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旧势力认定陈独秀、胡适是罪魁祸首，而且认定蔡元培应负最后的责任。所以，他们首先希望撤换北大校长，驱逐陈独秀与胡适。他们渴望见到这种事实，因而就不顾一切地造作谣言，公然给报纸写通讯、发专电，说陈独秀、胡适、钱玄同与刘半农（一说是陶孟和）已被驱逐出北京大学，陈独秀已去了天津等等。发布这个谣言的竟是北大学生、林琴南的弟子张厚载。张身为北大学生，却与旧日老师一副头脑，对新文学百般看不惯，尤反对胡适的戏剧改良论。因思想不同而转成怨愤，图报昔日师恩，宁闭眼不看事实，忍心害理，造作谣言。张的行为反映了旧势力共同的心理，也反映了蔡元培和北京大学当日所承受的巨大压力。据傅斯年回忆，蔡元培当时有两个“谋客”（据笔者考究，这两个谋客一为汤尔和，一为沈尹默，皆是蔡的同乡，善于谋划），其中一个给蔡出主意，至少要去掉陈独秀，并“约制胡适”，才能保护北大。蔡元培正色说道：“北京大学一切的事，都在我蔡元培一人身上，与这些人毫不相干。”（傅斯年：《我所景仰的蔡先生之风格》）这种勇于承担责任的领袖风范，实与中国****主义传统所造就的“一切功劳归于自己，一切错误推给别人”的典型恰成对照。
蔡元培保护了北大，保护了胡适。（陈独秀终于离开北大，直接原因是社会舆论攻击其隐私。蔡元培为进德会会长，有不便维护之处。不得已，乘取消学长制而建立教务处的机会，令陈请长假离校，而胡适以下诸人皆安然无恙。参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中），281～290页。）后来，五四运动爆发，蔡元培辞职出京，胡适参与维持校务，苦撑以待蔡之归来。蔡曾表示，对他“维持的苦衷是十分感激的”（《胡适来往书信选》（上），59页。）。这可算是胡适对蔡先生的一种报答。
三
北大的共事，新文化运动中同一阵线的经历，给蔡、胡两人的终生友谊奠定了牢固的基础。以后直到蔡元培1940年病逝，20年间他们在许多重要活动中，都有着密切的联系。1921年，胡适组织努力会（努力会是个力图在知识界扩大影响、致力于中国的改革与发展的小团体。其简章见拙著：《胡适年谱》，95～96页。），蔡元培被邀请参加。1922年，胡适起草《我们的政治主张》宣言，蔡元培领衔发表。1927年，蔡元培创设和领导大学院，聘请胡适为委员，以后又创办中央研究院，胡适参加其评议会。1928年，以蔡元培为董事长的中国公学董事会决定聘胡适为校长。在蔡的支持下，胡适整顿中国公学，颇有成绩。1932年，蔡元培协助宋庆龄创设民权保障同盟，胡适被邀加入，并负责创设了同盟的北平分会。如此等等，这些活动基本上是沿着平行的两个方向运作的。一个是争取中国社会的民主化，一个是发展中国的教育学术，这两者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化过程中最重大的两个课题。在这两方面，他们两人虽亦有不同处，但基本上是同一立场、同一阵线的。蔡元培死后，学界人士很希望胡适卸去驻美大使职务，归国继蔡先生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但因种种原因，此事未成事实。抗战结束后，胡适被任为北京大学校长，这可算是他继承蔡先生事业的一次重大机会。但那已经是国民党内力衰颓、日益腐化之时，加之内战又起，教育事业已无从谈起。胡适的许多雄心勃勃的计划，都徒成废纸。
使我们感兴趣的是，蔡、胡两人作为民国时期学术教育界发生重大影响的两个人，他们在思想和行为上有着惊人的一致性。比如，在教育方面：
一、主张个性的教育。蔡元培强调学校教育要特别重视培养健全的人格。处处注意养成学生的自动精神，故谓“知教育者，与其守成法，毋宁尚自然；与其求划一，毋宁展个性”（蔡元培：《新教育与旧教育之歧点》，见《蔡元培全集》第三卷，174页。）。胡适也非常强调学生个性的发展，由他主稿的“学制案”，以“谋个性之发展”为7条宗旨之一。他更突出强调培养学生智能的个性，即养成学生“独立思想，独立观察，独立判断的能力”（胡适：《实验主义》，见《胡适文存》第2卷，144页。）。
二、关心平民的教育。蔡元培认为，发展教育是建设近代民主国家的必要条件，因而时时注意提倡平民教育。首先在北大开设校役夜班，以后又开设平民学校。开学之日，他亲临讲话，宣传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要全国人都能享受这种权利才好”（《蔡元培全集》第三卷，380页。）。胡适在其主稿的“学制案”里，也非常强调“发挥平民教育精神”，“使教育易于普及”。
