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通北连三线用兵图冀察
鬼使神差太原会战谋晋绥
“卢沟桥事变”之后，日军以极低的代价顺利地攻占了华北的平津重镇。同时，日本也发现曾经被视为抗日王牌的中国军队第29军，其战斗力也不过如此，便更加低估中国部队抗日的能力。所以，日本政府立刻向中国发出了签订城下之盟的外交信息。日本政府的考虑是，假如中国就此低头认输，接受停战条件，日本当然就可以顺利地控制华北。即便不是如此，日军最多在华北再打几场硬仗，歼灭中国军队的主力部队之后，中国也必然服输。所以，一方面日本当局等待国民政府对于签订停战条约的反应，另一方面在华北集结兵力，准备与反攻平津的中国军队决战。
8月5日，日军参谋部华北会战方案出台。其主要战略企图是：“迅速对河北省内的中国军队以及中国的空军主力给予打击，随后占据华北要地，以期根本解决华北问题，并图谋调整日华关系。”按照日军参谋部的指示，日本华北驻屯军于8月7日调整了部署，确定：（1）待国内援军到齐后，即与中国军队在河北保定—沧县之线决战。主决战方向为平汉铁路沿线。决战时间预定在9月下旬或10月上旬。（2）第5师和独立混成第11旅沿平绥铁路作战，进攻察哈尔、山西北部及绥远地区。（3）保定、沧县会战后，再向石家庄、德县之线追击。
为进行华北决战，日军参谋部于8月21日提出：除原向华北派出第20、第5、第6、第10师外，拟再向华北派出第16、第101、第108、第109师和一批特种兵部队。
中国国内所有的政治力量，包括广西的李宗仁与白崇禧、广东的余汉谋、云南的龙云、四川的刘湘、湖南的何键、山西的阎锡山、西北军的精神领袖冯玉祥以及中国共产党等，都一致支持蒋介石国民政府的抗日决心与行动。8月7日，蒋介石主持最高国防会议，通过了对日抗战的最高决策。
平津失守以后，中国军事当局判断日军必然很快要向中国内地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即迅速制订作战计划，组建统帅机构，调整军事部署。8月12日，国民党召开国防最高会议及党政联席会议，决定蒋介石为陆海空军大元帅，以军事委员会为最高统帅部。8月20日，国民政府颁布了《战争指导方案》和《作战指导计划》。提出：“决以武力解决”企图“灭我民族生存”之日军，“以达成‘持久战’为基本主旨”。
本此主旨，将全国划分为5个战区，其中华北平汉、津浦路方面为第1战区，司令长官蒋中正（兼），下辖第1集团军（总司令宋哲元，副总司令万福麟和冯治安）、第2集团军（总司令刘峙，副总司令孙连仲）；华北晋、绥、察方面为第2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下辖第6集团军（总司令杨爱源，副总司令孙楚）、第7集团军（总司令傅作义，副总司令刘汝明）。以上两个战区共6个集团军、24个军（军团、路军）、53个师另21个旅和其他部队，约60万人。
此时的蒋介石认为，中日在华北决战已不可避免，在完成兵力部署的同时，还规定了第1战区和第2战区的作战任务。并且指出：“主战场之正面在第一战区，主战场的侧背在第二战区”。为加强主战场的防御，国民政府决定在平汉、津浦铁路沿线设立三道防线：以保定—沧州之线为主要防线；以彰德（安阳）—济南之线为第二防线；以洛阳—郑州—开封—徐州—淮阴之线为第三防线。为达成防御目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还调整了兵力部署：以傅作义之第7集团军一部向平绥铁路东段的张家口和南口地区集中，准备迎击日关东军和华北驻屯军向西进攻；以刘峙之第2集团军向保定、石家庄之线集结，其中第26路军（第1军团）孙连仲部进到琉璃河、马头镇地区展开防御，准备迎击北平方向日军的南攻；以宋哲元之第1集团军展开于津浦路北段地区，准备迎击天津方向南下的日军。
日军军部此时在关东军的强烈要求下，将扩大华北战事的矛头首先指向了内蒙古。日本军部知道，促成日本将“卢沟桥事变”扩大成为“华北事变”，这中间出力最大的就是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关东军对于半年多前，由自己所支持与培养的伪蒙德王军队，在绥远百灵庙惨败于傅作义部一事一直耿耿于怀。因此一直希望能够找到机会，亲自出手击败中国部队，以挽回颜面，并由此完成对内蒙古的控制，完成关东军的战略任务——争取与苏联决战的有利的战略态势。
1937年8月7日，参谋本部正式批准日军可以沿平绥铁路进攻内蒙古的军事行动，以“解除对华北驻屯军后侧及满洲国境的威胁，消灭察哈尔省内的中国军队”。
