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点头：“嗯，我记下了。耿仕轩……不，耿局长。”
“直呼其名也不错，以示公平。桑大夫，希望以后有机会可以再见面。”他伸出手，与我握了握。
我笑：“最好还是别见了，我可不希望您再生病。”
当时我想，两个陌生人，怎么可能说再见就能再见呢？世界这样大，我和他，只是一种擦肩而过的缘分。何况他随便把名片给别人，可信度估计也高不到哪儿去，说不定是个骗子，什么药品监督局局长的名号都是骗人的幌子。
我参加工作这么久了，经常会看到某些官员患者，前拥后簇地带着几个跟屁虫，然后由院里与之地位相当的领导陪同，无视其他患者的排队等待，大咧咧地坐在医生面前，享受着具有中国特色的“优先”服务。
药品监督局跟医院有着直接的业务联系，甚至可以说是“监督”着医院的半壁江山，掌握着药品的生杀大权。药品监督局局长到医院看病，按道理应该是院长亲自陪着，至少应该是常务副院长之类的领导们陪着。这位耿仕轩局长居然会和其他患者一样悄悄地来看病？傻子才会相信。
我还特别佩服这位耿局长的演技，来医院这么多次，居然能从始至终装出低调的模样，到了最后，还不是露出了狐狸尾巴，不着痕迹地显示一下自己的“官居高位”。
可惜，他看走了眼，把我想得太简单，太小儿科了，我才没那么幼稚，没那么天真，没那么容易上当受骗呢。人不求人一样高，就算他是局长与我有什么关系？如果要算，至多只能算是医生和患者之间的关系罢了。
当着他的面，我仿佛很郑重地，实则很随意地将名片放入办公桌上的手提包里。
接完邵瑞铭的“召见”电话，我的心就蹦蹦乱跳，我好像已经被他吓出病来了，一听到他找我，我的脑子里，立刻就会闪出他锃光瓦亮的头顶，闪出他损骂我的话，不停指指点点的粗壮手指。
轻轻地敲门，我必须轻轻敲门。记得有一次离开他办公室时，因为风大，关门的声音大了些，他特意找我谈话，谈话内容从对领导的尊重到做人的原则，再到个人素质的培养，从古代君王到伟大领袖毛主席……整整一个多小时的专题“讲座”，措辞犀利，数典举证，铿锵有力，令我汗如雨下，捣蒜般地不停点头认错。
一声“请进”之后，我走进他的办公室。他看了我一眼，说：“坐。”便低下头继续看手里的文件，一副很忙碌的样子。
我坐在了距离他最远的一张沙发上。看他还在忙碌，便低头盯着自己的鞋和裤子，如果眼神能绘画，我已经在上面画完了女儿最喜欢的机器猫“哆啦A梦”。
我早就习惯了邵瑞铭对我这样的态度，其实不光对我，他对别人也经常是这样的，因为如此，除了“邵秃头”，他还有一个“邵摆谱”的绰号。
十几分钟后，邵瑞铭终于抬起了头：“桑萸，到药品监督局跑一趟，把这几个章盖了，回头交给我。”
我忙不迭地起身，走到办公桌前，双手接过他递过的文件，看了几眼，蹙起了眉头：“院长，这好像是药局的事，我去……”
我没全说出来，意思却很明显，我打心眼里抗拒做这件事。这是人家的工作，如果由我做了，会被人误解我有什么企图，或者有什么阴谋。费力不讨好的事，为什么要我去做？
他看到我畏难的表情，一脸不悦：“怎么，桑萸，我支使不动你？”
尽管我经常听到他这样说，一股酸涩还是立刻从眼里涌进了鼻腔，我连连眨眼，泪水才没流出来。一名副院长怎么会支使不动一名小医生？真是天大的笑话。我是谁？不过是坤州城里一个最普通的小女人，一个不被领导喜欢的下属，一个不被丈夫尊重的妻子。我满脸堆笑：“我……我是说，这项业务，我不太懂。”
“不懂就学嘛，谁也不是天生就懂的，如果院里的同志都像你这样，做什么事都讲条件，讲困难，工作还干不干了？事业还能不能发展了？”
没对着镜子，可我能感觉得出，自己的笑容挤得更灿烂了：“院长，我这就去。可是……我找谁？”