三、提倡女子教育。蔡元培是中国最早创办女子教育的先驱人物，著名的上海爱国女校就是他亲手创办的。新文化运动期间，蔡元培对发展女子教育尤为关切，认为这是女子解放的根本途径之一。他不恤传统陋见，首创大学招收女生的先例，而这件事恰与胡适密切相关。1919年10月，胡适发表《大学开女禁的问题》，指出大学招收女生是近代高等教育理所当然的事情。但中国女子教育不发达，为实现这一点，须认清步骤，创造条件。一是要先聘任女教授；二是招收女子旁听；三是改革现行女子教育，使其与高等教育相衔接。北京大学正是循此步骤实现大学招收女生的。胡适为女子争教育权的思想最突出地反映在他为一个普通的女学生李超所作的传记里。
四、教会教育问题。教会学校是西方国家的教会团体在中国所办的学校。蔡元培与胡适都坚决反对在学校中实施宗教教育。蔡元培说：“我尤所反对的，是那些教会的学校同青年会，用种种暗示，来诱惑未成年的学生去信仰他们的基督教。”他主张，大学不设神学科，各种学校均不得有宣传教义的课程，不得举行祈祷式；以传教为业者，不宜参与教育事业。他强调说：“我的意思是绝对的不愿以宗教参予教育。”（《蔡元培全集》第四卷，179页。）他并且谴责，用宗教宣传引起“无知识人的盲从的信仰，来维持传教人的生活，这完全是用外力侵入个人的精神界，可算是侵犯人权的”（《胡适文存》第3集第9卷，1168～1170页。）。在这方面，胡适是他的坚决的同盟者。胡适指责说：“教会利用儿童不能自己思想的时期，强迫他们做宗教的仪式，劝诱他们信仰某种信条，那是不道德的行为。”“这种行为等于诈欺取利。”他主张，学校里应当完全排除宗教的影响，“彻底实行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信仰自由”（《胡适文存》第3集第9卷，1168～1170页。）。他屡次在教会团体和教会学校的讲坛上宣传他的这些主张。如果考虑到早在20年代，全国就有30万青少年是在教会学校中读书的，那么我们就不能不重视他们两人的主张所具有的实际价值了。从这里也反映出这两位教育家和学者所具有的高度的人道主义和理性主义。他们是一切野蛮与蒙昧的对头。
五、争取教育独立。蔡、胡两人都把教育事业在国家生活中的地位看得十分重要，他们不赞成把教育附属于政治、宗教或任何别的东西。蔡氏说：“人类事业最普遍最悠久者莫过于教育。”胡适认为教育是社会生产力的源泉，是“接受人类遗产”的关键。所以他们认为教育应占有崇高的独立的地位。1922年，蔡元培提出《教育独立议》，胡适也终生持教育独立的主张。他认为，政府对于教育只应负起筹拨教育经费和委托教育行政人员的责任，不应干涉教育的具体进行。他尤其反对所谓“党化教育”。
六、关于高等教育的思想。蔡元培既办过中等教育，也办过高等教育，但正如他自己所承认的，他的兴趣偏向于高等教育。胡适则一生主要从事高等教育。他们把这看做国家各项事业中一项最重大、最具长远意义的工作。他们知道，没有大学，也不会有好的中学，也就不会有全民族素质的提高。所以努力办好高等教育是两人共同的志向。蔡元培强调高等教育的任务在于研究高深学问，他大力主持创办研究机构，在大学办研究所，离开大学又办中央研究院。胡适是他的主要支持者。胡适强调“大学教育应该朝着研究院的方向发展”（《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载天津《大公报》，1947-09-28。）。他还特别提出“大学应为国家造就领袖人才”（胡适致翁文灏的信（1937年5月17日），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中），357～358
页。又见《归来之感想》，载北平《晨报》，1936-12-05。）。所以，在他那里，国家办高等教育是提高国家的力量和地位的一件极其紧要的工作。
