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系”，家徒四壁
随着永历政权盘踞的大西南风云跌宕，曾经的抗清中心——浙江、福建成了“配角”，郑成功、鲁监国都被我们撂在一边很久了。
尽管从“主角”变“配角”，但这里不曾有一刻平静，依旧高潮迭起、精彩纷呈。
关于“闽系”的郑成功，先前讲到他率部去潮州找郝尚久“打秋风”，逼得郝尚久向清军投降。郝尚久这一反，郑成功在潮州就吃不开了，于永历四年（1650年）七月撤回福建，只留下郑鸿逵在潮州“打游击”。后来李定国进军广东，郝尚久再次反清，郑成功又“应邀”斗了一次地主。
郑成功的实力不断壮大，兵多将广，但地盘成了瓶颈。虽然靠垄断海外贸易攫取了大量财富，但金银财宝不能当饭吃，没有足够的地盘，粮食始终是一个大问题。
去广东打秋风越来越难，再说斗了好几次，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郑成功又将目标锁定到福建。莫非从清军手里抢？暂时还没有这个必要，厦门就有两个现成的地主——郑彩、郑联。
自从郑彩投靠鲁监国后，郑氏集团就分裂了，郑成功占着金门，郑彩占着厦门，一水相隔却形同陌路，郑成功早就看这块堵在家门口的石头不顺眼了。
将郝尚久逼反的那一次，郑成功刚从潮州撤回来，便趁郑彩不在家，率军袭击厦门。郑成功以“送粮”为名引诱郑联出城，郑联也是老实，觉得一笔写不出两个郑字，自家人应该不会算计自家人，居然就信了。郑联也不想想，郑成功主动上门送粮食，除非吃饱了撑的，郑成功有口饭吃就不错了，怎么可能吃撑？
郑联中计，被郑成功给剁了。赶回来的郑彩自知不敌，赶紧向鲁监国求援。前面提到过，郑彩走了麦城，鲁监国求之不得，一句“清官难断家务事”就给打发了。舟山不但不帮忙，张名振等人还痛打落水狗，报当初受郑彩窝囊气的一箭之仇。郑彩无处安身，只能通过郑芝龙的母亲黄氏向郑成功说情，总算是得以闲居厦门。
占领厦门，收编郑彩的部队，郑成功的实力更加壮大。但是，厦门地盘也不大，兵力又剧增，粮食的问题越来越麻烦。
永历四年（1650年）十月，身价倍增的郑成功出师潮州，继续找郝尚久“斗地主”。次年正月，郑成功抵达南澳，跟郑鸿逵“换岗”，准备“舍水就陆，以剽掠筹集军饷”。
郑成功尚未开始“征粮”，有人提出了质疑。这个敢于跟领导叫板的人，便是先跟着郑芝龙降清，再跟着李成栋反水，最后前往福建投靠郑成功的施琅。
施琅并不赞成这次“打秋风”行动。他认为，尚可喜、耿继茂已经在广东站稳了脚跟，如此出师远征，不一定能够达到既定战果。更严重的是，大军主力被牵制在潮州，万一厦门遭到福建清军偷袭怎么办？
考虑到郑成功一向刚愎自用，施琅并没有直言相谏，而是假托“做梦”，拐弯抹角地提醒郑成功慎重考虑。
郑成功偏偏脑筋不开窍，对着施琅就是一顿臭骂：你施琅好歹也是身经百战（跳了好几次槽），怎么跟个娘们儿似的，做个梦就把你吓尿了！你不敢打，那就趁早滚蛋！
一次失败的谈话，致使施琅被剥夺兵权，灰溜溜地跟着郑鸿逵返回厦门。
永历五年（1651年）三月中旬，郑成功率部登陆，占领大星所（今广东平海附近），全歼清军援兵。
虽然郑成功初战告捷，但施琅的担忧正在应验。
闰二月二十七日，福建巡抚张学圣、巡道黄澍（弘光时期著名“搅屎棍”，后来跟随左梦庚投降）、福建右路总兵马得功（绑了朱由崧投降的那位）趁郑成功主力南下，派兵偷袭厦门。厦门的留守部队本来就不多，又是仓促应战，阮引、何德的水师很快就全线溃败，退回金门。守城主将郑芝莞入海逃亡，郑成功妻子带着儿子郑经仓皇逃跑，在海上与郑芝莞会合，幸免于难。三月初一，厦门失守，大学士曾樱殉国。
张学圣等人早就对郑成功的财富垂涎三尺，他们显然不是来抢地盘，而是来抢财产的。根据史料记载，清军厦门一役斩获颇丰，包括“黄金九十余万，珠宝数百镒，米粟数十万斛，其余将士之财帛、百姓之钱谷何可胜计”。当然，这笔巨额财富一分也没有上交。
后来，清廷为了招抚郑成功，翻出了这桩旧案，将假公济私、中饱私囊的张学圣、马得功、黄澍和王应元（时任福建巡按御史）等人革职查办，大量财宝却不知去向。
四月初一，郑成功率主力返回厦门，清军早已席卷金银财宝而去。郑成功看着这副“家徒四壁”的景象，不由得急火攻心，捶胸顿足。
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换谁谁不急？
急也没用，强盗早跑光了，郑成功也不敢去找清军兴师问罪，只有拿自家人出气。于是，郑芝莞、阮引被处斩，何德被革职，再打一百二十军棍，只有坚持抵抗的陆兵将领蓝登得以幸免。
该杀的杀了，该罚的也罚了，但此事尚未了结，因为还有一个人没有收拾。
谁呢？
施琅！
泪奔的施琅
在电视剧《康熙王朝》中，受康熙委派负责收复台湾的福建总督姚启圣巧施离间计，诱使偏听偏信的郑经杀掉施琅家眷，逼着施琅投降清军。其实，这不过是出于故事情节需要而进行的“蒙太奇”处理，并不符合史实。