他的脸色变得柔和了一些：“找张杰主任……一位女主任。”
告别了尊敬的邵院长，我急三火四地赶到了药品监督局，在门卫大叔的指点下，七拐八弯，找到了张杰主任的办公室。
还没进去，就闻到了一股香味。几个女人正围着一张桌子嗑瓜子，瓜子皮扔了一地，香味儿正是来自于那些瓜子。嗑瓜子的声音，像一只只小耗子在啃食着天花板，均匀而有力度，持续地在空气里荡漾。几个女人唠着关于现在流行什么样式服装的话题。我站在门口等了一会儿，她们视而不见，话题则由衣服转到了孩子身上。
我这个陌生人，仿佛空气一般，不被察觉。轻轻地敲了下门，我客气地问：“请问张杰主任在吗？”
那几个女人同时把目光投向了我，其中一人的一脸笑容立刻收了起来，硬邦邦地问：“有什么事？”
我走到近前，递上手里的材料：“您是张主任吧！我叫桑萸，中心医院的，找您给盖个章。”
张主任接过材料，翻看了几眼：“回去让你们邵院长给我写个条，然后我再盖。”她把材料重新递给了我。
我愣了下神，迅速又把笑容挤了出来：“张主任，就是我们邵院长让我过来的。”
她用白眼仁扫了几眼地面上的瓜子皮：“我知道是你们邵院长让你过来的，所以才请你转告他，给我写个条，你一说，他就明白了。回去吧！”
半个小时跑到药品监督局，没待上两分钟，我便被撵了出去，还要花费半个小时赶回邵院长的办公室，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衙门”作风？
那时，我经常是直线思维，反应也比别人慢半拍，可那位张主任的表情还是让我隐隐地觉得这里面一定有“故事”，说不好是医院里有人得罪过她，邵瑞铭派我来，不过是让我充当“出气筒”的角色。
至于是谁得罪了手握大权的张主任，她又为什么一定要邵院长给她写个纸条，邵院长要给她写个什么样的条子，我无从探究。我只是为自己感叹，明明是院里的业务骨干，承担着科里最多的手术任务，得到了患者的好评，可就是得不到院领导的认同，确切地说是得不到邵院长的认可。
难怪有人说，干得好不如干得巧，我就是那个只知干死活，死干活儿的傻瓜。可见，得罪一个人，特别是一个大权在握的人，后果有多严重。
推开邵院长的办公室，我小心翼翼地汇报事情的来龙去脉。
邵瑞铭声音提高了八度：“桑萸，这点小事都办不好，你还能干点什么？”
“张主任说，请您给她写个条，她就盖章。”
“写什么条？我告诉你，桑萸，赶紧的，去把这个章给我盖了，要是办不好，你就别来上班了。”
我小声嘟囔：“本来这也不是我的工作。”
“什么叫你的工作？我问你，你是不是医院的职工？”
“是。”
“既然你是院里的人，院里的事就是你的工作。你愿意做得做，不愿意做也得做。要是有本事，你就别来上班了！”
我的犟劲也被他激起来了，提高了声音：“不来就不来！”
邵瑞铭的额头泛起了愤怒的红光：“行啊，你桑萸有出息了，这可是你自己说出来的，有本事，你明天就从医院里消失。”
“是你逼我说的。”
“是你他妈的工作没做好，作为院领导，我就有把你撵家去的权力……”
“你怎么可以骂人？”
“骂人怎么了？我倒想夸你，你他妈的得有让我夸的本事啊，有本事你把章盖回来啊？”
我张了张嘴，一个字也没吐出来。我真为院里有这样的领导感觉到脸红。作为一名医生，一名知识分子，一位副院长，他的素质怎么可以这样低下，张口便是脏话，处理工作怎么可以这样不讲道理？不讲究工作的方式方法？就算章没盖回来是我的责任，难道他就不能换位思考一下吗？
我全身发抖，却没有流泪，我不想让自己在他面前示弱。至少，不想让他看到我的眼泪。
邵瑞铭继续说道：“我估计你也办不成这事，还重点医学院的本科毕业生，还高素质、高水平，要我说就是高分低能，拉着虎皮做大旗，干什么都不行！”
