劲了。
他不是看不出有人说谎，他是心累了。
就像从前对付陋规和推行实政一样，一开始都是除恶务尽，非要怎么样怎么样，到了后来才发现，原来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对方看似不咋的，其实厉害得很，该惊着的也不是它，而是你自己。
自鸦片战争以来，从林则徐到奕山，一圈人用过来了，可谓要文有文，要武有武，而且都是帝国官场出类拔萃的人物，可仍然不能像张格尔之役那样完美收官。如果他不乐意，仗就还得继续拖下去，这一拖，消耗的都是白花花的银两，本来就捉襟见肘的国库显然已经承受不起了，所以他现在着急的是如何收场，哪怕是平局或略赢，也认了。
奕山明白地告诉道光，只要答应了英国人的“乞和”与通商要求，钱都不用他出，对方就再也不会滋事了。
事到如今，道光已经没心思去追究奕山到底有没有说谎。他认为自己的这只股票已经跌得够惨，不亮跌停板就收不住了，到时候后悔都来不及。
“那就这样吧，夷人那种猪狗一样的东西，不值得跟他们计较，何况你在火攻中还惩戒了他们，何况他们还脱了帽子行礼，我能够体谅你们不得已的苦衷，知道你们也挺难的，通商和商欠这两件事，准了！”
道光急于从奕山给搭的台阶上下来，他疏忽了一件事，那就是义律与奕山达成的停战协议，仅止于广州一地，不久之后，战火还将向北方继续蔓延。
贪官亦是忠臣
道光以为战争已经结束，这个错觉说起来还不能全怪他，甚至不能全怪说谎话蒙人的奕山，作为始作俑者的义律也得担很大责任。
他的北上军事计划推迟了，而之所以推迟，又是迫不得已。6月份说要出发，但是军中流行疾病，连海军指挥官都病死了，躺倒在床的超过千人，远远超过虎门、广州之战中死伤的人数。好不容易熬到7月，恢复了一点元气，又刮起台风，停泊在香港的英军舰队遭到重创，包括义律的座船在内，共有6艘军舰沉没，其他舰船也不同程度受到损伤。
等台风过去，义律正要率军北上，却接到命令，他被免职了。
义律下课跟杨芳和奕山无关，他其实是被琦善给抱着同归于尽的，出处就在那个从没被认可过的“穿鼻草约”。
当爵爷因为这份“史上最晦气的谈判草案”而被革职问罪的时候，义律也正被自己的政府骂得狗血淋头，外相巴麦尊甚至说义律“单纯”得简直不可思议。
“我们的海军舰队已经赢得了完全的胜利，可是你看看，你弄来的都是些什么烂条件。穿鼻草约里答应的那点银子，连赔商人的鸦片钱都不够，想不通你这个白痴怎么会坐地就答应。”
英国内阁开会，决定召回义律。命令早下了，只是因为通信原因，相关文件才姗姗来迟。
义律灰溜溜地走了。想当初，他曾与琦善混得很熟，转眼之间两人竟然已是“相见时难别亦难，一行白鹭上西天”，而他与琦善达成的那份“穿鼻草约”，也曾经是在悬殊的力量对比下，于中方最为有利的一份协议，可是这样的机会，随着两个谈判对手的共同沉沦，之后再也不能复现了。
代替义律的是璞鼎查爵士，他的风格与义律完全不同。义律虽然长期跟中国官员打交道，但在鸦片战争以前，他就没怎么被待见过，所以姿态一直放得很低。璞鼎查是一个军人出身的殖民主义者，相信大炮就是真理，而且义律的下场无疑也给他敲响了警钟，你软不得，只能一硬到底。
1841年8月21日，在璞鼎查的指挥下，英军扬帆北进，目标直指福建。
福建的最高长官原先是邓廷桢，但邓廷桢因协同林则徐查禁鸦片，所以在处分林则徐的过程中也受到牵连，早已被革职问罪。正是在这个时期，道光碰到了一个很棘手的问题，那就是随着林则徐、邓廷桢这些人靠边站，海防前沿一时人才奇缺，到了青黄不接的时候。
