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道、地道、人道都能通透，就是《淮南子·兵略训》所说的“三遂”：“上知天道，下习地形，中察人情。”《将苑·机形》讲得更清楚：
夫以愚克智，逆也；以智克愚，顺也；以智克智，机也。其道有三：一曰事，二曰势，三曰情。事机作而不能应，非智也；势机动而不能制，非贤也；情机发而不能行，非勇也。善将者，必因机而立胜。
这段话实际讨论了智慧和愚钝的关系，由此可以看出什么叫顺逆。第一，用愚钝来应对智慧，这显然是悖逆的。为将者万不可妄自尊大、目中无人，这是很愚蠢的行为，更会将军队带入危险的处境。这当然不是排斥那种看似“愚钝”实则“睿智”的行为，即给敌人以愚钝无能的假象，是以韬光养晦、运筹帷幄来酝酿等待击败敌人的时机，而是讲真正愚蠢的人来对付智者慧者，那只能被智慧者玩弄于掌心，看看孙悟空如何在如来佛手心翻筋斗就知道了。
第二，用智慧来应对愚钝，是取胜的最高境界。《论语·述而》载子路问孔子：“如果您率领军队打仗，找谁与您同行呢？”孔子回答说：“空手与老虎搏斗、徒步渡河而死，却不后悔的人，我是不与他共事的。必须是临事谨慎，善于谋划，并且能够完成任务的人，我才与他共事。”孔子反对那种仅凭勇力来奋勇冒死的行为，他认为面对战事要谨慎谋划然后再与敌交战。为人处世也是一样，智慧者最先能看破问题，这是一层境界；看破而不说破，这是第二层境界；看破而不说破，还能陪着他们玩，这才是最上的境界。
第三，用智慧来应对智慧，即“棋逢对手”、“高手过招”。敌我双方都是使诈用谋之人，而最终取得胜利的关键，在于看谁少犯错误，看谁修养更好，看谁能抓住机会。周瑜年轻有为，但为人骄傲自大，嫉妒之心过重，在与诸葛亮的数次交锋中屡屡败下阵来，一国统帅竟因“三气”而亡。周瑜的败亡不是输在他的智慧能力上，而是败在他个人修为的不足。
第四，用愚蠢来应对愚蠢，街头打架、斗殴者比比皆是，恐怕就不必细讲了吧。
通性情：了解将领的缺点，要比知道他的优点更利于预测战果。有的将领逢酒必醉，其缺乏自制力，不可重用；有的将领遇酒从不醉，缺少性情之真，不可大用；有的将领喝酒后把杯使性，则纯粹一介武夫，更不可授以要事。诸葛亮的“七观”另有不少精妙之处。
识人辨才，要懂得依据每个人性情的差异来做出判断、甄别。各人秉性不同，表现出的外化特征也就各式各样，管理者可以通过观察这些外在表象来做出合理的辨别。
《将苑·知人性》就认为人并不都是表里如一的。有的人看似温厚善良，却是伪诈之人；有的人看似恭敬谦和，却是欺上瞒下之徒；有的人看似勇敢刚毅，却是外厉内荏之人；有的人看似竭力做事，却是居心叵测之徒。人的秉性、人的才能、人的胸襟很难洞察。
诸葛亮总结出“七观”，来识人辨才：一是用是非判断，来观察他的志向和操守。是非善恶的区分是人之为人最基本的前提和基础，通过观察他的是非观、善恶观来审视其人性中最根本的底线是什么。
二是连续发问、质疑、反问，让对方词穷而无以应对，由此来观察他的应变能力、逻辑组织能力。
三是询问计谋策略，来观察其见识。见是他的积累，识是他的新想法。有见识的人能够举一反三，窥一斑而知全豹；无见识的人只能唯唯诺诺，不知体察。四是以祸患危难来观察他的勇气与定力，要任用那些“没事不惹事，有事不怕事”的人。五是用醉酒来观察他的品性。有的人逢酒必醉，其缺乏自制力，不可重用；
有人遇酒从不醉，缺少性情之真，不可大用；更有人喝酒之后把杯使性，则纯粹一介武夫，更不可授以要事。
六是诱之以名利、美色来观察他是否廉洁自爱。英雄难过美人关，豪杰难过名利关，只有能审时度势，分清何者为可得之名利，何者为不可得之名利，方才能够不被流俗蛊惑，不被别有用心者利用。
七是通过与他约定事情或委以任务，来观察他是否守信践诺。有人答应得痛快，但执行起来推三阻四，或者不了了之，轻信不可小用，寡信不可大用。
