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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章 沧海

和平换食品

朱由榔出了国,清军攻势暂停,李定国率永历军队残部在滇西煎熬,云南的局势突然平静了下来。我们再换一次台,将目光转向东南,看看号称“遥奉永历政权”的郑成功这些年到底在干什么。

李定国两次进军广东,郑成功连“打酱油”的兴趣都没有,直接导致“三南并举”的中兴局面化为泡影。前面说过,郑成功不出兵,主要是担心破坏与清廷和议的局面,这事还要从清廷策略的转变说起。

随着抗清进入“高潮期”,需要清军频繁调兵、用兵的包括三大战区:西南战区(孙可望)、两广战区(李定国)和东南战区(郑成功、张名振)。以清军的实力,应付三线作战的局面确实有极大的难度。由于战场分散,清军虽然频繁用兵,但往往收效甚微,除了舟山收拾得比较干净以外,四川、湖南、广东、福建都陷入僵持的局面。

负责作战的兵部虽然疲于奔命,但总的来说还能支撑。军队多跑路算是拉练,多打仗算是演习,养这么一群人不就是干这个的吗!

负责财政的户部就比较惨了,朝廷运转需要钱、兵部打仗需要钱、刑部办案需要钱、礼部摆谱需要钱、工部建设需要钱、吏部发工资也需要钱,户部又不是孙悟空,缺什么变什么。眼看国库日渐空虚,户部的黑锅越背越大。

清廷上下,从顺治帝到各部官员,都有一个普遍的共识:继续这样打下去,肯定是不行的!

话虽如此说,但三大战区的抗清武装又不听清廷的指挥,你让他消停他就能消停,怎样才能扭转局面?

永历六年(1652年)初,一封密奏送到了顺治帝的案前,让顺治帝眼前一亮,不禁豁然开朗。密奏只讲了一件事:利用郑芝龙,招抚郑成功!

高,实在是高!只要能摁住郑成功,清军就能放开手脚大干一场,先在两广收拾李定国,再挥师杀到西南清剿孙可望,最终平定天下!

说干就干,清廷马不停蹄地做着准备工作,主要有三件事要做:

第一,册封郑芝龙为同安侯,授予其子郑世忠为二等侍卫,并提高生活待遇,大加笼络。

第二,敕谕浙闽总督刘清泰,适度调整政策,为招抚营造友好氛围。

第三,追查郑成功家产遭抢夺一案,将当年率军进攻厦门的张学圣、马得功、黄澍、王应元等人革职查办。

“过场”演完,正戏正式开场。永历七年(1653年)四月,浙闽总督刘清泰奉朝廷之命,开始与郑成功接洽招抚事宜。

此次招抚,无论从动机来看,还是就行动而言,清廷无疑是相当有诚意的。招抚能否达到预期目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郑成功的态度。

虽然郑成功对永历政权一向爱理不理、若即若离,但对待清廷的态度却是相当坚决的。

隆武帝“当尽忠吾家,无相忘”的嘱托,郑成功不会忘记!

曾经苦劝父亲“虎不可离山,鱼不可脱于渊;离山则失其威,脱渊则登时困杀”,郑成功不会忘记!

母亲田川氏受清军凌辱而选择自尽,郑成功更不会忘记!

让老子投降?你没睡醒吧?

郑成功是政治家,不是“愣头青”。——“愣头青”只会感情用事,政治家善于深藏不露。

面对清廷抛过来的橄榄枝,长年因粮饷发愁的郑成功决定陪他们玩玩儿,上演一出“和平换食品”的好戏。(将计就计,权借粮饷,以裕兵食也。)

清廷提出“和议”,郑成功没有表示反对,而是抢先提了一个意见:金砺大军就摆在我家门口,你们准备用嘴巴谈判还是用火炮谈判?

清廷从郑成功的话中感觉到有谱,赶紧在六月调金砺部离开福建,一方面表达“和议”的诚意,一方面也是出于对付孙可望、李定国的需要。

搬开堵在家门口的“太师椅”,郑成功趁机派军前往福建、广东沿海征兵买粮,赚得盆满钵满。

永历八年(1654年)二月,清廷册封郑成功为海澄公的敕印抵达福州。这让郑成功有点措手不及:闲着没事跟你们玩玩儿,怎么还当真了?

为了防止假戏真做,郑成功立即表明态度:受封可以,剃发免谈!他明白,只要不变发型,这敕印就发不下来。

清廷来使也怒了:你怎么提上裤子就不认人呢?