不管皇帝此前如何挑三拣四，但有一个事实连他也不能不承认，那就是林、邓都属于第一线的能吏，所谓三军易得，一将难求，要找一个后继者，何其难哉。
没有一线，只能找二线，道光调颜伯焘接任邓廷桢的闽浙总督一职。颜伯焘家世显赫，从爷爷到父亲都做过一品大员，但汉族高干家庭不同于满族，没有叨着奶瓶就能当侯爵的道理。颜伯焘是堂堂正正的进士出身，然后从翰林院编修干起，累官升至云贵总督，从而给这个官宦世家又增添了几多荣耀，被称为“一门三世四督抚，五部十省八花翎”。
居官期间，颜伯焘曾让人刻一“官箴”石碑，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上云：“公生明，廉生威”。这是前人句子，并非颜氏首创，但听起来煞是大义凛然。
不过如果你据此以为颜伯焘是个清官，那你又大错特错了。他非但不“清”，还贪得很，所谓座右铭只是给别人看的，跟大会做报告发号召没有什么两样。
颜伯焘后来被革职还乡，那排场简直惊煞个人。光给他抬东西的杠夫就有六七百人，跟随左右的家属、仆人、杂役粗看一下，则有三千多，吃饭的时候，每天都要摆上四百多桌酒席，几天之内就花光了上万两银子，整个一比大观园贾府还要奢侈的排场。
这是免了职，在任时是什么样就可想而知了。
颜伯焘是贪官不假，可退一步说，能做事的贪官总比不做事的庸官要强，而颜伯焘属于前者。史书记载，颜伯焘“娴习吏治，所至有声”，虽然不能跟林则徐相比，却也绝不是一个烂角色。当然更重要的是，林则徐他们曾经站过的位置空了下来，急待添置人手。
作为伯乐，既要识人，也要知道如何把对方的能量完全调动出来。道光一向把德放在首位，对官员摆排场花大钱十分痛恨，但在颜伯焘进京请训时，他对这些一句未提，反而三天之内五次召见，一遍遍地鼓励新任闽浙总督“认真整顿，勉力而行”。
就是简单的这么几句话，差点没把颜伯焘撩扯得当场大哭，那印象真是刻骨铭心啊。
什么叫隆恩，这就叫隆恩，颜伯焘固然很贪，然而这并不妨碍他做一个忠臣，一个发誓粉身碎骨，也要报答皇帝知遇之恩的忠臣。
在颜伯焘去福建上任的途中，英军还未撤出定海，他听说奉命“主剿”浙江的钦差大臣伊里布迟迟缩缩，不敢进兵，不由大为生气，当即上奏道光，要求重新起用林则徐，与伊里布一起负责“剿办”。
伊里布是颜伯焘过去的老上司，也算对他有恩，颜伯焘这么做摆明是不给对方面子，但他不管这些，因为他现在心里装的全是道光交托给他的使命，谁挡路，拍死他！
闽浙总督的任所在福州，但是颜伯焘没待几天就走了，他要去厦门。
原因是广东方面传来一个消息，说在英国人想要开辟的通商口岸中，厦门已经榜上有名。这让颜伯焘敏锐地感觉到，如果英军要进犯福建的话，这座良港将首当其冲。
在离开福州时，颜伯焘将其它所有事务都一股脑移交给了福建巡抚，从此一门心思地投入厦门防务。
鸦片战争之前，厦门的防御工事几乎是一片空白，战争打响之后，邓廷桢在海边紧急督建了一座炮台，但是仅半年光景，就快被海潮给冲散架了。颜伯焘一问，并非邓廷桢从中贪了工程款，而是用掉的钱只够换来支撑半年的材料。邓廷桢和林则徐一样，都属于比较清廉一些的官员，申请经费也是谨小慎微，能节约尽量节约，在颜伯焘没来之前的一年多里，福建动用的军费全部加起来，也只有五十万两白银。
这怎么能行，颜伯焘做事素来大手大脚，趁着皇帝倚重，他奏请户部拨银，一张口就是一百万！
理由也是很充分的，不能光看贼吃肉，不看贼挨打，没有钱，什么事都办不了。
道光准奏，只是在旁边加了四个字“核减节省”，知道前线急用，但请你老人家能省还是要尽量省着点花。
