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人们之所以认定曾国藩投降卖国，对外国侵略者一味妥协，理由就是他晚年处理天津教案给中国带来了屈辱。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不少同志就这个问题提出了新看法。邓云生指出：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的态度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并非存心出卖国家利权，与历史上的卖国贼不能等同。沈嘉荣认为，在处理天津教案的过程中，曾国藩面临着复杂的历史环境，通过仔细权衡，他选择了“在关键问题上拒绝侵略者的要求，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保护国家、民族和群众的利益”。这一立论虽未完全实现，但在当时背景下尚不失为一种稳健的方案。许山河指出，曾国藩在处理天津教案时虽有妥协退让的地方，但也作过抗争。与当时一些着名的教案相比较，“清政府在天津教案中遭受的屈辱，较其他教案为小”。曾国藩“毕竟与崇厚不同，实际上他是作了清朝廷的替罪羊”。应当说这些新的看法是在不囿于政治陈见，全面查阅利用第一手资料并细心分析考察的基础之上得出的比较客观的结论。天津教案发生时，曾国藩正在两江总督任上。当他接到清廷谕旨动身赴天津之前，他就已感到这个案子的棘手，并且写好遗嘱，做了最坏的思想准备。尽管他在当时不可能完全站到人民群众一边，但他对传教士在中国干下的许多伤天害理的事情是有认识的。他在天津经过实地调查之后，并不打算从快、从重处理天津官民，从而受到清廷的严厉斥责，令其“早日完案，免滋后患”。但他仍向清廷反复陈说，表示此案“万难迅速”了结。可是掌握清政府外交实权的慈禧决意妥协迁就，不伤洋人和气。曾国藩不可能违背圣旨，最终只得遵办。事后他还感到：“办理既多棘手，措施未尽合宜，内疚神明，外惭清议。”平心而论，如果换另外一个人来处理天津教案，很可能会丧失更多的利权。整个国家是那样的积弱不振，最高统治阶层是那样的软弱无能，曾国藩纵有回天之术，也很难扭转屈辱之局。
从总体说来，我们认为曾国藩对外交涉的基本方针是“以条约为凭”，“大事苦争，小事放松”，最终形成以妥协为主体、以抗争为辅助的外交特征。这既有他自身学识、素质等方面的原因，更有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军事和思想文化等特定环境和条件方面的原因。
第一，曾国藩对近代武器和中外实力的差距缺乏正确的认识。他在实践中虽在某些方面比较客观地看到了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差距，敢于承认西方近代科技的高明，并且注意了解和学习，但他又不自觉地夸大了西方近代技术的威力，从赞叹、仰慕逐渐变为恐惧，以致在列强武力要挟之下，不得不忍辱妥协。他的理由是：中国所面对的不是一个族类，而是“数十国联成一气”的西方世界；“其合纵之势，狼狈之情，牢不可破”，“洋人之患，此天所为，实非一手一足所能补救”。
第二，曾国藩将封建义理错误地运用于对外交涉事务。他用理学唯心主义论证对外妥协的合理性，强调最难处理的便是与洋人打交道的问题，因为“海国环伺，隐患方长”。他将处理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关系的道德规范，扩大到与资本主义列强的关系上，提倡对洋人“不外孔子‘忠信笃敬，四字”。这种对于封建义理的错误运用，在一定的程度上导致了他对西方列强的基本态度是以妥协为主。
第三，曾国藩缺乏对世界局势的全面认识。他片面地以为各主要资本主义列强，尤以英国最为“狡黠”，法国次之，而俄罗斯势力大于英法两国，“尝与英夷争斗，为英所惮”。于是得出结论：中国与俄罗斯“向无嫌怨”；“美利坚人性质醇厚，其于中国素称恭顺”。这就较清楚地说明了他对于整个世界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本质缺乏深刻而总体的了解，对于世界总体形势和总体格局的估计极不全面。从而使得他在处理外交事务的过程中不能很好地运用外交手段，制定应对之策。
第四，曾国藩的对外态度最终受到清政府对外妥协投降方针的制约。
他的忠君意识异常浓厚，对晚清封建体制不敢越雷池一步。他对慈禧虽有不满情绪，曾暗地向友人表示，“两宫才地平常，见面无一要语，皇上冲默，亦无从测之”，军机大臣文祥等人“权过人主”。但他也绝对不敢公开表示非议，只能发出“甚可忧耳”的感叹。在处理外交事务的过程中，明知“曲在洋人”，也只得服从谕旨，将错就错。
