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科尔伯格–克拉维斯公司一方为了赢得竞购，必须尽他们一方的最大努力来出价。在发出要约，收购完成之后，新公司（也就是科尔伯格–克拉维斯提供融资收购之后的雷诺兹–纳贝斯克公司）将有230亿美元的付息债务，只有78亿美元的股票和类似股票的证券来支撑这些债务。总债务占到总资本化金额的80%，每年的现金流只能刚好满足利息成本的支付。
这桩交易复杂的资本化结构反映了时代特点。结构共有三个层级，每一层级的设计意图都在于吸引特定类型投资者的投资兴趣。银行提供最大一块融资，贷款接近150亿美元，其中65%由日本、欧洲和加拿大银行提供。银行贷款属于优级债务，万一公司破产，对公司资产拥有最早索取权。除银行债务之外，雷诺兹–纳贝斯克公司在收购前已有债务约25亿美元，也包括在优级债务这一层级中，总计175亿美元。收购交易发生之前，公司所有资产的账面价值只超过这个数额一点点，市场价值则高很多。
在发行债券以替代为要约收购提供融资的短期票据和搭桥贷款（由两家投行提供）之后，再加上立即出售部分资产，银行债务预计会减至不到公司总资本化金额的1/2。银行贷款期限为6年，到期必须依法迅速偿付。这些银行贷款比多数杠杆收购中的银行贷款，为银行设计了多得多的资产和现金流作为支付保证；贷款应付利息和为银行提供信贷而支付的服务费，也比大型杠杆收购案中通常应有的要稍多一些。银行也将分享3.8亿美元的贷款安排费。
资本化结构中的第二个层级，是50亿美元的次级债务，这种债务级别低于优级债务，因而排在其后。次级债务通过发售期限长、收益高和非投资级的垃圾债券来提供（这是史上杠杆收购中垃圾债券发行规模最大的一次）。这些债券卖给了全美国各地的养老基金、保险公司、共同基金和储贷机构，也有部分卖给了国外投资者。这些债券也会产生大量利息，发行时利息大约比美国国债高5%~6%。
最后一个层级包括级别更低的证券——两种类型的“实物支付”证券——和普通股，普通股不足20亿美元，或者说不到公司资本化金额的8%。实物支付证券一样是可转换债券，另一样是优先股，数年里利息和股息支付并非用现金，而是用同类证券。这个层级的投资者只有在特定状况下可以赚钱，就是公司未来运营成功，通过手中证券的增值或以更高价格出售，以及（或）因为出现以更有利的财务条件进行的再资本化而赚钱。
科尔伯格–克拉维斯公司一方在这场交易中总计投资不到25亿美元，大约是被收购公司市场价值的1/10。这25亿美元并不是科尔伯格–克拉维斯公司的自有资金，而是来自科尔伯格–克拉维斯公司管理的投资基金，基金的投资者包括州府和公司养老基金、大学捐赠基金、保险公司、银行和储蓄机构，其中多数也投资过科尔伯格–克拉维斯公司的其他交易，并且业绩表现都不错。
说到底，科尔伯格–克拉维斯公司自己并没有投出一分钱，但在3周多一点的时间里，却获得了对美国一个规模最大、赢利最丰厚的公司的控制。由于控制了这样一个公司，重新规划其业务，提升其业绩，从而提升其价值的机会是非常多的。雷诺兹–纳贝斯克收购案是自1902年J·P·摩根组织收购美国钢铁公司以来，以实际价值计算规模最大的并购交易，成了20世纪80年代重组交易的标志性事件。尽管如此，这宗交易无论曾经多么著名，收购价还是太高，最终，科尔伯格–克拉维斯公司的投资者如果说赚了钱的话，也是所赚甚微。
并购和杠杆收购
20世纪80年代并购浪潮的真正推动力产生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这时，一些“战略”买家（即同行业中的工业公司）积聚了大量现金储备，股市市盈率非常低，很多公司账面上都有可快速轻易变现的资产。这次并购浪潮开始于1974年国际镍矿公司对ESB蓄电池公司的恶意收购（由摩根士丹利担任并购顾问），该并购案使得蓝筹公司的恶意收购似乎显得正当和可以接受，引发了其他类似的并购交易。随着利率下降，资金更易获得，像科尔伯格–克拉维斯公司之类的“财务收购者”也得以加入“斗殴”了。20世纪80年代初，经济出现强劲复苏，股市回升，带动了一切快速向前发展，杠杆收购日益增多，低于投资级的公司债券市场应运而生，美国和欧洲市场上的债务和股权融资也达到了创纪录的水平。美国偶像级公司——美国电话电报公司——被分拆成7个地区性电话公司，相互间展开竞争。旧式的电信业由此开始了漫长的解体过程，一个新的巨大电信业逐渐取而代之。
这些事件使美国的上市公司为了提升竞争力和业绩，提高股票价值，出现了一波规模巨大的重组热潮，虽然重组一般是由收购方施加在目标公司身上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沦为收购目标的公司也认识到主动实施重组非常重要。
重组计划包括，对公司的资本结构、管理、业务规划和促使重组者有良好表现的激励措施，进行诸多重大变革。这涉及提高财务杠杆，削减成本，出售非核心资产，精简组织以提高效率，以及提供一个高度重视业绩的工作环境。重组属于烈性事件，很多重组成功地让公司实现了乾坤扭转，使公司产出率更高了。结果，便从中赚到了很多钱。但随着这些——并购、杠杆收购、重组、对利润的坚定追求——而来的，也有一些丑闻。还有开创垃圾债券市场的一家公司的破产和清盘，这家公司便是德崇证券，它是20世纪80年代华尔街标志性公司。