户部虽有意见，但皇上都批复了，是不能打回票的，只能打折扣。饶是如此，钱也不算少了，而在这么多银子里面，颜伯焘会不会贪，贪多少，是件说不清楚的事，唯一可以说清楚的是，他没有把厦门工事给修成豆腐渣。
邓廷桢的炮台既然都要散架了，那就干脆拆掉，免得留下来反而坏事坑人，颜伯焘要重新修建一座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海防长城——“石壁”。
用于建造“石壁”的材料的是花岗岩，光听听那句俗语“花岗岩脑袋”，你就知道这种石头有多硬了。颜伯焘相中花岗岩，除了够牢够结实外，还因为比较好找，闽南本身便是花岗岩的主要产区。
在“石壁”之外，又修建了多处炮台，以与“石壁”形成鼎足之势，这样的构架有些像虎门炮台，但无疑比虎门炮台要坚固多了。
就这样，颜伯焘仍然觉得不踏实。按照他的设想，在厦门外围还设计了一个岛链防守体系，即每座岛上都建有石型炮台，岛与岛之间则通过大型战船来实行联防，这样的话，英军尚未接近厦门，便可能被打得落荒而逃。
设计很是精巧，无奈没有这么多火炮来进行配合。“岛链”加战船，总共需要一千多门炮，一时之间，哪里造得出来，颜伯焘只得放弃。
超级粉丝
即便没有“岛链”，光一个“石壁”，也够洋鬼子喝一壶了。修好“石壁”后，颜伯焘放话出来，说如果英军敢来厦门，那是自寻死路，我一定让他们“片帆不留，一人不活”。
颜伯焘不怕英军来，就怕他们不来，以致使自己错过立功报恩的大好机会。
世上的事，没有比等待更令人心焦的了。偏偏义律还很不给力，迟迟不动身北上，老在广州那里左一茬右一茬地磨蹭。颜伯焘实在着急，只能竖起耳朵打听，随时捕捉那里发生的风吹草动。
不打听还好，一打听，才知道奕山不仅打了败仗，“赎”了城池，还欺瞒皇上，这下把颜伯焘给气的，牙齿咬得格格作响，恨不能把奕山从广州城里提溜出来，好好地揍上一顿。弹劾奕山的那份密折，就是出自颜伯焘的手笔，在这份奏折中，他不避嫌疑，也不怕惹怒皇上，再次保荐林则徐“可当广东之任”。
道光看了之后不置可否。过了不久，发来谕令，说战争已经结束，让颜伯焘减少海防兵力，这样可以省点军费。
颜伯焘的消息比道光灵通，判断也更准确，他可不相信战争结束这种说法。再说了，战争结束，对道光可能是利好，对他颜伯焘而言，几乎就相当于一个坏消息：都不打仗了，他苦心经营的“石壁”给谁看呢，还有他对皇上的耿耿忠心，还有他痛歼“英夷”的雄心壮志，不都堵在那里了吗？
可是另一方面，圣旨颁下，又不能不敷衍一下。颜伯焘是老官僚了，做这套可谓游刃有余，先“压”，装着没收到或是没来得及办，再拖——要下面的官员调查，下面调查完了，他再调查，他调查完了再研究，他研究了再请旨，一套官僚主义流程办下来，好多天过去了，颜伯焘拿出的，不过是一份酌定裁减兵员数量的单子。
这份单子还得上报皇帝批准，来来去去，又要许多天，所以自始至终，福建海防其实一兵未减。
颜伯焘的预计与英军攻击的首选目标完全一致，璞鼎查要占领的正是厦门。就在颜伯焘把那份单子发出去的当天晚上，英军舰队开到了厦门口外。
1841年8月25日，英军穿过外围“岛链”。“岛链”里面有炮台，但只有很少的几门炮，隔靴搔痒，起不到什么作用。
接着就轮到了让颜伯焘引以为豪的“石壁”。
大兵压境，颜伯焘一点都不惊恐，他只有兴奋：终于出溜到这里了，打的就是你。
1841年8月26日，颜伯焘坐镇厦门岛，亲自指挥，从三面“兜击”英军。
“石壁”第一个引起了英国人的注意，他们对这种防御工事的防炮能力和坚固程度留下了深刻印象。一名军官夸张地描述说，你对着“石壁”放炮，就算放到世界末日，都伤不到里面的守军。