历史上真实的情况是施琅早就彻底投降清军了，此次厦门失利便是最初的导火索。
当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施琅走上这条路，应该说也是必然的。
施琅第一次出场，是隆武元年（1645年）七月跟随黄道周北上联络抗清义师。当时，年轻的施琅已经初露在兵法和谋略上的天赋，向黄道周提出了“坐镇赣州、化整为零”的抗清策略，可惜未被“等级观念”深重的黄道周采纳。施琅虽然官卑职小，脾气却不小，见上司固执己见，索性挑子一撂，返回福建。
从这件陈年往事可以看出，施琅有杰出的军事才能，但为人相当傲慢跋扈，从来都不给领导面子。江山易改本性难移，随着官职的晋升，施琅的这种性格弱点也越来越突出。
投奔到郑成功麾下之后，麻烦可就大了。施琅不给领导面子，郑成功偏偏又是一个死要面子的人。这俩人撞到一起，不出点状况才是怪事！
刚开始时，郑成功与施琅相互还有点新鲜感。施琅熟谙兵法，排兵布阵往往出其不意，再加上长相英俊（风宇魁梧），因此深得郑成功的偏爱。
时间一长，“上下同心”的局面逐渐发生变化。施琅“侍才而倨”的性格不仅没有任何收敛，反而是变本加厉，全然不顾及领导的感受。郑成功本来就心胸狭隘，便总想找机会给这个“狂人”泼点冷水。
打潮州，机会终于来敲门了！
施琅在潮州忍不住，说了几句实话，郑成功趁机夺了他的兵权，赶回福建。清军偷袭厦门时，失去兵权的施琅依然带着亲兵奋勇抗击，怎么罚也罚不到他的头上。不该罚，那就该赏，郑成功还是挺大方的，手一挥就赏给施琅白银二百两。但是，施琅想要的不是物质奖励，而是“平反”：我在潮州说的话都应验了，至少得官复原职吧？
郑成功偏偏忘了这茬，接连发了几道任命，施琅看了一遍又一遍，就是没找到自己的名字。直到老部队的总兵、副将都有了新的人选，施琅依旧被撂在一边没人搭理。明眼人都能看出来，施琅被“退二线”了。
施琅当然不服气：事情办砸锅要被砍（郑芝莞、阮引），说几句真话也要靠边站，你郑成功还讲不讲道理？
情急之下，施琅提出“辞职出家”的请求，试探郑成功。郑成功不为所动，在倾力“挽留”的同时，又交给施琅一项新任务：自行招募武装，招多少人，给多大官。——你不是闲得蛋疼吗，自己玩儿去吧！
施琅彻底泪奔了，真就剃了一个光头，虽然不出家，但也是“红尘修行”，带领着自己的一些亲信开始自行招募武装，同时拒绝跟郑成功见面。时任援剿左镇的施琅之弟施显也对郑成功的做法极其不满，跟着哥哥“组团”抵制，双方的矛盾日益激化。
就在郑成功、施琅“针尖对麦芒”之时，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史称“曾德事件”。
曾德原系郑彩的部将，为人“淫纵多端”。隆武时期，曾德被安排到仙霞关驻防。
自从曾德到任之后，弹劾他的奏疏就从来没有断过，曾德也一度被解职赋闲。后来，曾德跟郑芝龙搭上关系，得以官复原职，继续驻防仙霞关。跟随郑芝龙投降后，曾德部划归施琅节制，后来又跟着施琅投靠郑成功。
施琅靠边站，曾德觉得继续跟着这只“死鱼”混已经没有什么前途，便疏通关系、自降身份，投奔到郑成功的大本营做了一名亲随。（恃郑氏亲昵，逃于郑所。）施琅得知消息后，不禁大为光火，立即派人将这个趋炎附势之徒抓回来斩首。
由于曾德名声太臭，又“背叛”主子，郑成功不好说什么，只是让施琅刀下留人，从长计议（驰令勿杀）。施琅本来就受了一肚子窝囊气，郑成功一说情，他杀得更快（促令杀之）。
曾德伏诛，郑成功也火了：老子的话都不听，你小兔崽子想造反啊？
永历四年（1650年）五月，郑成功决定对施琅下手。二十日，郑成功派人秘密诱捕施琅、施显及其父亲施大宣，羁押于金门岛。
施琅虽然傲慢跋扈、脾气火爆，但为人耿直、胸怀坦荡，最主要是喜欢让领导难堪，给大家出气，所以人缘不错，深受“屁民”爱戴。
在众多“粉丝”（有官员，也有百姓）的帮助下，施琅奇迹般地逃脱羁押，从金门返回大陆。
关在眼皮子底下的人都能溜掉，郑成功气不打一处来。除了问责看守之外，余怒未消的郑成功还将施大宣、施显从大牢里拖出来给剁了。
郑成功一刀下去，让施大宣、施显的人头落地，也让施琅彻底心灰意冷，投奔了清军。后来的历史证明，郑成功逼反施琅，不仅是自毁长城，更是自掘坟墓。只是郑成功没有能等到施琅率清军水师收复台湾的那一天，自己先挂了。
“浙系”，风云激荡
郑成功的“闽系”波澜起伏，鲁监国的“浙系”也是风云激荡。
经“舟山大火并”，鲁监国总算摆脱郑彩的控制，在舟山站稳了脚跟，与福建的郑成功遥相呼应。不过，兵多将广的郑成功愁粮，鲁监国却苦于无兵。
鲁监国打了这么多年仗，从一个沉迷于声色犬马的“王N代”，逐渐锤炼成了一个坚强勇猛、敢于担当的统帅。浙江政权越来越没落，最终在舟山抢到了一个相对稳固的基地。鲁监国深知，实力是“浙系”目前最大的瓶颈。