七、对学生、对事业的高度责任感。蔡元培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的演说中，就强调大学内必须树立认真读书、认真研究的风气，不应混资格、混文凭。他千方百计聘请最优秀的学者到校任教，对不称职的教员一概斥退，即使是外籍教授也不姑息，即使外国公使提出干预，亦在所不恤。胡适从他对教育的重大社会使命出发，尤其重视教育质量问题。北京大学曾受政治活动冲击，学生误课太多，成绩下降。他在一次演讲中说，北大的学年考试，居然没有留级、降班的，这是北大的耻辱，它说明北大的教育是不严格的。1921年，因学潮误课甚多，学校准备开学后先补课一月，然后接上新学期的课。胡适坚决反对，主张干脆将学业延长一个学期，将所有误课认真补好，然后再开始新学期。此议甚得蔡先生赞成，但在教务会议上却没有通过。为此，胡适被“气得难受”。在一个月的补课结束时，他写道：“此一个月的补课，我虽尽心力做去，但终是一种敷衍，心里终过不去。”（《胡适的日记》（上）（1921年10月8日），236页。）这是他教育家的良心和责任感的表现。还有一事，最能表现他对教育质量问题的态度。30年代，胡适为其母校上海澄衷学堂30周年写文祝贺。他说，澄衷学堂在全国的中学中要算是经费最充足、教员最称职的，可是30年来，他们坚持只办初中，一心一意办好初中，决不“升格”。他认为，这一点精神是值得澄衷学堂的董事和教员们骄傲的。在胡适看来，教育的发展首先不在于多收学生、多建几所学校，更不是把小学变初中、把初中变高中，而首先是提高教员和学生的程度。世界上没有哪件事情比教育事业更加需要诚实、认真和高度负责的严格精神。
蔡、胡两人在民国教育学术界服务都在30年以上。在这个领域里，他们思想一致，亲密合作，为国家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蔡、胡两人另一个极其相近之处，是他们两人都真诚地向往民主主义。首先我们应当看到，蔡元培在北大极力实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原则，实即是他的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的贯彻。我们看他《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就会更加明白这一点。蔡先生珍爱自由，痛恶官僚政治。不自由，即引去，决不与恶政治同流合污。1920年8月，胡适同北大另外几位教授发表《争自由的宣言》。两年后，他草拟《我们的政治主张》，要求以好政府代替现存的恶政府，以便实行“公开的政治，有计划的政治，宪政的政治”。蔡元培毅然领衔发表之。在这个宣言上签名的除了一大批具有英美教育背景的知识名流以外，还有共产党人李大钊。60年来，此事备受指责，人们完全不承认它的民主意义。在讲李大钊时，所有文章著作照例避而不谈，好像是李大钊的一个污点。我看现在应是还事情本来面目的时候了。无论是李大钊，还是蔡元培，他们在这个宣言上签名，丝毫无损于他们的历史地位。因为这是一些真诚地追求民主、自由和进步的知识分子的一种表示，而不是政客们的把戏。1923年1月，蔡元培为“罗案”（指所谓“金法郎案”，1923年1月，彭允彝公然提议在无证据的情况下，重新逮捕曾被疑贪污的财政总长罗文干，蔡元培为表示抗议而辞职。）再起，挺身抗议新上任的教育总长彭允彝干涉司法、践踏人权，毅然辞职，发表有名的“不合作宣言”。当时陈独秀批评蔡元培的行动会引人倾向消极主义。胡适立即出来支持蔡的立场，认为蔡先生的“有所不为”的决心，是打击恶政治第一步必需的。1929年，胡适与刚得势的国民党不谐，连续写文抨击当局践踏人权，要求速订宪法，实行宪政，保障人权。国民党当局极为不满，组织围攻，给予处分，不一而足。蔡元培则十分赞赏胡适的言论，认为是“振聩发聋，不胜佩服”。1932年末，蔡元培与宋庆龄组织民权保障同盟。胡适参加并创立北平分会，担任主席，立即着手调查人权问题，后因与总部发生分歧而退会（其原因后面再谈）。至此为止，我们看到，在争取自由民主的事业上，蔡元培与胡适也是长期共同奋斗的。
四
蔡元培与胡适虽然基本倾向一致，或极相近，但作为两个各有多方面影响的历史人物，他们之间的差别还是明显的。我想从政治态度、治学方法和做人风范上来作一点稍为深入的比较观察，借此或可丰富我们对于历史人物的认识。
蔡、胡虽都是真诚的民主主义者，但由于个人经历和所处地位不同，在对待现实政治问题的态度上往往有差异。大体上，在北洋政府时期，因蔡元培是政府任命的官员，而胡适是纯粹学者，所以不论在新文化运动问题上，还是在批评政府方面，胡适都比蔡元培来得更激进一些。如他在《努力周报》上的时评，对贿选上台的总统曹锟，对红罗厂卖身的猪仔议员，对教育总长彭允彝等等，抨击皆甚激烈。同时，他与陈独秀、李大钊、高仁山等等革命分子的关系，也远较蔡元培同他们的关系更为密切。李大钊、高仁山后来均遭反动军阀杀害，胡适也一度蒙“****”之名，为北洋军阀所不容。蔡元培除两度辞职、以示不合作外，对北洋政府不曾有更激烈的表示。