发现正面打不垮“石壁”，英军再次祭起“侧后包抄”这一战术。要说颜伯焘对广东情报是搜罗得很全的，对此早有防备，但要命之处就在于，他也在不知不觉中上了广东方面宣传的当。
从沙角之战，到横档之战，再到广州之战，英军每次都从侧后发动袭击，但中方的口径从来不说是英军袭击，都说是“汉奸”所为。汉奸能有多少能量呢，适当提防一下就行了。于是颜伯焘虽守了侧后，但是派去的守军不多，也没有添置火炮，当英军主力来袭，只能以鸟枪、刀矛、弓箭甚至石头来匆匆抵挡。
半小时之内，足足耗去颜伯焘半年心血的“石壁”体系便散了架。亲眼目睹这一场面的颜伯焘痛彻心扉，禁不住与身边的官员一起大哭起来。
他不能不哭，他一直在努力，一直在前进，从来没有想到过后退，但仍然被打败了，这个败还不是那种光荣的败，是毫无尊严和骄傲的败。战后统计，守军减员达300多人，包括总兵在内的将领就战死了8人，而英方伤亡仅有17人，连个零头都算不上。
颜伯焘痛骂过奕山的无能无耻，可当败局已定，他也只有仓皇跑路的份，因为他的勇气早已被无声吞噬，剩下来的只有惊慌和不知所措。
在这无比现实的世界里，不管我们曾经怎样豪情万丈，一旦剥开假面，其实亦不过是一些命运的傀儡或弃儿。
1841年9月13日，道光收到了厦门失陷的奏折，这才清醒过来，知道战争并没有结束，而是在继续，遂赶紧谕令其他沿海各省加强防范。
这个时候璞鼎查已经奔着浙江来了，负责浙江军务的是钦差大臣、两江总督裕谦。
裕谦和琦善一样，都是满蒙贵胄出身，但他这个家庭实施的是完全汉化的读书教育，这使得裕谦从小就规规矩矩，读书考试一样不少，之后考中进士，更成为上层八旗子弟中值得夸耀的例子。
裕谦在官场中也属于二线人才，比较勤勉，就是天资差了点儿，始终干不出什么值得夸耀的政绩，这导致他一直升得不快，老在知府一级徘徊。
正是鸦片战争的突然爆发，使裕谦得到了命运的垂青，道光将其破格擢升，短时间内连跳几级，以钦差大臣直接署理（也即代理）两江总督。在给裕谦的谕旨上，道光写道，我会早早晚晚候着，等你报来捷音（“朕惟伫望捷音耳”）。
脑子不活络的人往往更容易认死理，裕谦就是这种人。他对皇帝的那种感恩戴德之情，还要超过颜伯焘，那是真打算以一死来报君恩的。
裕谦堪称林则徐的超级粉丝，他对林则徐十分崇拜，不仅和颜伯焘一道，一有机会就为起用林则徐鼓与呼，而且时时处处都向林则徐学习，学他的耿直不阿，学他的强硬立场，几乎形同于林则徐的影子，被公认为自林则徐被撤换后“主剿派”的当然领袖。
“主剿派”的对立面自然就是“主抚派”。同为八旗子弟，裕谦最看不起也最憎恶的人却正是当时在广州“主抚”的琦善。他曾第一个上疏弹劾，并列出了琦善的五大罪状，说琦善自以为得计，其实不过是被英国人玩弄于股掌之中的一个小丑，这种“头号奸臣”早就该下课了。
裕谦的奏疏轰动一时，大长“主剿派”的志气，连他的偶像、被革职的林则徐都为之击节赞赏，并对这篇“名疏”予以亲笔抄录和评点。
一个裕谦，让“主抚派”的官员个个抬不起头来。奕山敢欺瞒皇帝，却不敢得罪裕谦，论地位，他并不比裕谦低，但还是毕恭毕敬地写来亲笔信，信中一再解释自己的苦衷，话语中甚至不惜讨好求饶，就怕这位“大忠臣”来了性子，会抓住他不放，让他也跟着琦善一样倒霉。
在裕谦的任职范围内，不需要道光提醒，他从来没有放松过迎击英军的准备，其中最突出的就是精神上的准备。
英军第一次占领定海期间，由于严重水土不服，曾像香港时期一样遭遇大病疫，共病死四百多人，当时大部分做了就地掩埋处理。裕谦上任后，让人全部掘出来，先“鞭尸”，然后或挫骨扬灰，或投入大海。