此时，“浙系”的兵力主要分布在三个地区：
张名振、阮进、王朝先率主力驻守舟山岛；周瑞、周鹤芝各领一部驻守在温州的三盘岛；王翊、王江、冯京第的义师在宁波四明山区活动。
总的来看，“浙系”的实力已大不如前。于是，一个“雪藏”多年的动议再次出现——向倭国请兵。前面提到过，最初提出这个动议的人叫周鹤芝。
当时的倭国处于幕府统治的江户时期，天皇不过是一个摆设。在德川幕府统治下的三十六大诸侯中，撒斯玛是实力最强悍的一个，而他正是周鹤芝的“海外关系”。
周鹤芝当年提出赴倭国请兵，黄斌卿不同意，说自己的事情自己办，没必要找外人。如今黄斌卿被干掉了，周鹤芝又将这个议题抛了出来。这一次，鲁监国相当感兴趣。
永历三年（1649年）十一月，鲁监国派使者前往倭国。但是，倭国的形势已经发生变化，原先还很有兴趣的撒斯玛如今自顾不暇，最终没有同意出兵。
随着李成栋、金声桓相继反水，接着又是姜瓖的“山西大起义”，清军四处扑火，兵力捉襟见肘。在这种情况下，多尔衮不得不调整对付东南沿海抗清势力的策略，工作重心由剿灭转向招抚，向东南的抗清将领许以高官厚禄，广泛接纳贪生怕死、贪婪无耻之徒。
早在永历三年（1649年）正月，多尔衮的这一策略便得到了回报——浙江政权佥都御史严我公向清军投降。多尔衮如获至宝，当即委任严我公为“钦差大臣”，辗转活动于四明山、舟山等地“现身说法”，策反抗清武装。
在严我公的“感召”下，吴凯、顾奇勋、姜君、王用升、陈龙、陈德芝、雷虎彪、杨子龙、吕一成、高树勋、石仲芳、田得坤、沈乘龙、胡茂芳、陆鸣时等大小官吏纷纷投降。
投降官员的名单一拉一大串，把多尔衮气得直跺脚。——气啥？投降的人多不是好事吗？
这个还真不一定，得看是什么样的人投降。
严我公策反的基本上都是“浙系”里的“三无人员”——无能、无兵、无权。简而言之，纯属“混混”。更可气的是，这群混混官阶还不低，按照清军“原职委任”的许诺，浙江根本就没法安排，还得占用其他省份的名额。
这哪里是招抚，简直就是在帮鲁监国减负！
多尔衮的招抚以闹剧而收场，四明山、舟山依旧岿然不动，但“浙系”内部却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音符。
麻烦首先出现在温州的三盘岛。永历四年（1650年），共同驻守于此的周瑞、周鹤芝为一些琐事互相掐了起来，鲁监国赶紧派一个叫吴明中的人前去调停。两支军队互不隶属，低头不见抬头见，有点小矛盾实属正常，老大派人来劝架，这事儿也就算是了了。
但是，问题偏偏就出现在这个劝架的人身上。吴明中的真实身份，是清军派到舟山的卧底！
吴明中一到三盘岛，便伺机大肆挑拨、煽风点火，让周瑞、周鹤芝一夜之间势同水火。
周瑞、周鹤芝还算是顾全大局，当然主要是因为两人实力相当，谁也没有必胜的把握，大规模的冲突并没有发生。
不敢诉诸武力，和谈抹不开面子，调停人又是唯恐天下不乱，三盘岛顿时乱做一团，难以了局。
这么空耗下去也不是办法，周瑞索性率军南下投奔郑彩，后来归附了郑成功。周鹤芝也不示弱，率军北上舟山归附阮进。两人十分“默契”地远离是非之地，三盘岛瞬间成了空城。
三盘虽然稀里糊涂撤守，但武将之争总算是有了一个了结。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舟山正在酝酿一场更大的风波。
三盘岛属于驻外基地，出点状况还无伤大局，舟山一旦出事，麻烦可能就大了。舟山是“浙系”的大本营，稍微有一点风吹草动，都可能出现难以控制的局面。令人更加揪心的是，这场风波的当事人，是“浙系”的两大权臣——张名振、王朝先。
如果按照先前“舟山大火并”与《水浒传》人物的对应关系，就是“智多星”吴用跟“豹子头”林冲掐起来了。
王朝先原以为，自己凭借协助“火并”之功，应该能得到鲁监国的重用，但事与愿违，王朝先恐怕要失望了。
在鲁监国看来，“叛徒”终究是“叛徒”，只要筹码到位，必然逮谁咬谁，因此不可重用。
可“王叛徒”毕竟是“功臣”，鲁监国也没把他怎么样，该做官做官，该带兵带兵，但坐冷板凳是必须的。
鲁监国如此“无情无义”，王朝先不禁怒火中烧：既然跟谁混都是坐冷板凳，何必当初背个骂名！
事已至此，世上也没有后悔药。王朝先不甘心，就拿深得鲁监国信任的张名振出气。问题是，王朝先这只小胳膊，怎么才能掰得过张名振这只大腿呢？
无数事实证明：只要U盘在手，蚂蚁也能朝大象张口！
张名振有一个隐私，捏在王朝先的手里——他是“舟山大火并”的真正主谋！
虽然黄斌卿被张名振、阮进、王朝先几个人合谋弄死了，但除了极少数铁杆亲信以外，很多部将都被“浙系”收编。为了稳定舟山局势，张名振将整个密谋过程秘而不宣，编造舆论掩人耳目。
如今，王朝先叫嚷着“发微博”，想给张名振难堪。张名振真急眼了：个人安危事小，黄斌卿的旧部一旦知道真相，舟山必然大乱！