郑成功不管这么多,索性打着“海澄公”的旗号,派部队到清军控制的地区大肆征粮。那群地方官搞不清楚状况,打又不敢打,只能乖乖交粮,回头再向朝廷伸手要。(有司莫知攸措,剿抚两无适从。)

一方认认真真,一方逢场作戏,时间一长难免穿帮。北京的一些大臣发现不对劲,还没谈出啥结果,粮食损失不计其数,搞得福建、广东沿海各地苦不堪言。顺治帝也察觉到郑成功是个“大忽悠”,准备结束“和议”,继续付诸武力。

清廷的态度陡然生变,郑芝龙急眼了:郑成功你个小兔崽子,这不是把你亲爹往黄泉路上送吗?!

为了保命,郑芝龙屡次上疏,要求再做一次招抚的努力,并提议让儿子郑世忠前往福建劝降。郑芝龙如此诚恳,前期“和议”也确实忽略了打亲情这张牌,顺治帝决定再试一次。能和平解决,谁愿意干仗啊,就像蒋介石所说“和平未到完全绝望之时,决不放弃和平”。

永历八年(1654年)八月,郑世忠跟随清廷“和议”官员抵达福州,开始劝降。郑成功还是老套路:只要不剃发,什么都好谈!踩过清廷红线的态度没有变化,地盘方面的要价却越来越高,郑成功压根就没想谈成,“和议”再次陷入僵局。

郑世忠着了慌,苦口婆心地劝郑成功“不看贼面看父面”,总不能置亲生父亲于死地吧?

忽悠了这么久,郑成功总算在自家兄弟面前说了一句肺腑之言:“吾不剃发即可保全父命,剃发则父命休矣。”——没了利用价值,岂止是郑芝龙性命堪忧,郑家老小都会全部玩完!

十一月,清漳州千总刘国轩、守备魏标因对上司不满,主动派人找郑成功接洽投降。眼看清廷逐渐清醒,继续“忽悠”已经没有市场,郑成功决心利用这次机会大扩地盘。

十二月初一,郑成功派洪旭、甘辉部夺取漳州,又相继攻克同安、南安、惠安、安溪、永春、德化、仙游等地,对泉州形成铁桶合围之势。

一方如梦初醒,一方原形毕露,“和议”已绝无可能,顺治帝终于下定最后决心,付诸武力。

十二月,清廷任命济度(济尔哈朗世子)为定远大将军,率满、汉军进剿福建。次年二月,失去利用价值的郑芝龙被囚禁,几年后被清廷处死。

得知济度大军南下,郑成功深感郑军陆战能力薄弱,决定扬长避短,主动放弃先前占领的漳州、泉州两府属县,并进行坚壁清野,集中兵力固守厦门、金门。同时,郑成功又派出两支水师分别前往浙江、广东袭扰,牵制济度大军对福建的清剿。

由于郑军在厦门、金门防守严密,又有水师助防,再加上浙江、广东相继告急,济度大军在福建并无太大作为。清廷此次用兵的主战场,反而转移到了浙江、广东沿海。

浙江方面,郑军的攻势相当迅猛。

永历九年(1655年)十月,郑成功派出的甘辉、王自奇部会同从崇明岛南下的张名振部发起舟山战役,守岛清军来不及反应便遭全歼,郑军一举收复舟山。

十一月,郑成功为了加强厦门、金门防御,命甘辉返回福建,调陈六御前往舟山统管各部。

此后不久,张名振突然神秘死亡。关于死因,各种史料意见不一,主要有三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是病死。这个说法比较合理,也最简单,但时间未免有些巧合。更令人生疑的是,张名振临终前将“浙系”旧部托付给了张煌言,郑成功却下令陈六御将“浙系”全部收编。

郑成功如此趁火打劫,便产生了第二种说法:张名振是被郑成功暗害的!这个说法有一定的合理性,但缺乏足够的证据。另外,如果暗杀张名振,要承担真相泄露、“浙系”哗变的风险。以郑成功谨小慎微的性格,不大可能冒这种风险。

第三种说法出自清江南总督马鸣珮的一封揭贴。揭贴上说,根据一个投降的南明军士兵交待,郑成功要追究张名振进攻崇明失利的责任,准备抓他回厦门处死,张名振就被吓死了。

尽管情节有些离谱,普通士兵掌握的信息很可能来自舟山的“路边社”,但我觉得这种说法的可信度最高。

首先,张名振是“溶浙、限浙”的最后一块绊脚石,郑成功有干掉他的动机。其次,张名振手下都是铁杆“浙系”,郑成功必须考虑“维稳”问题,不会轻易冒险。

因此,郑成功要除掉张名振,必须找一个合适的借口。前面说过,张名振三入长江却无果而终,崇明又没能打下来,“浙系”内部的一些将领已经开始对他颇有微辞。郑成功以这个由头找张名振的麻烦,阻力明显要小得多,也不会授人以柄。当然,郑成功大可不必置张名振于死地,士兵的道听途说是不可靠的。