总之，曾国藩对外交涉中以妥协为主体的基本方针，给国家民族造成了屈辱和灾难，这是不必讳言的。造成这一事实的根源除了个人经历、个性和学识之外，更主要的是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等固有因素。诸多因素决定了曾国藩在对外交涉中，只能成为一个“失败的英雄”。
五
自1994年至今十余年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及现代化事业的不断深化，由于唐浩明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产生的巨大社会影响和1995年11月在双峰召开的全国首届曾国藩学术研讨会的直接推动，学术界对曾国藩生平思想事功的探讨，进一步朝着全面而又专深的方向迈进。不少出版社为了适应市场需求，编辑出版了较多通俗性的介绍曾国藩生平思想言行的书籍。完全可以说，近十余年是“曾国藩热”真正形成的时期。因为不管是学术专着还是通俗性读本，不管是专题研究性论文还是零散的普及性文章，都在质量上和数量上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期。据初步统计，近十余年来有关曾国藩的论着和通俗性读本有上百部，论文有近千篇。这种情况，在有关近代中国历史人物的研究中是不多见的。
就总体状况而言，这十余年中曾国藩研究涉及的问题，既有对老问题的深化研究，又有对新问题的拓展尝试。值得特别指出的是，相对于学术界在这十余年中对于有关对立观点的商榷越来越少，讲好话者、捧场者多，提出的不同意见很少这个现象来说，有关曾国藩研究的着作或论文，则在不同程度上显现出浓厚的学术争鸣气氛。这既是由曾国藩本身的复杂性所造成的，也有人们对曾氏研究不仅兴趣深厚而且所下功夫较深这一因素所起的作用。经过综合考察，拟就如下几个问题对这十余年来曾国藩研究的问题作些叙述和评论。
(一）关于曾国藩的总体评价问题
有关曾国藩的总体评价问题，仍然是近十余年来学术界争议颇大的问题。
第一种意见为基本否定论。董蔡时仍坚持原有观点：曾国藩一生干了几件事，“绞杀太平天国与捻军有大罪；晚年办理天津教案，恐洋媚外，草菅人命，有罪；倡导洋务……有功。功罪不能相抵，但可以相比。比较下来，曾国藩罪大于功，铁案铸成，他是历史的罪人”。李傲雪、李霄霄指出：“说文治，曾国藩是中国历史上着名的卖国贼。”其理由主要有两点：一是在外国侵略者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攻占天津时，“正血腥镇压太平军的曾国藩拒不调兵，一力主张对侵略者投降，甚至奴才般地乞求侵略者帮他镇压太平军”曰二是在1870年天津教案的查办过程中，曾国藩在侵略者面前“极尽奴颜婢膝之能事”。王汉新认为：“曾国藩的言行，表明他实质上是一个信奉唯心主义理学，充当帝国主义、清王朝的走狗，极端残酷地屠杀人民的人。”方志钦则强调：“曾国藩是一个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杀人狂。”理由主要有三点：一是曾国藩为维护清王朝统治，为形成所谓“同治中兴”立下了汗马功劳；二是曾国藩在全力镇压太平军、捻军的过程中“残民以逞，杀人盈野”；三是在镇压人民革命、维护清朝统治的过程中“杀华人，媚洋人”。姜铎在对原有观点作了部分调整之后指出：“在中国近代史上，曾国藩是一个过大于功或功过参半的人物，因而不宜大张旗鼓地过于渲染。”
第二种意见为基本肯定论。
因上述观点基本沿袭了传统的对曾国藩予以全面否定或基本否定的观点，从而不少学者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反对意见。徐泰来坚持认为：“曾国藩虽有一定的历史罪过，但其历史地位应划在近代进步和爱国人物之中，而且，其重要性，在中国近代历史前六十年里几乎无人可与之相比。”孙映球指出：由于曾国藩办洋务，在客观上起了历史作用，即“他所作的一切构成了生产力发展史上的重要一章”，从而“曾国藩的历史地位，以笔者之管见，应予肯定”舆。
我们认为，第二种观点比较符合客观实际。第一种观点则仍然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从政治需求的角度，站在今人的立场上苛求于前人。此种观点在研究历史人物时理论上存在的一个明显缺陷就是：用今人的眼光去要求历史人物的同时，仅仅停留在对历史人物功过是非的评判上，很少去探讨造成他们功过是非的深层的思想文化根源所在。研究历史是为了避免重复前人的错误，如果知其错而不能知其所以错在哪里，对今人是没有多大借鉴启发价值的。
