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7月11日，在云南昆明，李公朴携夫人外出回家。当他们从车上下来走出不远，突遭美制无声手枪从背后射击，子弹从李公朴后腰射入，前腹穿出。最终李公朴因伤势过重，次晨去世。
4天之后，即7月15日晚间，西南联合大学教授闻一多在出席为李公朴被暗杀举行的记者招待会后，在离西南联大宿舍10多米的地方，突然遭到一阵短枪的射击，头部、身上中了数弹，当即倒地。
李公朴和闻一多都是当时著名的学者和社会活动家，也是中国民主同盟云南支部成员。由于蒋介石挑起内战，李、闻二人凭着知识分子的满腔热情，为和平民主呼号，要求停止内战。由于李、闻两先生在青年学生中威信很高，在他们的努力呼吁下，1946年的云南成了大后方的 “民主之乡”，这当然为蒋介石所不容。（图 李公朴和闻一多）
南京当局早就对云南方面发出了“对中共与民盟分子同样可以密报、密捕、密决” 的指示，云南警备总司令霍撰彰在领会了蒋介石的“权宜行事”精神后，马上召集了总部参谋长刘淑碗、警备总部第二处处长王子民等密谋，最后由王子民调集十余名特务，进行了两次暗杀。
昆明李、闻血案消息传出后，举国震怒，要求严惩凶犯，讨还血债。
蒋介石在庐山闻讯大吃一惊，万万没有料到事情会闹到这种不能收场的地步。于是，蒋介石亲自登场“缉凶”。8月2日，《中央日报》发表社该《昆明事件之调查与处理》，强调异常重视昆明事件，因为“国民政府的信誉、国民党的信誉，中国国家的信誉，乃至中国人民的信誉，都以此案为试金”。8月11日，蒋介石又向全国发表讲话，要求“明是非、张正气；明礼仪、知廉耻；明责任、守法纪”；还先后令军统头目、全国警察总署署长唐纵和陆军总司冷顾祝同到昆明查办李、闻血案。
一同前往协助唐纵调查的淞沪警备总司令部稽查处长程一鸣心中感到可笑，因为以他多年特务工作的经验，深知像戴笠这样的人要暗杀一个人，也一定要得到蒋介石的批准才敢动手，而《中央日报》公布他们前往破案的消息还兴师动众，其实就是装模作样，遮人耳目。
唐纵、程一鸣到达昆明后，很快就掌握了全案过程和细节，凶手主使是云南警备司令霍挨彰。唐纵便用保密局驻昆明的无线电台拍电报给庐山的蒋介石，请示如何善后。
几天后，蒋介石命陆军总司令顾祝同、参谋长冷欣和中央宪兵司令部司令张镇，随带该司令部警务处处长周建心同来，设法了结此案。
顾祝同、冷欣、张镇、唐纵在云南省主席卢汉的别墅开会商量，想出了个好办法：对外只公布闻一多案被破获，不谈李公朴被杀案。因为如果两案同时对外公布，一定会产生很大影响。
随后，张镇便自告奋勇地编造出一个骗人的故事，说两名宪兵身穿便衣参加李公朴的追悼会，听到闻一多辱骂国家元首和军人，义愤填膺，忍无可忍；后跟踪闻时，又听闻辱骂，乃拔枪将闻打死。这是宪兵出于义愤杀人，是为了维护国家元首威信，这样能得到社会同情，不至于牵涉到政治谋杀。
最后，由冷欣上庐山向蒋介石汇报处理方案，请示办法。经过蒋介石同意后，由宪兵司令部交出两名宪兵李文山和汤时亮，作为枪杀闻一多的杀手，举行公开军法审讯。公开审判时，这两人声称是“激于爱国义愤自动枪杀”，并慷慨陈词。最后这两人被判处死刑。顾祝同还发表了感想：“对凶犯汤时亮、李文山的触犯刑法，致受极刑，于执行律令之余不无感慨。”大有挥泪斩马谩的架势。
这两位“爱国青年”当然不会被枪毙，实际被拉出去的是两个已判死刑尚未执行的抢劫犯，枪决前这两个替死鬼被人用酒灌醉，执行后掩埋，执行时刑场戒备森严，根本不让人走近。但是，人们还是隐约看到从汽车上拉下两个犯人不像法庭上慷慨陈词的两个青年。在行刑的当天晚上，接替霍撰彰任云南警备司令的何绍周（何应钦之侄）就告诉滇西警备司令、第二军军长王凌云：“这些被枪毙的凶手是假的，是特务用压迫手段和花了金钱弄来的。”何当时就颇有感触地说，特务真厉害！冒名顶替的把戏是顾祝同带来的特务头子张振国一手包办的。
而真正的凶犯却被送到大理第二警备司令部保护起来了。此事的执行人王凌云后来回忆称，他根据顾祝同的指令，将直接行凶的暗杀组成员王子民等十余人，送到第二军军部大理县后山的无为寺里，配以特务连一排，全副武装负责保护。顾祝同当面交代王凌云，不能把他们当犯人看待，也不能让他们跑掉一个；不准他们外出与人通信，也不准外面任何人去见他们。生活上优待，并嘱王凌云要用专用密码随时向陆军总部报告王子民等的情况。
8月25日，中央社把公审情况和“凶手”的口供发表，全国各报转载。但是，暗杀闻一多的全班凶手仍然一个没放，原因是担心骗局被揭穿。蒋介石、顾祝同当时还打算，万一原案泄露，在万不得已时便可从王子民等人中提出一二人，以资应付。两桩血案就这样被蒋介石等人“处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