这是对死的，活的也一个都不放过。抓到“通夷”的汉奸，斩，捉到零星的英国俘虏，杀，不留情面，不留后路。如此狠辣，裕谦就是要让众人知道他有进无退的决心和意志，断了部下们“首鼠两端之念”。
我做到这么极端，“英夷”一定恨死了我们，所以你们别再想玩暧昧，更别企图搞什么谈和，我们只有一条路：死战到底！
获报厦门失陷，裕谦马上集合群臣，在关帝庙举办了拜神仪式。
当然免不了要祈求关帝爷显灵，保佑定海这里能转败为胜，但最主要的环节还是带着文武百官发誓。
裕谦的第一句话十分悲壮：“今日之事，有死而已。”
接着他回忆起了他的曾祖父班弟。班弟在乾隆时曾出征准噶尔，最后一战被围困在伊犁，实在突不出去了，于是选择了自杀殉国。
裕谦说，我会跟从我的曾祖父。自我以下，凡文武将佐，敢说退守这两个字，或者私自投降英军的，一定明正典刑，让他受到天谴神殛。
说这番话时，裕谦言语慷慨。定海总兵葛云飞等人原先信心不足，时有“张皇摇惑之辞”，见裕谦作出这番表白，也大受震动，不敢再犹疑不定。
除了思想舆论上绷紧弦外，裕谦还亲自部署，在定海建立了空前规模的防卫体系。
自中英爆发军事冲突以来，从最早的“九龙之战”，到最近的厦门之战，尽管战场逐渐内移，将领也逐渐换成了以陆战见长的将领，但要论战争性质，大部分仍只能算在海战范畴，这给包括道光在内的军事决策者们好歹留下了一份自信，那就是海战纵然不济，陆战还是有机会一决高下的。
有这份自信，人就还不会被逼得无路可走。裕谦在布阵时，基本舍弃了定海城外的岛屿，他将主要兵力全部集中于县城区域，为的就是要转移战场，把他认为“不善陆战”的英军聚歼于陆地之上。
浙东不像闽南那样容易找到坚硬的石头，裕谦没有条件筑“石壁”，他打造出的是一座面积很大的“土城”。
所谓“土城”，就是把县城前的空旷地带全部用土墙围起来。这种土墙系用泥土和石灰掺和所制，虽比不上花岗岩那样坚不可摧，但也具有相当的牢度。
裕谦显然对中国传统兵法做过研究，非常懂得利用地形。他在“土城”附近的山上都建立了炮城炮台和瞭望哨，以便对进入“土城”的英军进行俯瞰打击，可以说该注意到的地方都注意到了。
在给道光的奏折中，裕谦信心满满，说“形胜已握，人心愈固”，既占有陆战地利之便，军心民气又被鼓了起来，这仗还怕打不赢吗？
最后的凭借
1841年9月18日，英军舰队陆续集结于定海。
1841年9月26日，英舰开始靠拢海岸，遭到“土城”炮台轰击。此后的五天内，英军曾多次派出水兵分队登岸，守军也果断出击，予以一一击退。
五天的首秀是很让人得劲的，一轰就跑，一打就走，谁看着心里都会觉得老舒服。可是大清国的官兵们并不知道，这五天其实是英军完成火力侦察和部署的五天，真正的总攻并没开始，更糟糕的是，由于“土城”炮台的火炮射程太近，从头到尾也没能对英军造成什么损失，反而上上下下、左左右右都被对方瞧了个仔仔细细、明明白白。
裕谦用的是冷兵器时代的传统兵法，璞鼎查掌握的却是热兵器为主的近代战术。在那五天里，他完全搞清楚了“土城”点线结合的布局，知道土城的要害其实在山上的炮台，换句话说，只要打垮了炮台，则“土城”不攻自溃。
英军有充裕的时间建立更好的火力制高点。他们在内港的山岛上设置了野战炮兵阵地，当时守军看到了，也曾用炮火进行射击，可惜的是根本够不着，人家完全可以哼着小曲，定定心心地把阵地工事垒起来。
1841年10月1日，才是总攻的开始。战斗打响后，英军野战炮兵阵地率先启动，将中方炮台上的火力予以完全压制，紧接着英军大部队登陆，他们绕开“土城”，直接攻向各座土山。
