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就少尝尝。”大方往我的碗里倒了小半碗。
我抿了口，味道居然不错：“不错！和法兰克的味道差不多！”
大方愣了一下神：“什么克？”
“我是说和法国的一种葡萄酒的味道差不多。”我突然意识到自己的话好像有些多了。
“腐败，你肯定是腐败过。要不然喝酒都喝法国的？”大方逗我，脸上带着笑，没有任何的恶意。
“法兰克是最受法国人欢迎的葡萄酒品牌，不过，价格并不贵，是法国一般民众都能享用得起的顶级葡萄酒。”
大方感叹：“还是法国好，顶级的东西老百姓也能享受得起。要是在中国，老百姓谁能喝得起茅台啊？当年我爷就好这口，临死还念叨呢，要是这辈子能喝口茅台就没遗憾了，可是咱穷老百姓哪喝得起？我爸就拿二锅头糊弄我爷，居然也把我爷糊弄得安安详详地闭了眼。”
我没有再接话茬儿，怕自己又会说错什么话。
我毕竟不胜酒力，小半碗儿的“葡萄酒”喝下去，我就觉得晕乎乎的，有点飘飘然。
除夕之夜，我睡得很香，睡得迷迷糊糊的时候，我觉得有些后悔，不是后悔自己喝酒了，而是后悔不知道葡萄酒有催眠的作用，要不然在外面的时候就可以尝试用这种方法改善睡眠了。
初一清早刚开封，走廊上到处都是服刑人员之间互相的拜年声，此起彼伏，接连不断。
“过年好！”
“新春吉祥！”
“新年快乐！”
……
那天正好同室的一个犯人过生日，不约而同，大家为她唱起了生日歌。尽管没有生日蛋糕，没有生日礼物，大家送上的只有一首旋律简单的歌曲。可在那一刻，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是真诚的。
深牢大狱，即使片刻的真诚，也是如此可贵，如此让人动容。
从日本回来，我发现，医院里表面上无波无澜，实际上却暗流涌动。尽管邵瑞铭因为身体原因没回到原来的岗位，尽管副职们都在貌似配合着我的工作，实质上却各怀心腹事，甚至像在悄悄地窥探着什么。
袁方直言不讳：“说不定，有谁盼着你像魏诚一样出事呢。”
我不置一词，我知道袁方说的绝对不只是猜想，而是实话。其他的副职有这样的心态很正常，换成我，也许和别人一样。朱珍珍当上副主任的时候，我的心态不也是难以平和吗？觉得不公平、不公正，想必，他们现在的心态和我从前一样吧。人们都习惯性地放大自己的优点，缩小自己的缺点，这是人性的弱点。
魏诚的办公室依旧空着，里面除了那些月季花被他爱人搬了回去，没有任何的变化，办公桌上的烟灰缸里还堆着他吸过的烟头儿，一个个扭曲着身子，像是受了莫大的委屈。
他爱人将一盆盆月季花装上车，回头看魏诚办公室的瞬间，狠狠地咬着嘴唇，我轻轻地喊了声“嫂子”。
她看看我，点点头，说了三个字：“多保重。”
那是她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到魏诚的办公室。打那以后，我便没有在这个城市里看到过她。有人告诉我，她在魏诚服刑的监狱旁边租了一间小房子，房子里里外外种满了月季花。
如果是真的，得妻如此，对于魏诚来说，应该是一种疼痛着的幸福吧。
别人劝说我搬到魏诚的办公室，我拒绝了。我没作任何解释，却给了自己一个充分的理由，在没有正式任命我为院长前，我不想有任何形式上的行动，更不想人们把“急不可待”这个成语用在我的身上。官场上的变数总是大于定数，当年的邵瑞铭和魏诚之争就是我的前车之鉴。
不过，我早就在心里悄悄地谋划好了，正式任命那天，我就把魏诚的办公室换做小会议室，现有的小会议室则重新装修一下作为自己的办公室。倒不是我迷信，认为那间办公室有什么风水不好，而是每次看到魏诚的办公室，我心里都会涌起隐隐的不安，会想起塔塔的遭遇，想起魏诚的境遇。
办公室还是原来的办公室，里面坐着的人也是原来的人。冷清却变为了热闹，通常这一拨请示汇报的人还没走，下一拨已经在外面等着了。