此时,张名振确实是病了,长年征战让他的身体严重透支。更主要的还是心病,是“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痛苦。经郑成功这么一搅和,张名振郁郁而终,撒手人寰。

再来看广东方面,郑军的局面却不容乐观。

八月,郑成功派黄廷、万礼部赴潮州征粮,围攻揭阳长达一个多月之后攻陷,九月又相继拿下普宁、澄海,开局还算不错。

不过,李定国此时已经撤回广西,尚可喜、耿继茂、李率泰(时任两广总督)迅速抽调许而显、徐成功部,会同潮州总兵刘伯禄、饶平总兵吴六奇增援潮州。十二月二十四日,各部援军抵达潮州城下,与城内郑军展开对峙。

双方对峙了两个月,黄廷采纳部将苏茂的建议,率部出城与清军决战。郑军在钓鳌桥遭到清军伏击,损失四千多人,接着又在东村渡遭遇惨败,实际上已无力固守,被迫撤回厦门。

抵达厦门后,怒火中烧的郑成功将苏茂处斩,黄梧、杜辉等部将也遭到责罚。

永历十年(1656年)六月,被派往海澄镇守的黄梧、苏明(苏茂的胞弟)发动叛乱,向清军投降。郑成功痛失重要的物资贮存地海澄,于七月“以牙还牙”,占领福州附近的闽安镇,并以此为前沿,不断对福州实施袭扰。

一直到次年九月,浙闽总督李率泰趁郑成功进攻台州之机,率大军夺回闽安镇,铲掉了这个距离福州不远的“钉子户”。

八月,清军也在浙江采取动作,派宜尔德、田雄进攻舟山,郑军遭遇惨败,陈六御阵亡,张煌言率“浙系”残部辗转于浙江沿海继续斗争。

为了铲除后患,清军将舟山岛居民赶回大陆,房屋全部焚毁,“浙系”昔日的抗清中心变成了一片废墟。

自舟山战役后,由于清廷正集中精力组织西南战役,东南的局面逐渐转入相持阶段。

直取南京

清廷忙着收拾西南残局,郑成功却没打算消停消停。对峙一段时间后,郑成功开始蠢蠢欲动,着手准备一次声势浩大的军事行动——长江战役!

郑成功为什么选择打江南?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候打江南?

按照郑成功自己的说法,他决心进取南京,光复前明。(提师望复神京,以复社稷。)另外还有一种看法,认为郑成功是想通过在长江下游点火,牵制清军对永历政权的剿杀。

从郑成功的个人性格和处事方式来看,这两种说法的可信度基本上为零。

自从高举抗清旗帜以来,郑成功向来只顾及“闽系”的自身利益,带着“闽系”几十万大军在东南沿海自行其是。无论是对邻近的“浙系”,还是自己声称“遥奉”的永历政权,郑成功均采取置若罔闻的态度,任其自生自灭。

郑成功的这种想法,在李定国出征广东时表现得尤为明显。李定国两次联络他合击广东,郑成功表面上拍胸脯,实际上毫无实质行动,甚至都懒得“围观”。

除了担心“忽悠”清廷的策略受到影响以外,郑成功最担忧的是万一与永历政权连为一体,“闽系”将受到朝廷的制约,使自己的利益受损。

就这么一号人,说他是以复国为己任、替永历分忧,你当天下人都是三岁小孩儿?

郑成功向来以“闽系”的利益为核心,因此分析他打江南的动机,还得立足于“闽系”面临的处境。

由于“和议”破裂,清廷对福建、浙江、广东强化了军事存在,郑成功虽然坐拥几十万大军,但地盘实在小得可怜,除了厦门、金门稍微成片一点,剩下的基本上都是遍布东南沿海的小岛。所谓的“闽系”,其实就是“端着银碗没饭吃”的“海上漂”。

自从垄断海外贸易之后,“闽系”的银子显然不是问题,硬要说有问题,无非是没地方放、没地方花。

地盘问题与粮食问题相辅相成,一直是困扰“闽系”发展的两大瓶颈。郑成功原本借助清军漳州兵变夺取了很大一块地盘,但由于动作太大,触动了清廷的神经。“主战派”彻底压垮“主和派”,清军大兵压境,郑成功被迫选择放弃。即使趁着清军回撤重新占领,这些地区也早被郑军撤退时的坚壁清野搞得饿殍遍地,根本无法立足。