在过去的五天里，定海连降大雨，守军对火力侦察这一套又不明就里，大动干戈的结果是把自己搞得十分疲惫，此时骤遭重击，很快就顶不住了。
负责督阵土山炮台的葛云飞等几名战将都先后力战而亡，后来被合称为“定海三总兵”，他们至死一步不退，但仍无法挽回败局。
英军在付出伤亡29人的代价后，全部攻占土山，至此“土城”已起不到任何屏障作用，定海县城随即失陷。
定海的一水之隔就是镇海，亲自驻防此地的裕谦眼睁睁地看着悲剧一步步上演，终于认清了那个他始终不愿承认的现实，即以海战见长的英军不是不擅长陆战，而是太擅长陆战了，他们在陆战方面的水平和能力远在中国军队之上。在他们面前，无论“石壁”还是“土城”都那么不堪一击。
如果防守工事起不到作用，裕谦就只剩下一条路可走。当他经过读书人聚集的学宫时，忽然对着学宫前的池子发起了愣。池子旁刻了一块石头，上镌“流芳”二字，正是这两个字触动了裕谦的心思。
他叹息着说，我的曾祖父班弟是乾隆二十一年八月（1756年，这里的8月可能是按阴历计）殉难的，现在也正好是道光二十一年八月（1841年），如此凑巧，真不是一个好兆头，这大概就是所说的命吧。此地不错，你们以后要记着在池旁替我收尸了。
1841年10月9日，英军舰队进至镇海。早前一天，裕谦遣退了身边的幕僚，让他们先走，并且嘱咐说，我明天会在镇海城头亲自指挥，你们在离城池数里的地方观战，如果我赢了，就可以给我写捷报，如果败了，不要管我，你们自己逃命去吧。
幕僚们悲戚不已，裕谦还不忘给大家打气：“不要怕，朝廷很快就会再派大将镇守曹娥江一线，大局还是有希望的，好好努力吧。”（“东南尚可为，勉之”）。
1841年10月10日，英军发起登陆行动，裕谦闻讯，立即登上城墙进行指挥。这时由于战事不顺，浙江巡抚余步云登城面见裕谦，请求“暂事羁縻”，实在不行，服一下软吧。
余步云并非一般武将，他曾跟着杨芳参加张格尔之役，立下殊勋，图像还上过紫光阁，在幸存的纯武职官员中，论名气和功绩，杨芳以下就轮到他了。这使得他平时颇有些倚老卖老，对裕谦这位上司也瞧不上眼，但是当大难临头，看似文弱的裕谦又显然要从容镇定得多，余步云的请求被一口回绝。
第二次，余步云又回来了。这次他要求撤退到宁波，理由则冠冕堂皇，声称只有这样，才能避免镇海百姓遭殃。
此时炮声震天，声音小了对方都听不见，裕谦大声对余步云说，你如果要撤到宁波，那你到时自行上奏，我不能下这个命令，而且我是不会走的，如果镇海沦陷，我会即刻殉节。
余步云见裕谦毫不动摇，有些急了，索性把话挑到了明处。
“这样打下去，无非死路一条。我死就死了，只可怜了剩下的一家老小，大人你知道吗，我还有一个女儿，正好今天出嫁，我都看不到了，真受不了啊。”
裕谦当初连英国俘虏都杀，看上去何等绝情狠辣，但听余步云说到此处，亦不免黯然神伤。
“我知道，儿女情长，谁都免不了，可是忠义事大，我们都对着关二爷发过毒誓，谁不遵守自己的诺言，必受惩处。”
发现不可能再让裕谦改变主意，余步云回营后就自顾自地跑了。当然他跑不跑，对战局而言关系都不大，只是跟他个人有关——一年后，余步云果真被问责处斩，成为鸦片战争中唯一被判处极刑的高级官员。
余步云是武将，不是文官，失职就是死罪，说冤也不冤，同时这也告诉人们，发誓这东西还是悠着点好。
当镇海陷落的那一刻，裕谦来到学宫前的那座池子旁，他先朝着京城的方向磕头，完了纵身一跃，跳入池中。
一旁的随从急忙将他救起，抬出来的时候人已经昏死过去，但还有一口气，接着送往余姚，半路上即气绝身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