“七观”所列出的七个方法，可以大致判断一个将领的优劣。由于知败方可求胜，知道将领的缺点，要比知道他的优点更利于预测战果。《将苑·将弊》还列出了为将之道的八弊，告诫任将选士者要谨防：
一是贪得无厌。“贪”无外乎名利美色，对于这样的将领，孙子提出“以利诱之”的策略，将领尤其要警惕这种“糖衣炮弹”的袭击，更要提高自己“拒腐防变”的能力。二是妒贤嫉能。对于整个团队而言，将那些有能力、有德行的人吸纳进来，一方面能促进团队人员的不断优化；另一方面能始终保持团队的积极向上，团结一致的风气。反之，必将导致队伍分崩离析，人心各异，使部属一盘散沙，最终丧失战斗力。历代王朝虽然都严防党争，但不绝如缕，唐代的牛李党争、北宋新党和旧党之争、明代厂卫斗争、清初明珠与索额图两派的斗争，虽然起因、性质、影响都各不相同，但大都出于私利而忘公义，假公济私，攻击对手，让朝廷乌烟瘴气。对个人而言，妒贤嫉能只会使心胸变得越来越狭隘，人也很容易故步自封，不思进取，甚至沦为害群之马般的小人，如唐代李林甫、杨国忠等。
三是信谗好佞。听信谗言，就会听风便是雨，毫无主见。宋高宗赵构听信谗言，连发数道圣旨，急召岳飞归京，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其处死，不仅使忠臣冤死，更使得抗金的大好形势毁于一旦。亲近小人，就会颠倒是非，不分善恶。明世宗嘉靖皇帝的宠臣严嵩，专擅媚上，招权纳贿，吞没军饷，废弛边防，使得明政权迅速由盛转衰。奸邪伪诈之徒，常以排除异己、唯利是图为特征，若重用这类人，只能是祸国殃民。
四是料彼不自料。临战应敌、谋划策略时，仅仅了解对方还不够，更重要的是要客观地认识自己，清楚己方所长所短，这样才能把短处隐藏起来，做好防范措施，并以长处去进攻敌人的短处，即孙子所说的“避实就虚”。同样，为人处世也是一样，俗话说“人贵自知”，审时度势的人并不少见，但是能够清醒地认识自己的人就不多了。
五是犹豫不自决。战场上形势瞬息万变，机会更是稍纵即逝，为将者要果决地确定作战策略和应对方针，这样才不会贻误战机，为人所害。宋襄公没有听公孙固的建议在楚国半渡时果断发动进攻，这就是贻误战机。在丧失机会处于不利态势的时候，却又不撤军而要与敌交战，这就是鲁莽轻战。
六是荒淫于酒色。为将者不可贪于酒色，这会使人麻痹而丧失理智，因此耽误战机，遭人设计。吕布正因为好色，才被王允以美人计利用；张飞正因嗜酒丧失理智，才失掉徐州。
七是奸诈而自怯。为将者若奸邪伪诈，便难以在军中立信树威，如若再是一个胆小怯懦之人，就更难以担当大任。
八是狡言而不以礼。为将者应该光明磊落地管理军营。对待下属应该秉持“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准则，不可自毁军法，狡言惑众。周幽王烽火戏诸侯，把军国大事视为儿戏，其结果必然是威信扫地，引患乱国。
那么，哪些人可以重用呢？《将苑·三宾》将人才分为三等：上等能言善辩、博学多才、满腹韬略，如张仪、孔明。中等勇猛刚毅、善于冲锋陷阵，如关羽、张飞。下等则言多而不实用，只会些小技艺，其能力并不优于常人。
我们当然不能希望所有的人都是上等人才，那样的话谁来牵马坠镫？我们更不能接受多数人都是下等人，那么谁来号令天下？从组织管理学来说，这三等人各有各的用途，是构成人才结构的先天条件。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下等人无论如何培养，还是下等的心性，与其不切实际地改变他们，不如顺其本性，善加利用，把合适的人放在最合适的位置上。从个人发展来说，要尽量改变自己，向优秀者学习，不断拓展自己的格局，格局决定成就，境界决定高度，超越自我，才能不断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