在这种情况下,郑成功要想维系“闽系”大军的生存,就必须开辟“新天地”。反复权衡之后,郑成功将目标锁定在了以南京为中心的江南地区,理由主要有六条。

其一,大量前明义士和“潜伏”的抗清武装集中在江南,郑军能有充足的后援。

其二,郑成功在永历十二年(1658年)正月被永历朝廷册封为延平王,感召力显著增强。

其三,江南地区经济发达,粮食充裕、地盘广大。

其四,夺取南京具有“毁三观”的重大政治意义,能够极大地提升郑成功的政治地位和影响力。

其五,江南地区的抗清斗争已沉寂多年,清廷又集中精力收拾西南、华南残局,在长江下游地区兵力空虚。

其六,清军擅长陆战,水师则刚刚起步,郑军由海入江,可充分发挥水师的优势,扬长避短,取胜更有把握。

打定主意之后,郑成功趁清军调集大军进攻西南之机,与张煌言的“浙系”一起,着手准备挥师长江,夺取新的抗清根据地。

永历十二年(1658年)五月,郑成功率部抵达浙、闽边界的沙埕一带,会同张煌言部于六月进攻瑞安。郑成功派兵到温州等地筹集粮饷后,于六月至七月间挥师北上,抵达舟山岛,搭建草蓬驻扎。这座清军留下的废墟,再一次成为抗清的前沿阵地。

八月,郑成功率水师进抵羊山(今大洋山),于初十召集“闽系”、“浙系”主要将领召开军事会议,商讨进军长江的具体部署。

就在万事即将俱备之时,“东风”却提前来了,而且相当给力,一场飓风光临羊山。敌人进攻可以还击,飓风来袭就只有干瞪眼了。郑军损失相当惨重,郑成功打仗又喜欢带着家属,结果六位妃嫔、三个儿子都被刮到海里淹死了。

郑成功大为震惊,只得宣布散会(其实早被吹散了),率部返回舟山。舟山已成一片荒岛,没办法长期立足,郑军又于九月南下福建。

还没动手就挨了当头一棒,郑成功抑郁得想撞墙,一路上直拿沿海的清军出气,相继攻克台州、海门卫、黄岩、乐清等地,最后返回金门休整。

永历十三年(1659年)二月,郑成功、张煌言再次准备北上长江。四月底,郑军进抵浙江定海,经两日激战后全歼守军。

郑成功攻占定海,本意是想造成进攻宁波的假象,调出驻防江南地区的清军前往浙东增援。清军果然中计,两江总督郎廷佐调兵驰援浙东,江南地区的防守更加薄弱。

五月初,郑成功、张煌言率十万大军、三千多艘战船从定海北上,于十九日经吴淞口进入长江。

在强大的郑军水师面前,清军在长江的防御体系纯属小孩儿“过家家”。郑成功经过江阴时,嫌地方太小,打都懒得打,大摇大摆就过去了。一直到六月十六日,大军才像模像样地在瓜州打了第一仗。二十二日,郑军在镇江大败蒋国柱、管效忠的援军,两日后占领镇江。二十六日,张煌言率领的前锋部队已进抵南京城下。

得知南京告急,清廷举朝震惊,舆论一片哗然。

德国传教士汤若望当时在北京为清廷效力,根据他的描述,遭遇这场突然的变故,顺治帝瞬间秀逗了,打算卷起铺盖回东北老家。挨了孝庄太后一顿臭骂之后,顺治帝才渐渐平心静气,与廷臣商讨应对之策。

朝堂如此,坊间的混乱更是可想而知。当时的北京人心惶惶,很多人甚至产生了南下投奔郑成功的想法。(东南之客,皆惶怖思归,至有泣下者。)

由于清军主力集中在西南进剿朱由榔、李定国,北京已经无兵可派,只有在六月底急调进攻贵州的部分八旗兵回援南京。

这支援军有两个特点:数量极少、身心疲惫。——兵力有限也就算了,居然还是在贵州被揍得鼻青脸肿,被其他轮战部队换下来休整的,这玩笑开大了吧?

无论这支援军是否能赶到南京,就目前双方的态势来看,郑成功、张煌言拿下南京城已然是十拿九稳。但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走过南明十几年的历程,我们应当对一切莫名其妙的意外有足够的心理准备。

不错,意外再次光临。——郑成功占领镇江后,竟然不走了!

郑成功进长江之后,迅速地往南京赶,还派张煌言率“浙系”打头阵,却决定在镇江原地踏步,着实令人有些费解。

郑成功到底在搞什么飞机?