保守秘密最好的办法，就是杀人灭口。与阮进商议后，张名振决定先发制人，让王朝先彻底闭嘴。
永历五年（1651年）二月，张名振、阮进成功暗杀了王朝先，但事态并未就此得到控制。在王朝先若明若暗的“炒作”下，当初“大火并”的内幕已在舟山传得满城风雨。为了平息事态，张名振继续在舆论上做文章，将“扑朔迷离”的黄斌卿之死一股脑地推给了王朝先，一口咬定是他“擅杀斌卿，忘谊不赦”。
“罪魁祸首”死无对证，知情人又是“伪证”的始作俑者，整个内幕被掩盖得天衣无缝。王朝先手下的亲信却不是吃素的，张济明、吕廷纪两个铁杆亲信就持怀疑态度。但是，张济明、吕廷纪并不清楚核心内幕，又斗不过张名振和阮进。为了防备对方“斩草除根”，两人索性逃出舟山，向驻守宁波的清军总兵张杰投降。
两人叛逃，问题还不算大，反正他们继续留在舟山，恐怕也活不长。但是，这俩叛徒偏偏是王朝先的心腹将领，对“浙系”在舟山的军事部署了如指掌。为了表示投降的诚意，张济明、吕廷纪不仅将舟山布防情况向清军和盘托出，还主动提出为清军剿灭舟山提供向导。
——叛徒的无耻，是从来没有底线的！
张济明、吕廷纪的归降对于清军而言，无异于“瞌睡遇到枕头”，因为他们早就想对舟山动手了！
早在永历四年（1650年）九月，清军便开始清剿四明山，为进攻舟山扫除后顾之忧。活动在四明山的都是义师，充其量算“民团”，并不是正规军的对手。靠着钻山沟勉强支撑了几个月之后，义师逐渐被逼入绝境。冯京第被俘遇害，王翊于次年初逃往舟山找王朝先，准备趁清军后方空虚，进取杭州。
王翊抵达舟山时，王朝先已被暗杀，残余势力正在遭到张名振的清算。大家都这么忙，谁有功夫打杭州？
救兵搬不来，王翊只得返回四明山，七月被清军俘获，八月十二日在定海就义，“浙系”在大陆的唯一基地被摧毁。
四明山的抗清武装被清剿后，浙闽总督陈锦开始谋划舟山战役。
经请示清廷，参与舟山战役的部队包括平南将军固山额真金砺、固山额真刘之源、浙江提督田雄、定海总兵张杰等部，另外还有金衢总兵马进宝、吴淞水师总兵王燝分别从南、北两面率水师参与会剿。
永历五年（1651年）八月中旬，除负责南北夹击的马进宝、王燝外，各陆路兵马已在定海集结，一场大战即将爆发！
山雨欲来风满楼，内讧余波未尽的舟山，能撑住吗？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鲁监国、张名振也在抓紧排兵布阵、抵抗强敌。
基于舟山的地理环境和对敌情的分析判断，鲁监国作出了“正面阻击、运动歼敌”的作战部署。
——定海至舟山的海面由阮进率舟师负责正面阻击；
——刘世勋、张名扬、马泰率三营陆兵防守舟山岛，作为阮进舟师的岸防支援；
——鲁监国、张名振、张煌言分别率主力水师运动到舟师附近海面，伺机歼敌，搅乱敌军的进攻节奏。
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率主力避敌锋芒，在敌人的侧翼和后方开展“运动战”、“袭扰战”，可以说是比较高明的。
这个作战部署的成功与否，取决于很关键的一环——正面的阮进能否顶得住？——这还真不好说，毕竟水师主力都被鲁监国、张名振、张煌言带去“打游击”去了。
除此之外，鲁监国还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作为舟山的最高领导者，他亲率主力出去“打游击”，这个作战部署一般人是不知情的。
这样一来，问题就出现了：“屁民”们是相信鲁监国率军偷袭敌人后方，还是会相信鲁监国、张名振、张煌言等高层率先逃跑的谣言？——一般情况下，后者在坊间的“可信度”更高！
阮进阻击可能有困难，军心稳定或许有风险，但鲁监国、张名振都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八月二十一日，清军在浓雾的掩护下挥师渡海，舟山战役正式爆发。
这场历时十来天的战役，证实了我们先前的担忧并非多余，“浙系”军队在两个关键之处都掉了链子。
首先掉链子的是阮进。与清军正面相遇后，阮进率水师进行了相当顽强的阻击。南明军的单船火力较强，但主力水师都出去“打游击”了，阮进的兵力总体上处于明显劣势。
为了争取战场的主动权，阮进采取“擒贼先擒王”的战术，指挥旗舰跟清军主将金砺的旗舰进行一对一的PK。
清军的水师尚在草创时期，战船火力配备远远不如南明水师，这似乎就是一场毫无悬念的对决。但是，阮进的运气实在是背到家了，一团火球射出去，被对方战船的桅杆弹了回来，把自己的战船给点着了。受伤跳海的阮进被清军擒获，由于伤势过重，于次日殉国。
主将遭遇意外，葬送了正面阻敌的水师，清军乘胜登岸，与三营陆兵激战。
由于鲁监国等高层“不知去向”，舟山岛上的军民人心惶惶。尽管三营统帅奋起抗敌，但缺乏统一的调度指挥，又没有后援与纵深，渐渐陷入绝境。