有些人耐得住性子，就坐进隔壁袁方的办公室，和袁方扯东拉西的，想多了解一些我的事，多知道些院里又有什么新计划新部署，偏偏袁方是宁说玄事不说闲事的人，任凭那些人怎么套，也不会透露出什么。
有些性子急的，干脆站在我的办公室门外，紧盯门口，像是门神一样，守护着我的“安全”。
各科室主任事无巨细地向我汇报着或重要或不重要的工作。刚开始，我还能耐心地去听，去安排，去劝解。忙得焦头烂额后，我的心里就开始有了些小小的烦躁。
我有些想不通，医院里的破事怎么这么多？有些明明不是问题的小事会被无限放大，至于某些人狗扯羊皮互相找茬儿的纠纷更是层出不穷，不是张三说李四，就是李四说王二麻子，花样百出。难道所谓的“一把手”就是要管这些鸡零狗碎的事？或者说，我根本还没有做好当“一把手”的准备，一切压根没有理出头绪？
任何事物都有其成长的过程，我告诫自己，距离自己成长为一名合格院长的路还很长，要想做得漂亮，一定得做到不抱怨、不急躁、不发怒。何况即使正式任命了，还有组织部门民主测评那一关在等着我，我可不希望各科室的主任们带领着医生护士们在写有我名字的小框里划上一个叉。
我告诉那些主任们：“有事找分管院长。”
“我汇报了，可他说，他拍不了板，怎么都得请示你，所以还是直接找你了。”
我累死得了。我在心里骂了一句，脸上还堆着一脸的笑意：“喝口茶，慢慢讲。”
那人拧过身，唾沫星子漫天飞舞着：“我跟你讲啊，桑院长，不是我有意见，而是凭什么，他就比我这月多了20块钱补助？一样都是在作奉献，我哪儿比他少干了？还有，这月的奖金分配得不公平，我们科这个月创收比他们多……院长，我悄悄地告诉你啊，咱们院里的风气太不正了，就说邵院长和那女的，就全院都知道那人……”
……
诸如此类的，不胜枚举，还有那些以前我不曾注意到的人际关系，实在太复杂了。看似不起眼儿的小职工，私人方面的关系，有涉及医院内部的、市里领导的，还有涉及上级主管部门的。每每发生一件小事，便会有N倍以上的“说客”，电话、手机或者直接冲进办公室，让人应接不暇。
除此之外，我还要应对方方面面的外界关系，本来喜欢安静的我，不得不穿梭于各类的饭局、茶局、歌局，还有澡局，与形形色色喜欢的或者不喜欢的，合得来或者合不来，性格差异或大或小的人们走到一起，嘻嘻哈哈，推杯换盏，还要拍着肩膀地论哥们儿。
经过两个多月的实践，我实在没感觉到做这个“临时”院长有什么好处，也许是因为我对仕途从来就没抱过积极的态度，也许是我压根儿不是当官儿的料，也许我关于医院美好前途的构想根本不符合实际，比如我从日本之行得来的经验，在这所医院里能够实行得了吗？
可当我被命运推到这个位置的时候，除了一直地向前奔跑，我还有其他的选择吗？而且我最担心的是又有什么突然的变化，比如一匹黑马突然冲了出来，雄踞院长宝座。那时，不论我怎么调解心态，估计心情也好不了。
这样的事不是没有可能，坤州市临时主持工作之后被挤了下去的副职们不在少数，我会不会重复他们的老路？在没有定局之前，一切都有变化的可能。
我曾想过，把这些苦恼说给边宇扬，可他在家的时间比我还少。每当看到塞儿扔进垃圾袋里的方便面的包装纸、面包袋，还有火腿肠的肠衣，我的心里都会泛起一阵阵的酸涩。我决定和他谈一谈，不管怎么说，即使只是维持面子上的完整，只是为了在塞儿面前演戏，他至少应该在行为上有所节制吧。
真要刻意等了，才发现，在同一屋檐下生活的两个人，想在睡觉以外的时间碰面，也不容易。一天，两天……边宇扬都是晚上12点以后回家，通常把鞋子和衣服甩掉，洗把脸，洗洗脚，便冲上床呼呼大睡。
这天凌晨两点，边宇扬才回家。我终于忍不住，拉开蒙在他头上的被子：“我们谈谈，行不？”
他不耐烦地长出一口气，重新蒙上被子：“都几点了？明天再谈，累死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