蒋介石于8月初先后任命傅作义为第7集团军总司令，刘汝明为副总司令，汤恩伯为前敌总指挥，负责平绥路东段之防御。在南口地区，以汤恩伯第13军之第89师和第94师沿长城线右自南口左至宁强堡组织阵地防御；以高桂滋第17军之第21、第84师部署在宁强堡—赤城—龙关一线，对热察边实施防御。在张家口地区，以刘汝明第68军之第143师担任正面防御。另以傅作义之第35军、赵承绶之骑兵第1军集结于绥东之集宁、兴和地区，作为机动兵力。
而此时的华北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一方面为了解除中国军队南北夹击的威胁，另一方面也为了阻止关东军扩大战区的抢功行动，首先对北平西北方的南口一带战略腹背发动进攻。8月10日，日本第11混成旅团奉命进攻在居庸关与南口的汤恩伯部。这是“卢沟桥事变”之后中日双方在华北规模最大的硬仗。关东军方面，更是迫不及待地由参谋长东条英机率察哈尔派遣兵团，在8月20日由内蒙古的多伦入侵平绥铁路沿线，一方面准备截断汤恩伯部的补给线，一方面则是准备控制整个内蒙古。于是，华北战线的中日之战，首先就在平绥铁路一带展开。
汤恩伯部是蒋介石中央军中一支能够打硬仗的部队，又学到了一些对付空中掩护攻击的战场技巧，此时由于抢先控制了地形险峻的南口一带要地，并发挥主动灵活的逆袭作战，竟然将日军第11混成旅团的攻势打成守势，日军不但无法攻下中国军队阵地，反而形成受困待援的局面。香月立刻下令日本战斗能力最强的第5师团，由板垣征四郎中将率领，于8月16日驰援第11混成旅团，准备克日击败汤恩伯部，攻下南口，以与东条英机的察哈尔兵团在平绥线会师。
日军第5师团虽然在火力与战技上都拥有明显的优势，同时拥有重炮与空军的支持，但是汤恩伯的部队可以说是将士用命，力战不退，造成日军第5师团的攻势进展非常缓慢。板垣征四郎干脆下毒手，命令施放毒气攻击中国军队，香月同时又调派日军第2混成旅团和飞机、重炮以及坦克等攻坚重兵器支援第5师团。于是，中日两军在南口一带展开了一场寸土必争的浴血奋战。
17日，经过苦战并付出沉重代价后，日军第5师团一部才占领了长城防线上的最高峰——1390高地，并以其主力向守军右翼镇边城迂回，使守军的防御处于危急状态。18日，傅作义奉命率一个师三个旅车运怀来增援，更坚定了汤恩伯部誓死抵抗的决心。19日，双方争夺空前激烈。在镇边城方向，两军在黄老院、禾子洞、沙锅铺等地反复冲杀，一日之内守军伤亡1200余人。在居庸关方面，日军也倾全力攻击，并突入该关南门，后被守军击退。
为挽救危局，汤恩伯于19日下令调整部署，将得胜口、居庸关、镇边城一线划分为3个固守区，由第89、第21、第4师和第72师一部分别固守。傅作义亦准备指挥守军向进攻的日军展开反击。正当此时，察北日军开始向中国守军攻击，张家口告急。傅作义又率第200、第211两个旅由下花园车运回援张家口，留下第72师和独立第7旅归汤指挥。
此时，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已突破了察哈尔的长城防线，威胁到汤恩伯部补给线的安全。蒋介石立刻电令在河北中部布防的中央军卫立煌部，设法绕道晋、察边界，驰援汤恩伯部。但是援军进展缓慢，无法如期赶到。在察哈尔与山西边境，沿平绥铁路布防的傅作义与刘汝明部阵地防线，已经被关东军的东条部突破而崩溃，南口守军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
由于中国守军与援军被隔断，第72师各部在长城峪、灰岭子和镇边城等地与日军反复争夺，终因孤立无援，镇边城乃于23日被日军攻占。日军随即兵分两路：一路西进怀来，一路向东北方向包抄长城正面守军前沿阵地。25日，日军在横岭和居庸关两地与守军激战。在危急情况下，汤恩伯于26日午后下令中国守军向桑干河右（南）岸突围。日军左翼第5师团和右翼独立混成第11旅团，于8月26日和 27日分别占领怀来和延庆。至此，南口战斗结束。
此役历时半个月，中国军队伤亡26736人，日军伤亡据日方公布为2600余人。南口作战虽然失败了，但中国守军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精神是值得称颂的，其影响也是大的。9月6日，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发表短评说：“不管南口阵地事实上的失却，然而这一页光荣的战史，将永远与长城各口抗战、淞沪两次战役鼎足而三，长久活在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心中。”