其实,郑成功最初的想法是在镇江作短暂停留,通过搞入城式、阅兵式,向江南各地“亮肌肉”,以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略目的。

郑成功采取的策略,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南京附近的句容、仪真、滁州、六合纷纷派人前来联络,表示愿意归附。

二十八日,郑成功在镇江举行军事会议,讨论进取南京的具体作战部署。

要进攻堪称“江南首府”的南京,这么大的作战行动确实有必要讨论一下。但是,事情坏就坏在这次会议上,确切地说,坏在会议的决策上。

这次军事会议主要讨论一个问题:怎么去南京?

甘辉首先发言,建议大军弃船登岸,走陆路长驱直入,打清军一个措手不及。(狡虏亡魂丧胆,无暇预备,由陆长驱,昼夜倍道,兼程而进,逼取南都。)大军能一鼓作气拿下最好,实在攻不下来,就先困住南京守军,扫清外围,“孤城不攻自下”。

这里涉及一个水路、陆路孰快孰慢的问题,前面曾经说过一个类似的场面。刘文秀进攻常德时,自己率主力走陆路,部将卢明臣则走水路,意图两路合击。结果,“衰神”刘文秀被暴雨拦在半道,卢明臣却顺江跑得飞快,导致两军难以相顾,卢明臣的孤军几乎全军覆没。

看来,水路显然比陆路要稳妥得多。但是,打仗是门艺术活,更是门技术活,具体情况还得具体分析。从镇江到南京,不仅是逆流而上,在这个季节还是顶风而行,这对主要依靠风力前进的战船而言,显然是很不利的。特别是郑军水师都是在海里晃荡的,战船的吨位一个比一个大,如果风不给力、水不给力,大吨位就成了大麻烦。

因此,走陆路轻装突袭南京,显然要靠谱得多。

但是,大部分将领坚持认为,郑军擅长水战、不习陆战,又值酷暑雨季、河流猛涨,陆路进军有诸多不便。(我师远来,不习水土,兵多负重,值此炎暑酷热,难责兼程之行也。)

两种意见已经摆到了桌面上,接下来就该轮到郑成功拍板了。

现实的情况往往很复杂,不可能有完美无缺、无懈可击的解决方案。所谓决策,不过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

郑成功最后做出的决定是走水路!

事实证明,郑成功失策了。

郑成功带着黑压压的“大家伙”从镇江逆长江而上,江面越走越窄,就跟大胖子挤小巷子似的,根本活动不开。再加上顶风逆水而行,战船只能靠两岸的纤夫拉动,速度可想而知。

“爬”了十天,郑成功的大军终于在七月初九进抵南京郊外。

慢是慢了点,但清军的大批援军尚未抵达,攻破南京应该还有一点时间。遗憾的是,郑成功又“抽风”了,接下来几天的行程是这样安排的:

七月初九,到达,休息。

七月初十,休息。

七月十一日,到钟山观光,熟悉地形。(绕观钟山,采踏地势。)

七月十二日,祭奠太祖。

七月十三日,部署围困南京。

毫不夸张地说,从镇江召开的军事会议开始,郑成功就没走正确过一步棋。

该走陆路的时候,他走水路,结果磨蹭了十来天。

该顺势开火的时候,他要休息观光,真搞不清楚坐船过来的能有多疲惫。(晕船?搞错没有,人家都是大海里混的,走长江会晕船,谁信啊?)

两次磨蹭也就算了,该一鼓作气发起进攻的时候,郑成功竟然选择围而不攻,想让南京不战而降,你以为南京是福建的小县城?

正是因为南京太大,郑军根本围不过来。七月中旬,清军援军陆续抵达,包括苏松水师总兵梁化凤、浙闽总督赵国祚、浙江巡抚佟国器,还有南京上下游的清军纷纷向南京靠拢。郑军围得不严实,这些援军全部乘隙进入南京城,力量对比正在悄然生变。

郑成功围而不攻,想“不战而屈人之兵”。郑军士兵刚开始兴致挺高的,但过了没几天,看领导没啥动静,也就放松心情了。闲着也是闲着,大家盔甲、武器甩一边,全跑长江里捕鱼去了。

七月二十二日,梁化凤、管效忠分别率兵从仪凤门、钟阜门出城,向郑军发起反攻。负责围困此处的是余新等部,郑军士兵有的在捕鱼,有的在烤鱼,还有的在睡大觉,结果被打得鬼哭狼嚎,主将余新也被清军活捉。

次日,南京城内的清军发起总攻,郑军的包围圈彻底瓦解。混战之中,甘辉、万礼被俘,郑成功只得率残部顺江撤退。

八月十一日,郑成功进攻崇明县城未果,率部逃往福建。

胜券在握的长江战役被郑成功打成这副鸟样,率“浙系”配合作战的张煌言确实没有意料到。让张煌言更郁闷的是,郑成功实在太不地道,竟然把“浙系”甩在南京上游,自己带着“闽系”先跑了,还有没有一点职业道德?