九月初一，张名扬麾下总兵金允彦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出城投降，舟山的形势更加危急。次日，清军冲破防线，占领舟山。
就在舟山守军奋起阻击强敌时，鲁监国、张名振、张煌言的主力水师相继阻击了马进宝、王燝的援军。但是，由于主战场舟山战况不妙，这两次成功的打援并不能改变战局的走势。
得知舟山告急，鲁监国等人率军火速回援，结果上演了一场电影里的情节——人死光了，警察才到。
舟山已经失守，鲁监国、张名振、张煌言只得撤退，南下至温州的三盘岛。这里曾经是周瑞、周鹤芝的基地，但自从二人掐架离开之后便成了荒岛。虽然“有房可居，有险可恃”，却无粮可吃。
吃饭是第一要务，张名振赶紧率军出去“征粮”。浙闽总督陈锦穷追不舍，命马进宝伺机进攻三盘，鲁监国、张名振、张煌言被迫继续南下。
鲁监国等抵达浙、闽交界的沙埕，陈锦又命福建清军在闽安一带围堵，与浙江的马进宝形成南北夹击，意图斩草除根。
无处安身的鲁监国、张名振、张煌言权衡再三，极不情愿地做出了一个万般无奈的决定——前往厦门，投靠郑成功。
为什么说这是一个无奈的决定呢？
其一，“浙系”、“闽系”恩怨甚多，郑成功是否会“相逢一笑泯恩仇”？不一定！
其二，郑成功如今遥奉永历正朔，鲁监国想寄人篱下，身份问题如何处理？不知道！
在一切尚不明朗的情况下，鲁监国、张名振、张煌言启程前往海坛岛，进入郑成功的势力范围。——“前景难料”总比“当场毙命”好得多吧！
永历五年（1651年）二月，寄居在海坛岛的鲁监国等到了一个好消息：郑成功同意鲁监国等人到厦门安顿。
看来，一向自私自利的郑成功这次还是挺够意思的。但直觉告诉我们，无利不起早，有利不睡觉，靠做生意起家的郑成功不可能做“活雷锋”。
郑成功收留鲁监国是有条件的。什么条件？不多，只有一条：退位！
——地盘都败光了，你监谁的国？
当然，这种趁人之危的条件不大好开口，以后低头不见抬头见的，面子上抹不开。很多时候，行动能够代替语言，而且产生的效果会更好。
郑成功先是以隆武帝所授“宗人府宗正”的身份接待鲁监国，又将鲁监国安置在金门，接着“礼仪渐疏”，实际上是按亲王的待遇进行安排。
鲁监国是聪明人，知道郑成功整这一出是什么意思。如今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自己确实也没了做监国的资本。
三月，鲁监国正式宣布退位，还就藩王，遥奉永历正朔。
郑成功收留鲁监国也是有目的的。同样只有一个：壮大实力！
——自己送上门来的大餐，不吃白不吃。
“浙系”军队在厦门、金门落脚后，鲁王、张名振、张煌言的打算是“暂住”，准备重振旗鼓、东山再起，并计划在次年三月收复舟山。
但是，郑成功不希望让送到嘴边的鸭子飞走，他不仅反对“浙系”的“还乡计划”，还套用何腾蛟“溶贼、限贼”的招术，玩起了“溶浙、限浙”的把戏，大肆笼络“浙系”人马，给他们发“绿卡”，收为己用。
自此，恩怨未了、关系微妙的“浙系”、“闽系”开始艰难曲折的“合流”。
一为扩地，二为抢粮
东南沿海两大抗清势力“合流”之后，郑成功对福建采取了一次声势浩大的军事行动，目的其实比较单纯：一为扩地，二为抢粮。
永历六年（1652年）正月初，郑成功率军进攻海澄，清军守将赫文兴、海澄知县甘体垣投降。
初战告捷，郑成功并不打算“见好就收”，海澄不过是“开胃菜”，他真正的“大餐”是漳州。
十日，郑成功分兵切断泉州与漳州的联络，并于十二日占领平和，扫清了漳州外围的威胁。
二月初二，郑军进抵漳州城下开始进攻，清军总兵王邦俊负城顽抗。郑军陆战能力有限，一时啃不下来。
硬啃啃不动，开动脑筋继续啃。郑成功的“妙计”是挖地道，准备一直挖到城墙根下，再把火药填塞到坑道，震塌城墙，蜂拥而入。这个战术显然比“战神”李定国打肇庆时的“地道战术”要高明，城内守军只能干瞪眼。
挖沟阻拦？人家根本就不想挖到城里去！
三月初七，工程顺利完工，郑成功下令点火。
一阵轰隆声之后……
城墙完好无损！
观众囧了，郑成功更囧：什么情况？
火药当量不够？——不可能，地面炸出老大一个坑。
快看！这坑怎么在城墙外面？
不用调查了，“施工队”的数学显然是体育老师教的，居然把距离给量错了，地道离城墙还有好几十米！
爆破计划意外失败，剩下的火药又不够重新爆破，郑成功只好改用“铁桶战术”。这一招靠的是人多势众，技术含量明显低得多，应该不至于再犯低级错误。
漳州告急，刚喘了口气的浙闽总督陈锦又忙活开来，亲率浙江、福建的清军驰援。三月十三日，陈锦援军与郑军遭遇，结果被揍得七荤八素，陈锦只得退到同安城外。五月，陈锦又调马进宝前来增援，壮大声势。
马进宝援兵飞驰而来，郑成功做出了一个匪夷所思的决定——打开缺口，放他入城！诸将傻眼了：您老人家被震短路了？还嫌漳州这块骨头不够硬？