(二）关于曾国藩对外交涉思想和活动的评价问题
近十余年来，学界就曾国藩的洋务思想和活动的评价这个以往争议颇大的问题进行讨论的同时，争议的焦点集中于对曾国藩的对外交涉思想和活动的评价之上。
作为否定论者的代表人物，董蔡时、方志钦等人，对曾国藩等洋务派对外交涉的基本方针及其具体主张作了全面否定，其具体内容牵涉到对曾国藩对外“主和”的总体思想、英法联军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曾国藩是否出兵“勤王”、曾国藩对借洋兵助剿太平军的态度、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的基本方针等问题的评价。董蔡时指出：“早期洋务派的特点是崇洋媚外，对内坚决主张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甚至不惜‘引鬼入门，，‘借夷兵助剿，，购买洋枪、洋炮来屠杀中国人民，而曾国藩正是这号人物。”曾国藩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没有出动一兵一卒，却捞到了‘勇于御外，的好名声”，其实，他是一个“怯于御侮的人物，是一个善于演假戏的丑角”。王汉新认为：“在与太平军战争中，曾国藩请洋兵‘助剿，，并得到洋枪洋炮等武器的供应。……这是曾国藩与帝国主义勾结，共同‘明天理，灭人欲，的罪恶。”此外，方志钦、尤文远、朱东安等人基本持这种观点。
与上述观点相对立的论文和着作在近十余年中数量也不少，有的专论曾国藩对外交涉的思想和活动，有的则在总论洋务思想和活动时集中论及曾国藩对外交涉的历史作用和地位问题。在总体肯定其具有合理性的同时，重点探寻形成曾氏对外交涉功过是非的历史的和现实的、思想的和文化的根源，以及曾氏所处时代环境和自身基本素养等主观和客观的诸多因素，其结论显然比以往的观点深入了一步。关于曾国藩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迟迟不派兵勤王的问题，唐浩明重点分析了咸丰皇帝谕令曾国藩等派兵北上勤王的错谬有三点：一是英法联军已迫近北京，与正在逃亡的帝王后妃不过两三百里之距，“此时要调兵勤王，只能就近调，怎么能从数千里之外的江南战场上调人呢”？二是咸丰皇帝等人过分看轻了洋人的力量，不做任何准备就打算“以中国士兵血肉之躯冲破洋人枪炮子弹的射击网，去跟洋人作肉搏之斗，这是何等残酷的设想”！三是“种族歧视”相当明显，蒙古和八旗兵丁不调遣，偏偏要汉人去送死，“去做炮灰”。从而，曾国藩听从了李鸿章的建议，“按兵请旨”待机而动，实则是巧妙应付朝廷。笔者认为，这个分析是有道理的。否定论者对当时的客观实际不作任何分析，就匆忙断定曾国藩是一个“怯于御侮”、“善于演假戏的丑角”，结论很难令人信服。
关于“借洋兵助剿”太平军的问题，不少学者进行了详尽的分析考察，重在对曾国藩于这个问题前后表现出的态度进行评判。李国俊指出：说曾国藩赞同或力主“借洋兵助剿”太平军，“是缺乏事实根据、违背历史事实和不够实事求是的”。他分析曾氏“坚决反对‘借洋兵助剿，的根本原因”就是由于“内心深处封建纲常名教观和对清王朝的‘忠信，冶。徐泰来在分析中指出：“借夷兵助剿”的“始作俑者并非曾国藩”。他在奏折中不仅不赞同此议，而且表示坚决反对。正因为曾氏等人的坚决反对，清中央朝廷“最后只得作罢”，整个咸丰时期未能将“借洋兵助剿”之议付诸于实践。“史实明摆着，在借夷兵助剿问题上，不能归咎于曾国藩”。笔者认为，与曾国藩在整个对外交涉过程中所坚持的妥协与抗争兼而有之的原则相适应，他对于“华洋会剿”的问题明确表示应“会防不会剿”，虽他最终不得不服从朝廷的旨意而主张既已借助，就应“至诚相与，虚心相待，不可猜疑”，但在内心深处，曾国藩对于借助洋兵会剿“终不谓然”。此外，李国俊、李宪英、李传斌、邱展雄、李凤君等人从不同角度，运用大量史实分析曾国藩在“借洋兵助剿”太平军的问题上并非如否定论者所说的是首倡者、力主借助者，尽管曾国藩反对借洋兵助剿是出于多种考虑，但其民族自主意识是明显的。董蔡时等否定论者并未对曾国藩在“借洋兵助剿”这个问题上的思想发展过程作出全面考察，就匆忙把投降、卖国、怯弱、媚外的政治帽子扣在他的头上，这样得出的结论是很难站得住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