张煌言跟郑成功在七月初五见过一面,当时郑成功拍着胸脯保证说,“闽系”打南京绰绰有余,“浙系”没必要在南京浪费时间,应当迅速向上游推进。张煌言也觉得有理,赶紧率“浙系”逆江而上,于七月初七抵达芜湖。

“浙系”的兵马不多,阵势没有“闽系”庞大,靠这点人根本没办法攻城略地。不过,张煌言有办法,他打出“延平王”的旗号,发布招抚檄文。

张煌言这招果然奏效,不出一个月,共有四府(太平、宁国、池州、徽州)、三州(广德、无为、和阳)、二十四县(当涂、宁国、宣城等)宣布归附。各地派来的使者跟朝拜似的,纷纷云集芜湖。

张煌言还在宁国府接受新安(今安徽歙县,与徽州府县同城)的归降,南京战败的消息便传了过来。张煌言惊出一身冷汗,大喊一声:“不好!郑成功肯定要跑!必须把他拦住,不然我们就成替死鬼了!”

事不宜迟,必须迅速派人前去阻拦郑成功。可是,“浙系”的人有一个算一个,都被派往各地招抚去了。张煌言实在派不出人,只得找一位和尚,带着自己的书信去追郑成功。在书信中,张煌言苦口婆心地劝郑成功留在江南,跟自己一起坚持抗清斗争。(上游诸郡邑俱为我守,若能益百艘来助,天下事尚可图也。)

但是,郑成功跑得飞快,和尚哪里追得上。即便追上了,以郑成功的为人,应该也不会鸟他。

张煌言成了“弃儿”,只有自己想办法生存。此时,两江总督郎廷佐已经腾出手来,准备围剿张煌言,从荆州赶来支援南京的清军也已经抵达安庆。腹背受敌的张煌言决定逆江而上,迎战缺乏水战经验的荆州清军,进入鄱阳湖区之后再另想办法。

八月初七,张煌言与荆州清军在芜湖附近相遇,双方激战后互有伤亡。由于遭到郑成功的抛弃,“浙系”早已军心浮动。当晚,不知南京已经解围的荆州清军不想再继续纠缠,发炮准备启航。听到炮声,已成惊弓之鸟的“浙系”军队误以为清军来攻,纷纷逃散、溃不成军,张煌言被迫改乘小船进入巢湖。

张煌言采纳了当地抗清义士的建议,弃船登岸,准备前往皖鄂交界的英山、霍山地区。八月十七日,张煌言一行抵达霍山边缘,遭到已归附清军的褚良甫部阻截。走投无路的张煌言“变服夜行”,经安庆、建德、义乌、宁海等地奔向大海,历时半年之久,终于与留在浙江沿海的“浙系”残部会合。

向台湾进发

长江战役以失败告终,郑成功再次回到了原点,继续考虑一个越来越严重的问题:往哪里去?

再入长江?——不靠谱,清军已经被“打草惊蛇”,就算能进去,恐怕也出不来。

立足福建扩地盘?——更不靠谱,郑军虽然有点骑兵,但根本不是八旗兵的对手。即使趁人不备勉强占几个县城,清廷援军一到,还得坚壁清野往后撤,太麻烦。

天下之大,却无处安身,郑成功的心拔凉拔凉的,打算熬得一天算一天。

就在郑成功濒临绝望的时候,一个人的到来,点燃了他心中即将熄灭的希望之火。郑成功听完这个人的话,情不自禁地拍案而起,先前还黯淡无光的双眼瞬间炯炯有神。

在长江、福建都不靠谱的情况下,已经初显暮气沉沉的郑成功终于看到了希望的曙光——台湾!

前来投奔郑成功的人叫何斌,原本是荷兰东印度公司招募的“当地职员”,而且职位还不低。

何斌是从台湾逃回大陆的,荷兰人盘踞台湾也不是一年两年了。早在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荷兰人就曾染指澎湖,后来被明朝军队揍跑了。天启二年(1622年),荷兰人卷土重来,不仅重新占据澎湖,还向台湾本岛渗透。两年后,明朝军队收复澎湖,却对尚未设立行政机构的台湾本岛不屑一顾。从此,荷兰人得以在台湾立足,并以东印度公司的名义开始了殖民统治。

何斌详细介绍了台湾的地形地貌,其实郑成功早就掌握这些情况。他虽然没去过台湾,但郑氏集团长年垄断海外贸易,从郑芝龙开始就跟台湾有贸易来往,郑军内部熟悉台湾的人不少。

郑成功不是没有想过去台湾发展,但搞不清楚对方实力如何、自己能不能拿下,因此始终下不了最后的决心,毕竟郑军再也经不起任何折腾了。

作为荷兰东印度公司旗下的高级官员,何斌对荷兰人在台湾的布防情况了如指掌。在向郑成功和盘托出后,何斌又给出了一个相当权威的结论:国姓爷收拾那帮红毛,小菜一碟!