郑成功莞尔一笑，一语道破天机：“城内人多，粮必乏，外调既迟，内势窘促，破之必矣。”
马进宝的援军进入漳州城后，一下子多了几千张嘴，是嘴就得吃饭，漳州的粮食本来就不多，这下子消耗得更快。
这就是水平！
援军入城后，郑成功收紧“铁桶”，粮食运不进来，马进宝、王邦俊也打不出去，只能这么干耗着。
没过多久，军队、百姓全部断炊，能吃的、不能吃的全吃了个遍，然后“顺理成章”地开始吃人。“城中人自相食，百姓十死其八，兵马尽皆枵腹”，“尸骨山积，秽闻数里”，其状惨不忍睹。
悲剧往往也伴随着喜剧，最具黑色幽默的一幕，发生在漳州城外的陈锦身上。陈锦感到，凭借一己之力已经不足以破解漳州的危局。因此，他一面向清廷请援，一面上蹿下跳干着急。赵本山的小品《策划》有一句台词说：“人一上火，就容易缺心眼儿”，此时陈锦最适合对号入座。
别人缺心眼，大不了折点财、吃点亏，陈锦缺心眼，直接送了命。
——心急火燎的陈锦动辄打骂下人，于七月初七（真会选日子！）被忍无可忍的家奴合谋暗杀。
陈锦意外地挂了，局势并没有任何改变。郑军闻着人肉的香味和死尸的腐臭继续围困着漳州，金砺率领的援军则日夜兼程赶往福建。
九月十九日，金砺大军抵达泉州，会同福建提督杨名高前往漳州救援。
郑成功自知不敌，将围城的兵力收缩到漳州城南高地固守。十月初三，金砺率部发起总攻，郑军溃败，退守海澄，先前占领的南靖、漳浦、平和、诏安等地再次沦陷。
永历七年（1653年）二月，郑成功返回厦门。金砺并不打算就此罢休，而是积极准备进攻海澄、厦门，想趁势给郑成功来个“一锅端”。
五月初一，郑成功亲自到海澄督战。初四，金砺率大军前来，双方在海澄展开激战。在这场攻防战中，大量配备的火铳、火炮成为双方的主力武器，战斗很快进入白热化，这也是史上第一次热兵器的大规模对决。
初七，火器水平偏弱的清军遭遇惨败，金砺退回漳州，不久后被召回北京。郑成功损失也不小，不敢贸然扩大战果，双方在海澄、厦门一带形成僵持。
会师长江！
郑成功在漳州失利返回厦门时，张名振向他提出了一个相当具有诱惑力的动议：趁清军在南京布防空虚，率水师北上直入长江，“捣其心腹”。
提方案容易，谁来实施？
张名振认为，以“浙系”水师的实力，干这一票没问题！
“浙系”经舟山惨败，一路南下有不少对前途失去信心的人离开，到了厦门又被郑成功搅和一阵，但主力部队损失不大，精华尚存。
张名振需要的，不过是郑成功借些战船，给些粮食，补充些弹药，仅此而已。郑成功兵败漳州，正愁找不到机会报仇。张名振的动议，郑成功认为比较靠谱，欣然应允，给予鼎力支持。
永历七年（1653年）八月，张名振、张煌言率战船五百余艘、兵士近万人从厦门出发，前往位于长江入海口的崇明岛。清军在崇明的守军还是比较强悍的，考虑到“浙系”陆战能力有限，张名振对崇明采取“围而不打”的策略，将部队分散到崇明附近的沙洲“筑圩耕种”，发展农业生产，为下一步沿长江进军建立一个比较稳固的前沿基地。
张名振北上长江口，无意中与一个更加具有诱惑力的宏伟计划不谋而合。
这个宏伟计划的最初动议者，便是前明旧臣、弘光元老、东林党巨头钱谦益。怎么可能？弘光朝廷覆灭后，钱谦益不是投降清军了吗？——谁说投降之后不能反水？人家老钱是在“曲线救国”！
投降之后，钱谦益一度入狱，夫人柳如是（曾经跟“愤青”陈子龙交好的秦淮名妓）四处奔走，才将他捞了出来。从隆武到永历初期，钱谦益对南明抗清的形势并不看好，认为乌烟瘴气的小朝廷根本没什么指望。
“战神”李定国“三战三捷”，让钱谦益等前明旧臣看到了“复国”的曙光。当时，江南有不少人想跟李定国联络，钱谦益也不例外。不过，一般人联络是为了“投靠”，钱谦益却是为了一个相当宏伟的计划——抗清武装大“合流”！
随着清军在福建、湖南、两广等战场陷入僵持，钱谦益认为，集结所有力量，形成抗清大“合流”的时候到了！
问题在于，南明的抗清势力派系众多，大大小小有好几个：
——西南有“大西系”，前身是大西军，名义上尊奉永历朝廷，事实上是孙可望说了算。其中，“战神”李定国还被逼得单干，在两广开辟新战场。这股力量战斗力惊人，可与清军一决雌雄。
——川东鄂西地区有“大顺系”，号称“夔东十三家”，成分复杂，以大顺军残部和前“摇黄军”残部为主，接受永历朝廷的册封。其中，李来亨率领的忠贞营旧部，还有郝摇旗的部队，曾经都是永历军队中的劲旅。
——东南沿海有“浙系”和“闽系”，名义上遥奉永历正朔，以水战见长，特别是郑成功部，拥有当时全国最强悍的水师。
——“地方系”，即遍布全国各地的义师，力量不均衡，成分更加复杂，唯一的共识是抗清，充其量可作为“民兵”使用。
如此复杂的局面，想“合流”，谈何容易！
看似不靠谱，钱谦益却敏锐地发现了一个天然的契机——“长江大会师”！
我们先沿着长江看一下各方的态势：
三峡以上——基本上由孙可望控制，清军李国英部盘踞在嘉陵江上游的保宁（吴三桂、李国翰主要在陕西汉中驻防）；
三峡——“夔东十三家”；