就在南口前线中日两军激烈战斗之时，日本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趁势向张家口方向发动攻击。8月20日夜，日军混成第2旅从张北的二台出发，突破中国守军的长城防线，占领了神威台。22日，日军乘胜进攻旧万全，中国守军第143师进行抵抗后，于23日退守张家口西南平绥线上的孔家庄一线高地。日军占领旧万全后，继续向孔家庄守军发起进攻。中国守军曾作有力的反击，迫使日军转取守势。经三昼夜激战，日军始占领该地并切断了平绥路。
此时，东援南口的傅作义率两个旅赶回张家口，组织固守城垣并反击日军，但未能抑制住日军的攻势。26日以后，南口、怀来失守。27日，刘汝明下令所部向洋河南岸撤退，张家口遂告沦陷。日军左翼之大泉支队于20日从沽源开始南进，26日占领独石口以西之三间房，27日再占宣化，与由张家口东进的混成第2旅团会合。29日，日军第5师团亦进至宣化。至此，进攻平绥路东段的两支日军会合。与此同时，日军独立混成第1旅团占领了张家口以西的柴沟堡。中国第2战区防守平西的部队受到日军南北夹击的威胁，遂分头向天镇、蔚县方向撤退。
正当华北战事开始升温，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正设法依照原先华北决战的战略设计，将中国的作战部队源源北调之时，原本已经紧张的上海局势，突然因虹桥机场事件骤然升级。日本的海军兵力，开始迅速在上海附近集结，并且对中国发出战争威胁，南京与上海顿时陷入了军事冲突前的危机状态。
上海的军事紧张关系，使蒋介石对于准备在华北决战的作战计划，开始产生疑虑。而此时，蒋介石受到中央军年轻部属陈诚、张治中等人建议的影响，认为即与其在华北与日军决战，不如将地点改在上海更有利。经过一番考虑，蒋介石决定进行战略大转移，决定在上海开辟华东战线，由中国来主导中日战略决战的地点。蒋介石的德式装备师，开始调往上海停战区集结，部分中央军也开始由华北向华东运动。而此时的日本海军，早已按捺不住动手的冲动，摆出一幅跃跃欲试的架势。海军大臣米内光政大将，强烈要求政府支持海军保障日本在上海侨民的安全与利益，并且要求派遣陆军到上海，以对中国的政治、金融与工业中心，给予致命的一击。
8月15日，日本大本营奉敕令决定，开始准备组建华北方面军以及上海派遣军。
华北方面军在原华北驻屯军的基础上改组，增调4个师团以及加入各种特种部队，总兵力达到37万人，由寺内寿一大将出任司令官。同时指派松井石根大将出任上海派遣军司令官。
8月31日，日本的华北方面军（寺内寿一）正式组成，下辖第1军（香月清司），统帅第6师团（谷寿夫）、第14师团（土肥原贤二）、第20师团（川岸文三郎）和重炮兵第1、第2旅团，及其他特种部队。第2军（西尾寿造中将），统帅第10师团（矶谷廉介）、第16师团（中岛今朝吾）、第18师团（下元熊弥）与重炮兵第6旅团及特种部队。以第5师团、19师团、原华北驻屯军旅团，加上特种部队以及临时航空兵团，作为方面军的直属部队。原属关东军的第1、2与11旅团，则视作战地区的运用，亦配属华北方面军。这是日本自从日俄战争以来，最大的一支海外作战部队战斗序列。显然，日本准备在华北对中国军队进行一场迅速能使之屈服的历史性决战。不过日本对于蒋介石已决定把华东战场转为主力决战的地点，并未充分地加以掌握。当上海方面的作战开始演变成为空前的大兵团作战时，日本大本营不得不被动地陆续增加对上海的兵力支持，以至从华北方面军抽调部队赶往上海，因而造成华北作战时机的延误。
日本所准备与预期的华北决战并未发生。于是，华北方面军司令寺内寿一决定日军主动出击，捕捉中国军队的主力。8月31日，华北方面军根据日军参谋部关于进行华北会战的命令，于9月4日制定了《华北会战指导方略》，将会战的重点放在河北省中部的平汉沿线，由第1军负责该线作战，第2军负责津浦线作战，第5师团从蔚县南下参加河北省中部会战，还令第2军先向津浦线进攻，以保障平汉线左侧的安全。
中国军队的主力此时已经转向东线。中国军队在河北中部的布防是，第1战区的中央军卫立煌部与西北军孙连仲的部队共同防守平汉线，而由宋哲元的第1集团军（原29军），防守津浦路。
9月11日，日军第1军下达命令，决定9月14日开始攻击。其具体部署是：以第20师团攻击涿县北面之中国军，而后迅速进入易县以南地区；以第14师团迂回涿县以南地区，切断第20师团正面中国守军的退路；以第6师团攻击其当面固安以南地区，然后进入定兴附近；以第50团为军预备队，驻于良乡。9月11日，日军第2军占领了津浦线上的马厂和青县，并以一部兵力进至青县以南的兴济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