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收过吾妹妆奁银一千大员（圆），每年至六月早季收成之后，即向尔兄打出早粟一百石，作为生息之利。合立单一纸，付与吾妹存据。
咸丰七年十一月初四日，兄寿田字。
字付耀奎外甥知悉：尔们每年早季有小租谷一百石，存在理记，乃尔母应得之额，原对菜头□田徐阿九，六月收成之日，向佃打粟。自对租以来，历年清楚，并无短欠。现因尔舅宦游在外，不得不立字为据。
光绪元年七月 日
母舅郑寿田草①（《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九辑，《台湾私法人事编》，３８４页）
虽然名为“借据”，实际上是妇女郑氏将妆奁银一千元存在其兄郑寿田处生息，她每年可以得到一百石粮食的利息。这样，这份郑氏的奁资随着时间的推移不仅不会减少，还会每年增益。从第二份文书中可以看出，母亲去世后这份财产自然转赠给了儿子，因此郑寿田需要向外甥交割历年收益情况。今后这份财产仍然每年生息，郑氏的子孙将成为奁资的获益者。
由上可见，妇女对于自己嫁妆的支配是多方面的，许多妇女的嫁妆奁产在家庭生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成为家庭和睦稳定、不断向前发展的经济支柱。
（第三节 嫁妆支配与妇女的家庭地位）
《礼记·内则》：“男不言内，女不言外。”传统礼教将妇女的活动范围局限在家庭事务之内，而“三从四德”等言论又将女子在家庭中的地位置于男子之下，成为男性的附属品。但是，从妇女嫁妆之支配的考察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些妇女处理家庭内外事务的才能丝毫不逊色于男子，而且在家庭中居于主导地位。本节以清代的几位女性为例，具体阐释妇女如何运用嫁妆在家庭和家族中发挥作用和影响，并逐步树立起自己在家庭中的地位。
一、“无私货”与有“私财”
按照儒家伦理规定，妇女应当“无私货，无私蓄，无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与”①（《礼记正义》卷第二十七，《内则》，８４０页），即不应拥有独立于夫家之外的私有财产，不在家庭中做任何经济上的决策。但是，正如我们所论述的，清代妇女恰恰拥有对于自己嫁妆的独立占有权，她们可以自由支配这些资产，并且利用这些资产在家庭中作出经济决策。如清人吴汝纶之父“不顾问家人琐事”，“门内之政”全由其母承担，家中“不时有急”，其祖父“颦蹙彷徨”，吴母马夫人“即出私财奏进之”，用自己的妆奁解决家庭的经济困难，“财罄，则脱服佩出质，典衣之券盈箧”。这里，马夫人的嫁妆在家境困顿时成为整个家庭的经济支柱。马夫人不仅解决了家庭的经济困境，还设法利用嫁妆孝顺翁公，吴汝纶的祖父“好啖鳝”，又“性好酒”，马夫人“既服佩皆尽，唯一铜炉以属叔父入市换酒”。整个家庭在吴母的调配下和乐融洽。除在小家庭发挥作用外，马夫人还尽力扶助家族成员，“诸从父兄弟若外兄弟，或无父，或无母”，皆“一子育之”①（《吴汝纶全集》第１册，２５８页）。我们可以看到，马夫人利用嫁妆所提供的经济实力孝养老人、表率兄弟、抚育晚辈，成为整个家庭乃至家族的核心。她的行为不仅赢得家庭成员的尊敬，也赢得宗族的敬重——— “族老”常以马夫人之行告诫其子妇：“汝曹能然否？” “以故乡人称家法之善，必以家君为最。”②（同上书，２５９页） 可见，妇女拥有和恰当地支配“私财”，非但没有被家庭和宗族谴责其不守妇道，反而通过利用嫁妆为家庭和家族做贡献，逐步树立起自己在夫家的地位和威信。
二、“无外事”与涉“外事”
《白虎通·丧服》规定：“妇人无外事”，即妇女对于家庭以外的事情无权进行干涉。但历代妇女似乎并没有完全遵照这样的准则行事，许多妇女还利用嫁妆所提供的经济实力涉足家庭和家族以外的事情，并在社会中产生较大的影响。
《新五代史》中记载了庄宗皇后刘氏利用嫁妆干政的事例：同光四年（９２６），“客星犯天库，有星流于天棓。占星者言：‘御前当有急兵，宜散积聚以禳之。’宰相请出库物以给军，庄宗许之，后不肯，曰：‘吾夫妇得天下，虽因武功，盖亦有天命。命既在天，人如我何！’宰相论于延英，后于屏间耳属之，因取妆奁及皇幼子满喜置帝前曰：‘诸侯所贡，给赐已尽，宫中所有惟此耳，请鬻以给军！’宰相惶恐而退。”③（《新五代史》卷十四，《唐太祖家人传》，１４５页，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４） 尽管陈皇后拿出嫁妆犒赏将士并非出自真心，我们仍可从中看到女性利用自己可以全权支配的资财———嫁妆参与外事的身影。