江汉地区——清军，目前是洪承畴率领的少数汉军。永历八年（1654年）四月后，屯齐率领的尼堪残部从湖南撤至武昌。经历衡州惨败，又在湖南与孙可望纠缠了一段时间，屯齐清军损失惨重，主要任务是待命回京休整；
安徽沿岸——处于半真空状态，清军基本不设防；
南京以下——清军以岸防为主，防备东南沿海水师入江；
海上——郑成功、鲁王水师的天下。
可以发现，长江就是一条纽带，将实力最强的南明武装联系到了一起。如果能在长江一线形成“合流”，抗清形势必将翻开新的篇章。
按照“合流”计划，孙可望在江之头，郑成功、鲁王在江之尾，抗清武装便可能从各自的“一根筋”，变成大家一起“两头堵”，一举拿下南京、安庆、九江、武昌等沿江重地，依靠“战神”李定国的部队，对江南的清军“关门打狗”，夺取半壁江山，再图北上恢复。
永历七年（1653年）七月，奉钱谦益之命前往西南联络的姚志卓抵达贵阳，面见了孙可望，后又到安龙觐见朱由榔。钱谦益“长江大会师”的宏伟计划，得到了朱由榔、孙可望的支持，他们都认为这个“合流”计划相当靠谱。
钱谦益利用刘孔昭（弘光覆灭后投到鲁王麾下）的关系，联络上了张名振、张煌言。二张对这个计划更是喜出望外：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咱早就未卜先知，在长江口蹲着了。
张名振还给钱谦益吃了一颗定心丸：江浙一带粮食多，郑成功肯定会支持这个作战计划！——看来，郑成功早已饿绿了眼，地球人都知道！
两头都有了回应，钱谦益、柳如是夫妇率领其他江南抗清义士也积极行动起来，散尽家资招募江南、江西抗清义师，接应从两端进攻的正规军。
可以断定，这将是南明政权“翻盘”的最后时机！
永历八年（1654年）正月，张名振、张煌言、刘孔昭抢先采取行动，率舟师第一次进入长江。
“浙系”水师的实力不是盖的，一举冲破清军多道江防要塞，包括南通狼山—常熟福山、江阴—靖江、常州孟河—泰兴杨舍、扬州三江—镇江圌山等四道岸防封锁线，于二十一日抵达瓜州。
在瓜州地区，张名振等人率五百多名兵登岸，缴获清军的江防大炮，并在金山寺遥拜地处南京紫金山的明孝陵。
下游开打了，长江上游却静寂无声。
张名振、张煌言没有等到孙可望开始动作的消息，却等来了清江南江西总督马国柱派出的援军，张名振不想打草惊蛇，率部撤退。
回到崇明，张名振百思不得其解：老钱不是说联络好了吗？“合唱”怎么成了“独唱”？
转念一想，张名振觉得是自己太着急了。崇明到南京不过几百里水路，孙可望却要走几千里，还要一路攻城略地。人家又不是空军，哪有这么快！
估摸着时间应该差不多了，张名振于三月底率六百余艘战船再次进入长江。
四月初七，“浙系”水师抵达仪真。可是，长江上游还是没有消息，马国柱又开始调遣军队围剿，张名振继续选择撤退。
张名振有点不甘心，如今物价飞涨，出来一趟不容易，总不能空着手回去吧？上次白跑一趟，好歹缴获几门大炮，又在金山寺遥拜了一下，这次说什么也要有些斩获。
但是，清军坚决不能再打了。万一揍得太狠，引起清廷的警觉，再派大军南下布防，“长江大会师”的计划可就麻烦了。
张名振也是损，军队不能打，就勒索路过的盐商。可做大生意都“刷卡”（当时叫银票），身上没带多少现钱。张名振不甘心，索性放把火烧了六百多条商船，然后打道回府。（索盐商金，弗与，焚六百艘而去。）
张名振本来想在五月三入长江的，但出了一点麻烦——跟郑成功一样，饿！
虽然“浙系”军队已在崇明开荒种地，但作物生长需要时间，总有青黄不接的时候。迫不得已，张名振只得亲自率船队去温州买米。郑成功是连买带抢，看来张名振还是要厚道一点。
出来一趟不容易，张名振顺道去舟山骚扰了一下，又索性走得更远一点，到厦门跟郑成功叙叙旧。说“叙旧”是假，“化缘”才是真。大家都这么忙，谁有工夫扯闲篇！
张名振将自己两入长江的经历添油加醋地吹嘘了一番，正为粮食发愁的郑成功心动了，眼都没眨一下，就调陈辉率五千水兵、一万陆兵跟张名振北上。
老郑可是从来没有这么大方过！
得到郑成功的增援，张名振胆识愈壮。考虑到孙可望顺江南下需要时间，张名振只能耐住性子在崇明岛耗时间。等到九月份有点手痒，张名振朝上海捅了一下子，吓得上海知县赶紧求援。江宁巡抚周国佐率军火速增援，方才稳住上海局势。
眼看到了年底，张名振不想再等了，带着四百多艘战船第三次进入长江，于十二月十八日进抵南京远郊的燕子矶。清军大为震恐，惊呼“咫尺江宁，势甚披猖”，马国柱带着提督管效忠指挥南京清军“奋勇截杀”，咬牙坚持。由于长江上游一直没有动静，张名振独木难支，万不得已之下退出长江。
张名振三进长江却无果而终，遭到“浙系”、“闽系”官员的诸多责难，认为这种劳而无功的行动实属败家。张名振百口莫辩、心情极度抑郁，只有埋头固守于崇明岛。
从年头到年尾，张名振按照钱谦益“长江大会师”的宏伟计划，三次挥师进入长江。但是，孙可望这一年来一直按兵不动，直接导致会师计划破产。