20世纪80年代的大规模并购浪潮是20世纪第四次并购浪潮。所谓并购浪潮，通常是指一段时期内出现了数量异常多的合并、收购、公司分拆、资产剥离和相关交易。这种浪潮往往会持续四五年。自1974~2007年，并购交易量呈现不断上升的（但也有波动的）趋势，其间出现了三次浪潮，分别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20世纪90年代后期和2004~2007年间。并购浪潮持续期间会引发大量公司融资活动，这些活动具有提高所有上市公司业绩标准的作用，甚至对未直接受并购影响的公司也是如此。市场力量被释放出来，努力寻找适合收购的目标公司，并使财务资源能为有进取心且活力充沛的公司所利用和掌握。1982~1988年间，仅在美国就发生了超过一万次的并购交易，交易总值达1万亿美元以上。在此期间，另有3 500宗国际并购交易发生，交易总值达5 000亿美元。这次并购浪潮消退后出现了一次经济衰退，但继而在1996~2000年间，又发生了一次规模大得多的并购浪潮。
并购浪潮的出现有多种原因，但必须有一些共同的触发因素。这些因素包括：监管环境或税收环境出现变化，允许以前不可能实施的战略举措得以实施；价值观出现偏离，公司股票的市场价格未能反映股票的内在价值；市场上可以获得充足的低成本财务资源，为并购交易提供融资，虽然有些交易总是富有风险；市场上存在一定数量的愿意承担风险的人，他们技巧娴熟，富有创业家精神，愿意对自己的能力下注，相信能从并购交易中找到机会实现自己的抱负。
这些触发因素最先在世纪之交的1898~1902年同时出现，在此期间，公司合并交易使得公司能够在全美国而非地区范围内进行运营。这些因素在20世纪20年代又一起到来，此时出现了新技术和新的市场机会，电力和汽车行业尤其如此。20世纪60年代又出现了这些触发因素，公司为在战后时代求得增长而重新组织，发现了“集团企业”这个新的增长方式。20世纪80年代那些因素又再次出现，这时，里根执政期间股市繁荣、管制放松（尤其是反托拉斯政策出现了自由化），跨国投资增长，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本土内常常是恶意的并购活动也在蔓延。美国的投资银行利用20世纪70年代发展的专业技能，在这些交易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20世纪80年代的监管环境，允许在天然气、食品、药物和金融等行业实施同业并购，其他有些行业自20世纪初反托拉斯法开始执行以来一直被禁止同业并购，也获得了允许。但20世纪80年代并购浪潮的兴起，主要还是由于人们认识到，20世纪70年代糟糕的政治经济条件已不复存在，一套激励经济增长的政策已开始出现。的确，很多美国公司度过艰难的20世纪70年代后，意志消沉，比刚进入这个时代之初更为保守——1980年，公司财务杠杆已低至艾森豪威尔时代以来从未见过的水平，股票收益率很低，标准普尔500指数的市盈率低于10，而长期平均水平是16。
随着人们认识到很多公司（尤其是一些集团企业）的价值已低至不能再低的程度（有些甚至低于分拆后的单个公司），又因为只要控制权发生变化便可能向股东释放潜在价值的事实，市场便进入了并购繁荣状态。或者，也可以用20世纪80年代一位主要并购玩家卡尔·伊坎（30年后的今天，他依然乐此不疲）的话说：“并购浪潮可以治疗正在摧毁美国生产率的疾病，这个疾病就是明显而广泛存在的管理无能。并购是自由市场所做的部分回应，意在努力去除公司官僚主义，控制失控的成本，使美国再度富有竞争力。”
不久，市场认识到，必须有一类新的公司首席执行官出现，才能引导大型公司充分实现自身的经济潜力。公司再也无法容忍沉闷乏味、小心翼翼、有官僚主义做派的首席执行官——公司现在要找到志在成功、能让公司彻底改观的年轻领导人，他们应能加速变革步伐，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20世纪80年代初，出现了一些这样的人物，如杰克·韦尔奇（通用电气）、史蒂夫·罗斯（华纳通信）和鲁伯特·默多克（新闻集团）等；他们脱颖而出，成功地让公司彻底改观，并购行动在这个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这些公司巨头一路上也受到了来自专业投资界、地位同等重要的人物的鼓舞和支持。所有这些为数众多的商业领袖并不畏惧因实施恶意收购而被视为可耻——恶意收购逐渐变得不再那么富有争议，1987年在美国所有并购交易中恶意收购占到25%——恶意收购有时会被无情地推进，变为成功公司所制订的战略发展规划的一部分。然而，恶意收购也导致新的法律环境的出现：法庭会进行干预，为保持一个“平整的运动场地”，确定一套全新的规则，使股东权利和履行受托责任管理层的权利得以平衡。
20世纪80年代，一批财务收购者或财务创业家，与大型优质公司一道参与收购，力图以不同的方式使用财务资源来收购公司，然后以不同的方式进行管理，为投资者创造价值。这类交易以“杠杆收购”而闻名，最初开发这种交易的是贝尔斯登的杰罗姆·科尔伯格。它的出现已有些年头了，但只是在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在整个并购市场中发挥重要作用，在1982~1988年的并购繁荣期间，占市场总量的比重高达30%。杠杆收购逐渐发展到在并购市场中产生如此重要的作用，是因为它们背后的创业家能够充分利用一个新的公开交易市场，这就是可以向各种非银行类投资者出售一种次级债务，即垃圾债券的市场。
并购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