当然，由于受到时代的局限，妇女对“外事” 的干涉往往需要通过丈夫或儿子来实现。《元史》中亦有妇女替丈夫决策政事的记载：“至正十三年，江西贼帅王善寇闽，官军守罗源县拒之。罗源与连江接壤，势将迫。浚妻定氏，故相家女也，有才识，谓浚曰：‘事急矣，可聚兵以捍一方。’于是尽出奁中物，募壮士百余，命仲子健将之。浃旬间，众至数万。”①（《元史》卷一百九十五，《忠义》，４４２１页，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６） 刘浚妻在关键时刻不仅表现出超人的果敢和才识，而且利用自己丰厚的嫁妆招募兵勇，让丈夫、儿子统率军队抵御起义军，成为整个事件的关键人物。女性在历史上利用嫁妆涉足“外事”由此可见一斑。
清代也不乏这样的女性。清人彭玉麟之父彭鸣九“为廉吏”，“宦橐萧然”，又“好施予”，彭母王夫人的嫁妆除用以孝养、安葬婆母，“并为两叔娶妇”等家庭事务外，还“节衣缩食”以成就丈夫的“好施”之志。王夫人还很关心百姓的疾苦，“闻民间贫不能嫁娶、死不能殓葬者，泪而归”。她利用自己的经济能力帮助贫苦百姓解决经济问题，“民有鬻妇偿负者，妇谊不它适，太夫人为赎其昏约，令为夫妇如初”。王夫人甚至插手丈夫的政事，干预案件的审理：“陈氏妇丧其夫，夫弟逼之死，杨媪闻诸太夫人”，王夫人“乃白赠公（彭鸣九），逮其夫弟，一鞫而服，论如律。”王夫人的行为早已超出了家庭内部事务的范畴，她不仅利用嫁妆资助丈夫的事业，而且直接涉足“外事”，救助贫困，甚至干涉丈夫断案。她的行为不仅受到家庭成员的尊重———彭玉麟特记录下母亲的行状，“谨敬述梗概，留示后世子孙”；也受到他人的钦佩———左宗棠在“彭母王太夫人传”中说：“检侍郎（彭玉麟）所述行略，敬叙次之，俾天下后世知侍郎名业成有自也”，认为彭玉麟的出色表现正是其母教诲的结果；更受到国家的认可和褒奖，王夫人被“累赠一品太夫人”，在社会上享有较高的声誉。②（参见《彭玉麟集》中册，２４１页；《左宗棠全集》１３册，２９６页）
清人戴粹，“婚夕大寒，雨雪；谓新妇曰：‘吾将以若奁拯冻人！’妇曰：‘诺。’遂括钗珥诸器服，一夕遍施尽。新妇曳布裳，椎髻庙见。富商闻之，争相效；活数千人”①（《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九辑，《清耆献类征选编》卷五，４１８页）。戴粹妻将嫁妆全部捐出以救助灾民，自己则布衣椎髻行庙见礼，实为义举，其深明大义、无私助人自不待言。更为重要的是，在戴妻的感召之下，许多富商争相效仿，数千百姓得以活命。戴粹妻的行为虽然只是同意丈夫将自己的妆奁用来救助灾民，但其意义已经完全超出了支配妆奁本身，在社会中所产生的影响是相当广泛的。
三、“无才”与有才
传统礼教一向强调“女子无才便是德”，限制妇女才能的发展和发挥。但历史上似乎也从未遵循这一训导，历代名门贵族无不教女读书识字，辈出的才女亦受到男性的赏识与钦佩。除文学方面的才华外，女性还运用嫁妆在家庭中解决男性无法解决的问题，体现出她们多方面的才干。
曾国藩之女曾纪芬适湖南衡山聂氏，公爹去世后，聂家“所遗宦橐六万金，别无产业。还长沙后，陆续购买田宅、嫁三女、娶二媳……平时日用已苦不足”，在经济已见窘态的情况下，纪芬婆母有七千两存款在银号亏蚀，使家庭立即陷入经济危机，而且还要卷入“反复涉讼”的漩涡。面对这样的大变故，家中男子束手无策，转而请曾纪芬裁夺。纪芬拿出自己的嫁妆，并向其姊借贷一千两弥补亏空。为了使这笔款项能够起到安慰老人的作用，曾纪芬“不敢明言此款为余房所出，乃婉肯传余青、郭筠仙二公及姊婿陈展堂出面，假托三中人和息讼事，各出一千两，以求了结”。她利用出色的外交手段，制造了一个完美的假象，请三位“中人”将此事平息。生活在夫家的大家庭中，嫁妆本是纪芬小家庭的私有财富，平日生活“全恃奁资息金以为挹注”，奁资“既赔偿公款，则日用亦无著矣”，小家庭陷入经济紧张之中。②（参见曾纪芬：《崇德老人自订年谱》，２１页） 在家庭的重大变故中，曾纪芬所显示出的“舍小家顾大家”气度，为解决经济难题进行借贷、假托中人息事的社交能力，以及对整件事情的安排和决断才能，全面地展现出她出色的才干。综上，在嫁妆的支配和使用上，清代妇女并没有遵循传统礼教的规定，她们不但独立占有、自由支配自己的嫁妆，而且通过利用嫁妆为家庭、家族乃至社会作出贡献，从而赢得家庭和家族成员的尊重。可以这样说，嫁妆在妇女的婚后生活中起到重要作用。一方面，嫁妆是她们经济地位的体现，丰厚的嫁妆代表着雄厚的经济实力；另一方面，妇女在支配嫁妆的过程中逐步扩大她们的活动范围，加大其对家庭事务的影响，树立起她们在新家庭或新家族中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