出现这样的状况，不禁令人心生疑窦，孙可望到底在搞什么飞机？
“衰神”之水过三秋
实际上，咱们似乎冤枉孙可望了。
早在这年正月，孙可望便重新启用被解除兵权的“衰神”刘文秀，委任其为“大招讨，都督诸军，出师东伐”。
但是，刘文秀的态度相当坚决——不干！
理由也很简单，他觉得自己是个败军之将，恐怕难以胜任。（文秀见可望言己下劣，恐不胜。）
推托之辞，明显是哄鬼，确切地说是哄孙可望。
孙可望“不识逗”，偏要刘文秀出来干活。（可望强起之）刘文秀不好违拗，于是“抓紧时间慢慢走”，磨蹭到四月份才从昆明来到贵阳。
抵达贵阳后，刘文秀又百般拖延出师时间，直到七月份才经不住孙可望的催促，极不情愿地向湖南方向运动。走到贵州边境的天柱，刘文秀又停下了，一直到张名振第三次退出长江，刘文秀还在天柱待着，并未前进一步。
刘文秀为什么这么干？似乎只有一种解释，他是故意让孙可望难堪，报自己兵权被剥夺之仇！其实，事情远远没有这么简单。刘文秀磨磨叽叽的背后，隐藏着一个惊天的秘密。——孙可望想谋朝篡位！
孙可望迎立朱由榔之后，一直小动作不断，甚至妄想取而代之，这件事情前面也提到过一些尚处于萌芽阶段的迹象，具体过程后面还会详细说。
此时的永历政权，正在进行一场“篡权”与“反篡权”的斗争，贵阳、安龙两地暗流涌动、风云诡谲，什么意外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在这种情况下，孙可望重新启用刘文秀，又派他率军东征，不能不引起刘文秀的高度警觉。刘文秀断定，以孙可望的一贯品行和处事风格，一定是想把自己像李定国一样挤兑走，为实施“篡逆”阴谋铺平道路。基于这个判断，刘文秀决定留在贵州观望，时刻提防着孙可望行不轨之事。
如此看来，永历政权在“长江大会师”计划中掉链子，野心勃勃的孙可望确实要负主要责任，咱们还真没冤枉他！
永历九年（1655年）初，贵州的形势趋于缓和，刘文秀这才放了心。在孙可望的一再催促下，刘文秀统领卢明臣、冯双礼等部六万余人进入湖南境内。
长江上游终于有了动静，但早已时过境迁、水过三秋，清军在江南的部署发生了本质上的变化。
永历七年（1653年）十一月，洪承畴被委任为湖广、广东、广西、云南、贵州五省经略大学士。洪承畴摸清了五省的态势后，屡次向北京上疏，要求清廷务必加强五省防务，防止西南、东南的抗清势力连成一体。
清廷的反应倒是挺快，于十二月便任命固山额真陈泰为宁南靖寇大将军，与固山额真蓝拜、济席哈、护军统领苏克萨哈率八旗兵前往湖北、湖南镇守。
但是，军队集结需要时间，张名振都在长江三进三出了，这支大军还没有到。
永历八年（1654年）四月，洪承畴率汉军从武昌进入湖南，加强岳州、长沙、宝庆的防务，屯齐部被轮换到武昌，待命回京。
屯齐回京后，清廷派出的大军启程南下，于永历九年（1655年）初抵达湖南，跟率军入湘的刘文秀撞个正着。
四月，刘文秀大军在辰州集结，准备收复常德。刘文秀的部署是卢明臣部顺沅江而下，大军主力则走陆路，夹击常德。
古语说“天赐不取，必受其咎”，对刘文秀大军而言，实在是相当精辟。错过“长江大会师”的最佳时机后，老天都在帮倒忙！
“衰神”刘文秀的大军一动，老天爷也动了。
连日暴雨！
下雨，跟打仗有什么关系？
关系太大了！
别忘了，卢明臣走的是水路，刘文秀、冯双礼走的是陆路。暴雨下个不停，河水猛涨、山洪肆虐。于是，顺江而下的卢明臣跑得飞快，翻山越岭的刘文秀、冯双礼可就惨了。
这样一来，原定的会合时间被彻底打乱。
四月十七日，卢明臣占领桃源。在这里等了一个多月，也没有接到刘文秀的消息。卢明臣担心贻误战机，索性孤军冒进，于五月二十三日进抵常德城下。
此前，陈泰已经做了周密的部署，从衡州等地抽调军队回援省会长沙，五月初又调驻防荆州的八旗兵进入常德。清军的这些新动向，正在顶风冒雨跟老天爷做斗争的刘文秀并不知情。
卢明臣的孤军抵达常德后，便遭到清军的迎头痛击。双方激战一整夜，南明军几乎全军覆没，主将卢明臣阵亡，清军乘胜向前推进，占领辰州。
仗打成这副鸟样，刘文秀也只能率大军灰溜溜地撤回贵州。孙可望气得火冒三丈：你刘文秀是故意的还是倒霉催的，怎么老打败仗？
“衰神”刘文秀再次被剥夺兵权，回昆明继续过养花弄鸟的日子。
常德失利，孙可望不由得惊若寒蝉，担心清军乘胜杀入贵州，赶紧进行布防。幸运的是，陈泰不久后病死，清军似乎也没有向西进取的意图。原来，陈泰、蓝拜等人接到的命令是“择湖南、湖北扼要之处驻劄”，并没有说让他们进剿西南。另外，洪承畴也不希望把事情搞大，毕竟清军在湖广并没有完全站稳脚跟。
清军没兴趣进剿，孙可望也没能力惹事，双方在湘西转入相对平静的对峙状态。但是，永历政权的内部，这些年来一直很不平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