打定主意之后,郑成功开始着手准备,一找向导二筹粮。找向导不难,郑军内部就有不少。只有粮食比较麻烦,还是得靠打秋风,要么找浙江,要么找广东,需要一点时间准备。

永历十四年(1660年)初,郑成功的筹粮队伍还没出发,奉命清剿郑成功的达素大军就南下福建,复台计划被迫暂时搁置。

由于厦门、金门城防坚固,清军又不习水战,达素没有取得预定战果,勉强对阵几个月后北撤。年末,郑成功的筹粮大军终于开拔,前往潮州。

永历十五年(1661年)正月,郑成功召集高级将领在厦门召开了一次秘密军事会议,议题只有一个——复台。

在这次会议上,郑成功第一次小范围公开了复台的战略计划。出乎他意料的是,这个计划刚抛出来,便遭到一片激烈反对。

部将吴豪率先“吐槽”,提出了三大反对的理由:

其一,从大陆攻打台湾“水路险恶”。

其二,荷兰人“炮台利害”。

其三,台湾“风水不可,水土多病”。

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去台湾不容易,打台湾更难。即使撞大运打下来,想在那个鬼地方活下去更是难上加难!

吴豪去过台湾,发言比较有权威性。大多数将领本来就不愿意远离故土,听了吴豪的话,也纷纷摇起脑袋,认为此事不妥。

眼看复台的计划就要黄了,部将马信突然站出来,坚定支持郑成功的复台计划。

马信先是替郑成功讲明了复台的重大战略意义:打台湾,是要寻求更广阔的根据地,以利于长期坚持抗清斗争。(藩主所虑者,诸岛难以久拒清朝,欲先固其根本,而后壮其枝叶,此乃终始万全之计。)

接下来,马信从战术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首先,打仗肯定是有困难的,但任何地形、任何敌人都是有相应的办法去对付的。(红毛虽桀黠,布置周密,岂无别计可破。)

其次,咱们闲着也是闲着,侦查一下未为不可,能打就果断打过去,万一不能打,再作商议也不迟。(今乘将士闲暇,不如统一旅前往探路,倘可进取,则并力而攻;如果利害,再作商量,亦未为晚。)

马信有理有据、言辞恳切,一边倒的态势得以缓解,特别是郑军元老杨朝栋也表示赞同,使会议的气氛发生了扭转,多数将领纷纷鼎立支持。

最终,厦门会议达成了来之不易的共识。郑成功的喜悦溢于言表,当即拍板定调,准备武装复台。

马信替郑成功讲得很清楚,复台是扩地盘,而不是“搬家”,拿下台湾的同时,大陆沿海的前沿阵地也是不能丢的。

因此,郑成功对沿海基地的布防做了周密的部署:

——世子郑经率洪旭、黄廷、王秀奇等部镇守厦门,并由郑经全权调度沿海各岛。

——郑泰、蔡协吉两部镇守金门,同时支援厦门大本营。

——洪天祐、杨富、杨来嘉、何义、陈辉等部分别驻守南日、围头、湄州各岛,策应金门守军。

——陈霸部镇守南澳,牵制广东清军趁虚而入。

——郭义、蔡禄两部调防铜山,加强张进部的防守力量,策应南澳守军。

永历十五年(1661年)正月,郑成功举行誓师大会,正式向全军公开了复台计划,收复台湾进入最后的倒计时。

辗转抵达浙江沿海的张煌言得到消息,赶紧给郑成功写了一封信,表达了自己的意见:这不科学!

客观地说,从东南沿海的态势来看,复台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张煌言身在浙江,不太了解郑成功面临的具体困难,反对是情有可原的。

最重要的是,郑成功在长江战役中扔下“浙系”自己跑掉,让张煌言难免心存芥蒂。因此,他对郑军复台的真实目的产生了质疑,认为郑成功这样做,是想远离战祸、偏安一隅。(不过欲安插文武将吏家室,使无内顾之忧。)

一竿子捅这么远,谁知道你是去干什么?

张煌言有意见,但反对无效,郑成功根本没工夫搭理他。——自己玩自己的去,管闲事还轮不到你!