我瞪了他一眼，拿起材料冲出了办公室。
一路上，我跟自己说，就不信盖不下来这个章？耗子腰疼多大个肾（事）。人家能办得来，为什么我就办不了？我又不比别人少只胳膊少条腿的。我就要让姓邵的看一看，红萸不是大笨蛋，不是白读了五年的医学院。我不断地给自己打气，红萸，你行的，你一定行的，你百分之百行的。
还没走到药品监督局，我就泄气了，我埋怨自己，跟邵瑞铭较什么劲？为什么要中他的激将法？他还真能把我撵家去了？就算撵家去，又有什么了不得，凭自己的手艺开家便民诊所，说不定将来还能发大财呢。可是……丢人丢不起，怎么跟边宇扬说，怎么和父母说？怎么向自己交代？同事怎么看？社会怎么看？
胡思乱想着，我又进了张主任的办公室。见到我，她径直地问：“条子拿来了？”
“我……邵院长出去了，您看能不能先把章盖了，等邵院长回来了，再请他给您补上？”
张主任的脸一下子拉长了，回头抓起一把瓜子嗑了起来：“臭籽！”她把瓜子重新扔回了塑料袋，“告诉你们邵院长，甭管谁来，没他写的条，谁也盖不走这个章。”
我重新走在了街上，像只小瘟鸡似的耷拉着脑袋。过去只是听人说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的衙门作风，今天算是亲眼见识了，这何止是难进、难看、难听和难办，分明还有难堪加难受。
我记起边宇扬说过，有位朋友在药品监督局工作，都说朝里有人好做官，有了熟人好办事，或许他能帮上忙？无论如何，我都要想办法，把这件事办成了。
这不仅是为了对邵瑞铭有个交代，更重要的是，我也要证明一下自己的能力。我走到一家公用电话亭，拿起电话，打进边宇扬的办公室：“你现在有空没，我想跟你说件事……”
他很不耐烦地听完我的讲述：“你真是闲吃萝卜淡操心，为了单位的事，到处求爷爷告奶奶的，不值得，你回去跟那个混蛋院长讲，事情就是办不成，他爱咋办就咋办，有本事他自己找那个狗屁主任去。好了，我手头还有事，回头再说吧。”
在我最需要帮助的时候，边宇扬连一句安慰的话都没有，啪地挂了电话。他曾经是最会哄人，也最能安慰人，可现在……跟我住在一个屋檐下的丈夫都不愿意帮助我，这个世界还有人会帮助我吗？我觉得自己太弱小、太委屈，更为自己的冲动后悔，我逞什么英雄啊？
现在回去邵院长的办公室，肯定还是挨骂，刚刚把这些破材料扔在邵瑞铭的办公室不就完事了吗？大学本科毕业又怎么样？现在院里新分来的多着呢！一堆一堆的，说不定过几年还会有研究生分到医院来呢！业务骨干又怎么样？会干的不如会说的，会说的不如会拍的，会拍的不如会送的。我不停地责骂自己：“红萸是个大笨蛋，大傻瓜。”
这时，一张面孔突然出现在了我的脑海里。使劲地抽了下鼻子，打开手提包，我奋力地翻了起来，终于，那张随意扔进去的名片被我找到了。
药品监督局局长——耿仕轩。
捏着这张名片，我觉得自己抓住了一根救命的稻草。我暗暗祈祷：他还记得我，他不会在我面前摆什么“官架子”，他会帮我，一定会帮我！
我急三火四地返回了那家公用电话亭。在按下那串电话号码前，我调整了一下情绪，想以一种平静的语气向他讲一讲这件事：“喂，您好，请问是药品监督局的耿局长吗？”
“您好，我是耿仕轩，您是？”电话里，耿仕轩很有礼貌。
“我是中心医院的桑萸，不知道您是否还记得我。”
耿仕轩的声音中显露出意外和欢喜：“记得，当然记得！比老虎还厉害的桑医生。”
我的情绪稍稍放松，因为他还记得我，也许他就能帮我。可脑子里瞬间又冒出了另一个念头，人家如果帮助我了，我怎么还这个人情？我变得支支吾吾：“耿局长，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