二月初三,郑成功率大军出海,次日抵达澎湖,留下陈广、杨祖等部镇守。初八,郑军前锋在台湾本岛的鹿耳门(今台南安平镇附近)强行登陆,并在几千中国人的协助下建立滩头阵地,大批战船随即驶抵赤嵌城(今台湾台南)海湾。

荷兰在台湾有军队一千多人,由长官揆一统一指挥,主要驻防在热兰遮(今台南安平古堡)和赤嵌城附近。郑军水师主力首先向赤嵌城海湾的荷军水师发起强攻,荷军战船虽然只有三艘,但吨位大、火力强、射速快,刚一交火就给郑军水师造成很大的伤亡。不过,郑军水师有六十多艘战船,在数量上占据压倒性的优势,靠挤也能将对方挤兑死,荷军占不了什么便宜。

一场激烈的炮战之后,荷军战船有一艘被击沉,另外两艘负重伤后仓皇逃窜,海战胜利结束。

海面酣战的同时,先期登陆的郑军也向荷军阵地发起猛烈攻击,以排山倒海之势冲向敌阵。荷军虽然单兵装备优良,但难敌“人海战术”,纷纷退入城内固守。二月初十,郑军攻占赤嵌城,揆一率残部龟缩在热兰遮负隅顽抗。

三月二十九日,郑成功向荷兰军队下达最后通牒,揆一咬牙死扛,继续固守在热兰遮城内,等待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援军。

五月,郑军第二梯队抵达台湾,热兰遮已经唾手可得。

就在郑成功准备最后一战时,驻防铜山的蔡禄、郭义于六月初三发动叛乱。郑经虽然早就怀疑这两人有反意,但一直没有采取反制措施。

得知铜山叛乱后,郑经才匆忙从厦门调集军队进剿。十九日,叛军将铜山抢劫一空后,从容投奔清军,厦门军队扑了空,看到的只是铜山的一片焦土。

铜山叛乱虽然被“平息”,但严重干扰了郑成功的既定部署,转而对热兰遮实施“铁桶战术”,令其不战自降。

八月十二日,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援军逼近台湾,但看到前方郑军的战船黑压压的一大片,吓得调转航向跑掉了,揆一最后的希望破灭。

十二月十六日,郑成功趁部分荷兰士兵出城投降之机,向热兰遮发起总攻。十八日,已陷入绝境的揆一无条件投降,率残部滚出台湾。

此后,台湾成为郑成功抗清的大本营,与厦门、金门、南澳等地遥相呼应,搅得东南沿海的清军不得安宁。

为了对付郑成功,清廷从永历十五年(1661年)八月开始,在浙江、福建、广东等地实行“沿海迁界”。由于当时的台湾尚未全面开发,郑军的粮饷主要依靠到大陆沿海“打秋风”补给,因此处境愈加困难。

永历十六年(1662年)四月,朱由榔被俘的消息传到东南,郑成功的内心极其苦闷。永历政权的倾颓,自私自利的“闽系”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或许,郑成功除了苦闷之外,难免有一些愧疚与悔恨之情。

不过,当张煌言提出拥戴鲁王继统时,早已习惯于自行其是的郑成功根本不屑一顾,依旧以“延平王”的身份,打着永历政权的旗号,继续跟清廷死磕。

屋漏偏逢连夜雨,国事倾颓,家事也不安宁。留守厦门的郑经与四弟奶妈通奸生子,谎报侍妾所生。郑成功先是欢喜一场,得知真相后急火攻心,加上早已积存于胸的悲愤,竟一病不起。

弥留之际,郑成功不禁悔恨交加、仰天长叹:“我无面目见先帝于地下!”

五月初八,郑成功在绝望与悲愤中溘然长逝,年仅三十八岁。

郑成功去世后,张煌言又向郑经提出拥戴鲁王的动议。但是,郑经比他爹还要差劲,除了嗤之以鼻外,还停发鲁王的“宗禄”,任其自生自灭。十一月十三日,四十五岁的鲁王朱以海病逝。

郑成功英年早逝,郑氏集团在郑经的领导下愈加混乱,文武官员陷入争权夺利的内讧之中。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正月,郑经病死,各派势力加紧了篡权步伐。次月,郑经长子郑克臧被暗杀,冯锡范等人拥立年仅十二岁的郑克塽继承王位,借以把持“朝政”。

康熙皇帝在实行“沿海迁界”的同时,还大胆启用降将施琅,募练水师。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八月,施琅率清军水师攻陷澎湖,郑克塽在刘国轩的劝说下奉台湾本岛投降。

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康熙帝下达诏令:“朱成功系明室遗臣,非朕之乱臣贼子”。随后,清廷将郑成功、郑经父子灵柩迁往福建南安重新安葬,并“建祠祀之”。

漂泊于沧海的落叶,终于归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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